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也

纽约大学政治系博士,关注威权政治和统计方法

民主運動中的階級問題

6月9號百萬人遊行當晚,我借宿在潔平家。第二日一早跟朱濤老師同乘出租車去往大埔墟地鐵站,路上自然免不了聊起昨日的種種見聞。不曾想,司機中途突然插嘴,開始對抗議者大加斥責,說香港人就該好好掙錢,亂鬧下去早晚被共產黨鎮壓云云,逼得我們不得不改變了話題。

後來跟香港朋友聊起這段見聞。朋友說,你怎麼不告訴他,一旦修例通過,外資撤走,想好好掙錢也不能夠了。我起初很以為然,但轉念一想,即使香港真的變成所謂“廣東省香港市”,出租車司機的生活會有很大不同嗎?只怕未必。只要經濟發展水平不斷崖式下跌,打車需求應當變化不大,更是不會受政治環境的影響。誠然,政治環境必定同經濟發展有所關聯,但這樣複雜的因果鏈條,很難被用來說服出租車司機改變主意。對於他們來說,建制一方提供的說辭更加簡明有力:抗議搞亂香港,破壞日常秩序,讓大家搵食更為艱難。

偉大革命領袖告訴我們:“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當今的政治學和社會學理論,也無不強調聯盟在社會運動之中的重要性。現代社會中,各個群體訴求迥異,因而如何團結大多數,構建短暫的“負面聯盟”,以人數向在位者施壓,就成了運動勝利的關鍵所在(Beissinger, 2013)。對於反修例的抗議者來說,能否爭取到包括出租車司機在內的廣大香港普通市民的支持,不僅是本次運動的勝負之匙,甚至也決定了這座城市今後一整個世代的政治走向。

按照政治學的傳統觀點,抗議者一方應該天然得到低收入群體的支持。因為他們的最終訴求是民主化,而民主化導致的再分配,對低收入者最為有利。在任意社會中,中位投票人(median voter)的收入一般都低於平均收入。根據中位投票人定理(median voter theorem),民主政府會“劫富濟貧”來迎合多數人的偏好(Meltzer and Richard, 1981)。在此基礎之上,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和羅賓遜(James Robinson)將民主革命描繪成了一個動態的階級鬥爭過程(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0, 2001):窮人不相信富人對再分配做出的承諾,才要求民主化以掌握權力。一個社會貧富差距越大,民主化的動力也就越強。

然而現實狀況卻並非如此。亞當·舍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在他2010年出版的著作中指出,民主化幾乎未能帶來不平等程度的減少。而民主政治的觀察者也早就發現,底層往往不會去支持鼓吹再分配的左翼政黨。比如美國的貧苦白人,正是右翼共和黨的鐵票倉。為什麼會這樣?舍沃斯基的觀點是,在民主框架下,政府能做的其實非常有限:想提高稅率,資本可以輕易逃往其他國家,最終負擔成本的反而是中產階級;想補貼教育,但富人家的孩子還是能在課外獲得更多資源;想搞土地改革,對國家能力要求極高,也無法遏制土地兼併的長期趨勢。

那怎麼辦?一種方法顯然是廢除私有產權,但這樣的社會實驗已然以失敗告終。另一種方法是進行全球聯動的資本管制,但這其實意味著各國金融主權的喪失——正如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所指出的:全球化、民主和主權國家,三者只能得其二。近年來一些美國政客提出,由於其制度和國力優勢,資本不太願意逃離美國,因此對華爾街征收重稅是可行之舉。但在向來反感政府干預的美國,這種主張何時能成為主流,尚未可知。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低收入群體對於民主運動不甚感冒,成了全世界的普遍現象。相比于代議制民主,反而是鐵腕治國的獨裁者更能解決他們的燃眉之急。反腐雖然不能提供經濟上的好處,至少能給人心理上的快感。民主派對中共聲嘶力竭的譴責,又怎有蛇齋餅粽來得實惠?安德烈·施萊弗(Andrei Shleifer)認為,道德是一種正常品(normal good),其需求隨著收入而上漲,自由亦然。對於食不果腹的那部分人來說,中產階級所追求的價值,跟鏡花水月並無分別。不平等的日益加劇,讓中產和底層形成“交疊共識”的過程愈發艱難。對於香港這一“資本主義精神”的化身來說,太平山豪宅和逼仄籠屋之間的強烈反差,乃是一切民主運動不得不背負的原罪。

此次反修例運動,孰敵孰友,尚未有明確的證據。但筆者跟理工大學黃鶴回教授先前合作的研究發現,傘運之後,近距離經歷了佔領的民眾,在16年立法會選舉中紛紛轉投建制。若將選民按人口變量分組,可以看到傘后新興的本土派吸引了不少建制青年的選票,但原本收入較低的泛民支持者則大批改換陣營。總體而言,民主派的力量反而遭到了削弱。今次運動的主要反對者,香港警察,其成員也多來自低收入、低學歷階層。當然,以馬杜羅之倒行逆施,尚不能在委內瑞拉點燃燎原之火,我們又怎能對香港出租車司機過於苛責?

但是至少,想要有所改變的香港年輕一代,必須對現狀有足夠清醒的認識,而非滿足于兩百萬人上街的既有成就。畢竟,五百萬“沉默的大多數”,才是真正要去爭取和說服的對象。令人欣慰的是,這次的抗議者已經有意避免了長期佔領的抗爭形式,以降低運動給普通市民帶來的成本。但除去降低成本,如何提高低收入群體在民主運動中的收益,則是更值得思考和研究的問題。舍沃斯基在書中提及,第一波民主化時期的歐洲運動家,主打的口號並非再分配,而是廢除貴族特權,提升社會流動性。而近年來較為成功的社運組織,玻利維亞的執政黨MAS,其發家之道則是以反資反帝的左翼綱領統合山區農民和城市工人(Anria, 2018)。

這裡並不是說,香港的抗議者可以複製上述策略,而是說在傳統的擁共-反共之外,應當試圖去利用更加多維的社會分裂(social cleavage),在勞工、女權、環保,乃至動物保護方面做做文章,同時跟市民建立更加緊密的聯繫。筆者在與香港反對派人士的交流之中,發現不少年輕人亦有類似想法,甚至有了初步的行動。只是突如其來的反修例風波,打亂了一切既定部署。倉促應戰的一代人,陡然被拋向了時代巨輪的中心。這其後的發展,就不是學者所能夠預料的了。

參考文獻: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Why did the West extend the franchise? Democracy,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15.4 (2000): 1167-1199.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A theory of political transi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4 (2001): 938-963.

Anria, Santiago. When movements become parties: The Bolivian MA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Beissinger, Mark R. "The semblance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Coalitions in 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7.3 (2013): 574-592.

Meltzer, Allan H., and Scott F. Richard. "A rational theory of the size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9.5 (1981): 914-927.

Przeworski, Adam. Dem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self-government. Vol. 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Rodrik, Dani.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WW Norton & Company, 2011.

Shleifer, Andrei. "Does competition destroy ethical behavio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2 (2004): 414-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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