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辞掉工作暂别北京，跑到内蒙阿拉善的致良田生态农场生活了两个月。没想到在农场的第一个月，我每一天都在喝酒。农场咖啡屋里的啤酒，2/3是被志愿者们买走的，啤酒喝光的时候，大家就翻出去年农场自酿的西梅酒，一起喝到深夜。“为什么来这儿呢？”两个月里无数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也自问过很多次。

这片沙漠绿洲既承载了无数的想象，也被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填充了丰富的真实关系。正如阿拉善的沙漠，看似贫瘠，但拥有属于自己的那份生机。

拔草姐姐一边干活一边在豆地里冲我喊话。我听不懂当地方言，即使她们照顾我转换成“福建普通话”，接收率还是不高。我只抓住了两个关键词“豆子”和“漂亮”，以为是在夸我种的豆子漂亮，大喜过望，连声大叫“谢谢夸奖”。看到拔草姐姐愕然立定、一脸问号，我明白了，刚才不是在夸我的豆子漂亮，而是说“豆子不漂亮”，然后，接下来的那半句自然也就清楚了——又是在劝我用药用化肥。

从北京朝阳站出发，乘坐一个多小时的高铁，到达河北承德的平泉北站，恋乡农场的女主人任盈盈已经在车站外等候我们。盈盈个子娇小，头发一把向后梳起，精神干练，一脸松弛的笑意。这是今年9月初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组织的PGS拜访。恋乡的蔬菜、玉米、花生等食材在市集上深受欢迎，尤其是西红柿，甜润多汁，特别适合当水果大口吮吃。我们一行二十多人，有集友、生态农友、农学生……特意前来想要一探恋乡农场的种植技法。

2022年上半年，在上海疫情最魔幻的时期，我尝试了挖野菜、发豆芽、土培水培蒜苗葱苗、晒干菜延长储存期等自救方法，深切感受到接近土地和食物自给的重要性。

对于读了五年人类学的我来说，农场实习既非就业相关，也不是学术调研。它原本只是我在准备博士申请前换个地方躺平的生活选择。但没想到，这个选择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现在，我已经成了广州从化区太平镇银林村的“新村民”， 一个农场的“生活者”。

成都回昆明的路上，穿过很多长长的隧道，手机信号若有若无，像我此时的心境一样忽强忽弱。上一秒我还在成都生活市集上帮亮亮农场卖丝瓜，这一秒我就要又回到远离土地的城市去。

会员和农场并不只是“有难同当”。农场夏季黄桃成熟、或冬天萝卜白菜上市时农场会免费分给一些给会员。而会员们会把不需要的图书或者办公设施捐给农场，会在农场一年一度的会员节上，为农场发展建言献策。疫情时期，还有不少会员家庭留守农场用劳动换食物，解决了农场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总而言之，农场和会员是一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紧密关系。

今年年初，来荷兰4年后，我终于和伴侣在乌德勒支省租下了一公顷土地，开始耕耘我的农场。下决心做农场之前，我在荷兰的几家小型生态农场都实习过：2020年夏天，我在荷兰东部的Gordons Spoor农场实习了两个月，虽然我学到了很多，但每天10-12小时的高强度劳动常常让人筋疲力尽。于是去年4月，我来到宣称能实现朝九晚五种菜的“快乐蔬菜”农场实习。

我们莘县被称为“中国蔬菜第一县”，蔬果种植面积达到了一百多万亩。北京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六分之一的蔬菜都是从莘县来的。本以为回老家可以吃到新鲜好吃的蔬菜，但是，竟然没有！镇上只能买到和新发地一样的批发菜。不仅没有小时候的菜味，更不奢望营养健康了。我试着找本地的生态农场，但搜到的基本都是自家果园，或是养少量散养鸡，没有真正的蔬果生态种植。如果我自己种呢？

幸福果百草园是一家位于广西贵港的农场，农场主颜萍姐的老家离这里也不远。90年代，她高中毕业后前往广东，工作了20多年。2017年在家乡租下农场，开启了生态农业之旅。

我曾经在北京的市集上见过农场主人黄利峰和李遇夏，在天气暖和的日子，他们每周都会进城售卖自产的西红柿、土豆、洋葱、南瓜和各类蔬菜，有时候还会带着可爱的小女儿一起来赶集。这次，轮到我们踏上他们每次赶集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