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黎巴嫩难民营工作者｜讲座摘要

难民问题是一个利益关系交织的复杂网络，其形成演变牵涉到不同国家、种群、经济、政治及文化等。 解决难民问题并非一朝一夕之就，但如何力所能及地为难民提供帮助，是值得每一个能被称为"世界公民"的个体思考的问题。 此次讲座我们基于受访者的亲身经历，从多方面了解难民问题现状，及探讨帮助解决措施。 以下是本次讲座的摘录。

主讲人

詹尉珍 

• 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共同未来”黎巴嫩办公室项目官员
• 驻前线志愿者
• 黎巴嫩大爆炸亲历者

主持人

杨晨

• 围炉联席总负责人
• 香港城市大学英语系学生

杨｜杨晨

詹｜詹尉珍

杨｜感谢您在黎巴嫩百忙之中参与这个讲座。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当地叙利亚难民的情况吗？

詹｜好的，叙利亚和黎巴嫩是接壤的邻国，他们在历史上也渊源颇深。直到20世纪下半叶，黎巴嫩都处于叙利亚的控制之下。因此，在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很多叙利亚难民直接逃往黎巴嫩。一开始，黎巴嫩政府采取了全盘接收的政策，后来逐渐收紧。当地最大的难民营是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夏蒂拉（Shatila）难民营。在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巴勒斯坦难民逃至黎巴嫩。于是，黎巴嫩政府划出一块区域，让这些巴勒斯坦难民居住于此。因此，夏蒂拉难民营成为了一个巴勒斯坦难民营，当然，现在其间也居住着很多叙利亚难民。此外，黎巴嫩还有一个贝卡难民营，是距离叙利亚最近的难民营，紧邻两国边界。

杨｜那么您在前线是如何对这些难民营进行帮助的呢？资助的方式是否会根据难民营的位置而变化？

詹｜就夏蒂拉难民营来说，我们通过与难民营中的机构进行合作，开展一些项目。3月份，疫情在黎巴嫩刚刚开始蔓延，于是我们就与Alsama中心合作，给夏蒂拉难民营中的难民发放了防疫物资，里面包括食品与卫生用品。考虑到当时整个黎巴嫩都采取了封城措施，各种商店不再营业而许多难民没有工作，吃不上饭。因此，我们当时决定向难民捐助食品。此外，我们也开设了一些类似于“食物银行”（Food Bank）的活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这个模式主要是让难民来到超市，自行选择需要的物资。视频中穿蓝色衣服的是志愿者，其他的都是受益人。选择这个模式主要是因为夏蒂拉难民营中各种基本设施虽然陈旧，但还是比较完善的。难民营中有超市、医院、街道而我们拥有一份难民名单，按照名单统治难民到这个超市免费选购东西的具体时间。设置志愿者主要是防止他们选购烟酒，因为这违背了我们救助的目的——为他们提供急需的食品。在贝卡难民营我们的做法不同：直接列了一个食品清单，去超市采购后我们自行开车去贝卡。因为贝卡难民营里都是帐篷，又距离市中心较远。

杨｜根据这张照片来看，这些难民好像是没有口罩的保护，是吗？

詹｜我们确实没有提供口罩相关的一些援助。 因为在三四月份，黎巴嫩的口罩有些短缺，而难民营本身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离外界较远。 因此，需要做好消毒防疫工作的是我们这些从外面进入难民营的人，因为一旦有一个携带病毒的外人进入，可能导致病毒在整个难民营扩散。    

杨｜据我了解，黎巴嫩政府不允许叙利亚难民从事一些签署劳动合同的工作，而如果企业违法雇用，好像会面临巨额的罚款。 您了解这样的情况吗？

詹｜是有这样的规定，其实黎巴嫩政府的初衷是要促进本地就业。 因为本地黎巴嫩民众的失业率已经很高了，所以他们希望企业尽可能地雇佣黎巴嫩人。 但是对于叙利亚人来说，黎巴嫩政府开放了三类行业。 一是建筑，比如施工工地这些地点；二是服务行业，比如餐馆的服务人员；此外还有农业。 这三类工作可以招聘叙利亚人，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即黎巴嫩政府不允许叙利亚人从事比较体面的工作，比如医生或律师。 在实际生活中，我也遇到一些叙利亚难民是在 NGO 的小诊所里面从事护士工作，或者打零工。 这些情况也可以赚取生活费，但不会得到劳务合同的保障。

杨｜提到叙利亚难民对于黎巴嫩的影响，我之前看到过一个数据：截止2014年年底，有17万黎巴嫩人因为叙利亚难民危机而陷入贫困。 是不是因为叙利亚难民的大幅涌入，使得黎巴嫩本就脆弱的经济状况变得更为困难，从而造成一些排斥难民的现象？

詹｜我不清楚有没有排斥的现象，但是实际上，黎巴嫩人口也只有600万，其中150万是叙利亚难民，相互之间肯定会面临工作机会上的竞争。 但如果说黎巴嫩人对叙利亚人产生一些不良情绪，我本人没有这方面的感受，因为很多开展难民救助工作的都是黎巴嫩人，比如说我们合作伙伴Nadia一直在NGO中从事救助难民的工作。她是黎巴嫩人，她的父亲是巴勒斯坦人，而母亲是黎巴嫩人。之前我们去做“爱心供养”活动时，也认识了一个为叙利亚难民提供住宿哦的黎巴嫩商人。 别人不理解他的行为，而当时他表示自己有义务去帮助他们。

杨｜那么在难民营的社区中，存不存在一些性别不平等的问题以及早婚早育的情况？

詹｜性别问题是存在的，我们实际工作当中也有碰到，这个是与伊斯兰文化传统相关，女性要居家，而男性外出务工。 难民营里大部分女性还是带着头巾，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体。 而且难民营就像中国的小村子，家家户户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 大家觉得女性应该待在家里，你要是出去工作，人们反倒会说闲话。 之前，我们开展英语课时，一个已经订婚的十七八岁女孩来上课， 身着全黑的穆斯林服饰，也不爱說話。上了几个月课以后，她变开朗起来，愿意与别人倾诉家中之事。 随着課程的深入，她感受到自己想要学习的愿望，不希望这么早嫁人，于是便与家人商量取消订婚。 穿衣风格也从原来的全黑，逐渐变为现在的五颜六色。

杨｜所以通过上英语课，这些难民获得了心态上的转变，敢于去独立地选择自己的命运。 那么你们是否会培养一些职业技能，让他们有自立的能力呢？

詹｜是的，我们女性赋权项目的第一步，就是缝纫课的培训，希望通过这些课程让她们获得一技之长，掌握一门赚钱的手艺。 我们国内团队会设计一些阿拉伯风格的帆布包，而难民妇女会去缝纫这些产品，最后运回国内销售。每缝一个包，她都能获得一部分的收入来养活自己。 经济上的独立能够促进女性在其他方面的独立。

杨｜目前国内有很多人反感中国慈善组织去帮助叙利亚难民，因为他们觉得我们要先照顾好中国的弱势群体，比如西部的留守儿童。 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

詹｜就我自己个人的经历而言，黎巴嫩大爆炸的时候，捐助人很多都来自中国。 所以从我自己接触的小圈子来说，中国人对我在黎巴嫩的工作还是挺支持的，会经常询问前线的一些情况，也会定期做捐款给前线的组织。

但是，实际上，中国NGO去国外开展国际救助活动的比例还是比较小的，大部分的NGO还是在国内开展救助工作。 因此，我觉得既然很多人都关注国内的事情，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着去关注一下国际层面的问题，去实际地去开展工作。

杨｜有一位观众提问难民营中残障儿童的情况，你们会提供相关援助吗？

詹｜我们有一部分内容就是爱心助养的项目，其中有很多是残障儿童。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有一个残障儿童大概10岁左右，我们每月给他固定的补贴。 他的腿有点毛病，所以家里有轮椅。 但如果不坐轮椅，腿也可以靠墙行走。 我去他们家的时候，他还挺开心给我介绍他的小推车。 我问小推车怎么用，他说他平时扶着这个小推车去捡破铜烂铁卖。 我感到非常震惊。 然后我就跟家里人说，我们现在每月给小朋友提供资助，你不能再让小朋友去卖破铜烂铁。我们为了保证这个项目的钱花在孩子身上，在支付钱款之前，会跟每一户监护人签订协议，要求他们不让孩子早婚或是务工，一旦我们发现这个情况，会立即终止资助。 通过这种方式，来促使家长履行监护人的义务。

杨｜那么难民营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人口贩卖、人口绑架的情况吗？

詹｜我没有遇见这样的事情，但碰到过一个相关的例子。 我们有一天去一个受助人的家里，这是第一次去他们家。我们坐下来与家中的母亲聊天，一边询问孩子的情况，一边看着孩子。 那个孩子大概五六岁，似乎觉得我们的聊天内容不对劲，就跑过来，低声询问妈妈我们在聊什么。 后来我们才知道，孩子以为母亲要将他给卖给我们，所以就一直很紧张、很害怕。 最后，母亲告诉他，我们是来帮助他的，他的表情才一下子放轻松了。

文 | 杨晨

封图 | Instragram@sebastianofezza

微信编辑 | 贾舒元

matters编辑 | 蔡佳月

围炉 (ID：weilu_fl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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