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所有的法兰克福批判理论一样，罗萨也只是提供充满启发的批判，从未在书中提供解决方案，他只是认为，要么我们找到逃离加速的方式，要么我们会在巨大的生态或政治灾难中，被迫停下来。所以，也许阿多诺确实道出了真相，“在错误的生活中，没有正确的生活可言”。

“我们关系的基础问题重重。但作为一个在深圳的美国人，我是一个受欢迎的客人。我无法干预中国，却可以使用筷子……人类学家是外来的宠物。”

“抒情”就不再只是一种“风格”，而变成了一组道德政教论述、知识论、方法论、感官体验和生存情境的表达，让人在难以承受的“史诗”中真实地活着。在那样一个“幽暗渐次聚集的不详时代”里，抒情诗人在乱世浮生中，得以找到方寸之地，以极其易碎又坚硬的方式，用个人创作，抵御了集体的呐喊与彷徨，逃离那噬人心魄的恐惧。也只有这样，“抒情诗人”活在当时当刻，他们的命运才不至于只是“一连串变化、矛盾和毁灭”。

左方先生去世了。别人发给我，我才想起这篇多年前在《亚洲周刊》工作时，对左方先生的专访。时移势易，很多事情都变了，这篇文章里记录的所有人、包括作者，我想也看不到后来的变迁。无论如何，《南方周末》影响了我们很多人，是我们共同的社会记忆，它的故事和我们活着的人一样，都还在延续。所以，作为个人和社会某些历史的片段保存，也好。

这是十年前在港大读研究生时，写的一篇课程论文，也是我的第一个微信公众号发的第一篇文章，在那个年代，意外地受到许多关注。我会陆续将一些旧文贴在这里，这是第一篇。需要说明的是，我早已对中共党史没有任何兴趣。我曾经采访的很多的“党内民主派”、渐近自由派，要么流亡，要么身陷囹圄，要么对现实没有任何参考和解释意义。所以研究它是浪费生命。发在这里纯属存档。不过有意思的事，1963年也恰好是60年前。

2018年8月写的一篇小说。很快隔年我开始和邓飞打Metoo官司，暂别香港、媒体和写作，去深圳打工挣钱。那时候我需要安全和钱。我确实在北京开过火锅店。火锅店真实关闭的日期是2020年全球大流行以后。这篇小说中，我最喜欢的虚构段落是，我想象了一群法学教授们在2018年3月在这家火锅店聚餐时，对宪法的哭泣。尽管除了火锅店都是假的，却预言了我未来的命运。只不过南方与北方没什么不同，你得走更遥远的路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