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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的自传连载(9)文革十年动乱和劫后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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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是被戴上「右派」帽子的爷爷在文革中被批斗,差点丧命的经历。最让我动容的是写奶奶背着我的父亲探爷爷 「最后一面」,「她背上小孩前来,大约是让我们父子见上最后一面吧?我们在黑暗中互相凝视,有千言万语要说,终于一句也没说出来。民兵将空饭盒递过去,她拖着沉重的脚步,背着孩子,慢慢的消失在黑暗中。」

第三章 脱胎换骨

第五节 动乱中度过十年

斗争和游街

小家庭的平静生活很快被社会上的运动打破了。满街的大字报,满街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和惊心动魄的似是而非的新闻。紧接着是揪斗“走资派”,每天锣鼓喧天,一拨拨的人声嘶力竭的喊着打倒××的口号,押着公社书记、校长、供销社、食品站、粮所……等几乎所有单位的头头和农村的大队长甚至小队长,让他们戴着高帽子游街示众。批斗会到处都是,口诛笔伐,拳打脚踢,无所不有。红卫兵到处串连,各种群众组织应运而生,“革命”越闹越凶,斗争的对象逐渐发展到一般干部职工和教师……

1967年8月,我的第二个儿子降生了。在这汹涌澎湃的“革命”运动中,我总怀着隐隐的忧虑,每天收工回来守着老母和妻儿,忐忑不安地祈求着家庭的安宁。

面对眼前发生的事,我疑惑不解,又恐惧不安。怎么会出现这种史无前例的乱纷纷的局面?据说发动者是全国人民敬爱的领袖,那他的目的安在?难道他要毁掉自己亲手创建的国家?我有太多的疑问。由于有了57年和58年那场运动的特别经历,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努力逃避,敬而远之。对那些形形色色的革命行动和言论,我不表态、不赞同附和,更不敢反对。我希望沉默能让我置身局外,平安地抚养两个襁褓中的孩子,是我最大的愿望。

可是,革命不是躲得开的,它终于革到了我的头上。冬天一个下着毛毛雨的日子,难得不用出工,一家人在烤火取暖,大队文革小组的一个头头来了,要我马上跟他到大队部去。我意识到,担心的事终于来了,穿上妻子递过来的旧棉袄,走出了家门,大队正开着斗争会,会场外蹲着十多个低着头的五类分子,旁边守着几个背枪的武装民兵。我在震耳欲聋的“打倒右派分子”口号声中被带进了会场,主持者要我交代罪行。我说,我不是右派,62年平反时已明确了,我也没什么罪行交代。站在我身旁的一个人突然一巴掌打过来:“是不是右派,不是你说了算,而是贫下中农说了算。你想反攻倒算吗?”与此同时,几个人过来硬按我跪下,我挣扎着站了起来,一个人在我身后重重的踢了一脚,我跌扑在地上,他们揪我的衣领又把我提起来跪着……斗争过后,我们这十多个人胸前挂上牌,头上戴高帽被推搡着去游街示众,直到傍晚才放回家。受此奇耻大辱,我在母亲和妻子跟前号啕大哭了一场,我究竟做错什么事,犯了什么法,要遭这些人作贱?可是在那个年代,往哪里说理,往哪里喊冤呢?母亲和妻子只能抽泣着陪我流眼泪罢了。

十二级台风和劫后余生

1968年的春天,细雨在寒风中飘落,天气是那么阴冷。在凄风苦雨中过了一个完全没有喜庆气氛的新年。“文化革命”的狂热并不因为寒潮而降温,反而变本加厉,愈演愈烈。游街示众的越来越多,每天经过我家门口的就有好几拨。每当零乱的锣鼓声和口号声由远到近时,我就联想到自己挨斗挨游街的样子,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对捉摸不定的未来提心吊胆。

三月九日下午,我像往常一样坐在晒场边上的大龙眼树下等候出工,耳边听着社员们议论今天的新闻:地主“锄头三”被绑在圩尾的荔枝树下,被一群孩子用石头生生砸死了;“小羊”被拉到江边沙滩上,快要“收米簿”了。(这是当时流行语,意即人死了,被注销户口,收回粮食供应证。)听到这些新闻,我不寒而栗,想走开,躲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去。在我心神不宁的等工时,两个武装民兵拿着绳子来了,二话不说,把我和陈某反绑起来,送到了大队部。大队的屋檐下,一排过坐了二十来个人,这些人无一例外的被反绑双手,一声不响的坐在那儿,头偎在膝盖上。我们两个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不时有新的人加进来,傍晚,已达到三十多人了。

晚上八时多,所有“犯人”家属都送过饭了。我妻子最后一个到来,她背着才七个月大的孩子走到离我五六步的地方,民兵拦住她,接过饭递给我。我在她眼前默默的吃着饭,里面有她特意煎的两个荷包蛋。我突然想到,这可能是“最后的晚餐”了,她背上小孩前来,大约是让我们父子见上最后一面吧?我们在黑暗中互相凝视,有千言万语要说,终于一句也没说出来。民兵将空饭盒递过去,她拖着沉重的脚步,背着孩子,慢慢的消失在黑暗中。

三月初的夜晚,吹着微微的北风。身上穿得少,我冷得浑身哆嗦,心里猜想着明天挨斗的情形,没有丝毫睡意。身边的同伴们不时发出一两声干咳,也有人在抽着难闻的旱烟,看来也没有谁会有睡意。三四个端枪的民兵坐在对面不远的树下监视,屋里隐约传来的争论声,时而高亢,时而低沉,像是革委会和贫委会的头头们在讨论,而讨论的内容似乎与我们这批阶下囚有关。反正听不清楚,听清楚也枉然,一切听天由命算了。突然,一个人影一闪而过,正在打盹的民兵惊醒大喊:“有人跑了!”屋里十几个人追了过去,可是那人已不知道去向了。经捡查,是圩尾队的叶××磨断绳子跑了。于是,加派人手对没跑的加强戒备,算是亡羊补牢。

叶某终于跑不了,在毗邻的石康公社被设卡的民兵拦住了。接到电话的大队头头派了几个人骑单车去领人。早上八时许,几个民兵回来了,没有带回人,说叶某死活不肯回,只好一梭子弹就地解决了。

上午十点,大队革委会贫委会,治保主任民兵营长,各小队社员陆续到齐,说是集中去开全公社的万人大会。,长得似孙悟空的治保主任,站在囚犯前面宣读名单,每点到一个人,就被民兵拉出列再加绑一条绳索,一共点了八个人。然后,人们拥簇着到圩上去了。我们这些留下的“坏家伙”,通通被赶进漆黑的仓库里。被关在黑屋子里,我猜不透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今天的万人大会确实蹊跷,既然抓了我们来,为什么又不像往常那样全部带出去斗争或游街,而只挑选八个人呢?胡思乱想了半天,肚子咕咕作响,我才想起今天还没有吃过东西,感觉饿得慌。

门终于打开了,走出明亮的外边,眼睛久久睁不开来。太阳已西斜,大约是午后二时左右,上午带队去开会的头头们都回来了,猴子脸主任训话:“刚刚开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万人大会,我们大队那八个罪大恶极的家伙已收米簿了。你们要老老实实改造,不然下一批就轮到你们了。”训话完毕,就叫民兵松绑,让我们走了。在回家的路上,我经过学校门口刚散会的会场,看到周围横七竖八的血淋淋尸体,样子恐怖极了。在一棵龙眼树下,十几个人正在围观一个手拿尖刀的中年大汉在剖腹取人肝。我匆匆走过,生怕被他们拉住,遭到同样的下场。

回到家里,和母亲紧紧抱成一团大哭了一场。我家屋后的沙滩,是此次大屠杀的主要刑场,家人看到窗外这个用木棍石块加上枪弹杀人的恐怖场面,惊骇万分,以为我也遇害了,万没想到我能活着回来。劫后余生,我没有半点庆幸的心理,它留下了太深太可怕的伤痕,常使我梦中惊醒,终生难忘。

第二天,我与几个社员到供销社挑磷肥,看到街上贴了很多县革委会的布告,内容是禁止私设公堂,制止武斗之类。布告上的日期赫然写着1968年3月5日。我想,这些掌权者的政策和策略真高明,昨天大开杀戒,今日张贴禁止杀人的布告,而布告竟是几天前颁布的,时间安排得够巧妙的。3月5日如果真的制止,哪有后来几天全县性的杀戮?“此地无银三百两”这典故竟然再现于世。

在我被抓去大队部的那天,我对当时的形势一无所知,简直是满头雾水,以为像往常的斗争场面那样,受点皮肉之苦是必然的,却万没想到会把人活活打死的。事后约一个月,一位做大队干部的朋友告诉我,当晚大队头头们研究该做掉谁时,曾有人提出我的名字。我所在的生产队长事先觉得事态严重,逃避了会议,而其他人则与我无过节,大多数人认为不该死,最后才没有将我列入名单,否则就去那条路了。听得我毛骨悚然,你说有多危险。据当时的统计,3月10日开大会这一天,全公社共杀了一百零六人,加上前后几天在各大队自行处理的达一百三十人左右。其他地方的不得而知,听说有个别公社更厉害。人们称这场杀人风为十二级台风,其实它比台风厉害多了,简直是场龙卷风。

死罪是免了,活罪却逃不了。在以后的几年里,我又恢复了“右派”的待遇,在贫下中农的监管下劳动。所不同的是,没有正式给我带上帽子,无需参加五类份子的会议。做最苦最累的工,拿最低的工分,是那些靠突出政治吃饭的干部给我的待遇。他们不高兴时,我是最佳的出气对象,辱骂是常事,斗争会上全武行是他们的拿手戏。我就在这种环境下熬了近十年。曾想过以死求得解脱,但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很快就打消了,我怎忍心把两个嗷嗷待哺的幼小儿子推给白发苍苍的老母和虚弱不堪的妻子而自己一走了之?我为人子人夫人父的责任让我顽强地活下去。而且,我生就一种不服输的“骨气”,我相信眼前只是母亲口头禅中的“星宿避难时”,也相信父亲生前说的“终须有日龙穿凤,唔会日日都裤穿窿”那句戏文。我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句人尽皆知的语录鼓励自己。我要活下去,要养大我的孩子,要重见天日。我还要看那些飞扬跋扈,以欺负别人为乐的家伙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下一期是爷爷写下的他在文革中所见所闻的家乡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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