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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散去,总理加持,地摊经济会阳光灿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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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Li Mo's iPhone

(本文最初发表于歪脑官网,敬请浏览 www.wainao.me, 关注歪脑Instagram @whynot_wainao)

杭州东北角,住宅楼像被码好的麻将牌静默着,道路清洁、平滑而冷酷,没有什么年轻人走动,倒是不时可以见到带着孩子的老人缓慢的步调,仿佛与那个快节奏的都市无甚关联。

莲大姐坐在塑料椅子上,单手支着下颌,打量每一个经过的路人成了她唯一的消遣。当她对上我询问的视线,不等我开口,便急着起身:“吃什么?” 似乎对有生意可做有些惊讶。

莲大姐的摊车在这个乏善可陈的路口,卖最常见的食物:炒面、炒粉、蛋炒饭、炒年糕,除此之外就只有一个不锈钢盆浸泡着几样卤味。经过改造的摊车前部挂着煤气罐,路灯昏黄的光线被行道树遮挡了大半,她就着这灯光炒,客人就着吃。

总理点赞,地摊成为“一种经济”

莲大姐这样的地摊从来都不曾真正消失,只是在中国都市追求“文明”的压力之下由于“影响城市形象”而遭到贬抑。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地摊至多是出门偶遇的花絮,只能在城管上班之前、下班之后的时空里邂逅。城管守护着“文明”市容,却往往与粗暴执法,仗权跋扈的负面形象相关联。

新冠疫情下就业压力骤增。在这背景下,5月28日,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两会的一场记者会上,称赞“西部有座城市”松绑了地摊,“结果一夜之间有10万人就业”。至6月1日,李克强在山东考察时又公开点赞了一家熟食摊,称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人间的烟火,是中国的生机”。

“地摊经济”的叫法不胫而走,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暗示着“文明”市容的面子可以先放一放,地摊,也可以是特殊时期缓解就业压力的“一种经济”。

白妹就是这种经济的践行者。当七月底我在河滨公园市集遇到她的摊位时,她才摆了两天。

小市集沿着河边的小路,路口放着石墩子,汽车无法驶入,小路的半边地上用黄色的油漆划分出一格格可供摆摊的位置,一个格子一天十块钱。

由于是市郊,摊贩和顾客大多是来杭务工的外地人,这里的商品正应了“民以食为天”,一百六十多个摊位中,蔬菜、水果或像莲大姐那样的小吃摊占了三分之二。

白妹卖项链手串的摊位就属于剩下的三分之一,她的小摊桌夹在手机贴膜摊和一百元三件的T恤山之间。与周围一看就是老屁股的摊主们不同,白妹和她的摊位散发着青涩的气质,衣着和口音让我确认了她是本地人。

白妹在杭州经营着一家卖项链手串的店面,但是受疫情影响,生意难做。“开销的话,水电、租金、工人的工资这些全部都算进去”,对于为什么暂时放下了门店的生意,白妹没有明说,只是表示门店生意在“过渡阶段”,同时又感到“摆摊最近挺火的”,就来试试看。

本以为她的手串和项链和这市集格格不入,但当我问起她生意如何时,白妹却很快回答说生意不错,“一天差不多一千块左右。”

“当然这是流水”,看到我惊讶的眼神,她补充道,“真的赚到的钱差不多一半,五百这样”。

“主要还是我这边的东西好,摆摊嘛,价格肯定也比我们自己在店里卖得便宜,你看这么好的手串我们才卖三十九,有个客人昨天买了三串,今天又来买了五串拿去送人”。

谈到今天的“业绩”,原本有点害羞的她渐渐话多了些,成就感溢于言表。就在这时,男朋友骑着电动车来帮她收摊,满脸疲惫的神色,“因为这边不让汽车进,所以我们只能靠电动车一趟趟把东西搬回去,这是第二趟了”,她解释道。

城管,城管

莲大姐也会把摊摆到河滨市集,他们的摊车需要占两个格子,不过更多时候他们还是守在路口。

城管是路边摊的天敌,一句“城管来啦”便会令小贩们如鸟兽散。“地摊经济”似乎逆转了这一局面。在网上流传的一段热播视频中,城管打电话告知商贩可以前来摆摊,商贩怀疑是钓鱼执法,反问“你该不会是骗我的吧?”

“以前凶,现在好多了。”虽然如此,莲姐的小小摊车依然无法免受城管的驱赶。

“以前没收你车子,现在不收车子了,就让你赶紧走。”

以前没收了车子怎么办?“交罚款,交完让你拿车子。”

罚得重吗?“一百块。”

“哪止一百,煤气罐给你没收”,莲大姐的丈夫李大哥听着我们的对话,忍不住插话反驳,“重新买个煤气罐,加起来起码要花个三百多!”

莲大姐夫妇年逾半百,两年多前从安徽老家来杭州营生。生意来了,丈夫掌锅,妻子打下手,空闲时候,李大哥就或坐或姿势别扭地斜躺在车前座上。被问到为什么来这里摆摊,他的语气中淡漠多过无奈。“年纪大了,没人要,当保安都不要,厂里也不要,身份证拿过去一看,人家看你超过五十了,直接就跟你说不要”。

当我还在踟蹰要如何委婉地问他摆摊收入,他已斜睨着对我单刀直入:“你呢?杭州本地人?多大了?在哪上班?一个月能赚多少?”

我答完,顺理成章地反问他,他转过头喃喃道:“赚不了几个钱,就混一口饭吃吃……现在都要凭文化吃饭,我们没文化,别人都不要你,没办法”,又一阵沉默后,他自言自语感慨道:“隔壁网吧那个小伙子,大学毕业,说是一个月也就四千多点,四五千……大学毕业……”。

不让摆摊就损了“经济”,让摆摊就损了“市容”,这俨然成了一种两难。地方政府决策者盘算着地摊经济是否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究竟要为它敞开多少城市空间。

就在总理点赞地摊的五天后,《北京日报》刊评直言“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地摊经济……不利于树立良好的首都形象和国家形象,不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则呼吁大众冷静,不能让升温的地摊经济变成“发烧”。深圳官媒则直接拒绝了地摊经济:“对于深圳这类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而言,显然不宜一哄而上发展‘地摊经济’”。

上海和广州的反应较为柔性,前者表达了对“夜市经济”的支持和“外摆位”的宽容,不过仅限于整洁洋气且租金不菲的固定市集摊位,至于流动商贩则语焉不详;后者以两个月为限,试行放宽商户借道经营的限制——即使借道经营原本在广州就司空见惯,况且政策也并不适用于流动商贩。

沿着中国一线大城市治理者的目光俯瞰城市,地摊经济虽然为经济萧条中的底层百姓提供了一条生路,却也同时带来更多的城市治理成本,然而,地摊经济最致命的原罪则是:它被视为前现代城市的遗留产物,意味着肮脏、混乱的环境和没有卫生安全和产品质量保障的买卖。

与此同时,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地摊经济扩大消费需求的效用有限,反而从本就因疫情缩水的城市经济蛋糕中切走一块,这意味着商铺、地产经济业者将从中受损。是保护“高大上”的地产经济不被进一步影响,还是把经济成果的蛋糕分食给直面生计危机的大量低收入的劳动者们?在大都市一直以来就致力于打造绅贵化(gentrification)城市景观的执念下,答案呼之欲出。

地摊经济的迅速蹿红同样引发学界关注。在清华大学教授、著名城市建筑评论家周榕发起的一场线上讨论会中,领域内的学者们发表了对地摊经济的担忧。他们关怀着在地摊经济运转中的每一个活生生的人:摆摊开放了,他们要去哪里摆摊?是否负担得起摊位费?若经济复苏了,地摊还让摆吗?他们怎么与城管、环保、公安等部门周旋?……

成都,成都

对于大志而言,这些问题显得不那么重要。比起莲大姐和白妹,大志的“摆摊”生活有些另类,完全是出于实现自我理想的选择。

当过体育新闻编辑和唱歌主播的大志,觉得以前把爱好变成了工作,是一个错误。“如果还继续做直播的话,我现在就不做音乐了,那个时候一想到马上八点要准时开播,还不知道唱什么,就很难受”,直到有次朋友在街头卖唱,他也上去凑热闹唱了几首,“一到了街头,哇,那种感觉,一下子就重新找到了音乐的快乐”。

不干直播以后,大志用积蓄买了一辆便宜的房车,开始了唱游人生。他在中国许许多多的城市边唱边行,觉得一个城市不错就多停留一阵子。拉风的房车、专业的设备,配上理想主义者的洒脱气质,令他在唱途中多多少少地被公共管理者另眼相待。

一次在海南,由于城管普通话不好,沟通隔阂,不耐烦地把他赶走,没想到器材收到一半,城管接了个电话,又允许他唱了。后来大志才知道,那个电话是城管局长打的,局长是他的粉丝。

另一次在深圳,城管过来说这里不让唱,让他去附近的公园唱,那里能唱,于是现场听众们一人一件抬起音频线连接着的器材,前后小心保持着距离,把他的卖唱摊搬到一公里多外的公园。

“我那些器材随便一件都上万几千的,随便顺走一件太容易了,但是根本没人干这种事”,大志的越说越得意,“四十几个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从深圳街头,排着队走”。

可到了城管说能唱的公园,放下器材,他们却被管理人员告知“这里摆摊要收费”,辛苦搬来器材的听众不乐意了,与管理员发生冲突,“然后他们就帮忙打架,我趁机收了东西就走了”。

摆摊生涯里的这些经历,让大志由衷地觉得“中国现在好得很”,“这个世界啊,还是处处充满着阳光的。以前在家里,看微博看多了,他妈的,感觉全中国到处都是坏人,感觉他妈的,这个社会黑暗的要死,你出来走一圈,发现,操,到处都是阳光。”

两年前,大志来到成都时,正赶上成都艺术馆招收第一批街头艺人。通过面试,拿到街头艺人证,他开始在成都街头各个指定位置摆摊卖唱。在国外念艺术大学的他,一开嗓就不愁没听众,现场无需特地营造气氛——拖鞋一脱,光着脚踩效果器,他闭上眼睛一首接一首唱,偶尔唱完一首,放开眼睑与听觉,享受涌入的喝彩声。

对他而言,这是音乐热情正确的打开方式,“经济”算不上什么问题,“不够花了我就再接着唱啊,不就这么个道理嘛”。

大志是摆摊者中的幸运儿,他和总理夸赞的“西部有座城市”发生了微妙的化学反应。而大志所沐浴的“阳光”,更像是成都重启占道经营政策的倡议者、北大教授李迪华口中的,在欧美国家流行的“街道生活”——中产阶级以上的市民,出于社会交往的需要而“出门摆摊”,可以是周末交换旧物的跳蚤市场,也可以是街头贩卖个人创意设计商品的小摊。

不过,“街道生活”式的摆摊,并非底层百姓的谋生路。这不是莲大姐摊车面对的城管,总需要小心提防;也不是白妹商铺面对的租金、成本、景气,总需要殚精竭虑。经济回暖之后,洒在地摊经济上的阳光,或许又会躲进城市文明形象的阴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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