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

這是一個關於香港的寫作計劃,也是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我們從2021年的6月9日開始每晚連載,梳理香港社會運動的歷史脈絡,以及從2019年春天至2021年,由《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所引爆的民主運動的發展軌跡。希望這個書寫的嘗試,能在阻隔交流的石壁高牆上鑿出一個洞,帶來對話的可能,也煉成連結和反抗的起點。

街頭之外的抗爭(2):新工會浪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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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9年,各行各業的工人在示威浪潮下投身運動。各界別的抗爭者發起以行業為號召的集會遊行,對政權提出控訴。民間發起「罷工」嘗試癱瘓經濟對政府施壓。在這些行動中所累積的經驗和持續的社交媒體動員開啟了抗爭者在職場連結的契機,並且在2019年年底煉成現時可見的新工會浪潮。

新工會浪潮

在2019年,各行各業的工人在示威浪潮下投身運動。各界別的抗爭者發起以行業為號召的集會遊行,對政權提出控訴。民間發起「罷工」嘗試癱瘓經濟對政府施壓。在2019年,絕大部分參與罷工的抗爭者並非工會成員、亦非以工會決議集體發起罷工,但在這些行動中所累積的經驗和持續的社交媒體動員和「罷工試驗」,開啟了抗爭者在職場連結的契機,並且在2019年年底煉成現時可見的新工會浪潮。

本章介紹香港過去的工運格局、「反修例」運動中新工會浪潮的煉成、以及工會在疫情下的抗爭。

在 2020 年的元旦大型遊行中,數十個新工會沿途擺聯合街站招募會員。 (圖片取自:立場新聞)


1.    過去的工運格局

在主權移交後 ,香港政府鞏固殖民時期高度維護資本利益、勞工權益沒有保障的社會政策,而議會裡少數的「政策倡議」遲遲未能推動標準工時、合理最低工資、退休保障等政策。在工人的組織上,香港在1970年「去工業化」後,產業結構高度向金融、服務業傾斜,但數十年以來,這些行業的工會會員數目和動員能力非常有限。儘管香港建立工會的門檻低[1],近年的工會參與率亦不低,但大量工人受親建制「工聯會」的低廉會費和優渥福利招攬入會,實際上職場的組織基礎十分薄弱。

2000 年後的紮鐵、碼頭、清潔工罷工等數個個別工人鬥爭將勞工權利的討論帶入公眾視野,卻未能成為有影響力的大型群眾運動。另一方面,當職工盟以「獨立工會聯盟」[2]的角色,致力在香港推動既「反抗資本剝削」亦「反抗極權統治」的進步力量時面對許多挑戰。雖然職工盟和工黨代表在爭取政制改革的民主運動中公開發聲,然而其屬會會員的集體參與並不活躍。也因為其屬會不論是覆蓋率、會員人數、或者動員能力都非常有限,在2003年、2014年的民主運動的關鍵時刻,工人未能透過「罷工」癱瘓生產以在民主運動中發揮影響力。

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之後,關心勞權、批判資本的左翼團體成為本土派攻擊的對象,在社會上開展工人權益和組織的討論舉步維艱。過去職工盟和學生組織數次在不同的罷工中合力聲援和籌措資源,但在2016年,九所大學學生會發表聯合聲明,拒絕參與職工盟舉辦的勞動節團結大遊行。李卓人在同年的立法會選舉中落選,上屆取得四席的工黨僅有一席連任。

總而言之,在2019年的運動前,過去的勞權團體大抵上陷入低潮,工人運動並不活躍。而在民主運動中,政府經常以「保民生、拼經濟」作為打壓的藉口,導致在社會上普羅大眾的討論裡,關乎「民主政制」的政治鬥爭和關乎「民生經濟」的經濟鬥爭彷彿並不相干、甚至相互對立。


2.   「反修例」中的工人行動

在「反修例」運動中,工人、學生、市民都高度參與在數個月的頻繁示威中,煉成共同的經驗和連結,也是隨後工人行動的基礎。廣告和設計業從業人員不眠不休創作文宣;「陣地社工」在催淚煙瀰漫的衝突前線,站在警隊和示威者的傘陣中間;醫護人員在隱蔽的臨時診所救治傷者,避免示威者因就醫被捕;有保安因阻止警隊進入私人地方而被拘捕和控罪;有酒店從業員揭露警方在酒店的部署和搜查以避免示威者被捕。在運動中,各行各業的工人都是抗爭者的一份子,起而反抗、在各自的崗位貢獻所能。

在2019年的8月至11月間,隨著政權鎮壓示威的強度增加,前線的年輕示威者付出巨大的犧牲,更多示威者認同:「越多人選擇承擔這場運動的責任,在各自的崗位上努力,年輕人就不用再走上街頭,被濫權的警方用過份的武力傷害……他們不用再押上自己的前途,去爭取我們共同的遠景。[3]」在這個背景下,示威者在各自的行業發起行動對政權提出控訴。民間也發起數次罷工,嘗試癱瘓城市的經濟運作向政府施壓。這些行動催生各個行業的工人網絡以及跨界別的行業連結,為2020年的新工會浪潮打下基礎。


2.1  行業工人的行動

在過去的民主運動和勞工政策討論中,親建制陣營的工聯會和功能組別選委經常壟斷各個行業工人的聲音,然而在「反修例」運動中,多個過去職場組織基礎薄弱的界別(金融業、公務員、醫護、酒店、白領文職)的前線工人以示威遊行、聯署發聲表達支持運動的立場。

在這些行動中,各個行業的工人往往從職業身份出發、著重相關的議題,然而他們也強調「香港人」身份認同和是參與運動的重要驅動力。例如:醫護界集會發言人在開場致詞中說:「我們是一群來自各階層但同屬醫療行業的辛勤工作者,雖然來自不同的部門,但卻擁有共同既身分:香港人」;會計公會的理事在訪談中說:「我們先是香港人,然後才是會計師。」

金融業從業人員

在「反修例」運動中,佔本地的生產總值首位(19.8%)的金融界從業人員率先表示對運動的支持。在8月5日的罷工前,他們在中環遮打花園舉行「香港金融同路人快閃中環遮打花園」集會,有數千人響應。抗爭者將行業的發展扣連香港的法治和自由,出現「自由不保,資金走佬」的文宣。

另一方面,當示威者在中環發起午間快閃示威,金融業工人因行業的區位特性[4]而就近積極參與。2019年10月,示威者在午間在中環快閃遊行抗議政府推行《禁止蒙面規例》並呼籲在附近的金融從業員參加。當日近千名西裝筆挺的示威者出現在遊行隊伍並佔領道路,開啟「和你lunch(工作日的午間示威)」的先例,其他商業區的白領上班族也紛紛響應發起「和你Lunch」。

醫護人員

在2019年的示威中,許多醫護人員不僅成為前線急救員、為示威者提供義診,更持續發起行動抗議政府、警隊和醫院在運動期間的表現。在8月5日的罷工前,過萬名醫護人員和市民在中環發起集會,控訴醫管局未能保護病人私隱、警隊阻礙現場救援。

在隨後數個月頻繁的街頭行動中,多間醫院的前線醫護人員自發組織多輪午餐示威在醫院搭建連儂牆,表達對運動的支持、聲援被捕的醫護、譴責警暴濫權阻礙救援。其中,警方以橡膠子彈射盲急救員、拒絕讓急救員進入太子地鐵站等事件觸發數十間醫院的醫護在同一日示威,不少醫護以紗布遮蓋右眼,聲援右眼中彈的急救員。

數千名醫護人員 8 月 13 日中午在十多間公立醫院舉行靜坐集會,抗議警方濫用武力,政府漠視民意,參與人數總計過千人。(圖片取自:立場新聞)


2.2 民間大三罷

在職場的組織基礎薄弱、主要行業的工會覆蓋率和動員能力都非常有限的背景下,「反修例」的抗爭者主要透過社交媒體動員罷工。在2019年6月12日,抗爭者首次在社交媒體上發起「三罷(罷工、罷市、罷課)」阻止政府二讀通過「修例草案」,當日大量示威者罷工、癱瘓立法會附近交通,成功阻止條例通過。

隨著政府拒絕讓步且警暴日趨嚴峻,抗爭者開始討論用「罷工」癱瘓經濟以向政府施壓,「和理非」示威者自認響應罷工來推進運動的升級,避免「勇武」示威者繼續流血和被捕。從7月底,號召罷工的街站在各區遍地開花;前線裝束的示威者舉著「我可以為你擋子彈,你願意為我罷工嗎?」動員市民罷工的照片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並成為話題,抗爭者成立各個行業的群組進行交流,促成8月5日的首場大規模罷工。

在8月5日,共有35萬人參加罷工和各區集會,其中,超過一半的航空業工人罷工、使170班航機因控制塔人手不足而取消,造成一定的影響。雖然響應「八五罷工」的人數可觀,但罷工者分散各個行業,不到一成(8.4%)的受訪者是工會會員過半(53.8%)的受訪者是以其他原因放假、年假或病假的方式「罷工」,因沒有共同的罷工方式和回報協調機制,難以評估罷工的成效。當日,交通「不合作運動」所築成的「罷工封鎖線」發揮重大的影響力。在上班的尖峰時間,數條地鐵線路因示威者阻止車門關閉而停擺,主要幹道因路障和慢駛出現堵塞,城市交通運作大規模受阻。示威者在各區集會地點就近佔領道路,警方施放大量彈藥,進行大規模清場行動,拘捕148人

在8月5日的嘗試後,抗爭者在9月至11月間發起數次罷工,但因長期薄弱的職場組織基礎,響應罷工的人數逐漸遞減,在沒有工會或其他組織基礎作為後盾的情況下,分散在不同行業的抗爭者倚賴「不合作運動」合理化其缺勤;也用癱瘓交通來強制停擺生產,令想上班的市民上不了班。在11月中連續五日的「三罷」號召更不再舉辦罷工集會,著重堵路癱瘓交通,雖然這種透過「不合作運動」強制市民「被罷工」的抗爭手法被抗爭者陣營所理解,但也引起部分市民的反彈。

3.    新工會浪潮的煉成

在2019年的民間罷工中,抗爭者建立行業通訊群組以發起集會和動員罷工,而後這些群組成為串聯行業同路人的平台,各個行業的積極份子在群組內結識並籌組工會。在籌辦跨行業罷工集會的契機下,各行業的積極份子產生交流、組成「民間跨界別罷工籌備組」發表共同聲明,更催生隨後的跨行業工會網絡。

在2019年11月後,當街頭示威的升級面對瓶頸「大罷工」被視為運動的出路之一,而過去的罷工經驗讓抗爭者意識到:職場的組織基礎能造就更有殺傷力的大罷工。在這個背景下,2019年所累積的跨行業工人網絡煉成「新工會」的籌組浪潮。其中,「二百萬三罷聯合陣線」(簡稱:三罷陣線)扮演重要的角色,促進工會間的信息交流和共同發聲,也透過「罷工日程表」彙整不同行業的集會和街站資訊。在陣線的媒合下,過去動員市民參與示威的學生、社區居民、區議員義工網絡和新工會連結,遍地開花向抗爭者宣傳組建新工會、發起「具組織具計劃」的罷工抗爭路線、招募新會員。

香港每年新增的工會數目一向非常低,但從2019年11月開始,職工會的登記申請數目大幅攀升。其中,有大量的新工會是示威者為登記勞工界選民、搶佔立法會功能組別和特首選委議席而註冊;但也有數十個工會是抗爭者為了組織同業工人,發起「政治罷工」而籌組,它們以「凝聚同業、重奪行業工人的話語權」為方向,計劃爭取政治民主、社會公義、和勞工權益。隨著新工會的成立,工會成為抗爭者連結彼此和發展組織的陣地,也在2020年緊接著爆發的疫情中成為重要的行動主體,在不同的政治和經濟議題上發聲和行動。



註:

[1] 根據《職工會條例》,向職工會登記局提交至少7名會員的簽署即符合申請資格,

[2] 1948 年,共產黨扶植的「香港工會聯合會」和國民黨扶植的「港九工團總會」分別成立,受中國大陸的政治鬥爭影響,香港的工會被這兩大陣營所壟斷。1990年,連結獨立工會的「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成立「香港職工會聯盟」,推動工人爭取權益並向政府爭取勞工立法。到1990年代,隨著「工團」失去影響力;「工聯會」被親政府的建制體系吸納;「職工盟」成為連結跨界別獨立工會、社會運動網絡、民主政黨的力量,「工聯會和職工盟在民主化和勞工權利上彼此抗衡[2]」。

[3] 醫護集會的開場發言道出工業行動背後的想法

[4] 「中環」是香港的交易所、跨國銀行、金融機構的總部所在。


《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是一個關於香港的寫作計劃,也是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我們從2021年的6月9日開始每晚連載,梳理香港社會運動的歷史脈絡,以及從2019年春天至2021年,由《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所引爆的民主運動的發展軌跡。希望這個書寫的嘗試,能在阻隔交流的石壁高牆上鑿出一個洞,帶來對話的可能,也煉成連結和反抗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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