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国际的破产（一）

原文于2024年2月4日发表于《国际主义呼声》

按语：

鉴于在当前的左翼辩论中，未明子对于政治革命一直采取表面上模棱两可、而事实上是否定的立场，笔者加入了这篇按语来统一反驳他对托派的攻击和他一直宣扬的无政府主义错误路线。

从去年9月开始，未明子先是在B站上散播了许多针对中国托派的谣言，例如“香港托派全部被国际资本收买了”、“为境外势力服务”、追随托派的青年是“小资产阶级的虚伪自尊心”作祟、托派青年都是为了“考研考公”和“进入体制”等等。然而他从来没有指出，香港托派被什么机构或公司收买了，“国际资本”给了现金还是其他形式的馈赠，托派又为境外势力提供了什么服务。再者，一个抱有小资虚荣心的青年为什么会加入一个受迫害的弱小社团，而在一个“觉醒年代”中，即使是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都大量参与到工人运动中来，这又何尝不是一件正常和鼓舞人心的事情呢？由于未明子指控毫无根据，托派也从未认真地反驳。在这里，笔者只是需澄清两点事实。

第一，在声称托派被国际资本收买的时候，未明子用香港的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作为例子。梁国雄并非托派，而是一位改良主义者，属于温和的左翼，他的立场和欧陆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是近似的。尽管梁国雄确实和国内外的托派人士保持着良好的私交和政治合作，但是他从不视自己为托洛茨基和列宁的信徒。作为立法会议员，他享有丰厚的薪金，不过大部分的薪金都被他捐给了民主派的活动，例如资助支联会和社民连等团体，而他本人的生活是极端简朴的。在他身陷囹圄、无法回应外界舆论的情况下，散播任何关于他的谣言都是落井下石、不负责任的行为。梁国雄现在仍然面临着香港国安法的控诉，但是无孔不入的警察也找不到任何证据显示他“被国际资本收买了”。第二，关于托派青年考研考公务员的事情，未明子并没有指名道姓，再者这完全是托派青年的个人选择。基层的公务员不能算作统治阶级的成员。革命者需要独立的谋生手段，只不过托派青年都明白自己是为了革命而生活，而不是为了生活而“革命”。

除了这些完全不属实的人身攻击外，未明子所宣扬的政治路线对于工人运动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笔者之所以将政治革命摆在小册子的第一章论述，是因为斯大林主义政权崩溃的路径虽然与托洛茨基所预测的基本平行，但是几乎所有的左翼理论家都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在之后一整个历史时期迷失了方向。在前言中笔者指出了毛派和第四国际的“托派”之所以否定政治革命，是因为他们没有将新中国定义为堕落的工人国家。那么，未明子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一个看似激进的政治流派，为什么也会否定政治革命？这需要我们从无政府主义的基本原理说起。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它从根本上否定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集体行动、组织政党或建立政府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把政府的存在本身视为一切压迫的根本原因、在不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前提下要求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这是完全违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空想。人类社会近代化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工业化的历史，起点是18世纪的工业革命。近代化生产的特征是使用机器和在工作场所存在着高度发达的分工。由于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比前资本主义的任何生产方式都更加优越，资产阶级，而非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阶级（地主、奴隶、农民、手工业者等），能够成为现代国家的统治阶级，他们掌控着全国最现代化的生产力。无产阶级，作为工业资本主义的直接产物，作为一个和现代资产阶级直接对立的阶级，通过劳动纪律、生产中的分工合作控制着现代化生产力，这种物质基础使得他们成为一个能推翻资产阶级并建立自己政权的阶级。正如一个现代企业必须通过全体企业员工、以至于所有相关行业的全体员工的劳动才能正常运转一样，无产阶级需要组织政府以及民主集中制的革命政党来完成向无阶级无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要求工人在不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前提下实现阶级解放，等于要求一个工人在没有工厂制度的情况下空手去搬运一块烧红的烙铁。

遵循无政府主义的这一传统，未明子从根本上把工人阶级利益的提高依赖于工人作为孤立个体的行动，而非作为一个阶级的联合行动。他的主要论点是“公益即工益”，即要求无产阶级通过“自主创业”、兴办合作社来实现自我解放，在现存的资本主义大公司中推行“员工入股”或要求国家慈善计划的帮助等等。未明子甚至把他在苏州开的“工益食堂”也视为一个初步的合作社。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没有忽视过合作社的意义，不过他们指出这只是工人阶级在面对资本主义剥削时一个策略上的自卫手段。在20世纪、尤其是在西欧的工人运动中，合作社曾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它为工人阶级创造了社交和学习商业会计的机会；另一方面，它自主经营的农场和食品批发通过质量较为安全和较为廉价的商品，维持了工人基本的健康水平。在罢工运动中，如1984-85年英国的矿工总罢工，合作社为罢工工人免费提供了食品或允许工人赊账购买，直到持续一年的罢工结束。中国托派承认建立合作社、包括工益食堂的重要意义，但并不代表我们同意把建立合作社提高到无产阶级解放的战略高度、或者用合作社的路线取代工人控制的诉求。

认为合作社能成为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座小岛、并最终覆盖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是完全错误的。合作社在性质上也是资本主义企业，以资本主义的方式来管理和运营，只不过企业的所有权属于那些入股的工人罢了。未明子的设想实际上和德国的拉萨尔主义、俄国的克鲁泡特金主义是一致的：拉萨尔希望普鲁士铁血宰相的慈善来支持国家社会主义俱乐部，克鲁泡特金则给农民合作社挂上“无政府状态”的招牌；前者体现的是机会主义的怯懦性，后者体现的是无政府主义的空想性。未明子兼具这两者，毫不奇怪，他要求中国工人阶级不能过问政治，不争取政治自由权利（他称之为“旧三权”，集体谈判、结社自由、罢工自由），而去争取他所谓“生存、发展、解放”的“新三权”。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指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中国工人阶级过去三十年来让世人瞩目的维权抗争、过去十五年来勇敢的独立工会运动、在清零政策结束后罢工数目的持续增长，所有这些斗争所取得的即时性或持续性成果都从实践层面上有力反驳了未明子的观点。虽然未明子喜欢以“行动家”自居，但是他的行动没有在任何层面上提高过中国工人阶级的“新三权”。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在资本主义进入深刻的历史性危机的年代，在一个作为全部社会基础的阶级斗争趋向剧烈化的年代，且不论工人阶级的“发展”和“解放”权，哪怕仅仅要保障他们的生存权，无产阶级都必须通过一次次的阶级斗争，并最终以一次社会革命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过去150年国际工人运动的全部经验，尤其是十月革命的经验都证明了这点。任何寄希望于统治阶级的自我改良、“阶级合作”的战略、把群众运动局限在合作社的计划都注定导致运动的失败。

既然未明子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都同样敌视阶级斗争，都反对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易之以苏维埃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站在这一立场上我们不难理解为何他必须否定托洛茨基的政治革命。未明子不仅表扬二战后斯大林将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复刻到东欧各国的“伟大业绩”，而且声称托洛茨基号召反斯大林主义官僚的革命完全“不现实”和“不必要”。在女权问题上，未明子也表现出这种保守性，比如，他要求中国女性承担起为“社会主义家庭生育下一代”的责任，这实际上是重复了斯大林主义国家的官僚对“母亲美德”的宣传。不过，历史对妥协分子从来不留情面，政治革命的现实性和必要性不仅先后在1953年的东德、1956年的匈牙利、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1980年的波兰，而最终在1989年具有

爆炸性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由于缺乏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未明子在他的哲学频道中也常常说一些含含糊糊、不知所云的论点。作为B站最受欢迎的哲学up主，未明子虽然能以通俗的语言解释了许多哲学专业术语，可是没有证据表明他曾经理解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却不断强调自己是个崇拜黑格尔和拥护其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克思的贡献在于将辩证唯物主义和现实工人运动结合，既然未明子鼓吹在现存政治体制下推行改良，那么这预先决定了他所谓“革命辩证法”不过是一句空话。其次，尽管未明子正确地转述了黑格尔“对内容的抽象就是对内容的毁灭”、“主体即实体”等辩证法的思想观点，这些论述都是对的，但是在真正解读革命运动时他恰恰是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实体和主体割裂了开来、把阶级斗争所处的客观社会背景和主观阶级意识的发展割裂了开来。抽象地谈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无异于毁灭了革命的内容本身。

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的问题是近代哲学最核心的问题——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具体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无产阶级的主观意识和客观的经济进程的互动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继续细分可以包括为主观意识是内生的还是外来的、外在的经济进程为何和如何控制着内在意识、阶级斗争的进程必须是渐进的还是也能跃进的等等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抽象地从大原则出发，而是从漫长的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和活生生社会现实中去搜寻答案，其中少不了千差万别的时代精神和偶然事件的推动，而工人阶级斗争的每个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都将构成最后理念框架的一部分。尝试用简单一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是唯物辩证法决定的”来描写这个框架，未明子实际上犯了他的“精神导师”黑格尔所批评过的形而上学的错误：“那些想对哲学进行判断和发表意见的人必须费力地研究特殊规定，而诸规定之间又有很大的差异···有些人却表现出对这些东西了解得如此之少，更不肯费力了解它们。他们一听见谈统一，就宁可停留在完全抽象的、无规定的统一那里，而不顾一切兴趣唯一所在统一的规定性的方式。他们正好丝毫没有把握到具体的统一，即哲学的概念和内容，而是把握其反面。”（见《哲学全书·第三卷》）。在黑格尔（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哲学固然是研究统一的学问，但它并不是研究抽象的统一、单纯的同一性或者空洞的绝对，而是具体的统一。全部进程都只与具体的统一有关，而且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上都有具体的统一的特殊规定。一个真的笃信哲学的使命是“为了人类的未来”的人，应当少用些大话和空话来打发听众，而多结合群众运动的现实给出具体战略和策略。

归根结底，在思想上，以未明子为代表无政府主义路线是非历史或者说反历史的，这种哲学和黑格尔或马克思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截然相反。如果未明子未曾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那么如何指望他理解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内核的马克思主义呢？而在政治上，列宁对无政府主义有过一条纲领性评价：“无政府主义既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也是对它的补充”。这句话自然适用于未明子，而把其中的机会主义替换为斯大林主义将更完美——毕竟，他还是承认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呀！

1-1    政治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原文于2023年8月发表于《国际主义呼声》

在《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中，托洛茨基说明了无产阶级在斯大林主义国家中发动“二次革命”的必要性：

“摆脱（堕落的工人国家的）危机的和平出路是没有的······没有一个魔鬼会自愿削掉自己的利爪，苏联官僚集团是不会不经战斗就放弃自己的阵地的。落后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命定会完成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而根据现有全部资料看，无产阶级还需要以反对官僚集团的第二次附加革命来补偿它所拥有的这一历史特权。”

推翻官僚集团的革命被托洛茨基称之为政治革命，他把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发动的政治革命——1830年七月革命和1848年二月革命——作了对比，后二者和1789年的大革命不同，因为两次革命都“仅仅揭去政治制度的一层表皮，而不改变其经济社会结构”，因此是政治革命；而1789年大革命则是废除了封建经济关系的社会革命（读者可以类比中国的辛亥革命，1911年推翻满清王朝也是一次政治革命）。在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中央计划经济已经确立的堕落的工人国家，无产阶级需要的不是社会革命，而是政治革命，目标是使苏联成为一个能够通向社会主义的健康的工人国家。

在《被背叛的革命》之中他是这样表述政治革命的纲领的：

“问题不在于以一个领导集团取代另一个，而在于改变管理经济和领导文化的方法本身。官僚独裁专制制度应当让位于苏维埃民主制。国家今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恢复批评权和确立真正自由的选举。这必须以恢复苏联各政党的自由（首先是布尔什维克党的自由）和以行业工会的新生为前提条件。

将民主带入工业领域意味着为了劳动者的利益对计划进行彻底的重新审核，对经济问题的自由讨论会降低官僚主义的错误和挫折所造成的附加开支；造价昂贵、华而不实的设施——各种会议宫、新剧院、装门面的地下铁道——等等建设都要压缩，工人住宅的建设要扩大。

资本主义的“按劳分配”方式要严格限制在必要范围内，以便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使其让位给社会主义的平等。立刻废除军衔制，把勋章等一类叮当响的小玩意儿投入坩锅。年轻人有可能自由地呼吸、批评、犯错误、成长。科学和艺术要脱离政治审查······最后，对外政策要回到革命的国际主义传统上来。”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主义国家性质的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过去，马克思主义者从未想过在推翻资产阶级所有制之后，还要重新号召工人起来斗争。建立在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的经验上，马克思从来认为工人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民主国家。正如巴黎公社展示的那样，工人国家是一个“头上没有官僚、警察、常备军的公社联合体”。（《法兰西内战》，1871）

在1917年俄国革命时期，列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复活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国家与革命》一书将无产阶级专政定义为一种“半国家形态”——苏维埃政权是按照巴黎公社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因而在建立的那一刻起，国家就会开始消亡。到社会主义阶段国家将会完全消亡这一点，对于列宁来说也是不言而喻的。在工人国家中，（立法与行政）官吏由投票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其工资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然而，苏联的发展和列宁要求的方向刚好相反——国家非但没有消亡，反而在不断强化。

托洛茨基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国家学说，有效驳倒了斯大林对马列学说的篡改。托洛茨基重申国家不消亡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的原则，因为国家是阶级冲突的产物，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存在，即便是在初级阶段上，社会主义也意味着阶级对抗和政治强制手段的消失，而到了共产主义阶段，国家只应保留其纯粹的行政管理的功能。用马克思的话说：国家“管理的是物，不是人”。同样的评判日后将被用于针对共产党中国，以及东欧的堕落的工人国家，在所有这些国家中统治集团都在强化压迫性机构，军警、宪兵和宣传机关在捍卫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利益、压制国内群众的不满；同时，为了对抗国外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冲击，官僚集团把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定为外交原则。

结合二战后新的发展，《退化的革命》一书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系统性更新。通过分析在东欧和亚洲新的堕落的工人国家的生成，新国际捍卫了托洛茨基政治革命的纲领。苏联在战争中击败德国帝国主义，不仅保留了十月革命决定性的经济成果——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且为一系列堕落的工人国家的成立创造了条件。然而，在斯大林主义的控制下，对法西斯帝国主义的战争胜利并没有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在国际上的传播，而是导致了在苏联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力量平衡。对于世界无产阶级来说，二战后的总体后果是反革命的。第四国际的纲领从未基于这个认识，毫不奇怪地他们将毛泽东、铁托和卡斯特罗之流视为“非斯大林主义者”。

在这些堕落的工人国家之中，虽然官僚化推翻资本主义的行动节奏和处境都很不相同，但都有一些基本特征：或是一个斯大林主义政党，或是一个具备斯大林主义原型的所谓“民族解放运动”，在反法西斯帝国主义的战争中逐渐成为了强大的武装力量领导者；最后，斯大林主义势力击败并摧毁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武装力量。在东欧，决定性事件是纳粹德国的战败和苏联红军的胜利。由于斯大林主义者通过与民族资产阶级或帝国主义国家合作的方式建立“人民阵线”联合政府，他们仍然保护着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一阶段，斯大林主义者积极阻止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尝试，清算了所有革命的先锋队、独立工人党、独立工会、或具有工人代表苏维埃原型的组织。

可是，对无产阶级的镇压必然强化了资产阶级的地位，资产阶级随后采取行动来解决人民阵线政府的矛盾问题，试图迫使斯大林主义者放弃政权。此时，由于斯大林主义控制着政权的所有压迫性力量——最重要的军队和情报部门——他们能通过将资产阶级代表逐出联合政府，全面剥夺资产阶级财产的方式消灭来自后者的威胁。通过一系列的官僚指令和军事手段，资本主义制度被连根拔起。斯大林主义国家全盘国有化工业和土地，建立以苏联为模板的官僚主义计划经济。在这一阶段，斯大林主义政权确保没有工人阶级独立动员，防止后者利用资产阶级的垮台而夺取政权，因此官僚化推翻资本主义的行动，同时也是针对无产阶级的政治反革命。在这些国家建立官僚主义计划经济、成为堕落的工人国家之后，托洛茨基的政治革命的纲领也完全适用。

1-2   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导言）

        原文于2022 年 7 月 发表于《国际主义呼声》

在国际工人运动之中一直存在着对新中国的阶级性质的争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究竟是“国家资本主义”还是一个工人国家，这个问题在旧国际、也就是第四国际那里并没有可靠的解释。

在第四国际的理论家中，以Tony Cliff为首的一部分人认为毛泽东从来没有完成过社会革命，新中国不过是以新的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去代替原本国民党的资产阶级统治而已。在第四国际依然具有影响力的年代中，Tony Cliff的理论被许多社会主义者承认。很不幸，这是个错误的理论。这种理论让他们把冷战中的资本主义阵营和工人国家阵营混为一谈，在八十年代苏联、中国和东欧各国的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浪潮中，他们也不能提出一个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计划经济体制民主化的纲领。

Tony Cliff的错误基于一个错误推论：托洛茨基说过斯大林主义是反革命的，是革命的工人运动的敌人，因此他推论，中共作为一个斯大林主义政党就不可能真正完成社会革命。从一开始，第四国际中就有人反对这种理论。反对者认为中国和苏联不同，中国是一个“非斯大林主义”国家。他们没有明确否认毛泽东是极权主义的，但是他们认为在1949年后中国“客观”上完成了反资本主义和半殖民地民族解放的革命。由于斯大林主义是不能完成革命的（同样基于对托洛茨基的片面理解），那么毛泽东和南斯拉夫的铁托（Tito）、古巴的卡斯特罗（Castro）一样，就不会是斯大林主义者。这种观点的代表是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United Secretary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简称USFI）。USFI在1950年代提出了这个理论，可惜这种理论和上一种一样，也是错误的。

从根本上说，USFI不能理解斯大林主义对工人阶级的矛盾和双重作用，它既有革命的一面，也有反动的一面，是二者的辩证统一。从实际背景上说，这或许由于第四国际的理论家们生活在1950年代的“非斯大林化”时期（de-Stalinization era），又适逢1959年对新左派影响深远的古巴革命的胜利。在苏联，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集权体制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都表现出一些“改革”的态度，以至于他们会觉得赫鲁晓夫和领导革命的铁托、毛泽东和卡斯特罗一样，都不是斯大林主义者。USFI因此认为苏联、东欧和中国都可以通过自我改良、而非革命去回归健康的工人国家。这意味着第四国际，无论是USFI，还是Tony Cliff一派，都已经在实质上否定了托洛茨基对苏联国家性质的分析和他的政治革命的纲领。等到1980年代末，苏联和东欧的斯大林主义政权濒临崩溃的时候，第四国际已经彻底在理论上破产、在组织上瓦解了。

英国历史学家E.H.Carr有句话说得很到位：“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事实之间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是现在和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交流问答”（What is History?, 1961）。可见，新的史料和历史学家所处的时代都会影响对历史的解读。时至今日，我们得以从一个更大的时间跨度去回答这个问题。

毛时代的中国拥有苏联国家的全部特征：实行官僚主义计划经济、没有资本主义的危机例如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失业和商业周期等等。因此，它绝对不是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它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但同时新中国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因为社会主义意味着国家在弱化、阶级和不平等在逐渐消亡，它和苏联一样，是托洛茨基所说的退化的工人国家（degenerate worker's state）。至于毛泽东是否斯大林主义者、官僚自我改良等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的所有事实完美印证了托洛茨基的判断：“斯大林主义政权的终点不是民族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复辟。”（《被背叛的革命》，1936）。

新国际需要回归并重新阐释托洛茨基的理论。斯大林主义官僚的矛盾和双重性在于：它能够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客观”上完成反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比如在中国、古巴、南斯拉夫所发生的，但即使在那些情况下，官僚集团也是以一个反动的方式去完成、并达到一个反革命的结果的。1952年三大改造开始后，中国建立了一个公有制、因而在历史上更为进步的社会经济制度，但其民族主义和官僚主义注定会败坏社会革命的所有成果。强迫农业集体化中的横暴和肆意破坏，对所有进步思想和政治运动的压制，对少数民族自决权的拒绝，资产阶级传统价值观（如“家庭观”、女性权利、宗教迷信等）得到强化，方方面面的事实都证明了斯大林主义不论就其主观目的还是客观作用都无疑是反革命的。托洛茨基认为官僚集团是帝国主义在工人国家中的代理人，这个说法完全正确——并不是因为官僚集团在接受帝国主义的命令行事，而是因为他们在压制和淆乱工人阶级的意识，一边利用而一边削弱计划经济体系，最终使国家倒向资本主义。

把1952-1992年间的中国定义为“退化的工人国家”（degenerate worker's state）并分析其在1949年建立的成因是这篇文章的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东欧、朝鲜和古巴都建立了这样的退化的工人国家——而朝鲜和古巴今天仍然是。总的说来，这些国家的建立是因为二战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过度尖锐化以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世界工人运动历史性失败的结果。没有世界和地域的斯大林主义力量之间的协作和互动是不可能建立这些国家的。与苏联不同，中国和东欧各国不是从一个正常的工人国家退化成的，而是从一开始就是退化的（“degenerate from birth”）。在今天的朝鲜和古巴，工人阶级的任务依旧是政治革命——维持产权关系不变，而以民主苏维埃代替独裁政权。这些都是新国际的理论贡献。

如果说，在上世纪那些关键的岁月中，中国工人阶级没有完成历史要求的任务的话，世界在今天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和新兴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产生了世界上规模最庞大、人数约有四亿的无产阶级。经过三十年的资本主义发展之后，中国成为了一个金融资本占统治地位并向外扩张的新兴帝国主义，有全球战略野心并和西方老牌帝国主义分庭抗礼。尽管斯大林主义官僚全方位监督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但毕竟斯大林主义的稳定存在依赖于在计划经济制度中的寄生性，而资本主义复辟本身已带给它不可控的市场因素和阶级利益之间的冲突。为了维护民族资本的利益，中国现在还一头扎进了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大国冲突之中。所有这些只能使未来的政治动荡更加严重和深刻。互联网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和生产力的巨大跃升，在客观上促进了建立新国际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事业。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国际首先要澄清历史和理论问题，耐心地向工人阶级说明这些道理，才能在决定性时刻动员他们的支持。诚如列宁所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中国革命的动力能否从上世纪驾驭它的悲剧命运中解放出来，并以自由和社会主义而告终呢？历史必将给出肯定的回答。为此，我们一起向历史要答案。                                       

1-3 政治革命的纲领

     文章出自《退化的革命》第11章（2012年版本）

政治革命的任务是直接将政权移交到工人阶级手中。这意味着摧毁官僚主义政治统治以及通过这种统治实施的镇压机构。只有在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有能力行使政治权力时，国际革命的扩张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才能继续进行。

政治革命不可或缺的群众性机构是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根据1956年匈牙利和1980年波兰的经验，工人苏维埃将在群众运动中形成，如1980年夏季波兰的企业罢工委员会构成了工人苏维埃的原型。苏维埃作为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工具而出现，是经济和政治斗争的机构，是总罢工和武装起义的组织中心。我们和托洛茨基一道重新提出恢复苏维埃政党自由的口号，即所有承认和保卫苏维埃合法性的政党都可以派代表到苏维埃。我们反对在苏维埃内禁止政治派别的任何尝试，但同时我们也反对“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的口号，因为社会政治革命的经验清楚地表明，苏维埃如果在错误的政治领导下“自发”地运转，只会被瘫痪、削弱或降格。所有政治派别的公开竞争使工人阶级在辩论和行动中找到正确的道路，从而团结在一个革命共产主义的政党纲领之下。作为阶级斗争的机构，苏维埃不能容忍破坏者、阶级敌人（资产阶级）和官僚压迫者存在其中。工人苏维埃必须拒绝承认斯大林主义政党的“领导角色”，如果它们不想从一开始就宣告破产的话。

然而，苏维埃只有在一个致力于进行政治革命的新的革命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下才能成为自觉的政治革命工具。因此，我们反对一切试图限制或将胚胎式的苏维埃机构化解为与官僚机构进行谈判或合作的尝试，这看似是建立了一个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永久性工会，但是实际仍然停留在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之中。

在堕落的工人国家之中一切局限于建立工会的计划都是乌托邦的。在资本主义下，工会代表工人与个别资本家在一个双方都无法控制的市场上的利益对比，市场经济的动力使工会主义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形式得以保持。在一个健康的工人国家中，工会最初将继续代表工人中各个成分的利益，工人国家将受到整个工人阶级的直接控制。工会将成为揭露和抵制官僚主义、阻止官僚结晶化的工具，是工人学习控制、管理经济的必不可少的训练场所。正如列宁所言，工会是“社会主义的学校”。

然而，在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之中，既不存在工人与个别资本家进行交涉的市场机制，也不存在在一个健康的工人国家之中上述工会的职能的先决条件；工人的每一项重大诉求，无论是工作时长、解雇某个经理、控制商品或物资的分配，都不可避免会将工人阶级与垄断的中央计划机制的官僚对立起来。与官僚进行交涉不可能为工人取得持久的成功。官僚的权力和特权性质使它不能与受其压迫的阶级的独立组织长期并存。

官僚对工人阶级政治权力的野蛮篡夺和丑闻般的特权，以及他们在经济生产中的不必要的角色，都使其被认定为一个寄生性的阶层。因此，工人阶级最基本的自我组织一旦存在，官僚就试图让工人阶级原子化，阻止任何自由讨论、沟通交流和反抗的哪怕是最微小的论坛出现。

在政治革命爆发时，官僚将维护庞大的常备军和专业的武装分队，以在政治危机中捍卫其特权。工人阶级需要建立自己的民兵部队，保护自己的组织免受警察和军事的进攻。在政治革命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必须建立有能力解散和打败所有忠于官僚体制的军队的武装力量，他们将从军火库和征召士兵的手中获取武器。为了赢得军队对政治革命的支持，工人阶级必须提出下列诉求：

• 士兵享有全面的政治自由，呼吁士兵议会派代表到工农苏维埃；

• 解散军官团，废除将军和元帅的军衔和特权；指挥官和军官由民主选举产生；

• 立即解散准军事化的镇压机构，秘密警察和民兵；

胜利的政治革命将武装和训练所有能够使用武器的工人。一个工人国家将建立在武装的工人阶级之上。为了抵抗帝国主义和维护工人国家的军事防御，维持一个常备军是必要的。政治革命将变革现有的军队，将其从官僚专制的工具和防御手段变成托洛茨基所创立的红军类型，这需要在和平时期将这些武装力量的大多数转变为与工人和贫农苏维埃相联系的地方民兵。当世界帝国主义仍然有能力进行反革命进攻时，在边防部队中使用少数职业化士兵、水手和空军飞行员仍然是必要的，国内的反革命威胁也可能需要紧急或特别的机构进行侦查和镇压（如契卡），不过这些专门的机构都将受到工农代表苏维埃最严格的审查和控制。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托洛茨基观察到：“军队是社会的一个复制品，并以较高的温度患有所有的社会疾病。”军官的等级体制必须被摧毁，党和国家的官僚等级体制也必须被摧毁，可以预见军队体制的毁灭将会在“较高的温度”下进行，换言之，通过武装冲突。1956年匈牙利起义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点。

如前文所述，官僚对于计划经济的扭曲使堕落的工人国家陷入经济停滞和危机的境地，这不仅因为大量的剩余价值被抽走以维持官僚的豪华特权，以及为捍卫其特权的工人贵族提供“奖励”，而且还因为官僚主义计划经济在超过一定限度后就无法再推动生产力和技术的进步。在经济上对进口商品依赖的增加不是“社会主义计划”失败的表现，而是一个外来的和异化的官僚主义计划无法引导工人有意识地发挥其创造力和主动性的表现。正如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所指出的：“在国有经济下，质量要求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民主，批评和主动的自由，这是与极权主义的恐惧、谎言和阿谀奉承的制度不相容的条件。”

在与官僚体制及其对国家计划机构的铁腕控制的斗争中，我们呼吁立即向工人代表开放计划的制定过程、结束官僚掩盖的机密，使工人阶级能自己掌握经济计划的控制权。官僚主义计划的经验使数百万工人对集中制中央计划持有怀疑态度。在与那些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官僚集中计划并主张“市场社会主义”和“利润动机”的人对抗时，我们的口号是劳动者要在自己的管理下实现一个民主集中的计划。

作为“工人管理的学校”，我们支持在堕落的工人国家进行局部的斗争，以强化工人阶级对管理者的任命和决策、对工作速度的控制，并将所有账簿和程序公开由工人审查。与官僚主义管理相对抗的工人控制是对抗压迫和不平等的斗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最终，工人控制要求工人阶级组成为一个阶级来掌握国家政权，建立一个真正的苏维埃民主的工人国家。

政治革命将对经济计划进行一次从头到尾的整修，以符合工人阶级作为直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目前由官僚强化和夸大的资产阶级分配规范将被限制在严格必要的范围内，并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而被社会主义平等所取代。我们要求计划经济的民主化，在工厂进行工人控制，由全国性的工人组织来确定经济计划的优先事项，例如要分配给消费、积累、维护工人国家和支援世界革命的资源配置。

工人阶级的民主组织不对官僚为解决计划经济的危机而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债务负责，所有的外国交易都必须由工人选举代表来审查，在不符合工人国家建设的利益的情况下要予以否认。但是在考虑工人国家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关系时，可以有策略性让步。

官僚主义计划经济的破产最明显的一个体现就是堕落的工人国家农业生产的惨淡记录：无论是像苏联那样，官僚设立的集体农场停滞不前，无法保障城市人口的基本食品需求；还是像波兰那样官僚为了自身的政治稳定而鼓励过时的小农生产，从而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在波兰，小农被允许通过私人市场来决定基本食品的价格，并且拒绝向国家分销网络提供商品。

工人国家的农村社会由集体和国营农场的农业无产者、半无产者、小农、富农和集体农场的权贵所组成，这取决于特定工人国家的农业制度。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必须赢得贫农和农业无产者作为盟友，而革命共产主义的方案是争取这些阶级走向农业生产的民主的集体化并最终完全社会化。

斯大林主义通过行政暴力和欺诈手段将农民归入集体农场或公社。私人小块土地的较高生产力与集体化土地的生产停滞和衰败有其客观和主观的原因。在客观上，官僚主义计划集中投资重工业，忽视了提高群众体质和文化水平的手段，使得农业投资不足；主观上，集体化的强制性质和所谓“合作社”中的完全缺乏民主权利使农民感到沮丧，它们远非社会化生产的学校，反而像封建或贡赋剥削制度的延续，实际上强化了农民的个人主义倾向。对农业集体化的真正激励必须来源于工人国家所提供的资源，如提升机械设备、肥料、建材、农学家、乡村卫生和福利等等。

要与农民重新建立联盟，工人阶级必须提出能够在斗争中反对其官僚压迫者的诉求和措施、并防止农民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这些诉求至少包括：

• 选举农民苏维埃和农业工人苏维埃，作为对抗官僚、集体农场权贵和富农的斗争机关；

• 将“集体农场”或“人民公社”转变为由选举产生的民主的合作社；大规模回归个人所有权将是一次严重的倒退，应该由工人阶级以说服、教育和农村阶级斗争的手段加以反对，其中最有效的手段将是将计划经济的方向引导到使集体农场生产力水平高于私人农村的经济水平之上；

• 在一些私人农民仍然存在的地方（如波兰），为了克服过时的小农生产，一个胜利的工人阶级政治革命将致力于：i）对富农课以重税；ii）投资和生产拖拉机、化肥和农业工具；iii）提供免费信贷和教育，为贫农提供物质基础，吸引他们加入合作社，作为国家计划经济的一部分。

即使是一个工人阶级掌权的健康的工人国家，依然有机会继续存在官僚主义，因为行政人员的服务根植于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分离，不能一夜之间剔除。独立工会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作为“社会主义的学校”和计划经济生产管理的培训场所，工会是有意识的先锋队政党和大多数工人群众之间不可或缺的沟通渠道，具有维护工人部分权益乃至整体工资收入免受管理层、官僚或执政党独断专行的侵害等不可或缺的功能。我们的诉求是“争取自由的工会”，要求废除存在于所有工人国家中虚假的警察工会、要求取消法律上“党的领导地位”——无论任何立场的政党都不能凌驾于工会之上。

在创建独立工会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努力击败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和教会反动派，他们都试图控制工会。然而，不论这些工会是否追随革命领导层，我们都支持建立独立工会。对于工会内部的制度，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工会的纲领在其所有基本要点上都适用。

斯大林主义官僚一再以牺牲世界革命的利益来维护自身权力，在这方面，它与帝国主义相勾结，违背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革命工人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将要揭露官僚层在工人和农民背后秘密达成的外交协议，采取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把实现“一国社会主义”的反动乌托邦抛入历史的垃圾堆，并无条件支援世界革命和反帝国主义运动。

工人阶级每一次政治革命斗争都面临官僚的即时性威胁（如1956年的匈牙利）或他们的间接性威胁（如1980-81年的波兰，以华约军队的名义代表克里姆林宫官僚进行的武装干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纲领要直接呼吁入侵军队和其他工人国家的工人团结组织起来，通过推翻各自的官僚压迫者，保证一个健康的工人国家免受灭顶之灾。政治革命，正如先前的社会革命一样，只有作为胜利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才能生存和发展。

胜利的政治革命将致力于无条件地捍卫工人国家的历史性成果，免受帝国主义国家的直接进攻。不过，它将从华约的联合指挥部中撤回武装力量，因为华约是以克里姆林宫为基础的国际官僚主义武装力量。在我们提出“俄军撤离”或“离开华约”的口号时，我们一刻也不抛弃对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进行无条件军事防御、捍卫公有制财产关系免受资产阶级的进攻、还有支持工人国家的无产阶级对抗官僚压迫者的立场。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反对在苏联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采取“中立”的口号。在堕落的工人国家的具体情况下，这必然会加强帝国主义对苏联的优势。

由于苏联的官僚主义政治反革命和对资本主义的官僚化推翻未能解决资产阶级革命的所有历史任务，政治革命必须继续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任务的剩余进步元素，换言之，为无产阶级自身的动员和团结所有被压迫阶层提供合法平台。尽管资产阶级社会反革命也试图利用民主口号来动员群众，但我们必须支持民主口号，确切地说，恰恰因为资产阶级要用民主口号作为动员因素，我们需要更加坚定地支持政治自由。斯大林主义对无产阶级民主（苏维埃民主）的镇压本身助长和重建了群众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或对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如社会民主党、农民和民族主义政党）的幻想。在不同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未完成的任务有着不同的元素。

在苏联，存在着对非俄罗斯主体民族的压迫。为了防止这些不满转变为资产阶级反动的手段，我们可以提出建立独立的苏维埃民主国家的口号，即现存的加盟共和国将自由脱离由克里姆林宫寡头统治的苏联。在东欧（以及波罗的海共和国），劳动人民的自我解放之路被扰乱，官僚剥夺了代表工人阶级和农民现有阶级意识的政党自由，而这些国家被迫接受“无产阶级社会成果”作为民族压迫的附加品。在匈牙利和波兰，政治革命的危机具有强烈的反对俄国占领的民族起义成分，关键问题在于如何防止民族问题成为第一，掩护反革命，以及第二，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压迫国家的工人阶级以及与俄罗斯本国工人阶级被互相孤立的手段。

在其他国家，官僚化推翻资本主义是部分地完成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任务。在中国、朝鲜、越南，有整整一个时期国家统一的任务未能完成、甚至至今依然没有完成，斯大林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纲领是对民族革命任务的背叛，而完成这些任务将成为政治革命方案的一部分。由于斯大林主义官僚镇压了无产阶级政权机构——苏维埃，用一种死气沉沉的模仿资产阶级民主制取而代之（如议会、普选），那么要求真正自由选举、多党制和秘密投票等的诉求都能在群众中产生强烈的共鸣。虽然我们的纲领是工人民主、苏维埃政党自由以及“一切政归苏维埃”，但是如果群众接纳了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口号——正如匈牙利的工人苏维埃那样，我们将为以下措施而奋斗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在实践中揭示议会制度的反动本质。

i) 争取加强和集中苏维埃本身，形成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ii) 确保任何参选议会机构的选举都在苏维埃控制下进行，禁止任何积极寻求推翻工农苏维埃权力的候选人；

iii) 向“制宪”议会或国民议会提出一个纯苏维埃共和国的方案；

iv) 在苏维埃的授权下要求解散议会的权利，如果制宪议会不能认可苏维埃的最高权力，解散制宪议会以防止它沦为反革命的工具。

我们主张在堕落的工人国家中实行充分的集会和批评自由，在媒体、新闻和印刷业推行工人的民主控制。虽然我们承认官僚主义对以工人阶级和十月革命传统为基础的对手（托洛茨基反对派）采取了最恐怖的手段，但我们否认官僚有权以工人阶级的名义镇压“社会民主主义”或亲资本主义的政治异议人士。工人阶级将在工人法庭中判断谁是反革命分子，立刻释放所有政治犯，由工人法庭审理。要求庭审公开、判决公开和建立陪审团。

正如热月反动摧毁了苏联处理民族问题的社会主义基础一样，它也摧毁了在真正苏维埃革命政府领导下工人阶级女性曾经取得的重大成果。在东欧的堕落的工人国家，由于缺乏社会化的儿童抚养和家庭设施，同时女性在工农业中的就业水平又很高，对女性的压迫被加剧。缺乏缓解家务劳动的消费品、购买基本生活必需品要排长队，这些进一步加剧了在堕落的工人国家之中对女性的双重压迫。

我们支持堕落的工人国家的女性为获得适当的儿童照护设施、托儿所、进入管理和专业部门就职的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所有斗争。政治革命必然要致力于一个大规模的计划，提供扩大的托儿所、廉价和体面的社会化餐厅，社会化洗衣设施，否则在堕落工人国家中无法减轻女性作为工人和家庭劳动奴隶所承担的巨大负担。

女性解放需要积极动员她们参与政治革命。政治革命将在纲领中包括对女性解放和完全平等，让她们脱离家庭的羁绊，通过家务劳动社会化实现全面的经济和政治独立。女性将有权利获得目前被拒之门外的工作岗位。这需要结合宣传、教育以及对工业和政治生活中的女性领导施行平权政策。在工人苏维埃中，这意味着用特别规定来确保女工的动员、组织、表达和争取自己特殊利益的权利。

长期以来，苏联和东欧女性一直受到教会思想的腐化。政治革命如果真的要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就必须先克服宗教的影响。国家应提供免费的避孕和根据需求的堕胎服务，同时为所有妇女提供体面的产假和卫生保健。修订家庭法规、实现自由和简便的离婚，无需某一方给付赡养费或承担其他义务。

所有人都有权选择生活方式和性取向，国家不得干预。政治革命要求结束对苏联和堕落的工人国家的所有共和国中对同性恋者的社会和法律性歧视。我们毫不保留地谴责古巴国家对同性恋者公然的压迫和骚扰。

只有完整的政治革命纲领才能打通社会主义建设之路，而这条路会必然通向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在堕落的工人国家进行的政治革命是世界革命中不可或缺的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