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国豪本人应该很清楚自己在这巨大冲突中的位置，也应该明白自己在中共庞大宣传机器中扮演的角色。然而他后来的个人遭遇，却是后来北京各种结构式问题的综合体现：国家结构性政策限制、城市暴力治理策略和资本“士绅化”的城市发展，塑造了系统性的对外来人口的围剿。付国豪的离去，不过也是众多大城市返乡青年的小小缩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