第四国际的破产（前言）

 原文于2024年1月1日发表于《国际主义呼声》，作者/熊掌 

在2023年的最后两个月，一系列事件展现出即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各种力量冲突。作为政治形势变化的缩影，互联网的舆论风向也在悄悄地改变。  

   在微信公众号和bilibili网站上，一方面我们看到层出不穷的表达对中华民国怀旧的题材，有歌曲/影视片段，也有史料论述，内容基本会突出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业绩以及在反帝反军阀的北伐战争中“国共合作”所发挥的主导作用。这种对中华民国及其“宪政”合法性的大量宣传，不仅展现出大陆资产阶级和台湾资产阶级之间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纲领，而且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的强烈敌对已经造成统治官僚阶层的内部分裂。 

    另一方面，在左翼文学和工人阶级题材上，我们看到许多介绍托洛茨基生平和贡献的文章从以往的凤毛麟角到现在的公开和大量地传播。在B站上有一个广受欢迎、由第四国际的左翼up主制作的“当马克思遇见托洛茨基”视频，对于官媒播出“当马克思遇见孔子”荒诞节目而言这是一个巧妙的反驳。如果说，一个在思想和道德上都走到穷途末路的统治阶级需要用陈腐的道德观来修补官方意识形态的话，那么与之相对立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至少也获得了一个合法的宣传渠道。许多左翼知识分子都通过视频和公众号文章解释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为托洛茨基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和业绩“正名”。

   在托派之外的更广大的左翼圈子中，网络上正在发生一场激烈的思想辩论，主题大多是国际共运的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辩论是在以阳和平为代表的毛派（毛左）、以未明子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之间进行的。这次“三方”辩论的视频和文章，无论来源于境内或者境外的网站，目前都没有遭到审查。

   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出于论战的需要，还是为下一步的发展做好准备，笔者都认为是时候系统性地总结新国际与第四国际之间的分歧，不仅要说明第四国际的历史、传统和瓦解的原因，而且据此去论证一个新国际成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新旧国际之间发生分歧的原则性问题，也是左翼圈子正在进行辩论的核心问题，如果不就纲领和原则问题达成一致，就不能统一中国托派在这次辩论中的立场。

    笔者这本小册子《第四国际的破产》将分成六篇发表，第一篇解释政治革命的思想，第二至五篇追溯第四国际的成立、发展和瓦解的过程，最后一篇则概括新国际和第四国际的纲领分歧和二者之于今天工人运动的关系。为便于读者直观地理解新旧国际之间的路线区别，笔者会在最后加入白纸革命期间和之后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作为注脚，而除此之外小册子的其他章节都是笔者从自己或同僚已经发表的作品中所节选的对第四国际的批判。在各个层面上，第四国际犯的错误也是其他左翼流派对马克思主义解读所犯的错误。

      笔者正好可以从当下的辩论中举出一例说明这点。

      在B站的频道上，阳和平多次声称中国托派尽管对俄国革命的历史所知甚多，但是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知之甚少，这背后隐含的意思是托洛茨基不可否认是十月革命的领袖，但是中国托派把俄国革命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真正唯一的模式是错误的。阳和平认为，托派没有认识中国“特殊国情”需要一个不同的“中国道路”，这个道路在他看来就是毛泽东思想，如依靠农民战争和推广“人民公社”的路线等等。事实上，对中国历史稍加了解就足以从实践角度反驳阳和平，因为毛泽东的路线不仅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而且在国内外工人阶级中玷污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名声。 

     然而，这一历史实践是如何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的原则相符合的呢，或者说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我们能否预先演绎出这一后果呢？如果我们去研究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那么不难明白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金融资本的全球化统治已经使得阶级对立简单化和普遍化，所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成为一切国家一切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如果说资产阶级政权可以采取三权分立式的“民主制”、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模式，那么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权，一个健康的工人国家则必须是苏维埃模式，十月革命是这个时代的代表性革命，没有工兵代表苏维埃的统治，就不会有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无论是在建国前还是建国后都没有采取过苏维埃的无产阶级政权形式，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看，不能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阳和平在声称托派“空谈民主”、不谈“专政”时，他显然是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由此，他也不可能明白民主的硬币另一面——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区别。在中国之外的更广阔的世界范围内，斯大林时代的第三国际施行的错误的阶级联合的路线（以及该路线同样被中国共产党实行）也在1920和1930年代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毁灭性挫败，这从反面说明托洛茨基在1938年成立第四国际和在苏联提出用政治革命来恢复苏维埃民主是正确的。而毫无疑问，第四国际的继承者在二战之后、1951年的世界大会决议中把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和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定义为“非斯大林主义”国家是抛弃了托洛茨基1938年的《过渡纲领》。

    在1989年的东欧、中国和苏联的政治危机中，第四国际的错误导致没有一个它的支部提出过政治革命的纲领——在堕落的工人国家中要捍卫生产资料公有制，同时将中央计划经济民主化。和阳和平立场相左但同样攻击托派的是未明子，他在辩论中声称第四国际作为一个托洛茨基主义国际，从未有过任何重大的实践成果或者在哪个国家执政和成为主流政党，以此作为反驳托派的论据。尽管未明子指出的事实大体正确（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如斯里兰卡、玻利维亚和美国的明尼苏达州，托派都曾经是主流政党），但是他未能指出托派被边缘化背后的原因，第四国际之所以没有像前面三个国际那样成为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国际，也从未领导过哪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原因不在于追随托洛茨基，恰好相反，在于二战后他们偏离了托洛茨基主义政纲。

     这不禁让笔者想起前些日子，有一位朋友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图书馆里借了一本讲述古代女权运动的书。这本书也许比较小众，上一次借出的时间还是1989年的5月，而在最后一页的借书卡上，她看到借书人用中文写的一小行字：“不用多久，我们就会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不用多久”！三分之一世纪已经一晃而过，单纯和真挚的乐观主义和泛黄的书页一样似乎只属于过去和让人怀念。在一个全新的条件下，如果我们不重新阐释列宁—托洛茨基主义，如果我们不在第四国际的遗址上建立第五国际的基础，我们能够告慰广场烈士们的在天之灵吗？

      尽管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出现了新一代的托派（比较突出的当属施用勤老师，虽然他依然是第四国际的支持者，但是他的文章是笔者、以及许多左翼青年的启蒙读物），尽管自本世纪以来中国工人阶级也逐渐从挫折中恢复了元气并开始激进化，但是近十年来，尤其在2018年后，不断强化的政治镇压已经将工人运动的组织划得支离破碎，中国托派和工运中的其他流派遭受了同等的命运，其中主要人物即使有幸免在国内承受失去自由的折磨，也难免辗转流散于世界各个角落。和家国远隔着一个大洋或一个大陆，要透过混乱甚至自相矛盾的重重信息迷雾去把握事态的前进方向，本身就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加之缺乏联系渠道和公开讨论的平台，今天在托派和其他左派之间、以至于在托派内部发生的重大争论都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能以文字方式参与辩论、并以此就教于左翼学界的各位前辈，也是笔者写作这本小册子的动机所在。

       然而，在大陆互联网上出现公开肯定和赞誉托洛茨基的题材，除了我们一以贯之的宣传 努力之外，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政治形势正在发生的微妙转变。完全有理由相信，“不用多久”， 失落的帽徽将从泥潭中被拾起，昔日的队伍将重新集结。即将到来的2024年，在所有的努力和牺牲之后，等待我们的是自由的盛大凯旋。            

2023年12月31日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