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於淵

自由作者。

喑哑的抒情传统:历史喧哗后的时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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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就不再只是一种“风格”,而变成了一组道德政教论述、知识论、方法论、感官体验和生存情境的表达,让人在难以承受的“史诗”中真实地活着。在那样一个“幽暗渐次聚集的不详时代”里,抒情诗人在乱世浮生中,得以找到方寸之地,以极其易碎又坚硬的方式,用个人创作,抵御了集体的呐喊与彷徨,逃离那噬人心魄的恐惧。也只有这样,“抒情诗人”活在当时当刻,他们的命运才不至于只是“一连串变化、矛盾和毁灭”。

(发表于2019年《经济观察报·书评》,做个保存)

一开始,面对王德威中国国内出版的新著《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我感到惶惑不安。因在两年前读了台版后,深感此书厚重博大,读时醍醐灌顶有之,感到茫然不解也是常事。近来重读之后,下笔更是屡屡迟疑。

以“抒情传统”而论,就我的阅读视野而言,王德威教授从《有情的历史》、《历史与怪兽》等著作开始,就已论述得相当精辟。如王德威在书中自述,本书英文原本的题目Epic Time,而Time在音乐中,本身也带有节拍的意味,所以Lyrical和Time在标题形式上,就已经形成一种强烈的关联与张力。

而在本书中,王德威则更是把“抒情声音”(Lyrical)扩大化,这样的“抒情声音”,不仅是文学的,更是音乐的、绘画的、戏剧的、书法的、文论的——一切带有诗性的声音,都被王德威纳入其中:这些诗性的声音,在20世纪中期的“史诗”中国,该如何生存与自处?该如何自我反对或是挣扎沉默?

展开“抒情”与“史诗”的四个面向

我大致将王德威的思想资源分为四个面向来看待:

最初自然是本文论述的主题研究对象,从20世纪早期到中期,中国文学中的“抒情传统”,与基于抒情传统的中国之独特的现代性,在哪些艺术家一生的创作中体现?从鲁迅到朱光潜、宗白华,从沈从文到台静农,从周作人到胡兰成,甚至从胡风与毛泽东的比较,他们自身的理念与他们之间的理念,都形成强烈的艺术张力。

《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 王德威/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9年6月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时代剧变,诸多中国学者被迫寄居海外,终身不得返回故土——他们接受现代西学训练,熟稔西方经典,甚至成为著名教授,却“感时忧国”,念念不忘中国的“抒情传统”,并致力于将其论述与创造为不同于西方浪漫主义、西方文学传统的独特概念。其中最深刻者,当数半生致力于论述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陈世骧教授,以及将“抒情传统”理论化为某种“中国美典”的高友工教授。

除此以外,王德威自称深受捷克左翼文学理论家普实克的影响。是普实克首次提炼出20世纪中国文学“史诗”与“抒情”之间的张力与变奏,其中包括普实克对于中国(文学)某种左翼理想的期待,他笔下所形塑的中国文学家的理念、现实遭遇和困境,既是准确的,同时也被中国20世纪中叶“史诗”的历史证明是反讽的。

比较有意思的学界公案是,支持共产主义的普实克曾激烈批判过支持自由主义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所表达的文学与政治倾向,夏志清也曾激烈反击。王德威曾深情地回忆夏志清这位学界巨擘和“伯乐”,但却又是从普实克的论著中,吸取了他孜孜不倦的养料和思想资源——王德威用自己的学术生涯,证明了因政治立场而划分敌我的做法,至少对文学研究并不适用,这不仅体现在这段学界公案中,也体现在这本大作《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中。

当然,作为学贯中西的文学批评理论家,王德威也追溯了西方浪漫主义的传统,海德格尔到德曼这类同时与“诗性”和“纳粹”纠缠不休、毁誉参半的哲学家,阿多诺、霍克海默、本雅明这些文化研究的读者里耳熟能详的大名,也自然不会缺席——只是他们在本书中的出现,并不以主体或权威而出现。他们的理论会作为背景而存在——中西文学的比较、二十世纪两次大战对人类的冲击、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所塑造的现代:

在这样四重奏的思想脉络下,20世纪的中国文学家、诗人、革命家、画家、音乐家、书法家、叛国者才轮番登场(他们有的身兼几个角色),他们所立足的舞台,是一个“启蒙”与“革命”互相合作、撕扯和斗争的现代中国。而“抒情”则孤立于这舞台中间,隐忍、沉默、挣扎地吟唱,成为“幽暗渐次聚集的不祥时代”里,孤山独往、一鸟寒林的声音。只有在许多许多年后,这样的孤独悲鸣,才被证明具有更恒久的生命,默默思考了诗(文学、音乐、绘画、书法、戏剧等)和历史更深一层的关系,偶然地勘出了“审美与伦理的秩序”。

应该如何解读“史诗”与“抒情”?

而当我们沿着复杂的诸脉络,在阅读每一位研究对象的生平与理念之前,我们还应该继续追问,在王德威的概念里,什么是他笔下的史诗和抒情?

“史诗时代”相对来说,可能更好理解一些。在王德威笔下,“史诗”远不止是西方文学的某种传统,而被理解为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遭遇的大开大合与乾坤翻转,它包含了我们熟知与未必熟知的一切大小历史,启蒙与反启蒙,革命与反革命,西化与国粹,政权的兴替更迭,中国人的离散(Diaspora)……而这些词汇都远远无法概括真实历史“给数亿中国人的生活与心灵带来的激烈震撼与深刻冲击”。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理想、激情、幻灭、野蛮和暴力的时代,被王德威称为“史诗时代”。

所以,王德威也知道,在这样的背景下,“抒情可能是距离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历史最遥远的词汇之一。这段时间中国重重忧患,从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从新中国成立到百万人民流亡迁徙,从一连串的运动、整肃到文化大革命。”家国兴废,政治起伏,这几乎构成了一个只有史诗的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里,“吾人稍微提起‘抒情’,都会显得不合时宜,唐突失敬。”也正因此,捍卫“抒情”的王德威,自然会首先反对把“抒情”浅薄化为某种伤春悲秋的“小资”情感—仿佛这种情感和创作,是一种在大开大合、乾坤翻转、生灵涂炭的大时代下,应该被断然抛弃的软弱、不道德与巨大的错误。

相反,王德威开宗明义,“正因为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经历如此剧烈转折,文学、文化抒情性的张力反而以空前之姿降临。抒情之为物,来自于诗性自我与历史世界最惊心动魄的碰撞,中国现代性的独特维度因此而显现。”

但要如何定义“抒情“与”抒情传统“,却殊为不易,对于这个暧昧的词,可谓人言言殊。“抒情”,可以是黄宗羲所说的“史亡而后诗作”,可以是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所说的“诞生于危机的语言”,也可以是沈从文所说的“照亮生命的重要形式”……

而“抒情传统”,既是中国漫长历史中,从诗经、楚辞到魏晋南北朝一脉而承的传统,也可以说是独特现代性之下的20世纪中国,被陈世骧孤悬海外独自“创造”出来的传统:是他面对历史洪流与剧变现实的现代社会,“感时忧国”下的智性思考,也可以说是某种官能的反应和感性的共鸣。甚至在王德威眼中,陈世骧、沈从文、高友工诸人对中国抒情传统的致敬,“有力挽狂澜的意义”。

与此同时,抒情的声音与传统,也不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所独占。现代批评界对抒情的定义流派纷呈,从海德格尔到德曼,从阿多诺到普实克,从霍克海默到本雅明,思想巨擘们对抒情“有极其复杂甚至矛盾的定位”。王德威因此说,抒情“既意味着现代主义的病症,也代表社会主义的美德;既投射小资的感伤情怀,也呈现形而上的哲学隐喻;既是形式主义的产物,也是革命想象的结晶。”

在王德威的论述下,抒情的正当性,建立在个人被赋予的正当性:肯定人的深度“自我”;肯定人的日常生活;肯定“自然”所体现的内在道德资源。正是在这之上,我们给予感情(sentiment)一个中心、正面的位置,“通过感情我们才深入道德的精髓,或是宇宙的真理”(查尔斯·泰勒 Charles Taylor )。也因此,人的意识变成一种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s),在敌我分明的时代里取代了壁垒森严的“意识形态”,个人因为有这样的“情感结构”,再通过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互动与共振,感悟现实,生成意义,并且通过感官与感性的形式表达出来——它可以是文字与音乐,也可以是绘画与书法。

也因此,“抒情”就不再只是一种“风格”,而变成了一组道德政教论述、知识论、方法论、感官体验和生存情境的表达。这样的抒情,得以让人在难以承受的“史诗”中真实地活着,为自己所看见的真实世界独立地命名,创造并保有不为“史诗”所动摇的认知体系。
在那样一个“幽暗渐次聚集的不详时代”里,抒情诗人在乱世浮生中,得以找到方寸之地,以极其易碎又坚硬的方式,用个人创作,抵御了集体的呐喊与彷徨,终于短暂而永恒地,逃离那噬人心魄的恐惧。
也只有这样,“抒情诗人”活在当时当刻,他们的命运才不至于只是“一连串变化、矛盾和毁灭”。“抒情”不止让人保存核心自我,更深一层的,这样的“抒情诗人”在大浪淘沙、尘埃落定之后,不仅更真实地记录与描写了那个不容置疑的史诗时代,还用自己的方式,“动摇和颠覆了史诗的节奏和韵律”(《现代抒情四论》),用诗学而非政治的方式,超越了革命与启蒙的叙事。

一旦这样理解“抒情”与“抒情传统”,也许就不难理解王德威的用心。王德威教授十数年来,一直努力将“抒情”这一脉络,引入更大的中国文学研究视野之中。无论是《1949:伤痕书写与国家文学》,还是《历史与怪兽》,或是《现代抒情四论》,甚至是《后遗民写作》诸种著作,都可以看到王德威念兹在兹的持续努力。而一直关注和阅读王德威教授论著的读者,可能会同意,如果说前面的论著,都是侧重于某一面向,那么这本《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就是这一努力的“集大成”之作。

书里所描写的,沈从文在新时代的格格不入,何其芳与冯至的左翼理想及其幻灭,胡兰成的“浪荡子”与“背叛诗学”,这些是经典的文学“抒情声音”;王德威再推而广之,到江文也的音乐,林风眠的绘画,费穆与梅兰芳的电影与戏剧,以及台静农“人生实难,大道多歧”的书法……他们彼此各异其趣,却从不同层面,几乎将“抒情声音”(Lyrical)扩大到了它能触及的极致,反而让“史诗”成为了无足轻重的陪衬。也因此,这本“包罗万象”的著作,与“史诗”的现实历史,形成了极具讽刺的对立:

因为王德威一直念念不忘、哀伤感怀的,是“沈从文、陈世骧等人的抒情论述其实应该视为二十世纪中期中国文学史的一场重要事件;长久以来,这一事件的隐而不显,恰恰说明中国现代性及表述的局限。”

沈从文的痛苦与逃逸

读本书的诸章节时,胡兰成一生的诸多“荒谬”、“背叛”与恶,都有某种他自己诉诸的诗学解释,王德威并不为其辩护,但王德威提醒,当我们对从海德格尔到德曼在“纳粹”与“诗学”之间的辩证与毁誉,对本雅明笔下的“浪荡子”了如指掌、众说纷纭时,对胡兰成在“背叛诗学”与“浪荡子”这一层面的意义,了解可能远不足够。

台静农的一生,则实实在在可以用他晚年最爱反复书写的一幅字来形容,“人生实难,大道多歧”;而陈世骧的不懈论述与百年孤寂,则在王德威的笔下变得异常动人,会让我不禁怀疑,他“创造”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是否是想以文论为锄镐,在海外与孤岛间,再建理想国?只是这所有人中,胡兰成浪荡日本,台静农远避台湾,陈世骧孤悬美国,他们在大离散(Diaspora)中的抒情,从某种程度已经远离了“史诗中国”,至少是远离了“二十世纪中期的史诗中国”。

几乎只有沈从文一个人,是结结实实地,正面而深沉地,与“二十世纪中期的史诗中国”撞了个满怀。

在王德威的中国现代文学论述中,沈从文一直占有重要一席。在《历史与怪兽》中,王德威在《“头”的故事》一章,就对比鲁迅写“砍头”和沈从文写“砍头”的巨大不同。在《现代抒情传统四论》一书的《“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一章中,王德威也用比较文学的视野,分析了沈从文、陈世骧、高友工和普实克之间,各自对“抒情”的论述和互文。

而在这本《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中,王德威则单辟一章,以《沈从文的三次启悟》为标题,讲述沈从文的“抒情”诗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变迁与坚守。要理解1949年以后沈从文的三次启悟,就得了解在1949年以前,沈从文的小说和散文。彼时彼刻,他的美学取态、写作风格与价值判断,就与五四一代作家大异其趣。当他书写最残酷的事情时,总是显得暧昧而现代。

比如书写“砍头”一事,五四以后的作家,若不是抨击砍头刑罚的落后,就是痛斥刑场旁观者的麻木不仁。而从小到大见过无数砍头的沈从文,在《黄昏》中,他写一个即将被砍头的农民与狱友诀别,只是交代他们帮忙料理家中后事;在《从文自传》中,一个小男孩扛着装有父兄脑袋的担子,无事发生一般地沿着山路走回家;或者就是腐烂的尸体被丢弃河边,由成群野狗争夺抢食。
而在王德威看来,在1949年以前,沈从文的美学与伦理关怀非常独特,在那个时代的中国非常罕见:它来自于对人生荒谬处境的体认,坚持人在面对心理、社会和政治的绝对困境时,要能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使他的伦理关怀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变得“有现代感”。

这样的现代感,当我读到之时,似乎能从卡夫卡、贝克特、加缪等人身上找到某种遥远而类似的连结,但沈从文又是乡土的、中国的,和这些西方作家间,没有精神的传承与现实的互动——这就更为罕见与匪夷所思。然而,“现代”的沈从文,并不见容于1949年以后的史诗时代。这就来到了本书中,王德威对“沈从文的三次启悟”的论述之中。

沈从文将此文束之高阁后不久,他受命编纂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我眼中,这时候的沈从文,更像是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我们必须假定西西弗斯是快乐的”,加缪假定西西弗斯是快乐的理由是,西西弗斯毕竟是西西弗斯,而不是那一块石头——当诸神希望植入一个“永世无用地推石头”的巨大“绝望”给西西弗斯后,西西弗斯需要做的,便是不把“推石头”当成降临的厄运,而是在上山与下山之间,看见不同的奇景,获得自我的笃定——而这样以后,西西弗斯便反抗了诸神的意志,完成了自己的“抒情”。

沈从文也是如此,如果说编纂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比之余自己从前的创作来说,就是“推石头”,而作为西西弗斯的沈从文,就在中国三千年服饰文物的演变中,写出了属于自己的抒情史。

衣物反应的不只是生产技术,更是审美品位的演变;衣饰是形体的延伸,情感的表达,“文采繁复”可以形容文章,也形容衣物的设计与装饰;甚至于“抒情”的“抒”,都同“杼”——编制结构之意,抒情因而就是“杼情”;“穿衣吃饭”,更是原初的人伦之本,是对个人独特自我的肯定——在一个人人“三原色、绿军装”的时代,研究并撰写中国服饰的历史,不正是一种个人的审美反抗吗?

“抒情”作为超越:文学的,而非政治的

像这样动人的情节与论述,逐章可见,今人读之,总能在当代品出几番悲欣交集的况味。而回到此书的目的,王德威所捍卫与发扬的“抒情”,在书写的选择与立论中,也多有令人动容之处。

王德威并没将自己的“抒情”立论视为对前人如陈世骧、沈从文和普实克的超越,他能看到诸方家的洞见与破绽之处,他本人的论述也并非全然没有可议论之处。只是王德威坚持,用抒情传统思考中国“如何现代”,是“一项深具对话意义的工作”。

因此,在多本著作的论述中,不爱“臧否人物”的王德威,也批判了现代文学研究者经常以“国族”、“社会”、“政治”等议题作为起点,经常向(社会)科学靠拢。他固然尊重学者参与历史大叙事的用心,但对于捍卫并发扬“抒情传统”的王德威来说,这仍然没有摆脱“感时忧国”的功夫——进而忽略了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为重要的复杂性。正是与“政治”、“社会科学”殊无关联的“抒情”,在史诗时代中与历史与现实的复杂结合,才让文学迷人而感伤,让文学成为文学,让论述能够超越革命与启蒙,成为历史独特的回响和真相。

另一方面,王德威也不满于诸多文化研究学者虽然饱谙西方文论,在论述中国文学时,却将其强行套入阿多诺到本雅明等西方学者的框架中,而疏落了中国现代文学“独特的现代性”。

正是如此,尽管在《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一书中,在王德威研究的每一个“抒情诗人”,都逃不开史诗时代中的政治与历史,但他的方式,是面对中国独特现代性的,研究的是“有情”的历史,也就是文学的,是诗的。

这可能才符合瓦莱里对文学史的理想要求,文学史不再是文学家的生平,不再是社会史与政治史的附庸,而真正成为文学精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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