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開場他就詳實點出自己的存在主義危機：在這個時間點創作喜劇的意義何在？世界真的需要再多我一位白人男子作為申言者嗎？毀滅通常生於這樣的覺察，生於那個我們偶爾會自我詰問，卻從來不敢正面回答的問題：「如果一切都沒有意義，那我在這裡幹嘛？」，拍攝過程中他不避諱討論自己的精神狀況，隨著他將生活投入到創作過程中，對於完成拍攝、頓失重心的恐懼也將他推向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