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知识分子（苏格拉底与知识分子）

苏格拉底与知识分子

苏格拉底被认为是西方第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这种说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今天通常以受过高等教育或从事脑力劳动来定义知识分子。这个标准有很大的局限性。古代社会没有所谓大学，未来社会恐怕会普及大学教育，学历标准自然无法适用。即使是对于现在的社会，唯学历论也行不通，譬如说它就不能正确对待那些自学出身的知识分子。从职业上有着眼，把脑力劳动者统称为知识分子，这个标准也有很多毛病。要把终生从事誊抄报表一类工作的人叫做知识分子毕竟显得很勉强，此其一。第二，一个人的正式职业只是表明他赖以谋生的手段，它们对一个人的关系可以是很外在的。众所周知，斯宾诺莎是磨镜片的，但他无疑要算是一位知识分子。

具体说到苏格拉底，他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职业又是如何呢？我们知道，在当时雅典，没有公立学校，更没有大学（但却有公共体育馆和角力学校）。一般自由民的男孩子都上私塾，学习写作、音乐和体育，到十四岁或十六岁止。然后被徽召人青年团（epheboi），接受公民与作战训练，其中包括上文学、音乐、几何学与修辞学课。二十一岁时结束。根据已知的情况来看，苏格拉底所受的教育和大多数雅典公民不会有什么不同。据说他一度迷恋于智者派学说，见过巴曼尼德、普罗塔戈拉和高尔吉亚等人，可能还见过爱利亚的芝诺，并学习过阿那萨哥拉的理论。但是，上述这几位人物在雅典的知名度很高，与之打过交道的青年为数一定不少，因此那也算不得什么特殊教育。至于职业，苏格拉底和其它雅典人一样，当过兵，打过仗，还表现得十分英勇。他也干过石匠和雕刻匠的工作，这可说是继承父业，因为苏格拉底的父亲是个雕刻匠。不过在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里，苏格拉底并不从事任何具体的工作或劳动。他的生活虽然比较清苦，但却不必挣钱谋生。固然他总是和别人讨论问题，身边也总是有一些学生，可是由于苏格拉底拒绝像智者一样收取学费，所以我们若是按今天的标准定他是“教师]成分恐怕都很不恰当。简言之，我们应该说苏格拉底是没有职业的，而这与大多数雅典自由民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那么，人们为什么称苏格拉底是知识分子？或者说，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究竟是指的哪类人？他们有何共同特点？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也许体会得更深刻些。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我这里主要是指”文革]前“老三届”中的一批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大都有了大学或研究生院的文凭，一般都在从事教学、科研一类较复杂的脑力劳动，因此已经被社会承认是知识分子了。但是，我们自己很懂得，我们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主要并不在于我们有了那些文凭和参加丁那类工作。在我们自己看来，我们早在此之前就多少已经是现在的我们丁。虽然在那时，我们一般都干的是十足的体力活——当农民或当工人，从学历上看仅仅有高中或初中的已毕业或未毕业但仍被当作已毕业的文化水平，但是，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与他人有一种内在的差别。我们更爱好读书，不是为了消遣，更不是为了考学校或评职称（当时尚无这等好事）；我们是抱着力求真正了解人生和世界而读书。我们习惯于思考（这使我们后来获得了“思考的一代”之称），喜欢进行刨根究底地、批判性地认真思考。我们关心现实问题，但主要是从理论的角度去关心。我们关心自己的命运，但又努力超脱狭隘的个人得失。我们追求真理，一点不害怕它与现实有什么抵触，也决不回避那些使我们自己不愉快的论据。我们追求理想，追求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想或日以天下为己任。尽管当时我们还什么都不是，连“一介书生]都谈不上，因为我们既缺乏书籍又缺乏读书的时间，除了在”思想改造“的时候被视为”知识分子“外，在其它任何时候都只不过被当成筒单的劳动力。

从外表看，我们和别人，尤其是和我们的其它同学们很少区别：任何表格统计都反映不出有什么区别。但区别的确是存在的，主要之点在于，我们对观念形态的东西、对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有一种深刻的兴趣——至今仍是如此。在我看来，造就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徽。今天的我们较之过去当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就上述一点而言，过去的我们和现在的我们是一脉相通的。如果说我们今天成了知识分子，那么我们早就是如此了。我相信，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一定和我有此同感。或许，我们要比那些按部就班地受完各等教育、然后自然而然地从事传统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工作，由此而意识到自己属于知识分子的人们更容易懂得什么是知识分子。

毫无疑问，当我们自觉到自己是知识分子时，我们也就摒弃了关于知识分子若干天然劣根性的偏见。知识分子并不脱离实际。我们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深度丝毫不比别人差，不过我们更习惯于从模糊笼统的经验中抽取出概念性的东西，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经验化为可分析、可表述和可理解的语言文字形式。知识分子并不是只会空谈或者是什么[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我们能和别人从事一样的实际行动，而思想本身就可以变为一种行动，并且可能是一种影响更深远的行动。至于说知识分子怀疑、动摇之类，我们倒不妨引用苏联作家爱伦堡的一段话，在《人·岁月·生活》一书中，爱伦堡告诉我们，沙俄时代（那是一个蔑视以至仇视知识分子的时代）有一部乌沙科夫辞典，其中对”知识分子“的解释是：其社会行为具有优柔寡断、动摇、怀疑等特点的个人。然而，爱伦堡提醒我们，十九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却不是优柔寡断的。他们由于自己的思想而遭到生活上的种种苦难，遭到监禁和苦役。知识分子的怀疑、动摇往往不是由于畏惧，而是由于天良的作用。

按照上面的定义，我们将把一些从学历和职业上讲并不属于知识界的人算成知识分子；同时，我们又会把一些从学历和职业上讲属于知识界的人当成非知识分子。这后一点恐怕不容易被人们接受，但事实上却有它的道理。社会分工的日趋细密，使得很多工作变得越来越专门化，人们仅仅是为了能够胜任某一项工作，他就不得不掌握有关这种工作的大量知识，其中有些知识无疑还极其复杂高深。但是，我们能不能把具有任一专门化知识的人都称为知识分子呢？显然不能。因为那样会迫使我们把几乎从事任何一种工作的人都划人知识分子的范畴。问题在于，具有某一专业知识的人乃至于一个专门家，他也可能对本专业以外的事情缺乏兴趣，他可能对作为整体的人生与世界缺乏思考。当然，生有涯而知无涯，我们每个人都只能对一两个领域比较熟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持有一种超出狭隘专业之外的广阔眼光，尤其是不妨碍我们对生活和社会具有一种领会和责任感。如果有这样一位核物理专家，在制造原子弹工作上拥有无庸争辩的丰富知识，但是他却对战争与和平一类的问题毫无思考、毫无定见，根本不打算关心过问，我们能叫他知识分子吗？归根结底，他和古代的一位擅打兵器的铁匠又有什么区别呢？不消说，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古今中外的系统教育，大都不限于片面的专业知识，它总还注意到一般地拓展心灵，增强智慧，唤起人们对整个观念世界的兴趣。传统的古典主义教育，几乎都把所谓人文学科置于首位，甚至当作唯一的内容。现代教育大大加强了实用学科的地位，这是一个有益的转变，但它通常并不曾膨胀到挤掉人文学科的地步。例外的情况自然也有，无怪有些敏感的人们忧心忡仲。有人认为，二十世纪以来，第一流人才大部分被吸引到自然科学领域，盲目的专门家的数量剧增而具有广阔眼界和胸怀的知识分子却有所减少。那正是造成当代世界灾祸频仍（如两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观点似乎过甚其辞，而且也过分美化了古代和中古时代的轻视科学技术的教育。不过，就其提醒人们注意教育应以培养具有广泛兴趣和社会责任感的人而不应仅仅满足于传授狭隘的专门技术知识而言，恐怕也不是没有好处（在这方面，目前我国青少年学生所表现出来的一些要求和倾向——对广博知识的向往、对开放心灵的追求以及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关注，无疑是令人鼓舞的）。

正是在上面所说到的意义上，苏格拉底被视为知识分子，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称他是“第一个”知识分子，主要是强调他作为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重要性，那并不意味着在他之前的希腊就完全没有别的知识分子。苏格拉底毕生追求真理、追求知识，不计个人利害，超脱世俗荣辱，好学不厌，诲人不倦。这些品质自然都是可贵的。具有上述特徽，自然就是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不过，人们所以把苏格拉底当作知识分子的典型，还依据于他对社会、对政治的特殊关系。换句话，苏格拉底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被认为是很好地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社会意义，很好地履行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

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是什么？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古代中国的所谓“士]，本来就是指介乎大夫和庶民之间的阶层。这就是说，知识分子不是官，当了官就不再被称为知识分子。外国的情况也有些类似，希腊的杰出领袖伯里克利是一个知识丰富、眼界开阔、多才多艺的人物，但人们都把伯利克里归为伟大的政治家，而不把他归为知识分子。这当然也涉及到知识分子的定义问题。除了前面提到的几点之外，知识分子与他人的区别还在于其行为方式上：知识分子行为的基本方式是写与说，是向他人表达他自己的思想和观念。知识分子的工具是语词、是概念。他诉诸他人的理性。他对社会的影响力在于使别人被引入思考、被启发、被理解、被说服。这就和”官一，或政治家不一样。政治家的工具是权力，他诉诸人们的意志，他对社会的影响力在于使别人服从与照办，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政治权威意味着他不得不服从（当然不排除其间他可能会有发自内心的情愿，不过那显然并非必须）；知识权威则不过意味着他更愿意去倾听与理解。知识分子当了官，不论他本人是否发生变化，也不论他的政绩是好是坏，他主要的行为方式却发生了变化，他影响社会、影响他人的方式却发生了变化。因此就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成了知识化的政治家或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僚。除非他在做官之余同时以知识分子的角度从事交谈着述。这里需要申明的是，手握大权后而又好舞文弄墨者历来不乏其人，但要说他们便都是政治家兼知识分子都未必合适，那种本身绝无价值、只是倚重权势以迫使人家洗耳恭听的东西是不算数的。像王安石，其文名之盛并不在于他当过宰相，这才称得上一身而兼二任。至于像苏东坡类之属于知识分子则是显而易见的，尽管他们也当过一些什么官。

从这个角度看，苏格拉底就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因为他完全是以知识分子所特有的行为方式去发挥作用、影响他人的。苏格拉底没有当过官。不错，在公元前四。六年他担任过一次执行审判主席，在那次大会上，苏格拉底力排众议，坚决反对把阿吉纽亚海战中获胜的十名海军大将处死。这是他平生一次最重大的政治活动。但是我们应当知道，这里的所谓“执行审判主席”

和通常所说的“官”不太一样，按照当时雅典的直接民主制，执行会议和民众大会的主席都是用抽签产生的，每天轮换一人担任，而在审理海军大将这一重大案件那天，恰好轮到苏格拉底当主席。因此，这里的“当官]，其实不过是履行公民义务而已。苏格拉底始终是个模范公民。他对于各种公民义务总是认真地、一丝不苟地去实行，并且不怕由此招致的风险，表现在他勇敢地参加战争和勇敢地反对政府的错误决定等事情上。这和我们古代的隐士不同。隐士们不当官也不关心世事，他们没有苏格拉底的那种公民的义务感。附带一提，公民概念，包括公民的权利概念和公民的义务概念是西方文化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东方古代文化中是没有真正与之相应的概念的，它无疑是比较东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苏格拉底明白宣称他不愿意从事政治活动，并且说这是他的“灵机”告诉他的，也就是说那是神的意旨。他说道：“我想这是很对的。因为我可以断定，同胞们，我如果参加了政治活动的话，那我早就没命了，不会为你们或者为自己做出什么好事了……事实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刚直不阿，力排众议，企图阻止本邦做出很多不公道、不合法的事情，他的生命就不会安全，不管在这里还是在别的地方都是这样的。一个真想为正义而斗争的人如果要活着，哪怕是活一个短暂的时期，那就必须当老百姓，决不能担任公职。J26

苏格拉底这段话很重要，不过需要分析。

首先，这里所说的不参加政治活动是指不担任公职，也就是不当官，他并不排斥关心世事和履行公民义务。苏格拉底，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总是不断地“教导、劝勉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他引导众人思考的基本问题——关于什么是虔敬、适宜、公道、明智，什么是治国之本、什么是善于治人者应有的品质，等等——无一不是涉及公众生活的。不过他总是坚持“以私人身分劝告人们”。这其实就是说他不愿藉重公职的权力地位，因为那对于传播思想、启迪理智并不是必须的。权力固然可以加强别人对自己言论的注意程度，但它却常常会妨碍别人的主动理解，妨碍在听众一方激起相应的理智活动。敬畏之心一多，独立自主的理智力量就容易受到抑制，这可能是普遍现象。所以有些身居权势高位者，每当其希望别人思索与理解而不是要求别人一味地顺从时，总是尽可能地表现出平等诚恳的态度。

第二，苏格拉底认为政治活动（不是广义的政治，而是狭义的政治）是荆棘丛生之地，是有他的事实依据的。在古希腊各城邦中，权力之争虽不以残酷着称，但其间的确不乏刀光剑影，寃假错案也为数不少。这除去与政治斗争的性质有关外，和当时政治制度上的不成熟也有关。相比之下，不当官确乎要安全一些。然而在不成熟的政治状态之下，不当官者的安全度也是有限的。鲁迅在抨击中国封建社会时说，中国的老百姓一向不属于任何一边，但又属于随便哪一边，官兵来了被当作土匪一边，土匪来了又被当作官兵一边，横竖都是被屠戮。古希腊社会的自由民的社会地位一般要比之稳固一些，但似乎也不宜夸大。尤其是对于那些有创见并敢于公开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即使是在热爱自由的雅典人那里，处境也常常是反复无常的。智者派大师普罗塔戈拉由于宣布“至于神，我既不能说他们存在，也不能说他们不存在，因为阻碍我认识这一点的事情很多，例如问题晦涩，人寿短促”，当即便被雅典议会下令驱逐出境并焚烧了他的著作；阿那克萨哥拉说了句“太阳是火石]，差点就被处死；而另一位智者派哲学家普罗底柯就确实因为发表自己的观点而死于非命。可见不当官者的命运也实在好不了太多（有人甚至认为，雅典人对政敌的态度反倒更宽大些）。最后，苏格拉底本人的遭遇就是一个突出的反例。

再者，苏格拉底既然视政治领域为血腥之地，那也就暗含着对大部分政治舞台上的大人物的一种贬斥。如果说“一个真想为正义而斗争的人如果要活着就必须当老百姓]，那么岂不意味着在政治活动家中，除了为数极少的愿为正义斗争且不怕牺牲的英雄，其余都是不想为正义斗争、阿谀逢迎的筲小之徒吗？我们知道，在西方的思想史上存在着一种从道义上批判权势人物的传统。伏尔泰在《哲学通信》中写道：”倘若伟大是指得天独厚、才智超羣、明理诲人的话，像牛顿先生这样一个十个世纪以来杰出的人，才是真正的伟大人物；至于那些政治家和征服者，哪个世纪也不短少，不过是些大名鼎鼎的坏蛋罢了。我们应当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是认识宇宙的人，而不是歪曲宇宙的人。]伏尔泰赞美当时（十八世纪）的英国，原因之一就是英国人尊敬优秀的知识分子胜过尊敬政治家，“首相的画像只挂在办公室的壁炉架上，但是我却在二十家住宅中都见到波伯先生（英国诗人——引者注）的画像。

应该承认这种轻蔑权势的传统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它促进人们完善政治体制以力求防止权力滥用的暴虐。当然，要是从上述观点中引出与世隔绝的孤芳自赏，那恐怕就不合适了。如果好人个个都袖手旁观，政治岂不会搞得更糟？古往今来，怀抱济世救民的志向而献身政治者也绝非个别。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其实，苏格拉底本人所拒绝从事的政治活动，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乃是指狭义的政治活动，即当官。但他并不拒绝从事广义的政治，以特殊的行为方式干预世事。他希图对公众事务发生一种较间接但也较深层的作用。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的是，对于苏格拉底提出的关于真想为正义斗争的人必须当老百姓的观点不宜作孤立的理解。因为我们可以肯定，苏格拉底绝不会反对由真正具有政治知识的人担任公职。柏拉图关于哲学家应当当王的思想本来就是对他老师类似思想的发展和发挥。苏格拉底之所以责难当时的政治家们，其理由并不在于他们搞了政治，而在于他们不具备真正的政治知识。这就引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有没有真正的政治知识？怎样才能造成一种尽可能贤明的政治统治？我们在论述苏格拉底对雅典民主制的批评意见时已经涉及到这一点，此处从略。第二，知识分子究竟应该如何对待现实政治？知识分子当官好不好？是不是知识分子都应当努力争取当官？苏格拉底本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是那么好概括的。一方面。他显然主张由有政治知识的人治理国家。另一方面，他的确又赞同知识分子“以私人的身分]介入政治。

仔细研究苏格拉底的申辩可以发现，他之不肯直接从事政治活动实际上是基于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他认为搞政治容易丢失性命，如前所述。这种观点和他不满于当时的现实政治有关。第二个理由则有所不同。第二个理由并不包含着对现实政治的贬意，因而更具普遍性。他说：“我这个人，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说，是一只牛虻，是神赐给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家好比一匹硕大的骏马，可是由于太大，行动迂缓不灵，需要一只牛虻叮叮他，使他的精神焕发起来。我就是神赐给这个国家的牛虻，随时随地紧着你们，鼓励你们，说服你们，责备你们。]27这表明，苏格拉底之坚持”以私人的身分“干预政治，乃是由于他认为这样做对国家、对社会能起到一种特殊的、其它方式不可取代的好处。尽管这种好处不易被人理解，反倒容易招人们恼火，”就像一个人正在打盹，被人叫醒了一样，宁愿听安尼托的话，把这只牛虻踩死].但是，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对于现实政治、对于执政者以及对于整个人民，那种从在野的立场发出的批评是十分宝贵的，不可缺少的，它可以使国家保持生气、刺激智慧、提高德行、防止腐败。

在这一点上，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的意见或许和老师本人有重要的不同。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是没有给“牛虻”留下位置的。这也难怪，理想国本来就说的是“理想”而非现实。在理想国中，统治者按定义来说就是十全十美的。他们绝对不存在变得怠惰、愚蠢、自私和腐化的任何可能性，因此自然用不着什么牛虻之类来批评或提醒。但是，苏格拉底所实实在在遇上的恰恰不是尽善尽美的理想而是不假掩饰的现实，他清楚地意识到现实的执政者们是完全可能犯错误并且已被事实证明是经常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牛虻”就是极其必须的了。苏格拉底以牛虻自喻，竭力向众人说明这一角色的积极作用，并肯定那是一个真想为正义而斗争的人所适宜采取的立场。值得强调的是，苏格拉底虽然对当时的现实政治颇为不满，但他并无意煽动人们起来造反，他始终诉诸人们的理性，始终坚持向众人申说道理。他严格守法律，即使当其面临不公正的死刑判决时依然如此。他把雅典比作一匹硕大的骏马，并明确表示感谢雅典对自己的养育之恩，这表明他对他的城邦是热爱的、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至死都要作一个好公民。苏格拉底用自己的一生揭示出一个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所应当采取的一种原则立场，用自己的死亡证明了这种立场的光明磊落。这对于西方后世的知识分子培养自己的人格、认清知识分子的特定社会职能，无疑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重大影响。

由苏格拉底提出、由柏拉图发挥的关于应当由最有知识的人治理国家的思想，在古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也很早就提出了这种观点。并且在贯彻实行这一主张方面做得比西方人更为出色。著名的科举制度就体现了这一思想。当然，人们可以批评科举制的实际内容并不符合它的意旨：一个人仅仅是文章写得漂亮，何以证明他就一定具有政治才能呢？不过，倘若我们考虑到智力的某种相通性，那么恐怕就得承认，精通经书、善赋词章总还意味着有较高的理解力和表达力，由于这种成就决非一日之功，我们也就得承认那些考场夺魁的人们总还是有相当刻苦精神的。这些优点虽然和政治才能没有必然联系，更不是直接等同，但一般而论，大概也有一点正相关。

更何况，科举只是做官的门坎，考试成功只是获得了当官的资格，日后的升迁情况则需依据实际的政绩（理论上如此），也就是通过实践来了解政治才能的大小。因此，作为一种自上而下地在亿万人民中选拔极少数具有起码的政治知识或政治才能的人才进入统治者基本队伍的切实可行的办法，科举制度确有自己的长处。无怪乎当时一些西方人要为之赞叹不已了。读过帕金森《官场病》的读者们想必都还记得书中对选拔官员的各种五花八门的办法的描写，比较之下，科举制显然还不是最无稽的，也许，公平地说来，它还应视为一种明智之举（如果不把它绝对化的话）。事实上，一直到今天，许多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在选拔文官时仍把一定形式的考试作为一项基本内容。

科举制是否实现了它的目的，即把一切有才能的人都吸收到统治者的行列中来，当然是大可怀疑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看，一个能够把一切人才纳入执政者队伍的体制是不是好事情？这倒是必须深究的一个问题。看来，中国古代很少有人怀疑这第二个问题。古人歌颂好社会时有几句惯用的成语，日“安居乐业”，日“天下太平]，其中也有一句叫”野无遣贤“。这就是说，古人常常是把一切人才被揽入政府之中看成是美好社会的一个标记的。孟浩然吟了一句”不才明主弃“，就惹得皇帝很不高兴。历朝历代，名声在外而又不肯出任为官者，除非隐姓埋名、以愚顽自称，否则处境就很危险。可见，由于过份强调”野无遗贤]的至善境界，反倒对那些不愿作治人者的人才构成了一种压力乃至威胁。

对于“野无遗贤”这种思想，英国哲学家约翰．S．密尔提出过尖锐的反对意见，在《论自由》一书中，他说，“如果一国中所有高才竟能都被吸引入政府中去，那么一个趋向于做到这种结果的建议才真足以引起不安。试想，假如凡需要组织协调或需要以广大和全面的见解来从事的社会事业，其各个部分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又假如政府的职司普遍都有最能干的人来充任；那么，一国中所有扩大起来的文化和实践出来的智慧，除掉那些纯粹思考性的以外，势必都集中于一个人数众多的官僚机构，而羣体中其余的人势必只注目在它身上来谋求一切；一般羣众要做什么，须求它指导和指挥；有能力有大志的人们则向它谋求个人的升迁。于是，谋求钻进这个官僚机构，钻进之后又谋求步步高升，就成为大家进取的唯一目标。在这种政制之下，不仅在外边的公众由于缺少实践经验之故没有资格来批评或制约这个官僚机构的工作，就是专制制度的偶然机遇或者平民制度的自然运用间或使一位或若干位有志改革的统治者掌握大权，也不能实施与这个官僚机构利益相反的改革。]

另外，密尔还指出：“若把一国中的主要能手尽数吸引入管治团体之内，这对于那个团体自身的智力活动和进步说来，也迟早是致命的。他们既经结成一个队伍，运用着一个所有制度，一样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定则来进行的制度，这个官吏团体便不免在经常的诱引下逐步堕入惰性相沿的例行公事之中，或者，假如他们有时也厌弃那种老马推磨的作风的话又猝然陷入这个团体的某一领导成员所偶然幻想出来的没有完全经过证验的、不成熟的见解里面。]在密尔看来，当时的俄国和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所以，连皇帝也没有力量反对那个官僚集团，统治者自己也成为他们的组织和纪律的奴隶。显然，密尔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以古代中国的情况而论，王安石即使靠了神宗皇帝的支持也无法取得变法的成功，而阻障他们成功的力量就是那个庞大的官僚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几乎无一不是通过科举上来的饱学之士（宋朝的科举制很完善，其政府官员高度知识化，也就是说，政府官员都是知识分子出身）。

由于在一般情况下，知识分子的数目总是大大超过“官”的位置，所以必然有相当一批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会处于“在野”地位。“野无遗贤”在事实上是从来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可是，既然一个社会以野无遗贤相标榜，那就使得不曾轮到官做的知识分子日子很难过：社会不承认你是人才。这和崇拜权势的习惯心理相结合就造成了整个社会表面上最尊崇知识而实际上却最不理解、最不尊重知识的真正价值的坏风气。它极大地摧残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既然一般人都认为有本事就该入朝为官，所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也就完全不具有自己也还应有独立的人格这一意识。那些在野的知识分子总是时时处处把自己摆在“在朝”的位置上去思考、去行动。所谓“身在江湖，心在朝堂”，所谓“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古代中国，“士”既是“官”的后备队，又是“官”的延伸和辅助：不是“官”而做着“官”要做的事，不过手中无权而已。从意识上看，在野的知识分子把自己看作是依附于、从属于政府的力量。至于像苏格拉底那样独立不倚地追求真理、批评社会和人生的态度，他们显然是十分缺乏的。

以上只是大体言之。我们不应忘记，在古代中国，也确有一些知识分子能以自己的特有的行为方式扮演过独特的社会角色。先秦诸子自不待言，后世的许多思想家、文学家，例如宋朝的朱熹，虽然任有官职，但其影响社会的主要方式却无疑是知识分子的。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既有独立的思想，又有刚直的人格，为坚持真理而毫不为利禄所动。此外，像汉之清流、明之东林所代表的“清议”之风，都体现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一种社会使命感，当黄宗羲、顾炎武们提出要独立地追求知识、主张学校应成为民间的舆论阵地并明确地注意到“政府”与“天下”之间的区分时，那种对知识分子社会职能的自觉性便达到了古代社会高峯.他们和西方以苏格拉底为第一个代表的知识分子形象是很类似的。不幸的是，在漫长的封建时代，自汉以后，中央集权制度日益强化，而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与社会地位则日益衰微，他们的使命感与社会良知也日益淡薄。除了少数出类拔萃、特立独行之士外，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品格境界变得很卑下，投机钻营、无所操守的情形十分普遍，这一点即使在所谓纯思考性的事业方面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士风既是如此，“天下事，可知矣].

把苏格拉底与孔丘做一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⑩若以学说的宏大丰富，我们得说苏格拉底不如孔丘。事实上，苏格拉底并没有一个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苏格拉底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归纳论证和一般定义这两个思想。他在理论上给后世的影响比不上孔丘。但是，倘若就人格的感召力而言，倘若就其作为一种精神、一种帮助后世知识分子形成某种品格的精神而言，他们两位颇堪匹敌。并且我们还认为，苏格拉底在这方面的影响似乎更为有益。之所以造成这种结果，主要倒未必是孔丘本身有多少不如苏格拉底的地方，毋宁说那是由于二人遭际不同所致。

本来，苏格拉底和孔丘都主张怀疑、主张独立思考、主张为求知而求知。另一方面，这两位哲人一样，他们首先地和主要地是伦理学家、政治学家而不是自然哲学家、逻辑学家或认识论学家。造就是说，他们并不完全属于那种一心一意地追求真理，义无反顾地听凭理性的指引，不管所导致的结论会产生什么社会效果的一类人。但不同的是，在孔丘那里，这后一方面的倾向表现得比较明显，当孔丘正面提出种种道德主张时，他通常是只进行说明而不进行论证。而苏格拉底呢？由于苏格拉底强调“美德即知识”，由于苏格拉底为了使对方深化对美德的认识而无休止地提出诘难，造就使得他的思想带有比孔丘那里更多的论证和逻辑性。第二，苏格拉底恰恰是以败坏人们的道德而被控处死的，反对苏格拉底的人既把世风日下的社会后果归咎于他，却又拿不出象样的论据来驳倒他的学说：而苏格拉底则坚决否认这一罪名并至死仍坚持进行他平素里行的那种讨论。这自然就更加显得苏格拉底是“为了求知而求知]的人了。譬如一位艺术家导制了一部电影，社会上一班正统人士指责这部电影伤风败俗，社会效果不好，要求对他进行惩罚，但这位艺术家英勇地坚持原先的立场，对严厉的惩罚毫无惧色。这样，在后人的心目中，就很容易给这位艺术家涂上一层”为艺术而献身“的油彩，以为他就是纯粹的追求艺术者的典型。然而究其实，这位艺术家倒可能是一个道德学家，他的本意也许倒是用艺术来启迪道德。

阻碍一个社会前进的因素之一便是把某一位伟大人物及其思想偶像化、教条化，这几乎是古代每一位伟大思想家死后所不可避免的命运。孔子由于对道德和政治问题发表过一系列正面的意见，这些意见便很容易被后人把它变成用以束缚后人思想的不变的教条。但苏格拉底却有幸免于受到这种一宠遇“。我们知道，苏格拉底受到普罗塔戈拉相对主义的影响，从来不肯将自己的结论独断化。他强调一个人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他不断地提出问题，并不正面予以回答；他否定别人每一个答案，但自己一个答案也没有。如果说在孔子那里，被后人最为重视的常常是他的种种结论，并他的探索精神则被排挤到次要地位以至被忽视、被遗忘、被否认；那么对于苏格拉底，人们却不能不首先注意到他的怀疑态度、他的求索精神。崇拜像孔子一类的老师，可能会使人觉得最重要的莫过于领会圣人之言，把现成的知识学到手；而崇拜苏格拉底却很容易使人懂得：对真理的追求胜过对真理的占有。

苏格拉底和孔子都怀有匡时救世的热情，他们都对社会进行认真严肃的批评。但是，孔子显然要比苏格拉底更热中于参与实际政治活动，他最关心的是指导或辅助有道的君主治国平天下。苏格拉底却无意仕途，满足于作“牛虻”，即以公民的独立身分研究和批评社会。效仿孔子，人们会觉得“学而优则仕”是知识分子的正道；效仿苏格拉底，人们却会意识到坚持真理与道义的立场对社会批评监督也是知识分子的本务。照说，执政管理与批评治学是可以互相补充、相互促进的。但是问题在于：一个社会不可能长期地没有权力，然而它却很可能长期的只有权力而没有对权力的监督。要让人们懂得服从权力的必要性是不难的，可是，要让人们懂得监督权力的必要性却要难得多。毕竟，苏格拉底的榜样更加可贵，起码是更少流弊。最后，苏格拉底特殊的死亡方式使他的人格的意义变得更确定、更不容误解、更难以盗用。孔子可以被当作向上爬的敲门砖，可以被当作谋求权势的挡箭牌，可以被当作压制批评、保护专制的教主，但苏格拉底却只能被当作苏格拉底。两千多年来，在一般西方人的心目中，苏格拉底意味着独立不倚的精神，意味着不倦不休的探求，意味着不计个人利害、超脱世俗成败的高贵气概，意味着永远坚持知识分子的良心与良知。

摘自《苏格拉底之死散论》，1986年6-9月

胡平《在理想与现实之间》p209-228.。香港 田园书屋。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