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也

纽约大学政治系博士,关注威权政治和统计方法

民主能不能帶來經濟平等?

(這是一則讀書筆記)

最近在讀Adam Przeworski老爺子2010年的書"Democracy and the Limit of Self-Government",發現他在第四章中對民主和平等之間的關係進行了非常有趣的探討,在這裡跟各位分享一下。老爺子出身威權國家(波蘭),卻一輩子致力於研究民主,在實證和規範理論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更與2010年榮獲政治科學最高獎Johan Skytte Prize,本書可以說是他的集畢生大成之作。

老爺子一上來就指出,平等被認為是民主的一個基本特質,因為按照通常的理解民主就是一人一票,所以每個公民從政治參與的角度來看是平等的。但這個說法其實有兩個問題。首先,一樣的選票不意味著一樣的實際影響力。在選舉期間,較富裕的公民更能負擔得起競選的成本,可以為中意的候選人捐獻資金,或是動員大批跟自己觀點相近的選民走出家門投票;其主張也會藉由媒體而廣為人知,進而潛移默化地影響他人的決策。在選舉結束之後,普通公民只能任由選出的代表為自己的利益代言,富裕階層則能直接對政府展開遊說,以期改變政策。近年來美國政治這方面的研究很是熱門,比如Stanford大學的政治學新星Broockman就做過實驗,發現有政治捐獻的選民更容易獲得議員接見。老爺子由此總結道,民主制度下的所謂“政治平等”只是法律強加的平等,而遠非是社會現實的反映。

其次,甚至連法律上的平等在很多時候也難以保證。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里,民主政權都對投票資格和候選人資格有所限制。比如在1832年改革前,英國的許多市鎮(Borough)都沒有自己的代表。(Burke對此的辯護是,這些市鎮的選民雖然未選出代表,但其利益已經由其他市鎮代表了,即所謂“virtual representation”)。而非裔在美國真正獲得選舉權乃是民權運動之後的事情了。婦女投票權是一代代女權活動家鬥爭的結果,時至今日,兒童在民主國家也沒有投票的權利。公職候選人面對的門檻往往還要更高。從今天的視角來看,這些限制無疑是對公民政治自由的侵犯,但在代議制政府剛剛出現的時候,它們其實得到了廣泛的支持。那個時代的政治理論家認為,政府的根本職責是選出優秀的領導人來管理國家,服務人民。但只有滿足某些條件(財富、土地、教育水平)的人,才有足夠的理性在選擇領袖上做出正確的判斷。現在我們仍然用相同的理由來說明為什麼不能允許兒童投票。但相對而言,基於年齡的限制比較容易為人接受,因為其效果對所有人都是相同的,並沒有違背平等的理念。

總而言之,民主並不能保證我們理想中的平等。事實上,歷史上的歐洲人爭取普選權也並非是為了追求平等,而是要以此削弱貴族的權力,提高社會流動性。平等只是民主派用以團結支持者的一個口號。不過我們倒是可以追問,民主能不能逐漸讓一個社會在實質上,特別是經濟維度上,變得更加平等呢?有趣的是,在現代民主誕生之初,無論左派還是右派,都堅信全民普選會導致激進再分配,消除經濟上的階層差異。同時期興起的民主社會主義,就是要用民主的手段,完成社會主義的平等目標。從政治經濟學的標準模型來看,這是顯而易見的結論:根據中位投票人定理,一個民主國家的稅率應當由中位選民確定。而由於財富分佈的集中性,中位選民的收入往往低於平均收入,所以ta會偏好更多的再分配。

可奇怪的是,當全民普選真正到來的時候,人們設想中的再分配卻沒有出現。老爺子整理了世界各國不平等程度隨時間變化的趨勢,發現全民普選並沒起到什麼作用。真正能降低不平等的,不是民主,而是革命和戰爭。為什麼會這樣?有一種解釋是,低收入者未必支持激進的左翼政策。他們可能預期自己的後代會進入高收入階層,抑或受到媒體宣傳和宗教的蠱惑,因而對右翼保守派青睞有加。老爺子覺得,更為重要的因素是,政府在再分配問題上能做的其實有限。假如你是一個剛剛贏得了大選的左翼政客,你要做些什麼來實現經濟平等呢?最簡單的方案是提高所得稅率。但所得稅針對的是收入而非財富,後者才是造成不平等的主要原因。而且年復一年的高稅率會抑制投資者的積極性,降低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力。更不要說今天的富人可以輕易將財富轉移到其他國家。另一種普遍的做法是土地改革,但土地並不是現代社會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布爾什維克的策略是對資本進行國有化,但後果如何我們也都看到了。近年來有人鼓吹資本全民所有,即將各個公司的股份平均分配給民眾。然而捷克私有化期間的經驗顯示,分散的股份很容易再度集中起來,因為對每個人來說這都不是多麼了不起的財富,不如轉賣給更擅長經營的人。股權分散也使得董事會難以監督經理人的行為,造成嚴重的道德風險(moral hazard)問題。最有效的政策,可能是按照當今發展經濟學的理念,開展微觀干預,提供諸如小額信貸、清潔飲水等公共福利,但這對國家能力要求甚高,並不普適。更何況,在普選權改革完成之後,為了不斷贏得選舉,左翼政黨的綱領會逐漸向中央靠攏,所以最終進行的再分配可能是微乎其微。

結合當今世界的局勢來看,老爺子其實描繪了一幅頗為悲觀的畫面。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已經在各個民主國家掀起了民粹主義的浪潮。如果民主不能帶來經濟平等,那麼最後被犧牲的可能會是民主本身。當然,他的論述並非無懈可擊。比如如今盛行的社區企業嘗試(邱林川老師說的平台化)就不在他的考察範圍之內。但無論如何,怎麼盡量在民主框架之內化解不斷激化的階級矛盾,這可能是民主國家未來幾十年內面臨的最嚴峻挑戰,也是本書給我們最重要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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