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於淵

前記者。關注新聞、文學、Storytelling、心理健康與精神疾病。

2020年终于告别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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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结束前的几天,坚果兄弟回到了深圳。

半夜我给他发微信,兄弟终于回来了啊,见个面吧。他说,明天华侨城有个展,咱俩在那里见吧。有你的作品吗?我问。我的作品早就没法展出了吧,他说。想想也是,去年因为白石洲的行为艺术,他一年多都没返回深圳,最后漂流到上海。然后这家伙又在全国各地搞行为艺术,“闭嘴三十天”,“饥饿艺术家”什么的,没人知道他那些点子是怎么蹦出来的。

去了以后我才知道,这是《那些日子》展览的开幕日。小册子上写道,这个展会持续到12月初,然后第二天,这个展就关了。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按照现在的标准,关掉这个展反而是正常的。至于本次展览是怎么通过的,倒是值得好奇与研究一番。A展厅入口处,策展人王景写道,“日内瓦时间2020年3月11日下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从特征上可称为大流行……卷入它的每个时间都带给每个身陷其中的,观望的具体的人或多或少、或重或轻的困扰性,裹挟了回不去的全球化常态。”

“社会-空间连续体的断裂不再是想象,观照我们都经过和仍承受着的’因为疫情……’的日子,这个展览邀请了身处各地的艺术家在如此‘例外状态’下自觉发生的工作。”这些语句就像是翻译过来的,拗口,初看甚至难以整句读完,就像当代艺术本身一样不容易解读,又容易过度解读。不过困扰性、社会-空间连续体、例外状态,这些能够绕晕观众的语句,当然也能够短暂地绕晕相关部门,寓言就凭此暂时来到真实世界。

最热闹的是广州西三村的西三歌队,歌队既是参展艺术家,又是艺术作品本身,他们在展区外的公共厕所门口唱跳表演,上厕所的人在他们身后进进出出,提着裤子来来去去,像是伴舞者。这个乐队我早有耳闻了,此前就看江雪老师写过广州西三村的故事。西三歌队就是那个曾经拍出《村民记者》的“西三电影制片厂”演化而来的。

在A展区入口,摆着“明白”、“不明白”的文化衫,写着看上去故弄玄虚的“明白可以再明白,不明白可以更不明白;明白可以不明白,不明白可以明白”。下方写着,“明白/不明白, ¥70/件;明白/不明白重叠,¥99/件;I can’t breathe, ¥99/件”,这些slogan和明码标价行为,与它所代表的隐秘意涵,形成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幽默感,我赶紧买了一件“不明白”收起来。

里面的作品更让人印象深刻,一排疫情期间的私人日记很醒目的排着,都是些疫情中的私人经历,除了2月7日正月十四的那天。那天的日记本上只画了一只蜡烛。艺术家徐坦的重叠标语作品也让人难忘,混杂了中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的标语,重叠混搭,让完整的句子全部被掩盖了。那些我看得懂的语言和看不懂的语言互相重叠,然后变得支离破碎,接着变成让人完全看不懂的话,只能零星地看到“我想活”、“Liberty”、“好好活”、“在,不怕”、“David Graeber”、“没柴烧”……一个女孩非常认真地拍着一句很小的中文翻译,那句话写着,“涂油者!抓住他!抓住!抓住这涂油者!”那是在欧洲疫情期间,被骂得很惨的哲学家阿甘本引用的话,他可能不知道在我们这里,他的担忧可能并非多虑。

站在展厅里的一瞬间有些恍惚。回来后,我翻开电脑里年初写的日记:

“我回到了深圳,准备复工。来这个城市半年多,眼前是我完全不熟悉的深圳。我所居住的小区,原本是热闹的,每天都有小孩儿、老人在小区的健身器材旁玩耍。每次打开门,也能看到邻居从各自的家门进出。而现在,我所住的这层楼,似乎就剩下我一个人住着了,再也听不到开门关门的声音。
经常会有楼上传来的歌声,是一个男人,一整个下午,一直在唱着90年代的老歌,有伍佰,有张学友,他他妈的就这么一直唱下去,丝毫不考虑邻居的感受,但可能也确实没多少邻居。有时候我戴着口罩,想偷偷出去透透风,却发现小区四周的饭店,潮汕牛肉火锅、披萨店、理发店和宠物店都关着。我走在街上,遇见三两个人,我们都戴着口罩,略带警惕地看着对方的眼睛,匆匆避开走过。
一切都陌生起来,这真是奇怪的心理状态。这一切什么时候会结束呢?有天晚上,我走上楼顶天台,看着远方深圳湾的地方,那是原本代表了深圳速度和繁荣、最灯火通明的科技中心,平日我下班后,有大雾的时候走在那儿,就走在了《银翼杀手》里的赛博朋克世界中。这时候,连那里都熄灭了。我知道它会再度亮起来的,可是那还会是同样的世界吗?”

我在那一刻突然意识到,疫情竟然是今年的事情。现在已经是九月末,至少在深圳来说,除了还戴口罩外,一切已恢复仿佛如从前。四分之三的一年过去了,我不觉得自己有在刻意努力假装,过着什么都没发生过的生活,去主动屏蔽年初的记忆。但还是在看展那一刻,沉寂的记忆猛然吞没了我。

坚果兄弟带我参观了人类学家马立安“握手302”团队在B展区的展品,这个作品和今年的疫情看上去没有直接关系,而更像是一个用纸盒子搭建起来的树状模拟版城中村。一个木制的大树主干拔地而起,结出各种形态城中村的纸盒子“果实”。在一个“麻辣牛肉面面馆”、“烧烤店”的纸盒子上面,写着几个歪七扭八的“拆”字,“拆”旁边是“生蚝特价30元一打,烤满100元送一支啤酒”,你如果再透着小窗看进去,白色的灯光照着内里不为人知的、关于现实的秘密。

不知道这些纸盒子里,有没有“握手302”的空间呢,我想。他们去年也搬离了白石洲。

我和坚果兄弟也是去年认识的。那时候我刚搬来深圳不久,加入一家企业,是现下流行而正常的“媒体人转公关”的职业转型路径。那时候,父亲对我表示激赏,“儿子开始从事经济建设,很赞”,言下之意是不再做危险的记者、不替人出头惹官非(当然官非一直在进行时)了,接着就在微信那头发来一个大拇指。有天下午,我在办公室里拿着手机,突然看到朋友圈里出现的一个网络行为艺术,主题是白石洲拆迁后村里居民孩子的教育问题。一个叫坚果兄弟的“怪人”(我甚至不知道那是一对兄弟还是一个人),找来了一个非常罕有的、我从未见过的大型抓机,收集了白石洲四百多个居民孩子的布娃娃,运到深圳与惠州交界处的一大片空地上。照片和视频里,那台巨型的抓机,正在捕捉那些微小的布娃娃,每个娃娃上写着孩子们的希望。

在那个高层写字楼里,我一下子被这个绝妙而震撼的东西给攫住了,心想自己整天在干什么玩意儿。通过朋友,我认识了坚果兄弟,马上和他约在一个周六下午,在白石洲附近的一家肯德基见面。我自称记者,但却已不是记者了,只是想借此认识一下这个牛逼的怪人,好让我觉得自己不太面目可憎。

眼前的男人留着一头有些干枯的长发,绑起来留了个马尾,有星星点点的白发。高鼻深目的面部轮廓,眼角处的鱼尾纹,笑起来就更明显了。他穿着黑色短袖、深色裤子,和一双非常破旧的居家凉拖鞋。到去年冬天,我去上海出差,他那时已经在上海居住,暂时没法回深圳。我们再见面时,因为天气冷,他倒是没穿拖鞋。而在九月末的华侨城,我们第三次相见时,他又是同样一副装扮,同样操着一口湖北普通话,我有时候会多问几遍,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词。

去年,在白石洲的那个下午,坚果兄弟带我走了整个白石洲,见识了那里最大的品类齐全的生活超市,曾经的外国人开的酒馆,坚持着不肯搬走的开着纹身店的彪形大哥,握手302的旧址。我也第一次知道“握手楼”的真实样子,看到外卖小哥聚居的握手楼群,隔开白石洲和附近高档小区的“柏林墙”,那是非常多元的一片社区。离别时刻,我在马路上抓拍了几张坚果兄弟,心想兴许哪天写他能用得上,因为觉得他鼻子好看,还专门嘱咐他留了张侧颜,拍完我暗叫一声,真他妈帅。但之后,我就开始从事“经济建设”了,啥也没写出来。

一年多后在华侨城这天,同样是通过这个穿着居家破拖鞋、走遍全国做行为艺术的怪人,我认识了做“一个人的社会”项目数年的艺术家满宇、做“死亡身份证”数年的武老白,西三歌队的刘浩,建筑师段鹏……开幕这天我一下子认识了十几个人,建筑师、艺术家、乐队、学者、社会工作者,到后面连微信都快加不过来了。我心怀忐忑地自我介绍“独立撰稿人”,暗想我已经很久没写文章了,建筑师段鹏倒不介意,大笑道,“你是……哦,独立撰稿人啊,很好,我是独立建筑师,坚果是独立艺术家,我们都是独立的。”

我笑着心想,幸好今年七月辞职了,不然那得是什么难过的日子。

2

晚上在华侨城的央宗米线,满宇点了一碗看上去很可口的云南腊排骨汤饭,拿了很多油辣椒。我也尝了一口,爽到两眼飙泪,鼻涕横流。他是湖南人,我是重庆人,从吃辣一下说到一块儿去了。我们俩刚认识一分钟,满宇听说我是重庆人,笑了,我和你们重庆好多人关系都很好,因为重庆有四川美院。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一个城市拥有美术学院对这个城市艺术发展的重要性,“因为深圳就没有美院”。我也突然对这个毫无归属感的家乡多了一点自豪。

然而他觉得,深圳虽然艺术家不多,但是深圳的艺术家、建筑师和知识分子的公共感,城市参与度很好,这在其他城市都是没有的。似乎在这些人心中,这个城市是从八十年代起,他们一手建立起来的,而这种“建筑师的角色很重的情况,在其他城市都是很少有的。”

此前在华侨城的艺术家驻地里,高朋满座的,我远远地在一旁看着满宇。他精瘦,平头,戴着一副眼镜,穿着深色短袖和短裤,话不多,笑得更少。以至于刚坐到他对面吃米线时,我还有点紧张,但是聊着聊着,却发现他亲和而谦虚,聊起天来,也全是书面语,恰好我说话也有同样特征,于是竟然很顺利地聊了不少话题。

疫情会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我问。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会有。我记得一些他的回答。大概是,这是一种全局性的影响,加速催化了某些本已存在的东西,我不是说自己不了解具体正在发生的事件本身,但是却发现其实并不能理解整体的变化,这个变化对我们究竟是怎样的影响,我很难给出答案。这种困惑和无解本身,确实会影响到艺术家的创作。

我突然想到保罗·奥斯特在《末世之城》里的一句话,便脱口而出。我以前觉得,我通过系统地学习某一门学科,研究正在发生的事实,觉得自己理解了世界,但前段时间,我在书里看到一句话,大概是说,我不能假装自己能理解如今的光景,我只能试着记录它。

回到家我又翻了翻书,里面还写道:

“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表里如一的,尤其是在这里,每走一步都有太多东西需要消化,有太多东西令人费解。你看到的任何东西都有可能伤害你,损耗你,仿佛只要看一眼那个东西,你的某一部分便会被夺走。”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熟悉的生活已经结束,可谁都搞不清取代它的是什么。我们这些在别处长大的人,或者岁数大到还记得先前那个不同世界的人,都觉得从一天到第二天是种巨大的煎熬。我说的不只是辛苦,就算面对最稀松平常的事,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行动了。而由于你不能行动,你发现自己更没法思考了。脑子成了一团糨糊。”
“在你周围,一个变化接着另一个,每天都会有新的动荡,旧的臆测就像空气,空空如也,这就是左右为难的地方。”

此前,我觉得比起《幻影书》、《纽约三部曲》、《4321》,乃至《布鲁克林的荒唐事儿》来说,这部反乌托邦小说算是保罗·奥斯特很平庸的一部,但重读却发现,这部平庸之书里却有许多让我身体颤动的段落。反乌托邦小说里的人物心理,变成某种雷同的现实心境,这大概是现实突然变成超现实的决定时刻了。

其实“不能假装自己能理解它,只能试图记录”,也是我决定离开公司的原因。离职前,招我进来的主管问我为什么,她一直对我很好,虽然身处系统内,不可避免会和“福报”相遇,但总的来说是一段学到许多营销知识的一年多,但这些知识对我整体的人生目标有什么帮助?我经常这么问自己。所以在其中时,时不时的,我会有强烈的疏离感。

离职前我对她说,世界变化太大了,不知道明天会如何,我想去记录一点我自己觉得真正重要的事情。但其实,我心里毫无把握。

3

刚辞职那段时间,一些在北京的老友经常问起来,辞职之后你在忙什么呢。我经常不知道如何作答。

我认真想过这件事,这次离职比以前难太多了。除了疫情带来的不安,更多的是我仿佛一只被关在笼中太久的鸟,只知道歌唱主人,不知道如何扇动翅膀了。以前,无论是在媒体还是在学术机构,离职前后的生活几乎没有分别,离职前是读书、采访、写作,离职后可能有更多时间到处旅行,但生活的主题还是读书、采访和写作。而在公司一年多以后,我感到自己出现了一些变化,某种身处系统之中的变化。

当身边都是在讨论适婚的年纪、适合生孩子的年纪、适合车贷房贷的年纪、适合KPI与升职焦虑的年纪之后,我很难成为一个完全的局外人,当我爸说“从事经济建设很好”时,其实我清楚,“经济建设”不是“进互联网企业/科技公司上班,从而拿到高薪”这一个简单叙事,它是一整套社会叙事,包含了上面所有的焦虑——至于说,这套叙事有多大真实性,会给身处其中的人带来多少幸福和成就,它是人生真相还是话术骗局,是高学历青年的真实福报还是过度劳累的无意义生活,老实讲,即便现在跳出来,我也看得不是很清楚。我只清楚知道自己在其中的真实感受。

疫情好转、公司复工之后,午间休息时,我经常买一个便利店的三明治,去对面的书店读书,几乎每天都会遇到同一个女生同事。有一次在电梯时,我的AirPods打开,被她的手机识别到,她笑了下,跟我闲聊了几句,当时感觉她漂亮而健谈。我们在同一层办公,经常撞见,在书店更是几乎每天相遇,却再也没有任何交流。我暗自猜测过,她也许是某个部门的主管,或是某个首席设计师,或者还是其他什么职位。在书店时,我俩遥遥相对地坐在两端,我从不知道她读了什么书,是一本宣告看穿了未来趋势的畅销书籍,还是一本精神慰藉的书籍,或者是一本不那么流行的小说?但我那时候的世界,往内极限收缩着,连跟一个聊过天的同事讲两句话,都提不起兴趣。

那时候,我会去阅读一些关于科技的译著——不是赞美科技和美好未来的,那些东西在我的工作中已经听得耳朵快起茧,也写得让自己怀疑人生了。让我喜欢的一本书是《没有思想的世界:科技巨头对独立思考的威胁》(World Without Mind: The Existential Threat of Big Tech),书里写道,“它们想早上把我们叫醒,用人工智能软件全天候指引我们,也永远都不打算离开我们身边。它们渴望成为我们的贵重品和私人物品、行程和联系人、照片和文件的仓库……渴望把人性塑造成它们想要的样子。”“是它们的算法提出我们该读什么新闻,买什么商品,旅行走什么路线,乃至把哪些朋友纳入自己的小圈子。”

还有一本书叫《现实主义者的乌托邦:如何建构一个理想世界》(Utopia for Realists: How We Can Build the Ideal World),对我也有同样功效,“还记得经济学家凯恩斯的预测吗?他说到2030年我们所有人一周将只工作15个小时。我们的繁荣将直达云霄,我们将用相当大一部分财富换取自己的闲暇时间。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比以前繁荣得多,但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卖力地工作。”

也是在这本书里,我知道了刚刚去世的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的著名论文《论狗屎工作》(On Bullshit Jobs),我所从事的工种刚好就包含在其中。坐在书店里,当读完“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国家的经理越多,其生产力和创新能力则越低”、“最近的一次民调显示,37%的英国职场人士都认为自己干的是狗屎工作”之后,我就可以开心地起身回到办公室,开始下午的工作。看到有人写书,用历史、现实、学术研究和统计数据来骂自己做的工作,是一种让人极其开心的自虐行为。

4

和我一样自虐的有两位在真正修福报的大学同学,我几乎没见他们正常下班过。

我们再见面时是在9月初。那时我已经离职,不知道如何重新写作。本来,我们要一起去舟山东海音乐节。然而,音乐节因为一场已经过境的台风而取消。当然更可能的,还是因为南京市民的复出事件而取消。那让我感到,2020年真的就像是取消之年,到九月了还不被放过。

我们最终还是决定租车开去舟山。在车上,我真实体会到两个老兄弟和我遭际差不多,都是些在哪里买房、怎么贷款、如何做爆款、怎样搞热搜的问题……

不止如此,诗人刘大风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懂王。他可以从历代农民战争聊到我国地方政府卖地收入,从如何入门听古典音乐聊到14世纪地中海沿岸城市资本主义的萌芽。这些话题,有的我还能勉强接一点,但聊到沿路的各种车辆款式和配置且“价格不贵”后,我就再也跟不上了,只好送了刘大风一个称号,“懂王”。

长夜途中的车里,看我不再接话,他主动放起寸铁的新专辑,说前一晚听《旅途愉快》听到泪流满面,随后撕心裂肺地在那里唱,“尘土和泥浆,你觉得哪个更糟呐。世界简直不算可爱,宝贝,无论如何,再抱一个吧,想干空气,干当时的你。”

记得在寸铁还叫腰的2014年,我送过他一首歌,“我曾为你,我为你们,捏把汗”,现在他不用我捏把汗了。看着刘大风,这个我曾经以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让朋友忧心如焚的浪人,现在满怀着盖茨比一般的自信和期待面对未来时,我理解并赞赏他让人惊叹的混乱生命力,但又在某些瞬间,一次次想起《无间道》里陈道明那句重复了好几次的话,“往往都是事情改变人,不是人改变事情。”

只有在从普陀回杭州的最后一段路程上,我们聊了一段曾经三个人常会聊起的诗歌和小说。

那时候太阳燃烧到快熄灭。在高速路上,我坐在副驾驶,盯着那个太阳,看着它烧过电线杆、烧过一排排树木,然后把天空烧到发紫,烧成一块幕天席地的黑铁。这时候刘大风决定念一念自己某天写的诗,我找了一首Vine Street Piano给他当BGM,那是首有些忧郁的音乐,时不时传出悠远的女性歌声,配合着他LN不分的四川普通话念出的残忍诗句,突然之间我意识到,他的语言竟然充满了让人想流泪的感染力。刘大风念道:

这是另外一个雾气蒸腾的夏天

当工地的劳动焊枪服刑时

黑色的亡灵飘过有垢的窗前

塔吊在空中画圆

解析整个民族的人性问题

切割白日的宇宙

让脊骨扭成的飓风漏进来

袭过钢版敲响的集镇

与暴晒的平原,在

落满柔软阳光的实木地板上

举手投降,敞开身体

有无耻之心的吼叫与狂跳

飞舞与抒情,忍不住

万物归一的冲动

不再与朋友联系,即便她

也只是衰败地说起

不再听到有人诉说或者哭泣

在星光之夜描述场景

曝光过度的某些烂醉黎明

在这个死亡通胀的地方

你去算吧,没有什么是不可以交换

你去死吧,委员和产品经理不会在意

去像一个房贷供应者那样活着

仇恨忧郁与公平

去走关系爱国

去广场上跳舞摸烟火的屁股

在剥蒜的时候沉默

聆听白色雕花瓷碗的尖叫

吸食汽车app与板块价值

任何腐烂歌曲都无法穿透的

洗浴中心的精神寄托

在射够了的夜晚

终于看到这个世界的尽头

掩面以后

合上不锈钢拉链绞烂的脸

当上级指示来临时

仍然笑容满面地歌颂

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与

互联网公司的商业赋能

刘大风现在只能在加班之后的深夜、在阳台做完爱后的贤者时间里写诗,因为写诗比写小说快,是加速世界中的语言再加速,他终于找到时间自虐型写诗,就好像在痛骂自己的人生一样,也好像我的自虐型读书一样。

这以后,我时常会庆幸自己终于跳出了某一个系统,但也知道,刘大风不如我幸运。日子在过去,我认识了更多主流语境下坚果兄弟这样的“怪人”。对我来说他们像是暗夜微茫,也像是一些关乎何为良好生活的线索,就像九月末这天,我在华侨城的奇遇一样。

我终于在慢慢感到,被尘封许久的能量、欲望、勇气在生长,也清晰地感到它是缓慢的、胆怯的、时不时缩回去的。可喜的是,离职后的这几个月,生命时不时会像万花筒一般,层次丰富,包罗万象,不再像是此前一年多,每个月只有发薪水那天才会感到开心。只是我暂时还没重新找到办法,如何在从中看到更多的星光。而在这个漫长过程中,2020年的四分之三,就在九月的最后一天里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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