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峻嶸

球迷。責任是教研、興趣在競技運動。不想講政治,但偶然還是要說幾句。近作有《Labor and Class Identities in Hong Kong: Class Processes in a Neoliberal Global City》和《足球王國:戰後初期的香港足球》。

職業運動中,強者為何不能全面淘汰弱者?


(另一版本刊於2020年5月9日香港《明報》)

疫情下,全球職業運動幾乎全部停擺。沒有比賽,職業隊伍和職業運動員都面臨收入大減的壓力。職業球隊要以裁員、減薪等手段來抵禦經濟危機的消息,最受人注意。除了各地的小本經營職業隊伍外,在體壇中經濟壓力最大的可能就是「自僱」職業運動員。這些運動員既沒有僱主,又沒有政府資助。有名氣的當然可能尚有贊助費和儲蓄支持生活。但那些名不經傳的選手,平時卻真的要靠獎金維生。



網球可能是這類選手最多的運動項目。男單三大巨頭——費達拿(Roger Federer)、拿度(Rafael Nadal)和祖高域(Novak Djokovic)(次序由老到幼)固然賺到盤滿砵滿。全球賺錢最多的女子運動員又大多是網球選手。但著名選手的財富和風光,卻是與底層球員的艱辛並存。職業網球本身就是成本高的行業。職業比賽在世界各地舉行。球手為了獎金和世界排名積分,要周遊列國參賽。一流選手可以帶同教練、助教、體能教練和按摩師等隨行。但對於世界排名低於一百位的球手而言,要教練每次比賽都到場是難以負擔的奢侈。


如何改善低排名職業網球手的收入,已是近年世界網球圈子內的重要議題之一。疫症爆發令這些球員有手停口停之虞。早前男單三大巨頭就提出建議,籌募一筆400萬美元的款項助世界排名位列250至700位的男子職業網球手紓困。根據他們的草案,這筆錢應由男單排名首一百位和男雙排名首二十位的球手捐出。捐款數目則採累進制,即排名愈高者要捐更多。例如男單的頭五位球手就應每人提供三萬美元。建議一出,輿論叫好。但不久又傳來異議。男單世界排名第三的添姆(Dominic Thiem)反對三位沙場老將的建議。添姆指不少排名低的球員「不夠專業」,而且他們不一定百分百專注在網球事業。既然一流選手都要為自己的成就犧牲奮鬥,添姆不明白為甚麼他要捐錢支援排名低的球員。他強調,排名低的網球手又不是面對饑荒,錢應該捐到其他更有意義的事上面。


添姆的說法,可說是將個人主義的競爭精神發揮到淋漓盡致。事實上,現代競技運動複製著資本主義的競爭邏輯。職業網球員在殘酷無情的競技場上爭得你死我活,又不用像隊際運動的運動員那樣要為團隊精神顧慮太多。添姆的個人主義主張正好反映網球以至競技運動所承載著的意識識態。但觀乎其他知名網球員的態度,似乎添姆的自利態度又非主流。到底是甚麼原因?

名將出手扶助排名低的同行,可能是形象工程。但如細心留意競技運動的特點,就會察覺其實運動員之間既是競爭對手,又是夥伴。在一般行業,經濟危機來臨時,牟利能力較差的企業很容易被淘汰。資本雄厚者就可趁機會擴大市場份額,成為危機下的贏家。但這邏輯不適用於競技運動。因為沒有對手,競技運動就不能存在。就算是最受歡迎或者是最強的運動員,都需要對手才能維持自己的運動價值和商業價值。在不少運動項目中,名不經傳的運動員和隊伍實是不可或缺的。續以網球為例,ATP和WTA的年終賽只容許世界前八球手參賽,可謂每年最高水平賽事。但年終賽的魅力無法與四大滿貫相比。這不獨因為四大滿貫歷史悠久,也因為在四大滿貫中,單是男女子單打項目已有二百多人參加。換句話說,大滿貫的賣點在於它既有頂尖好手競技,同時又是多人參與的大型盛會。


添姆當然是比絕大多數人優勢的網球手。他的付出和犧牲,可能比排名低的球手多。但添姆似乎忽視了,自己的名氣和收入,是建築在其他選手的參與之上。大型餐廳不會有誘因在危機時拯救瀕臨倒閉的食肆。但如要職業運動在日後能持續維持,頂尖運動員或運動隊伍不能無視同行弱者的處境。因此,不但男單三大巨頭提出紓困方案,男足德甲四強在三月已宣布會提供二千萬歐元予其他德甲德乙球隊。英超賽會亦於四月提出撥款一億二千五百萬英鎊助低組別球隊應對疫症危機。

在場上,運動員的目標就是要淘汰對手。但在場外,淘汰對手其實對自己也沒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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