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宗北狩看“五代目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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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蒙古瓦剌部在太师也先的率领下，兵分四路寇边。明英宗朱祁镇率五十万明军御驾亲征，迎击瓦剌。

虽然英宗看上去豪气干云，但这次军事行动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

1、五十万明军几乎包括了北京及周边所有能调动的正规明军，导致后方军力空虚；

2、五十万人马的集结及出征在两日内完成，军心浮动，军备不足，尚未到达大同前线，军中就已缺粮并有饿死人之事出现；

3、英宗虽然亲征，但无实际军事经验，最高指挥权完全交给其称为“王先生”的监军太监王振。王振本人无才，且私心极重；

4、自英宗决定亲征后，朝堂之上百官、勋贵大都反对。英宗虽然一概不理，却又将大部分高级官员以及几乎整个勋贵集团都带在军中。

整个亲征过程过于匪夷所思。简单来说，明军前期被瓦剌轻骑放风筝疲于奔命，中期到达大同前线后，英宗被战争的残酷实景吓坏，两军还没正式接仗要回家，后期回程路上在南线和北线之间犹豫不定，指挥着五十万人马做往返跑，终于被瓦剌军追上并包围于离居庸关仅二十余里的土木堡，全军崩溃。史载：“ 师溃，死者数十万”；“骡马二十余万，并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国、明成祖朱棣靖难之后形成的武勋集团几乎被一扫而空，自此退出明朝的历史舞台，军中随行文武官员大都死难，致使朝堂几乎为之一空。此战即明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也被视为明朝由盛转衰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英宗在几十万人崩溃的大混乱中倒是没事，“师既败，上乃下马盘膝面南坐”，从容“北狩”，做了也先的俘虏，并在也先后续向北京进发的军事行动中负责叫各处守关的明军守将打开关门，被称为“叫门天子”，一直来到北京城下。若没有兵部侍郎于谦力挽狂澜，成功组织了“北京保卫战”，最终享国277年的明朝很可能在开国81年后，于盛年时期突然死亡。

02

截至英宗，明朝皇帝传承如下：

第一代：太祖，朱元璋；

第二代：成祖，朱棣；

第三代：仁宗，朱高炽；

第四代：宣宗，朱瞻基；

第五代：英宗，朱祁镇。

（太祖、成祖之间还夹着建文帝，因其在位时间仅四年，且主要精力用于削藩、和叔叔们较劲，未来得及全面施政，不计为一代。）

英宗作为宣宗长子，出生四个月后即被册立为皇太子，十岁时父亲宣宗驾崩，英宗即位。虽然史书对于英宗即位前的经历仅寥寥数语，但可以想像，作为几乎出生就注定要即皇帝位的人，英宗自小接受的一定是最正统的帝皇教育。当英宗接手帝国之时，明朝经过太祖的恢复、成祖的开拓、仁宣两朝的“仁宣之治”，已经达到了国力的巅峰，社会安定，四夷宾服，说一句“河清海晏”不算夸张。

换言之，英宗受过最好的教育，有着祖辈积攒下来的人才、制度、财富，只要英宗循规蹈矩，踏踏实实做个太平天子，哪怕靠着已有的资源，国家也基本能平稳运行。然而，英宗转身就搞出了“土木堡之变”。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一些就能发现，在中国历史上，明英宗这样不甘平凡的“五代目”皇帝绝非特例。

西汉：经高祖、惠帝、文帝、景帝之后，迎来了最“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北击匈奴，盐铁专卖，推恩削藩，沉命缉盗，整个武帝朝，天下骚动从未停歇，天下财富为之枯竭，以致于武帝晚年下“轮台诏”罪己。

唐：经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合计在位七年）之后，同样迎来了最“雄才大略”的唐玄宗，前期有“开元盛世”，后期“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种下“安史之乱”的祸根。

宋：经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在位三年）后，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虽然后世对于变法褒贬不一，但是变法开启朝廷党争，极大改变了北宋的政治生态，而且很多变法措施蜕变为盘剥百姓的工具，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03

如果我们把明英宗归入正常智力人群进行考量，那么他那些看似荒诞的行为，应该是他遭遇了某种困境后，在巨大压力下的应激反应。这种困境，因明英宗为明朝第五代皇帝，故我称之为“五代目困境”。

一个王朝延续过程中，其领导人之间的代际传承是有规律可循的。

毫无疑问，一代目即使不是天纵英才，也是一世之雄，其个人能力、魅力及取得的成就，都不是后代能望其项背的。

二代目所处位置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他要起的作用是承前启后。一代目通过打打杀杀拿到江山，往后不能靠打杀治理江山，所以二代目是实现转型的关键。转型就意味着秩序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在一代目的同袍旧交仍大量在世的情况下，二代目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威望来推动转型，就至关重要。用柏杨老先生的话说，此时即是一个“瓶颈期”，过不去万事皆休，过去了则会有一个相当时期的长治久安。明朝建文帝和明成祖之间的二代目之争可引以为注。

三代、四代的工作基本就是守成。如能通过二代目瓶颈期，初生政权本身的朝气会表现为官僚机构的相对清廉、高效，权力的相对自我约束，这些对于社会发展、民间财富的积累都会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因而所谓的“盛世”一般出现在该时期，如西汉之“文景之治”、唐之“永徽之治”、明之“仁宣之治”。

等到五代目上台时，他将无可避免地遇到“五代目困境”，这是个内外双重困境。（当然，所谓“五代目困境”并非严格限于第五代领导人，而是泛指在开创、转型、积累之后第四阶段的领导人所普遍面临的困境。）

就外部而言，此时社会发展动力基本已经到顶，并逐渐消失，新的增量财富很难在短期内出现。之前因社会发展而被掩盖的社会矛盾和弊端，在发展放缓甚至停滞的时候即被凸显和放大。加上承平日久，官僚机构的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低效、权力的逐渐失控，必然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此时虽然看上去还是“盛世”，实则已经是危机四伏，犹如疥疮之表里，表面艳若桃李，里面已开始化脓溃烂。

就内部而言，五代目的上位流程基本属于按部就班，其个人能力、个人魅力与前代相去甚远，而大众对于五代目的期望也不过就是做个萧规曹随的守成之主即可，就算其做出了些成绩，大众也会认为不过是靠了前代的余荫。这恰恰可能引发五代目的心理逆反，非要做一些非比寻常的事情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对于外部困境而言，如果什么都不做，各种矛盾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也不会总爆发，但必须看到，这样的社会已经不是一个健康社会，一旦遇上极端事件，整个社会很难有足够的资源加以应对。而此时若碰到五代目因为要摆脱内部困境，决定要“玩个大的”，那结果就很有可能是灾难性的。能力强者如汉武帝，能力弱者如明英宗，再如唐玄宗、宋神宗之属，无一不把百姓折腾个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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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八七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是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宏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这是黄仁宇先生写在《万历十五年》里面的结束语，用来总结“五代目困境”也同样适用。中国历史上享国长久的大一统王朝不少，但能破解“五代目困境”的却几乎没有，应该说，这与个人能力无关，就如同中国历史跳不出王朝周期率一般。

如果拿英美做一个简单对比可以发现，美国自1776年发表《独立宣言》至今，已有46任总统；英国自1688年“光荣革命”至今，我已经算不出有多少届内阁，似乎它们都没有过“五代目困境”。

真是奇哉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