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塔人【vaigoup1906】

我希望是一座艾菲爾鐵塔,眼界像塔尖一樣高、胸襟像塔座一樣寛、毅力像塔身一樣堅。

【兩岸四地跨域浮生錄】第6章:澳門新聞自由的殞落(下)

山崗斜坡上的一塊巨石上,站著一群六、七歲大的小孩,露出一臉驚鄂的神色,他們被山下的暴力情景嚇呆了,三十來人的一群年青男女,正被手持警棍和盾牌的警察驅進一間塌了頂的破屋裡,警棍此起彼落劈頭而下,有人血流披面,有的痛苦哀號,這事發生於1966年11月中旬的某個上午,繼而引發了之後在12月3日澳門歷史上的「一二三事件」,而那塊巨石今天仍屹立在氹仔聖善小學門外的斜坡上,為澳門50年來社會巨變留下了見證。

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運動,對港、澳影響極大,澳門「一二三事件」的發生,表面上是因為離島市政府阻止一間左派小學進行擴建工程所引起,其實若果沒有火紅的紅衛兵集团在背後慫恿,和中共特務在澳門推波助瀾,澳門親中人士的反政府情緒根本不會熾烈起來,結果所有左派團體被動員起來,而澳葡政府也高估了自己的實力,以為採取強硬手段便可將動亂鎮壓下來,結果失敗告終,澳督嘉樂庇還要代表葡國政府在市政廳簽下投降書,向在澳的左派商人賠罪認錯,在投降書中答應要把所有在澳的國民黨勢力全部清除,包括親台商號、教育機構、社會團體和新聞媒體,一夜間澳門變了天,從此澳門新聞界再沒有國民黨的份兒。

國民黨勢力雖被甩出澳門,但好歹還有個澳葡政府存在,所以中共對澳門的操控並不直接,只透過左派社團和親中商人做代言人,而澳葡政府從此再也不敢惹怒他們,在這種政治生態環境下,左派報社成為澳門傳媒的主流,《澳門日報》變成澳門傳媒的龍頭大哥,無論銷路或是社會地位都十分超然,其他小報均以《澳門日報》為馬首是瞻,筆者當年有幸進入該報當記者,自然見識到不少這家報社的霸氣。

澳門新聞界長期以來有收紅包的文化,例如新店開張、重大活動或新聞發佈會時,老闆或主辦單位都會準備好一批紅包分派給在場記者,而當年《華僑報》經濟版主編黃漢強某次回內地交流,在會上談及澳門有這種收紅包的不良風氣,這本是依事直說,並無虛言,但卻惹怒了澳門新聞界,認為他有意在內地「唱衰」澳門新聞界,群起來聲討他,結果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出手對付他,而這個協會的主腦人物正是《澳門日報》的領導,我親耳聽見老總粗言穢語辱罵他是「契弟」(廣東粗口,罵對方是王八或雜種之類),說一定要收拾他,結果迫得遠走他鄉躲避了好一段日子,過了很久黃漢強雖然回到工作崗位,但在他臉上已失去了昔日那副一派自信的樣子。

說到傳媒人的職業操守,澳門的人際利益關係是十分緊密和複雜,《澳門日報》在黑白兩道間很吃得開,一方面澳葡政府對她忌諱三分,另一方面與黑道關係也十分密切,這個最有影響力的媒體更容易招惹黑道垂菁,可以為其說好話,遮掩一些不為人知的醜行,在我離開該報之前,見證了一則真相被埋沒的故事:

凌晨時份,當很多人在被窩裡進入甜美夢鄉的時候,有一群人卻開始忙碌地工作,澳門由於街道狹窄,所以市政府為避免在白天引致道路交通阻塞,將收集垃圾的服務定在凌晨時份進行,清潔工人每晚過了10點便開始分隊出發到各大小街道收集垃圾,由於垃圾車體型龐大,停下來處理垃圾時,尾隨的車輛便被堵住,遇上在橫街窄巷時,搞不好要等上數十分鐘才能脫離困境。

事緣某天晚上,一位江湖大佬座駕被垃圾車堵住,這個老大向來橫行霸道,那經得起前路被臭氣薰天的垃圾車擋住,他與同行人員下車揪著垃圾工人劈頭就打,發洩完後還高聲恐嚇說:「以後見一鑊打一鑊」(意即見一個打一個),這事迅速掀起一場罷工風波,清潔工人擔心夜間工作時再被黑幫襲擊,於是發起集體罷工行動,宣佈停止向全澳居民停收垃圾,我被派採訪他們的記招,當我的採訪稿交給老總後,該段消息竟一直石沈大海,事後得知江湖大佬與老總通了氣,我的稿子被消失了!

除了《澳門日報》的新聞操守有問題之外,遇上敏感的政治新聞,全澳媒體都會集體禁聲,有一回在澳門人氣旺盛的街道上,突然有人從高處堕下身亡,內行人很快知道死者是澳門名西醫陳X(為保持其個人私隐,且隐其名)的法妻,但這宗命案澳門特區政府馬上勒令全澳媒體封口,不准報導,翌日真看不到有傳媒報導這宗堕樓消息,原因很簡單,因為死者是來屆澳門特首某個熱門人選的親屬,死訊曝光會對他角逐特首寶座有很大影響。

澳門新聞自由被扼殺,不能單方面完全歸責政府,其實很多媒體也有主動作自我審查,澳門新聞界有很多人因為害怕得罪中共,在報導新聞之際都不其然自律起來,在中共領導人概念中,台灣就是中國領土一部分,只屬一個地方政府,不是一個國家,所以那來有「總統」之職,當台灣的蔡英文當選兩屆台灣總統時,全澳的媒體都沒有用「總統」兩字來報導蔡英文當選的消息,一律使用了「地方領導人」來代替「總統」字眼,請不要小看「總統」這兩個字,如果你是電視或電台新聞報導員,說出了口會被撤職,紙媒刊出了會被清算!

過去兩年,澳門的傳媒生態和言論自由等方面持續惡化,新聞自由在不斷萎縮。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第八屆監事長黃東更以低處未算低來形容,認為有形無形之手無處不在,干預程度有增無減,令傳媒人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壓力甚至危機。2018年6月,該會理事長馬永斐在理事會報告中提到,近年澳門公權力干預傳媒獨立運作的跡象日趨明顯,而《網絡安全法》和《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下,令人擔心政府的監控力度會進一步向傳媒以及網絡延伸,威脅到澳門的新聞自由和資訊自由。

澳門特區政府近年對傳媒的控制變本加厲,去年澳門回歸20週年慶典前夕,有四個外媒記者被拒絕入境採訪,而在澳門很多記者都受到高層壓力,報道內容被高層刪改,有多名澳門新聞工作者更被不明來歷人士威脅和警告,命令他們不要亂發表言論,有記者甚至被「強制旅遊」。

特區政府對「黨媒」也特別關照,以租賃和免除公開競投方式,把慕拉士大馬路一幅佔地約2000平方米的土地批給了《澳門日報》,讓其興建一幢23層高供其自用的辦公大樓,但對於其他報社卻沒有這種優厚待遇,其實《澳門日報》一直以來經濟來源十分豐足,除了銷路暢旺之外,廣告收入更壟斷了澳門大部分的客戶市場,近年賭場的廣告絡繹不絕,加上他們在繁華地段的七層高舊址市值資產,《澳門日報》根本有能力自置新廈,政府此舉明顯就是一項政治操作,透過利益輸送令澳門這個龍頭媒體為其及中央政府搖旗吶喊。

《澳門日報》23層高的辦公大樓高聳入雲

〔筆者按:有段日子,澳門電子媒體出現過一班很有朝氣的從業人員,包括盧漢豪(曾任澳廣視新聞部主管,其後移民加拿大),莫麗明(曾任澳門電台新聞部負責人,其後轉職澳門大學,為澳門新聞界培育不少人材),廖明(曾任澳門新聞局副局長),和鄭月明(前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理事長),他們對維護澳門公眾言論和新聞自由方面所作出的貢獻,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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