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贾龙
张贾龙

反贼 前媒体人 政治受难者

3年前的今天:黑夜中突然被抓

(编辑过)
最初,在派出所里只要我肯低头,甚至不需要写悔过书,只需一个让步的姿态,同意删推,他们要求删哪条我就删哪条,我就可以不用被抓去坐牢。多年来,许多人都妥协了,‘正常人’一般都会妥协,因为妥协是生存之道,但我没有。因此,我也吃到别人所不曾吃过的苦。

2015年初,我作为外来进京务工人员离开了生活工作了四年多的北京,回到老家贵州省贵阳市,利用以前上学时学到的知识,开始靠摆地摊给中学生做家教维持生存。


摆地摊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上世纪90年代初,奶奶从国企退休,本来应该是安度晚年的幸福时光,叔叔因刑事案件坐牢,靠微薄退休金生活的奶奶只好在学校门口摆地摊卖文具和零食,以此赚钱来抚养叔叔的儿子我的堂弟,一直到2001年奶奶生病住院才结束摆摊,2002年夏天,操劳一生的奶奶年仅63岁就因癌症离开了这个世界。爸爸作为第一批国企下岗工人,90年代为了维持生存,也曾经在贵阳火车站附近摆过几年地摊。所以,我是一名“摊三代”。


2015年1月底,在贵州师范大学附近的家教市场,我开始和几位勤工俭学的贵州师大学生一起摆地摊。我摆了一周地摊,终于遇到第一位同学家长,她愿意请我给她初三的儿子补习数学,试讲成功之后开始了正式补课,200元一对一上门辅导2小时。


第二次上课时,家长要我拿一份身份证复印件给她,因为她位于贵州省公安厅附近的家里有许多贵重物品,客厅里放着金银珠宝和名贵字画,她想知道我的身份信息,不然她觉得陌生人进她家,她不安全。第三次补课的时候,我就拿了自己的身份证原件给她看,并拿了一张身份证复印件给她留存。过了半天,她通过公安内网查看了我的身份信息后联系我,因为我是因危害国家安全被限制出境的在控人员,她不让我给她儿子继续补习。第一次补课就这样突然结束了。


天无绝人之路,我又继续摆地摊,寻找希望补习的家长和同学,虽然有时会被城管驱赶,慢慢又遇到了新的补习学生,最终靠做家教能够维持自己的基本生存。做家教的时间长了,补习的同学成绩有所进步,加上亲朋好友的热心介绍,补习的同学越来越多,自己上门做家教有点忙不过来,2016年春天,我就开始租房作为补习班,让学生上门补习,这样可以节省我在路上奔波的时间。


2019年8月12日,我像往常一样,忙着给中学生补习,正值暑假,补习的同学比较多,每天都从早上8点到下午6点补课,有时晚上也会补课。那段时间女儿6月份刚出生,我每天过得很繁忙也很充实,品尝到初为人父的幸福和责任。


8月12号白天就发生了几件意外的事情,中午我和两位老师下楼吃饭,互相以为对方会带钥匙,结果都没有带,钥匙都放在了补习班里。原以为补习班里还有一位高三同学在,他可以帮我们开门,结果敲门一直没人开门,在窗外大声呼喊也没有回应。后来才知道他午休睡着了,没有听见。


我打算回附近的家里去拿备用钥匙开门,结果走回家,才知道当天值班的保安外出培训,要5点才回来。没有保安打卡,我坐不了电梯,拿不了钥匙,只好回到补习班继续等待,到了3点过,高三同学终于午休醒了,我们才进到补习班。下午6点补完课,坐车回家,原本30元的路被司机绕了70多元,终于到家之后,和家人一起吃了晚饭,晚饭后在卫生间里冲了凉,忙了一天就在卧室里躺着休息。


因为正值盛夏,天气较热,家里开着门通风,这样会凉快一点。晚上九点左右,突然6位警察身上戴着执法记录仪从门外直接走了进来,其中一位是我户籍地的社区民警刘志刚,之前我见过他,他说有事找我,需要到朝阳派出所去调查,我换了衣服,给老婆说没事的,也不想吵醒刚睡着的女儿,我就跟着他们出门了。当时带头的是时任朝阳派出所副所长谌欢,他是南明分局禁毒大队在派出所挂职的副所长。


此前我和刘志刚见过两次面,2015年夏天,我去南明分局出入境管理中心询问限制出境是否解除,刘志刚当时在出入境工作,他用电脑查询了禁止出境人员名单后告知我,依然无法出境。后来,他成为朝阳派出所的社区民警,恰好分管我户籍所在地的小区。


2019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和外省回来的好友吃晚饭,结果在饭店遇到了10多位贵州政治受难者前辈,那顿饭人均不到50元,大家生活都比较艰难,我们AA制,负责收钱的是吴玉琴前辈,那也是我唯一一次见到乐观坚强的吴女士。吃完饭的第二天早上,刘志刚接到上级指令要对我昨晚参加吃饭一事进行审问,他打电话给我,让我去社区警务室做笔录。这是我第二次见他。后来春节前,他打电话问我是否会出门离开贵阳,他需要上报我的行程信息。


8月12日晚上,我从家里出门,下楼后坐上派出所的7座轿车,我坐在最后一排的中间,旁边坐着两位年轻警察。在车上,一位中年警察不停地说“现在社会治安好,老百姓在家都可以不关门。”


车刚开没几分钟,谌欢就让我旁边的警察把我的手机没收了。半个多小时后,到了朝阳派出所,他们把我带到二楼办公室,办公室里有7、8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始教育我,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我问他们,时间已经这么晚了,你们任何手续也没有出示就把我带到派出所,到底是为什么事?


一位警察说:“你在网上有涉及政治的有害言论”。


我说:“具体是什么?我最近忙得没有时间上网。”


谌欢说:“以前在境外网站推特上的言论,你需要删除,而且以后也不能再上推特发言。”


我不同意删帖,更不同意以后不再上推特发言,我认为这是我的正当权利。他们态度就开始变得更凶了,大多数警察的观点是不删帖就先把张贾龙抓来关起,慢慢找罪名,刑事拘留不行可以先行政拘留。这时有一位中年警察说“分局网监大队的指令是让张贾龙删帖,为这事就直接抓人没必要。没有立案就先抓人也不符合法律程序。”


这时,一位90后年轻警察就对他大声说:“什么叫没必要,张贾龙这样反动分子不抓,任由他在网上公开发表反动言论,中国就要变成叙利亚这样的战乱国家,陷入内战中。张贾龙这样的人罪大恶极,他的罪行比杀人放火还要严重得多。”


之后我就被几位警察带到了一楼的刑侦中队询问室,当天晚上值班的警察叫杨锡龙,他被谌欢安排来审问我。


一开始,我坐在询问室的椅子上,房间里封闭压抑,四面是深灰色软包墙壁。杨锡龙出示了一张因散布虚假信息行政拘留的文书,然后他开始问话。


他问我的经历,我回答说:1988年出生在贵阳,1994年-1999年在贵阳钢厂子校读小学,1999年-2000年在贵阳通用厂子校读6年级。2000年-2003年在贵阳12中读初中,2003年-2006年在贵阳一中读高中,2006年-2010年在内蒙古大学历史系读大学。2010年9月-2014年5月在北京财经网和腾讯网做过记者。2014年5月至今无业人员。


他接着问我,是否被公安机关处理过?我回答:2011年4月,因在推特上发表一条“今天在出租车上听司机说五一期间三分之二的北京出租车司机将举行罢工”的推文,我被北京警察行政拘留10天。


杨锡龙听到我曾经因为推特言论被行政拘留过,他停止问话,走出了询问室,那天白天忙了一天,我就坐着闭目休息。过了一会,他重新拿了一张文书,上面写着张贾龙寻衅滋事案,开始进一步升级,从行政拘留案件变成了刑事拘留案件,我自己都觉得荒谬。寻衅滋事罪是基层警察最方便使用的口袋罪名,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立案权不在分局,基层警察需要向上级请示,用起来非常不方便。


大约8月13号凌晨,他和谌欢等人开车带我回家,在进家之前,他们出示了搜查证,进家后,他们把家里所有的电子设备都全部找出来扣押,包括手机、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此后,他们开车去分局,把这些设备送到网监大队,然后又把我带回派出所询问室。


杨锡龙拿了一张写好问题的纸,按上面的问题来问话。


杨:“你为什么要发表这些言论”他同时出示了我推特账号上的18条文字,主要是2016年写的文字,并让我在打印好的推文上签字,证明这是我所发的推文。

我:“我在网上表达我自己的观点,希望生活的这片土地能变得自由公平,人能活得有尊严,没有恐惧。”

杨:“你发表的言论是否受人指使?”

我:“没有人指使”

杨:“你发表言论是否得到钱财等好处?”

我:“没有”

杨:“你是否和境外人员有过接触”

我:“2014年2月,我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和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就互联网自由等问题进行过交流。”

杨:“国务卿是做什么的?是不是国务院总理?”

我:“美国的政治体制和中国不一样,国务卿大致相当于常务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杨锡龙听到这里,他和旁边的同事说,这事他要先请示一下派出所所长宋星,这时谌欢走了进来,他说“不用请示,这事你就按程序办,有什么问题我担着。”


中午,杨锡龙在派出所食堂吃饭,回来时他打了一份饭给我。下午,他和两位同事开车带我去南明区医院体检,医院体检之后,我被送往南明区看守所。2017年底,我叔叔因为刑事案件被关在南明区看守所,我来给他存过几次钱,所以知道南明区看守所的具体位置。


走进看守所的大黑铁门,到达看守所的接待室,杨锡龙与看守所人员开始办理交接手续:办理入所登记、填写个人信息、按手印、录指纹、量身高、测体重、拍照片以及留下家属的联系方式。在说明因涉嫌什么罪名被刑事拘留的那一栏,我看见写着:南明分局网监大队接上级线索,张贾龙在网上多次发表大量辱华信息。


我被要求将全身衣服脱掉,看守所的医生检查身上是否有纹身、是否有明显疤痕。身上的戒指、金属眼镜和钥匙是不允许带进看守所的物件,把它们取下交给杨锡龙,由他带回派出所,通知家人领取。


之后,看守所分发一件短袖囚服和一条长裤、一双拖鞋、一个塑料勺子和两个饭碗。香皂、毛巾、牙刷和牙膏都没有发,我和大多数人一样被关进看守所的第一周都是没有牙刷牙膏用,洗脸也只能用直接用手来洗。后面家人来存钱后才自己花钱买了一些基本日用品。


当晚,我被先安排在过渡监室东1-3,一般在押人员会在过渡监室过渡几天,然后再重新分监室。进入监室的第一件事,一般是穿“1号”官衣的在押人员,简称监督员问话,在东1-3时,监督员是张强,他原为云岩区工商局长因经济案件被异地关押在南明区看守所。他询问我是因为什么案子进来的。得知是因为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他说“你张贾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或者叫做持不同政见者,你这样敢怒敢言的人在高压的现实环境中太少了,大多数人是敢怒不敢言。我们在看守所一年多都没见过你这样的政治犯,你最终会判几年谁也说不清楚,可能重也可能轻,法官自己都说不清楚,全看统治者心中的想法。既然进来了,就安心待着,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情绪。”


因为表达政治言论被关并不丢人,刚进东1-3,张强天天都让“警卫”(为“1号”洗衣服端茶倒水的在押人员简称警卫)关心我,里面方便面是比较好的食品,他每天早上都让警卫会问我需不需要吃方便面。


第二天,8月14日上午,东1-2的管号干部严干进监室来了解新进人员的情况,他询问我是因为什么案子进来的。我说是因为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他说你是政治犯。


几天后,8月18号上午,东1-3的管号干部凌前明进监室了解新进人员的情况。


凌:张贾龙你是因为什么案子进来的?

我:罪名是寻衅滋事,理由是因为几年前的一篇文章。

凌:你是什么学历?

我:大学本科

凌:我还以为你是博士,只是一个本科生,大学生现在满街都是,你就是个拿抓(贵阳话街头流浪者的意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你家爸爸妈妈。你居然反对共产党,你是背叛祖国的汉奸叛徒。

我:我爸爸妈妈是爷爷奶奶生的,不是共产党生的。

凌:“你这个拿抓,就算去申请政治避难,美国也不会要你,人家看不上你这个拿抓。”

我:“你又不是美国政府的上级,它要不要我,你说了又不算。”

他开始生气,他可能没想到居然有在押人员敢“顶撞”他,这是他们最大的“忌讳”。他立即叫劳动号的犯人拿来手铐和脚镣给我戴上,我手和脚被镣在一起,行动十分不方便,看守所里俗称“骑摩托车”。


中午午休时,张强特意让人给我打了一个地铺,这样我就是较为方便地午休。不然,戴着手铐和脚镣上铺都很不方便。在张强的帮助下,下午午休起床后,凌前明让劳动号的犯人将手铐脚镣给我解除。凌前明是贵阳人,工作中胆子较大,被一些在押人员称为“社会干部”,只要家人愿意在外面给他钱财等好处,你在看守所里就能得到他的优待。


不久,看守所所长董广权就把我换到了东1-6监室,干部是赵元卫。他是遵义人,从农村入伍当兵提干后来转业进公安当警察,做事相对谨慎,我在东1-6一直呆了一年多,直到回家。

8月20日中午11点过,时任南明分局网监大队长刘长春等人到看守所提讯我,他一边抬着食堂的餐盘吃饭,一边说“张贾龙,现在我们来是为了给你一个机会,你只要愿意删帖,并写一份悔过书,我们就考虑从轻处罚”。我说你先吃饭,吃完饭我们再说。


一位贵阳市公安局网监支队的警察接着说:“你和烧杀抢掠的犯罪不一样,所以我们愿意给你一个机会,就看你自己愿不愿意接受”。当时我想到以前小学时背诵的语文课文,叶挺《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马上就说我不同意删帖和写悔过书,刘长春让我再认真考虑一下,我说再考虑也是这样的答案,言者无罪,我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需要悔过。杨锡龙就说,“我们来是为你好,你不为自己也要为女儿考虑一下,你被判刑会影响她的”。我说:“如果你们为我好就不会把我抓进来关起。我自己的女儿我自己管,她的前途命运用不着你们操心。”


坐牢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残酷的身心折磨,没有人愿意坐牢,2011年我被行政拘留时,警察威胁我如果不写悔过书就送我去劳教,我害怕被劳教,当时就写了悔过书。从拘留所出来后,虽然有了相对的自由,但人活得就像行尸走肉仿佛失去了灵魂,大半年后精神状态才慢慢有所恢复。


如果仅仅为了苟活于世,放弃自己的理想信念和做人原则,我确实做不到,我宁愿坐牢也不愿意背叛自己的理想信念。


刘长春等人来找我之前,也考虑到我可能不同意删帖写悔过书,他们提前准备好了我的51条推特言论,让杨锡龙给我又做了一份笔录,并让我在这51条推文上一一签字,证明是我在2016年发的。当天下午,他们就向南明区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我。


8月20日下午,好友燕薪律师专程从北京来看守所会见我,在看守所能见到燕律师我有点意外。听他说昨天下午他就申请会见被拒绝。燕律师在多次与警方交涉后终于得以会见。


燕薪律师会见过后,贵阳警方提出异议,暗示不同意外地律师介入,欲阻止燕薪律师合法合规的委托代理,遭到燕律师拒绝。其后为方便律师跟进,我的家人新增一名贵阳本地的辩护人萧云阳律师,萧律师随后顺利会见了我,在会见中,萧律师说司法局律管处的官员给他打过电话,表示张贾龙涉及是的政治案件,不是一般刑事案件,希望他慎重处理。


家人尤其是妻子不停被警察和维稳部门官员谈话施压,要求停止接受媒体采访和在网上为我发声。有关官员多次表示,上级的主要想法是希望世界慢慢将我淡忘。


最初,在派出所里只要我肯低头,甚至不需要写悔过书,只需一个让步的姿态,同意删推,他们要求删哪条我就删哪条,我就可以不用被抓去坐牢。多年来,许多人都妥协了,‘正常人’一般都会妥协,因为妥协是生存之道,但我没有。因此,我也吃到别人所不曾吃过的苦。


时隔3年,我写下这篇文字,为自己过去的经历留下一份记录。我认为人生只有短短几十年,人的一生当中能为自己心爱的土地勇往直前是一件美好的值得回忆的事情。


伤口不会痊愈,但伤疤会随着时间变形,我把它写出来就是希望让创伤升华为印记,永远铭记于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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