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cydides

傻瓜的血脉使然

帝国是怎么治理民族的(四):哈布斯堡王朝

我们中间有些人也许还记得一部片子——《茜茜公主》。这篇电影讲的是巴伐利亚的贵族之女茜茜巧遇奥地利王子弗兰茨,因爱成婚并克服诸多皇家文化礼仪障碍,度过宫廷岁月的故事。美目盼兮,巧笑倩兮的美人用自己的风采征服并安抚王子、宫廷、异国与属民,自然是这部片子的亮点。但是,它在不经意间也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哈布斯堡王朝及其帝国(以下简称哈布斯堡帝国)的风貌:任何一个对那段历史毫无所知的人都能在电影中看到,宫廷内矛盾重重,帝国内部民族党争不断(茜茜公主本人就偏爱匈牙利人)。在历史上这确是实情,当时的帝国下辖若干人群,其领土涵盖今日的中欧、东欧与东南欧的一大片地方。1913年,该帝国五千两百万人口中,只有一千两百万德意志人,其余的则是一千万匈牙利人,八百五十万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五百五十万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五百万波兰人,四百万乌克兰人以及一百三十万斯洛文尼亚人。 这些民族之间怎么相处,自然是一件难事。

一个初来乍到的人观察这个帝国,大概会觉得它是一件百衲衣,其政制、宗教、经济与社会都有很强的拼凑气质。“有个一九〇二年来过奥匈帝国的法国人论道,在这帝国里,样样东西,包括钞票,都是‘二元并立’。奥匈帝国的克朗纸钞的正反两面以不同文字印行:奥地利那一面以德文和内莱塔尼亚其他八种语言(波兰语、意大利语、捷克语、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罗马尼亚语、乌克兰语)的文字标出币值;匈牙利那一面,则只以马扎尔语标出币值。” 在军队里面,“参谋快马驰抵前线部队,用德语厉声质问(“敌人在哪里,兵力如何?”),前线部队一脸茫然的盯着参谋。” 这是由于语言不通。这种例子实在太多了,就不赘述了。

由于这种百衲衣特征,更由于哈布斯堡帝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明显的窝囊与衰败,以及它在一战中的无能与战后解体之彻底,使得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许多人对它心怀藐视,称之为“中世纪残留的帝国古董”。

但如果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话,无论是现在,还是当时,都还是有很多人觉得这个帝国并不是一无可取。一般他们都会指出,这个帝国并非是“各民族的监狱”,帝国属下的各民族并不是那么急着想脱离帝国。比如著名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帝国的年代》一书中指出,“在20世纪最初10年,虽然帝国中绝大多数人民毫无疑问已经意识到自己属于某个民族,但他们之中却很少有人认为这一点和对哈布斯堡君主政体的支持有任何矛盾。” 匈牙利著名历史学家雅西(Oszkár Jászi)在一战后反思帝国的分裂,在《哈布斯堡王朝的解体》一书中也指出,从客观条件上来说,帝国东西部之间的经济结构是互补的(西部工业/东部农业),帝国内的宗教信仰矛盾也并不大,因为都以天主教为主。在匈牙利、波兰和克罗地亚等民族中有大量贵族阶层心向帝国。 还有一些人指出,由于帝国的经济繁荣,帝国中的若干小民族,如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其实并没有强烈回归境外民族国家的愿望。

这些说法并不只是后来者的马后炮,因为当帝国还在的时候,有很多当事者也是这么想的,比如捷克人帕拉斯基(František Palacký,捷克民族主义运动的发起者,在捷克被认为是本民族三位伟大人物之一)。他在1848年致信给德意志联邦法兰克福议会,说道:“(奥地利帝国)的存在、完整和巩固极其重要,这不仅仅对于我的人民是如此,对于整个欧洲、人类和文明来说都是如此。”这是因为只有奥地利能够抵挡俄罗斯这个专制君主国家,后者对对所有西方小斯拉夫民族自由的威胁。“从性质和历史来看,它注定成为欧洲的堡垒和守护者……如果奥地利国家这么多年并不存在,我们就必须为了欧洲甚至人类的利益而努力尽可能快地创造它”。 20年后在另一处,他也说道:“我们在其他地方不会比在奥地利更好的保存我们的历史-政治实体,我们特定的民族和文化和我们的经济生活……我们没有愿望,也没有政治企图来超越奥地利。”“三百年前,如此不同的人群缔结自由协定,形成了奥地利帝国,我认为这是天意在祝福所有的人。” 他认为奥地利这个国家既不属于德意志人,也非马扎尔人、斯拉夫人和拉丁人,而是在一般意义上的奥地利人。

这里还有一个显著的例子,能够表明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大多数人也具有一定的帝国认同,那就是在1848年革命中,除了匈牙利之外,其他的地区都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没有乘机谋求分离。这并不是这些地方没有被革命波及,无论是在波希米亚、克罗地亚还是蒂罗尔,都发生了革命,但革命者的目标都是宪政意义上的,而非地方独立自主。一份捷克语的革命小册子这样宣称道:“斯拉夫人和德意志人,为了更高的共同事业,倒在维也纳的土地上。让我们跟随先烈的步伐,让他们的鲜血成为我等手足情的纽带。”一份维也纳的刊物也这样建议读者:“告诉你们的读者,他们不只是匈牙利人、德意志人、斯拉夫人或者意大利人,他们还是一个奥地利宪政国家的公民。”

那就奇怪了,既然如此,那在什么时候帝国中的居民放弃了他们共同的帝国认同,争先恐后的抛弃了这个帝国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首先回顾一下历史。


在史蒂芬·贝莱尔所著的《奥地利史》一书一开始,作者就写道:“奥地利人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奥地利历史则是一段没有民族的历史。” 这可以说相当恰如其分的还原了历史真实:直到1918年之前,居住在阿尔卑斯山区哈布斯堡王朝世袭领地(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奥地利)的日耳曼人只是奥地利人中的一支,他们与其他奥地利人(捷克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等等)的关系也不是纯粹等级性、主体性的。费孝通先生用来形容中华民族格局的“一体多元”描述,用在奥地利身上可能更为合适一点。

1278年,德意志的哈布斯堡家族(他们的老家在今天的瑞士)夺得了对(现有的)奥地利地区的统治权。在接下来的三四百年间,哈布斯堡家族的君主们通过王朝联姻的手段获得了大片领地,一度涵盖西班牙、勃艮第和意大利,又通过选举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到了1521年,其所要治理的领域是如此宽广,不得不在家族内部进行分割。现在的奥地利(加上部分的意大利与斯洛文尼亚地区)被当时的家长查理五世当作安慰奖交给了家族的一个分支(查理五世的弟弟费迪南)。这个分支相对专注于对中欧的统治,一般人们在讲哈布斯堡王朝的时候,指的就是这个分支。

1526年,匈牙利国王(同时身兼波希米亚王国国王)路易二世在与奥斯曼土耳其的战争中战死沙场,由于其家与哈布斯堡有双重联姻关系与协议,费迪南宣布继承路易二世的两个王位。当时两国都面临土耳其的严重威胁,所以大部分贵族都心甘情愿接受了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在之后的选举过程中确认了这两国的归属(按传统,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王位要得到贵族选举会议的认可)。

一开始,哈布斯堡在这两国的统治,几乎完全仰仗地方贵族的配合。哈布斯堡君主似乎也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德语人群的君主,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干脆把首都迁到了布拉格(这多半是因为波希米亚是帝国中最富庶的地方)。使事情起变化的是中世纪末期在欧洲各地兴起的宗教冲突。波希米亚一方多信奉基督教新教,而哈布斯堡家族一方是天主教。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中,新教诸侯与天主教诸侯互相攻伐,哈布斯堡在西班牙的帮助下对波希米亚进行了一场征服战争,其结果是波希米亚一方彻底屈从于帝国。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也许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从此这个君主国就从三头变成了两头。请允许我暂时偏离叙事主线,对此讨论一二——一般认为,哈布斯堡君主国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奥地利本部,很多地方的地势跟瑞士差不多,阿尔卑斯山贯穿它的西部和南部。山地占国土面积的70%,唯一的一块平原盆地在东北部维也纳附近。这个地方可能是好的旅游胜地,但在古代条件下,养不了太多人;第二部分就是波希米亚(今捷克)地区(包括摩拉维亚和部分西里西亚)。这个地方群山环抱,中间就是肥沃的丘陵盆地,加上河流纵横,自古就是北欧和南欧间的通商要道。这种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它成为重要的经济基地(税赋之要在),甚至到了十九世纪,整个帝国80%的工业都集中在此地;第三个部分是匈牙利(包括斯洛伐克、部分罗马利亚和克罗地亚),基本上是一马平川,占地极广(到十八世纪约占整个帝国领土的45%)。在相当长时间内(直到十八世纪初),这个地方都是与奥斯曼土耳其直接冲突的军事前线,遍布边地尚武的军事贵族。日后(1741年)特蕾莎女王遭到腓特烈大帝的猛击,险些失位,是怀抱婴儿逃到匈牙利(在匈牙利议会上上演了一出“哭秦廷”),向匈牙利贵族们恳求经济与军事支援才得以转危为安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地方各自有各自的优势。在一个帝国里,假如本部十分强大,分支不过是可有可无,那自然用不着讲究平衡。但是在哈布斯堡君主国这个例子里,情况却并非如此。对政治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两元体制是不如多元体制稳定的。这是因为两元体制很容易陷入僵局与对抗之中,而多元则往往存在着动态均衡。但自从波希米亚被征服之后,哈布斯堡君主国就隐隐约约有两元对立的先兆,其弊病在十九世纪大众民族主义时代出现之后就越来越明显。

好,再回到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哈布斯堡对其君主国各领地的统治都是封建私人性质的(担任奥地利国王与匈牙利国王的只是恰好是同一个人,并不代表奥地利和匈牙利有什么关系),直到十八世纪早期,人们才意识到帝国各部分的联合需要有一个法律基础,匈牙利最不情愿这么做,直到1722年,匈牙利议会才投票通过了一份文件(被称为《国是诏书》),承认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联合王国性质。

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开明专制君主时代是特蕾莎女王(1717-1780年)和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1741-1790年)所开启的。他们的手段跟其他地方的绝对主义君主没有两样——推行法治,建立中央集权官僚机构,削弱地方贵族势力,直接插手社会,普及教育,进行经济改革。地方贵族自然不满,在抵抗中央集权的过程中,他们逐渐发现地方的民族认同可以成为一种政治工具。在特蕾莎和约瑟夫二世一方,也相应推出了超民族的“祖国”概念。

德意志人自然是哈布斯堡帝国中最大的单一人群。到1910年,他们占总人口的23%。在帝国中,德意志文化发挥着首要影响力。德语是宫廷、军队高级军官和市镇人民的语言,各地的商人、知识分子和贵族通常也会讲德语。不过,库玛(Krishan Kumar)在《帝国愿景》(Visions of Empire)一书中指出,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在哈布斯堡帝国,“德意志人”基本上是文化定义的(而非血缘、种族),谁能讲德语、熟悉德意志文化,就能归化为德意志人。而且,直到十九世纪末,德意志人在看待自己与其他人群的差别的时候,通常认为这是一个文明发展问题,而不是种族特性问题。正是由于德意志人这种“帝国民族”的特性,使得帝国具有了一定的包容性。

匈牙利人在1910年占帝国总人口的19%,是第二大的民族。正如前所述,匈牙利贵族发达,他们对帝国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贵族们有自己骄傲的历史传承,掌握着地方的治理,而这越来越受到维也纳中央集权和理性行政的压力;另一方面,匈牙利的高层贵族在很大程度上是哈布斯堡家族一手扶植起来的,他们与帝国宫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茜茜公主》这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匈牙利贵族对于宫廷的影响力),常常出任帝国高级官吏。在1843年,匈牙利的自由主义领导人韦塞莱尼·米克洛什(Miklós Wesselényi)发表宣言,他的说法跟后来帕拉斯基几乎一模一样:如果不存在哈布斯堡帝国的话,就有迫切的需要马上创造一个。

帝国中剩下的58%的人口主要是其他斯拉夫人——捷克人、克罗地亚人、波兰人、斯洛文尼亚人、罗马尼亚人和鲁塞尼亚人等等。大体来说,这些人群虽然分布不同,但并不生活在地理隔离状态中,彼此之间的差异也并不比他们的共性少多少。到十九世纪时,由于中央/地方冲突的刺激,它们也出现了各种地方民族主义(其中最显著的就是捷克民族主义),但是在这些地方民族主义者心中,哈布斯堡帝国之外的选择并不多(他们对俄国和奥斯曼土耳其持相当负面的态度,认为哈布斯堡帝国虽然是种束缚,但也是一种保护力量),因此他们的民族认同与帝国认同之间都没有什么大的冲突。前述帕拉斯基的言论可为一例。

在统治者一方,哈布斯堡的君主们也有相当的超民族自觉。其中一位成员,阿尔伯特大公(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堂兄),曾经说道:“在一个由许多种族和民族居住的多重帝国中,王朝绝不允许将自己专门分配给其中一个。就像一个好母亲一样,它必须对所有孩子表现出同等的爱,不去疏离任何一方。这就是它存在的理由 ”。 (当然这句话说的比较晚,但我们比较有把握认为,这代表了哈布斯堡家族一以贯之的想法)

正是这几方面的合拍,使得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哈布斯堡帝国并没有出现大的民族问题。但是,如果说各人群对帝国没有什么太大的不满,但是它们对王朝本身则有很多意见。这是因为在法国大革命结束后,奥地利力行的是保守主义政治,官僚绝对主义窒息着整个国家。1821年,皇帝弗兰茨一世对一个教师说道:“周围的新观念是我不能,也绝不会赞同的。……任何为我服务的人都要按我的命令从事教育,任何不能这样做的人,或者与新观念有牵连的人,都可以离开,否则我就安排他离开。” 政府虽然允许各地的“文化生活”继续存在,但却取缔和压制各种“政治生活”。著名的梅特涅时代(1821年-1848年)是一个鸦雀无声的年代。

史蒂芬·贝莱尔指出,梅特涅的主要打击目标是“革命”,而自由主义革命的中心是城市中产阶级,这个阶层是最容易形成统一的、超民族的、全国范围内的公民政治文化的。对他们进行打压的结果是,一个本来可以在文化层次上掌握领导权、话语权的公民社会无法形成,而他们,在一个即将到来的大众政治年代,本来是能起到一定统合作用的。

帝国浪费的另一个机会是1848年革命。1848年3月13日,一群学生在维也纳向政府提交改革请愿书,遭到军队镇压,抗议随即变成了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又迅速蔓延到了帝国其他地方。帝国各人群对革命持相当欢迎态度,“当时弥漫着高涨的乐观主义,几乎所有的群体都期待着自己的解放,并认为这是全人类解放的一部分。” 各人群都主张革命兄弟情谊。一个波兰革命者后来在回忆录中描述了该年四月维也纳的各民族庆祝活动,波兰、德意志和匈牙利的旗帜并肩而立,“我们都仿佛活在一个美丽的梦里。”

当时帝国各地人群的目标是要把哈布斯堡君主国改造成一个君主立宪的联邦国家,而不是要分解它(匈牙利除外)。革命后成立的第一届民选议会在制宪的时候,提出权力将由三个层次分享:中央政府、历史上形成的省,以及省内根据族裔原则划分出的区(Kreise)。这里要注意的是,制宪会议拒绝了按照语言标准将帝国分成八个自治区的建议,还是按照传统的地方划分来建立联邦单位。比方说摩拉维亚人虽然和波希米亚人同为捷克语族,但是摩拉维亚议会派出代表的时候,坚决反对摩拉维亚与波希米亚合并,而是要坚持自己独立行政州的地位。

奥地利1848年革命最终在保守势力(就是茜茜公主的丈夫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反扑下失败了,联邦宪法被废弃。这对奥地利来说,真是不幸的时刻。为什么不幸?我们以奥地利的邻居瑞士为例来说明一下。

瑞士,在历史和现状上,都是一个多族群的国家,讲不同的语言,信奉多种宗教教派(天主教与新教)。根据2000年的资料,德语人口占总其人口的63.7%,法语人口占20.4%,意大利语人口占6.5%,罗曼什语(一种土著语言)人口占0.5%。持这四种语言和两种教派的族群分布在26个州(Canton)之内。在民族身份庞杂这一点上,瑞士其实也是中世纪遗产的残余。那为什么瑞士为什么能活过民族主义时代,没有被同时代在其他国家肆虐的种族民族主义撕裂呢?一个非常可能的答案是,它很幸运,在奥地利失败的1848年革命在这个国家成功了。

如果我们看瑞士的地图,我们会发现,瑞士各州的边界,有时是按照宗教划定,如瓦莱州(Valais)和弗里堡州(Fribourg),有时候是按照语群划定,如提契诺州(Tessin)。同一个族群,会同时分布在好几个州里。这其实是中世纪的遗留。瑞士人幸运的地方在于,他们就是以这么一种中世纪遗留的姿态直接建立了一个联邦共和国,其国内的较小、分散的多元成分还没来得及凝聚成以几个较大的语言、血缘划分的政治团体,而是以地域认同为主进入了公共政治,从而很幸运的避免了民主化过程中通常会发生的族群政治撕裂公共领域的倾向。

在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同时期在哈布斯堡帝国其实也有相似的形势,但是由于奥地利皇帝弗兰茨镇压了1848年革命,这就错过了一个历史窗口期(在这个窗口期中,人们投入大众政治的单位尚未定型)。

我将在下文中继续讲述它的历史后果。


1815年,法国贵族在维也纳聚会,庆祝拿破仑的失败与波旁王朝的复辟,一位自由派贵族冲进舞厅怒喝道:“你们什么都没有忘记,什么都没有学会。”这句话可以概括许多后革命时代当权者的心态,自然也可以用在1848年革命之后的奥地利君臣身上。

新皇帝弗朗兹•约瑟夫一世在1851年撤销了宪法,开始在全国推行一种赤裸裸的官僚集权主义。以前旧有的地方自治机构一律废止,一切政治活动均被禁止。这种新专制主义的设计者与推行者先是施瓦岑贝格亲王(Felix Ludwig Johann Friedrich,1800-1852),后是内政部长巴赫(Alexander von Bach, 1813-1893)。时人说,这两人治理国家依靠的是四支军队:一支走路的军队(士兵),一支坐着的军队(官僚),一支跪着的军队(教士),一支爬行的军队(密探)。

鉴于帝国在1848年革命中由于匈牙利的叛乱差点分崩离析,施瓦岑贝格和巴赫决定用一整套理性、现代化的官僚机构取代原有的松散治理体系,他们废除了帝国境内(尤其是在匈牙利)所有的传统行政单位,划定新的边界,代之以新的行政区划分。政府从维也纳向全国各地派遣了一大批说德语的政府官员(他们被当地人称作是“巴赫的骠骑兵”)来执行中央政策。在上面所述四支“军队”的帮助下,政府权威直插入社会基层,哈布斯堡帝国全境第一次被一种单一力量所支配。弗朗兹•约瑟夫皇帝宣称道:“所有在旧的、历史上的,还是全新头衔下的土地,都将与奥地利联合起来,成为奥地利世袭君主国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吊诡的是,哈布斯堡王朝在政治上全面收缩的同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却在进行一场全面的自由化改革。它废除了封建制度的残余,终止了行会特权,废止国内关税,建设公共道路,保护财产,保证人们在迁移、择业方面的自由,强调法治,改良教育。这些自由化政策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哈布斯堡帝国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经济的迅速成长。在185年,对外贸易较前增加了四倍,经济繁荣惠及了大量的城市职业阶层和中产阶级,帝国境内的自由贸易也让维也纳成为了重要的金融与商业都市。 帝国指望经济与社会方面的繁荣能够绥靖人民。

巴赫指望的是,通过从上到下有效回应社会的需求,会得到大众的认可。一个强大高效、官员勤勉为国、理性的现代官僚体系将有效管理奥地利这个多元社会,用进步的现代社会来取代各民族落后文化,从而整合帝国。巴赫曾经很自信的说,只要上面这些改革能够持续下去,“我们一定会成为赢家”

但讽刺的是,从事后来看,新专制主义的改革并没有让帝国变得更稳定,而是埋下了帝国覆亡的祸根。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我们需要指出,指望用增强国家力量来驯服不同民族地方的做法本身大概起了反作用。第一,派向地方的官僚主要来自德语人群,为了方便行政管理,行政语言也被设为德语。而这些人一般也把德语文化看作是一种高级文化。对相当的匈牙利、捷克等族群人民来说,如果说以前突出是官民矛盾,现在他们更容易把国家的管制看作是一种族群/文化压迫。第二,奥地利政府为了便于行政管理,在各地消灭自治,重新设置行政区,并对居民进行了语言识别。这些事情都在反方向上促成了地方民族主义的兴起。历史学家泰勒(A. J. P. Taylor)在《哈布斯堡君主国,1809-1908》一书中指出,在匈牙利,奥地利政府中央集权的后果是把匈牙利均一/单一化,原来地方自治机构被削平,权力向布达佩斯集中,一个统一的匈牙利社会开始形成。在某种程度上,普通匈牙利人是被巴赫强行聚拢在一块并引入公共政治生活的。 行政官僚们在民族地方进行的语言识别也有类似的功效。因为在帝国境内大多数人民实际上是使用双语或者多语,但为了行政管理的方便,居民们强制选择一种语言,也就被强行赋予了特定民族身份。

巴赫体制的另外一个意外后果是王朝反对派的分裂——由于帝国的经济改革可以说是非常成功(扩张的官僚机构也给了德意志中产阶级们以工作机会),这导致许多德意志的自由派开始认为王朝本身已经采纳了自由主义原则(那些仍然不满的则远渡重洋去了美国,其他人则忙着赚钱)。 巴赫体制对地方自治权利的压制被看成是进步对封建的胜利。 于是许多原来的革命者开始认为已经走出了“历史三峡”,可以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与王朝共存。1857年,曾是重要革命理论家的恩斯特·冯·施瓦泽(Ernst von Schwarzer, 1808-1860)发表文章,宣称“那些心怀不满的反抗者和乌托邦幻想家一度尝试用政治和社会革命达成的目标,如今在政府的协助下,通过法律和经济改革变成了现实。” 这是那个时代的“告别革命”。但是对德意志自由派反对者“利好”的改革在捷克、匈牙利等族群的自由派看来却是赤裸裸的压迫,于是他们各自向本民族的封建贵族靠拢(以放弃部分自由主义主张为代价),以求在民族内部形成统一的反对力量,这样就更增添了德意志自由派与他们之间的裂痕。这样,1848年代那个跨民族的革命者同盟就逐渐趋向于瓦解。

巴赫体制给奥地利多民族国家埋下的最后一个隐患是这样的:过去哈布斯堡帝国一直注意在属下各民族间制造一定矛盾,拉一派打一派是帝国的运作诀窍。比如,塞尔维亚人、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一直同匈牙利人不和,所以在1848年革命中,克罗地亚人支持王朝复辟以打击匈牙利人。但是随着巴赫体制的建立,帝国一视同仁的对下属民族进行管制,这在实际上迫使以前相互敌对的族群开始相互靠拢,以便反对帝国的中央集权。


上述这个官僚乌托邦的问题是“太费钱”——军队、官僚、教士、暗探与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金钱投入,这对国家财政是一个严重的负担。百姓税负沉重,在匈牙利,1848年到1857年,直接税收增长了十倍。帝国在这个时期的外交政策更是为财政困难添砖加瓦,1859年,法国与撒丁王国联手击败了在意大利的奥地利军队。那一年,帝国遭遇了大规模的货币与财政危机。

经济危机和外交失败迫使弗兰茨·约瑟夫要做些政治让步。1860年,他写信给自己的母亲:“我们确实需要一个小小的议会政府,不过权力仍然掌握在我的手里。”

政治让步的第一步是巴赫引咎辞职。皇帝的第二步是向地方贵族伸出橄榄枝,在1860年12月发出《十月敕令》(October Diploma),宣布恢复各地方的传统自治(即各州的议会),由贵族把持的各州议会会选代表到帝国议会(该议会只有有限立法权)。这是一个保守主义色彩极浓的贵族联邦主义方案。但国家的两大政治力量(地方贵族和中产阶级)对这个方案都不满:匈牙利人觉得这个方案没有突出匈牙利的特殊地位,而德意志的中产阶级嫌这个方案立宪和自由权利的味道太少。既然这步走不通,皇帝的第三步就是转向德意志自由派,任命前革命家施默林(Anton von Schmerling,1805-1893)做了首相。施默林在1861年制定了所谓了《二月特许状》(February Patent),收回了十月敕令中给予各州议会的立法权,使它的主要角色缩减为选举机构(也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权),向中央集权回归。这个方案比起上一个来说要更具立宪气质,提供了有限选举权,让国会有了更多宪政底气,但是由于有限选举的缘故,使得德意志人在国会中占据不成比例的多数席位(比如说在摩拉维亚,主要由德意志人组成的43万城市居民有13个国会代表,而主要由斯洛伐克人组成的160万农村居民只有11个代表)。于是,帝国中的其他民族,比方说捷克人、匈牙利人和波兰人,抵制了这个制度,不往议会派出代表,或者中途撤回。这样,帝国就再次陷入僵局。这种反复出现的僵局,实际上标志着帝国政治中逐渐出现的一个致命问题——王朝本身已经失去了统合这个多民族国家的能力,但是反对者们却也做不到,德意志自由主义者同地方联邦主义者彼此冲突,没有办法形成合力,给出一个稳定的政治替代方案。于是帝国就仍然只能凑合着过下去。

同以前一样,施默林体制的终结是由奥地利的外部危机带来的。正如梅特涅所说,对一个“国际”国家(international state)来说最大的威胁永远是国际战争。1866年,奥地利与普鲁士为了争夺对德意志的领导权而爆发了战争,奥地利战败。哈布斯堡王朝既大失脸面,也非常虚弱。皇帝极需要同自己过去的主要敌人——要自由的德意志人和要独立的匈牙利人——和解。对德意志人,他给予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宪政政府,国王虽然还手握行政、外交与军事大权,但是把部分立法权限让给了帝国议会(Reichsrat)。对匈牙利人,他打算给他们最想要的东西:自治与独立。

在匈牙利人一方,他们的领导者在当时是费伦茨•迪克(Ferenc Deák, 1803-1876),当他听到奥地利战败的消息,说道:“我们输了战争。我们现在胜利了。” 他知道奥地利现在一定会让步。但是迪克不同于他的革命前辈科苏特(Lajos Kossuth,1802-1894),认为留在哈布斯堡帝国内,借助与奥地利的联系才能维系匈牙利人对克罗地亚、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人的支配地位。科苏特曾经希望匈牙利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联合构成一个联邦,迪克则回答说:“宁愿要维也纳,不要贝尔格莱德。”

1867年2月1日,在大臣议事会上,失势的前首相贝尔克莱迪伯爵(Richard Belcredi,1823-1902)对帝国体制的新转向表示不满,主张君主不应该依赖某些特定的民族,而应超越于所有的民族之上,而且君主肯定不应该忽视这个国家的斯拉夫人(这指的是同匈牙利人妥协会把那些与匈牙利有冲突的斯拉夫民族置于匈牙利人的管辖之下,特定会引起怨恨)。帝国新首相博伊斯特(Friedrich von Beust,1809-1886)答道:“政府不可能始终对所有民族都公平相待,因此我们必须依靠那些最有活力的民族的支持……这就是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最后做了裁决:“贝尔克莱迪伯爵提出的方案也许是最不容反对的,但博伊斯特男爵的方案应能更快达到预期目标。”

于是,在1867年稍后,奥地利与匈牙利签订协议,将哈布斯堡帝国改造成一个双元帝国。。以莱塔河为界,帝国被分割成由德意志人来治理的内莱塔尼亚(帝国西部),和由匈牙利人来治理的外莱塔尼亚(帝国东部)。这个新帝国的精神,用当时的帝国首相博伊斯特对匈牙利人讲的话来说,就是:“你们管好你们那边的野蛮人,我们管好自己这边的。”

根据协议,哈布斯堡帝国将一分为二:匈牙利和奥地利。在中央,弗朗茨·约瑟夫以匈牙利国王和奥地利皇帝的身份成为两邦共主(虽则匈牙利人常骄傲的只当弗朗茨·约瑟夫是匈牙利的国王,只不过偶然还兼着一个奥地利皇帝的身份)。在外交、国防和有限的财政事务上两国组成联合部门予以处理。每年从两国议会中各选出60名代表来讨论并批准联合部门的要求,商量税收和军队建设。每十年再重新修订协议的财政条款,再安排关税和货币事务。在地方,两邦分立。匈牙利王国有自己的政府、议会、司法体系,克罗地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的一部分)等地被交给匈牙利治理——在许多斯拉夫人看来,这是一种出卖。一位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愤怒的说道,这是“无功之民族进行统治,而无过之民族沦为臣仆”。 如果说之前哈布斯堡帝国作为欧洲之必需的功能是居中调节诸民族争端,同匈牙利分治帝国这件事实实在在的让那些仰望维也纳的小民族失望透顶,同时也暗忖,“匈牙利通过顽固阻挠帝国议程能够办成的事情也许我们也能学习。”

如果说皇帝希望用让权的方式换来匈牙利对帝国事务的投入的话,他注定失望。奥匈帝国呈现责任上明显的不对称。匈牙利所管辖的东部帝国人口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二,但每年只需要负担帝国总税收的三分之一。再比方说,自1889年起,匈牙利一直拒绝增加奥匈帝国军队数量并提供预算,这导致帝国陆军的兵力只有法德的一半,俄罗斯的四分之一(而正是因为武备松弛,奥匈帝国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打的那么惨)。

更关键的是匈牙利对帝国宪政改革的阻挠。这是因为匈牙利即使获得了相当的独立,也不会忘记这份独立实际上是外部压力的赠予,而不是帝国自发改革的成果。因此,他们小心谨慎的企图维持某种帝国“均势”的存在。比方说,在1878年,民族叛乱席卷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东南欧的省份,俄国介入叛乱击败了奥斯曼土耳其,德国首相俾斯麦召开柏林会议予以调停,为了制衡俄国,曾经想过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划入奥匈帝国。匈牙利坚决反对,原因是害怕吞并这两个地区将带来数百万斯拉夫人,更加削弱匈牙利对东部帝国的控制。俾斯麦大为惊叹:“我听说过有人不肯吃他们的鸽子,除非有人把鸽子射杀,替他们烤好,但我从没有听过有人非要人把他的嘴掰开,把鸽子强行塞进他喉咙,他才肯吃。”

为了维系这一均势的存在,匈牙利并不希望帝国内的德意志人与其他民族改善关系,这尤其体现在德意志人与捷克人的关系上。捷克人本来就是帝国中的第三大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德捷之间的社会距离要小于德匈之间的社会距离。自帝国经济由于自由化改革兴起以来,相当多的捷克人从农村迁入城镇寻找新的工作,城市的工作条件和社会环境对于这些工作移民并不友善,而他们的雇主往往是德意志人或是犹太人。于是阶级冲突就跟族群认同联系在了一起。而帝国五十年代以来的教育扩张也为德捷矛盾贡献了力量。1860年代,大学里面50%的学生是德意志人,到了二十年后,就下降到了40%。受过教育的捷克人希望能够在官僚机构及其他有利可图的部门任职。而奥匈帝国由于此前的专制性质,政府手上几乎控制一切资源,这就为各民族的争抢提供了动力。到了七八十年代,新一代的捷克人(号称“青年捷克人”)兴起,在政治上比起老捷克人(比如帕拉斯基)要更咄咄逼人,比起俄罗斯来,他们对帝国怀有更大的恶感。

本来,匈牙利人阻挠帝国日程这件事明眼人一眼便知。而要挫败匈牙利,就必须改善德意志人与捷克人之间的关系。1871年,新的内阁企图与捷克民族主义者达成一个协议(被称作“基本条款”)。根据这个协议,波希米亚议会将承认帝国的基本主权,而帝国将给予波希米亚内部的自治权,让捷克语与德语成为平等的行政语言,并把波希米亚划分成捷克语区与德语区。这样等同于再造一个联邦单位,把帝国从两元改为三元。更有甚者,帝国也有意向加利西亚(波兰地区)伸出相似的橄榄枝。

老实说,这个协议如果成立,后果未可知。有可能这会把捷克变成第二个愿望满足但离心离德的匈牙利,但也很有可能这会在帝国内部促成某种真正的均势。假如说下奥地利(现在的奥地利)地区是帝国的政治中心的话,那么捷克就是帝国的经济中心。捷克地区的人口约占帝国的三成五。在1716到1739年,帝国财政收入是1.66亿盾,捷克的税赋占到1.26亿盾。到1870年,捷克承担了帝国境内近42%的直接税,近45%的间接税(到1909年各为34%和63%)。 捷克地区与下奥地利同为工业社会(匈牙利则务农),但捷克与匈牙利也同为边区,所以也许能够起到中间调停的作用。

匈牙利人首先反对这个方案,他们认为1867年协议赋予了他们对帝国宪政安排的单方面否决权。生活在捷克地区的德意志人也不满,他们占本地人口的三分之一,向来居于本地社会经济的上游,不愿意捷克人由于人口多数占据政治主动地位,从而危害到他们的利益。最重要的是,皇帝本人不喜欢。因为谈成这个协议的人是德意志自由派(他们在1867年至1879年负责主持国政,当然大权还在皇帝手中),比起匈牙利人来说,皇帝本人更害怕德国自由派,他害怕他们同捷克人联手进一步针对王朝。所以皇帝最后否决了这个协议,放任两元结构继续摧毁他的帝国。


1867年后的十数年里,德意志自由派控制着内阁。他们继续推行一系列自由化改革,同皇帝争权。但是德意志自由派的根基并不牢固,在西部帝国,德意志人只占总人口的37%,受惠于施默林所设计的有限选举制度,他们才能在国会中占据多数。由于自由派同地方民族主义者的历史纷争以及自由派对中央集权的坚持,导致他们缺少盟友,只能单打独斗。捷克人长期抵制帝国议会,不予出席。

1873年,奥地利爆发经济危机与政府腐败丑闻,自由派遭到严重打击,相当多的德意志人放弃了自由主义原则,转向对国家的依赖。1878年,自由派在国会投票反对吞并波斯尼亚,这激怒了皇帝,也给了皇帝以借口。1879年,皇帝任命自己的童年好友爱德华·塔费伯爵(Eduard Taaffe,1833-1895)担任首相,塔费的执政策略是联合少数民族及保守派组成一个联合执政集团——又被称为钢铁集团(iron ring),来对抗德意志自由派。他颇有作为,到他下台的时候(1893年),德意志自由派已经从一个大党被削弱成一个小派别。

塔费的问题是,他集合起来的党派集团个个只关心狭隘的民族和集团利益,国家政策没有一致性,而是各利益集团交易的产物。以后的人称之为菜市场政治,这点倒并不奇怪。政府为了收买各民族,大肆扩充官僚队伍(封官许愿),花在官僚上的钱在特定年份要超过军事开支的五倍以上。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一战前夕,尽管一些研究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学家指出,这一时代是一个基础设施、法治、民权与社会都兴盛的进步时代,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兴盛同中央层面的政治僵持并行不悖。奥地利逐渐进入了一个大众政治时代,选举权一步一步扩大并最终在1907年实现了普选,但几乎所有的政党都以某个民族与族群为基本盘,他们竞相争取国家好处,彼此争斗不休。

这种菜市场政治从两方面损毁着人们对帝国的信心。一方面,议会内缺少稳定的多数,议会政治常常因为一个些许的地方政策矛盾停摆。帝国宪法的第十四条规定,当帝国议会休会时,皇帝可凭敕令颁布紧急立法。而这种敕令时刻越来越多,1897年到1904年期间,敕令被动用了97次之多。在1903至1905年期间,议会干脆没有通过任何预算案。各政治派别由于达不成交易,于是争相同官僚机构勾搭,于是整个帝国似乎又回到了过去的官僚绝对主义时期。另一方面,这种菜市场政治为民族主义者的动员做了充分的舆论和心理准备。为了这个地区或那个地区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教学,这个地区或者那个地区的行政语言应该是哪个这样的文化议题,人们争斗不休。1908年11月,为了语言教育问题,布拉格城内两万德意志和捷克暴民相互攻击,三百人丧命,六百人受伤。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冲突,斯拉夫民众扯下国旗,高唱俄罗斯和塞尔维亚国歌。

德意志人,过去被称为“国家民族”,是帝国最忠诚的拥护者,这个时候由于王朝与少数民族的妥协勾搭,也怨气冲天。他们不仅在口头上抗议,同时也诉诸行动。有位外交官写下报告,说:“德意志元素,始终是奥地利境内最强的胶黏物,如今却已成为促成奥地利分解的最有力东西。” 兴起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政党吸引了大批德意志人,比方说1882年,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舍内雷尔(Georg Ritter von Schönerer,1842-1921)制定了所谓的《林茨纲领》,要求抛弃匈牙利,让斯拉夫人的土地独立,将剩下的德意志人占多数的领土归并德意志(顺便说一下,这个人被他的拥护者尊称为“元首”,他也是煽动街头暴力的一把好手)。他把德国皇帝而非哈布斯堡帝国的皇帝称作“我们的皇帝”。帝国议会里面的有些德意志下院议员跟他一样,每听到霍亨索伦家族(德国皇帝的家族)的名称时就欢呼叫好。他们也逐渐放弃了把德意志性看成是一种高级文化的态度(这种态度固然自高自大,但也不乏开放性,因为不管是谁接受德语教育,也就被认为是德意志人),开始从血缘上来看待民族。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德意志反犹主义的兴起。生活在奥地利的犹太人一般说德语,也自认是奥地利人,具有很强的德意志认同。但是随着现代化和大众民主的兴起与冲击,很多德意志人倾向于把自己的困境归咎于“外来者”的竞争之上,于是犹太人首当其冲。反犹主义最猖獗的地方就在维也纳,维也纳市长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1844-1910)领导的基督教社会党,把民粹主义、社会主义与反犹主义揉为一团。而希特勒的青年时代正好生活在维也纳,他日后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道,他崇拜卢埃格尔,为他的去世悲痛欲绝:“维也纳是而且仍然是我一生中最坚难、最彻底的学校。我进城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但离开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男人了,变得安静而严肃。在那里,我获得了一种哲学的基础,也获得特定政治观点,后来我只需要对它进行详细补充,但它从未离开过我。”

当相当多的德意志人在心理上也抛弃了这个多民族帝国的时候,这个帝国就实际上已经消逝了。有种说法是,八零年代到一战之前的三十年,是帝国躺在床上苟延残喘的年代。以后帝国在一战中遇到重大挫折后,就相当平静的分崩瓦解,不过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有一些历史学家对帝国满怀同情之心,荷兰历史学家彼得·贾德森在《哈布斯堡王朝》一书中就持这样的观点:“奥匈帝国的政治活动中存在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冲突,并没有对这个国家造成致命的削弱作用,而它们也不是奥匈帝国在1918年崩溃的元凶。”1880年至1914年的政治喧闹不过是表面的噪音、整合时的火花,民族主义与帝国并非不兼容,广大群众在被民族主义动员起来时也由于生活、政治与社会的改进对帝国日益忠诚。

为什么哈布斯堡帝国最后还会瓦解呢?贾德森认为这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外后果,是帝国统治者的失策所导致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帝国内阁无限期休止国会和各州议会,停止公民宪法权利,将整个国家置于军事专制之下。对国内的少数民族横加猜疑,物资困乏与战争失败磨灭了人们的爱国热情,这才导致了帝国的崩溃。

但老实说,我觉得这种看法并不是非常能令人信服。1918年帝国的瓦解是没有任何暴力冲突的结果,在克拉科夫(波兰)、利沃夫(乌克兰)、布拉格(捷克)、扎格雷布(克罗地亚)和布达佩斯(匈牙利)等城,都是民族主义人物登高一呼,万众景从,帝国政府乖乖的一枪不放就将主权拱手让人。如果帝国不是人心丧尽,恐怕很难有这种局面。而这种人心的流失,也很难说全是一战的“功劳”,因为除了俄国,我们并没有看到其他参战国也彻底瓦解。

从奥匈帝国加入一战的原委来看,就更不能说帝国的瓦解只是战争的后果——当初帝国之所以要对塞尔维亚开战,是因为害怕塞尔维亚会成为“巴尔干的皮埃蒙特”(意大利统一运动的发起者)。但是帝国内的南斯拉夫人加在一起有700万,远比塞尔维亚的210万为多。按道理说,应该是塞尔维亚怕帝国才对。但实际上,由于帝国境内的南斯拉夫人遭到匈牙利的打压,又由于帝国政治结构的局限没有办法组成一个独立的邦国(如匈牙利),将帝国改造成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联邦,所以才心向塞尔维亚。因此,战争的起因本身就是帝国身患“重病”的结果。

此外,许多独立运动的领导人的思想和决心并不是在战时才形成的。比方说捷克领导人马萨里克(Tomáš Garrigue Masaryk,1850-1937),他是资深议员和查理大学哲学教授,对波希米亚和整个帝国的传统、现状和未来都有很深的研究。在其政治生涯的早期,他的目标曾经是帝国范围内的捷克自治。但是“尤其是在1907年以后,我越是了解奥地利和哈布斯堡王朝,越是迫使我反对它。这个王朝……看上去如此强大,道德上和物质上却在退化。于是对我来说奥地利成为一个道德和政治问题。” 由此可知,马萨里克是在战前就下定了独立的决心(当然,同时期也有很多捷克领导人认为独立是根本不现实的)。

如果我们问自己一个反历史的问题:假如哈布斯堡帝国没有加入一战,那么它还会不会分裂?这个问题大概没有答案。但是我们可以有把握的说,至少这个帝国是设计不良,运转不良的。弗兰茨·约瑟夫皇帝自己在1916年曾对身边的一位官员说:“长久以来,我已经意识到我们在现代世界上是如何的不同寻常。”他在1914年参战的时候,其实已经对帝国的前途失去了希望,那年7月,他对近臣说道:“如果这个君主国一定要死去,那它至少也应该死得体面。” 简而言之,皇帝本人也不看好帝国。

我们可以比较公平的说,这个帝国并不是没有优点,它的消逝最后造成了很多灾难。它的缺点在哪里呢?问题似乎出在王朝的历史选择上,在好几条可能会统合国家的路径上它都似乎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它没有能够在德意志、捷克与匈牙利之间建立足够的平衡;它建立绝对主义统治的时间过晚(十八世纪而不是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就不能在民族主义兴起之前完成社会统合(如英、法);它镇压了1848年革命,没能让地方主义遏制住民族主义(如瑞士);它为了王朝利益首先通过绝对主义消灭了可平衡民族主义的各地方势力,接着又利用民族主义来抗衡德意志自由派;当民族主义兴起的时候,它在1867年建立的共治体制又不是一个真正的联邦方案,反而封闭了帝国联邦化的真正可能。总而言之,无论是统一还是隔离,王朝都不得其法。

也许最根本的弊病是,王朝高踞帝国之上。这既是使它成为欧洲之必需的条件,但也是阻碍这个帝国转型成为联邦国家的根本障碍。应该说,在帝国绝大部分时间里,它都呈现出一个“隔离帝国”的特征——这指的是帝国统治者有意识的在各个族群之间划出政治界限,实施间接统治、分割治理。比方说哈布斯堡王朝并不以德意志人自居,其统治也很少有民族本位,无论是匈牙利人还是波兰人都在其宫廷、政府出任高级职位。从这点来说,哈布斯堡王朝极具普世帝国的余韵。除此之外,帝国内部各族群内部也能看到隔离的痕迹——同一个族群,被分割到不同的地方。这种隔离倒不一定是帝国有意为之,而多半来自历史的继承。捷克地方由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构成(如果不算上斯洛伐克的话),罗马尼亚地方由特兰西瓦尼亚和布科维纳组成,克罗地亚人则分布在达尔马契亚、伊斯特尼亚和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诸省之间。

如果说上面这种隔离在某种程度上减轻甚至消弭了族群间的斗争与对抗的话。帝国所奉行的另一种隔离政策则不然。弗兰茨一世(1792-1835)曾说道:“我的臣民们彼此越陌生越好,我可以派马扎尔人到意大利,派意大利人到匈牙利,这样就可以从他们的仇视中产生秩序,从他们的仇恨中产生和平。”梅特涅也有相似的言语,他对朋友说,帝国抵御革命有多种手段,如果马扎尔人起义,就拍捷克人去镇压,因为他们相互仇恨。 这也是古老帝国“以夷治夷”的法门。这种故意制造各族群矛盾的做法对王朝有利,对帝国却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当大众政治时代来临的时候,需要各族群进行政治协商以达成一个稳定的政治安排,但历史积怨所造成的相互竞争明显起着民族主义动员、破坏协商的作用。匈牙利人与其他族群的不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一个普通人对政府没有什么期待的前现代社会中,这种隔离确实能够起到稳定秩序的作用。但是随着大众政治时代的到来,一个高高在上,视自己为诸民族调控措施的帝国政府就不够用了。如果帝国政府不能起到沟通、聚合作用,那么被隔离出来的诸民族单位就会把一切外在(帝国也好,其他民族也好)看成是异己。而这正是哈布斯堡帝国史告诉我们的。

注:已经发表在了“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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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是怎么治理民族的(一):雅典与罗马

帝国是怎么治理民族的(二):大英帝国

帝国是怎么治理民族的(三):法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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