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四地跨域浮生錄】第6章：澳門新聞自由的殞落(下)

山崗斜坡上的一塊巨石上，站著一群六、七歲大的小孩，露出一臉驚鄂的神色，他們被山下的暴力情景嚇呆了，三十來人的一群年青男女，正被手持警棍和盾牌的警察驅進一間塌了頂的破屋裡，警棍此起彼落劈頭而下，有人血流披面，有的痛苦哀號，這事發生於1966年11月中旬的某個上午，繼而引發了之後在12月3日澳門歷史上的「一二三事件」，而那塊巨石今天仍屹立在氹仔聖善小學門外的斜坡上，為澳門50年來社會巨變留下了見證。

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運動，對港、澳影響極大，澳門「一二三事件」的發生，表面上是因為離島市政府阻止一間左派小學進行擴建工程所引起，其實若果沒有火紅的紅衛兵集团在背後慫恿，和中共特務在澳門推波助瀾，澳門親中人士的反政府情緒根本不會熾烈起來，結果所有左派團體被動員起來，而澳葡政府也高估了自己的實力，以為採取強硬手段便可將動亂鎮壓下來，結果失敗告終，澳督嘉樂庇還要代表葡國政府在市政廳簽下投降書，向在澳的左派商人賠罪認錯，在投降書中答應要把所有在澳的國民黨勢力全部清除，包括親台商號、教育機構、社會團體和新聞媒體，一夜間澳門變了天，從此澳門新聞界再沒有國民黨的份兒。

國民黨勢力雖被甩出澳門，但好歹還有個澳葡政府存在，所以中共對澳門的操控並不直接，只透過左派社團和親中商人做代言人，而澳葡政府從此再也不敢惹怒他們，在這種政治生態環境下，左派報社成為澳門傳媒的主流，《澳門日報》變成澳門傳媒的龍頭大哥，無論銷路或是社會地位都十分超然，其他小報均以《澳門日報》為馬首是瞻，筆者當年有幸進入該報當記者，自然見識到不少這家報社的霸氣。

澳門新聞界長期以來有收紅包的文化，例如新店開張、重大活動或新聞發佈會時，老闆或主辦單位都會準備好一批紅包分派給在場記者，而當年《華僑報》經濟版主編黃漢強某次回內地交流，在會上談及澳門有這種收紅包的不良風氣，這本是依事直說，並無虛言，但卻惹怒了澳門新聞界，認為他有意在內地「唱衰」澳門新聞界，群起來聲討他，結果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出手對付他，而這個協會的主腦人物正是《澳門日報》的領導，我親耳聽見老總粗言穢語辱罵他是「契弟」(廣東粗口，罵對方是王八或雜種之類)，說一定要收拾他，結果迫得遠走他鄉躲避了好一段日子，過了很久黃漢強雖然回到工作崗位，但在他臉上已失去了昔日那副一派自信的樣子。

說到傳媒人的職業操守，澳門的人際利益關係是十分緊密和複雜，《澳門日報》在黑白兩道間很吃得開，一方面澳葡政府對她忌諱三分，另一方面與黑道關係也十分密切，這個最有影響力的媒體更容易招惹黑道垂菁，可以為其說好話，遮掩一些不為人知的醜行，在我離開該報之前，見證了一則真相被埋沒的故事：

凌晨時份，當很多人在被窩裡進入甜美夢鄉的時候，有一群人卻開始忙碌地工作，澳門由於街道狹窄，所以市政府為避免在白天引致道路交通阻塞，將收集垃圾的服務定在凌晨時份進行，清潔工人每晚過了10點便開始分隊出發到各大小街道收集垃圾，由於垃圾車體型龐大，停下來處理垃圾時，尾隨的車輛便被堵住，遇上在橫街窄巷時，搞不好要等上數十分鐘才能脫離困境。

事緣某天晚上，一位江湖大佬座駕被垃圾車堵住，這個老大向來橫行霸道，那經得起前路被臭氣薰天的垃圾車擋住，他與同行人員下車揪著垃圾工人劈頭就打，發洩完後還高聲恐嚇說：「以後見一鑊打一鑊」(意即見一個打一個)，這事迅速掀起一場罷工風波，清潔工人擔心夜間工作時再被黑幫襲擊，於是發起集體罷工行動，宣佈停止向全澳居民停收垃圾，我被派採訪他們的記招，當我的採訪稿交給老總後，該段消息竟一直石沈大海，事後得知江湖大佬與老總通了氣，我的稿子被消失了！

除了《澳門日報》的新聞操守有問題之外，遇上敏感的政治新聞，全澳媒體都會集體禁聲，有一回在澳門人氣旺盛的街道上，突然有人從高處堕下身亡，內行人很快知道死者是澳門名西醫陳X(為保持其個人私隐，且隐其名)的法妻，但這宗命案澳門特區政府馬上勒令全澳媒體封口，不准報導，翌日真看不到有傳媒報導這宗堕樓消息，原因很簡單，因為死者是來屆澳門特首某個熱門人選的親屬，死訊曝光會對他角逐特首寶座有很大影響。

澳門新聞自由被扼殺，不能單方面完全歸責政府，其實很多媒體也有主動作自我審查，澳門新聞界有很多人因為害怕得罪中共，在報導新聞之際都不其然自律起來，在中共領導人概念中，台灣就是中國領土一部分，只屬一個地方政府，不是一個國家，所以那來有「總統」之職，當台灣的蔡英文當選兩屆台灣總統時，全澳的媒體都沒有用「總統」兩字來報導蔡英文當選的消息，一律使用了「地方領導人」來代替「總統」字眼，請不要小看「總統」這兩個字，如果你是電視或電台新聞報導員，說出了口會被撤職，紙媒刊出了會被清算！

過去兩年，澳門的傳媒生態和言論自由等方面持續惡化，新聞自由在不斷萎縮。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第八屆監事長黃東更以低處未算低來形容，認為有形無形之手無處不在，干預程度有增無減，令傳媒人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壓力甚至危機。2018年6月，該會理事長馬永斐在理事會報告中提到，近年澳門公權力干預傳媒獨立運作的跡象日趨明顯，而《網絡安全法》和《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下，令人擔心政府的監控力度會進一步向傳媒以及網絡延伸，威脅到澳門的新聞自由和資訊自由。

澳門特區政府近年對傳媒的控制變本加厲，去年澳門回歸20週年慶典前夕，有四個外媒記者被拒絕入境採訪，而在澳門很多記者都受到高層壓力，報道內容被高層刪改，有多名澳門新聞工作者更被不明來歷人士威脅和警告，命令他們不要亂發表言論，有記者甚至被「強制旅遊」。

特區政府對「黨媒」也特別關照，以租賃和免除公開競投方式，把慕拉士大馬路一幅佔地約2000平方米的土地批給了《澳門日報》，讓其興建一幢23層高供其自用的辦公大樓，但對於其他報社卻沒有這種優厚待遇，其實《澳門日報》一直以來經濟來源十分豐足，除了銷路暢旺之外，廣告收入更壟斷了澳門大部分的客戶市場，近年賭場的廣告絡繹不絕，加上他們在繁華地段的七層高舊址市值資產，《澳門日報》根本有能力自置新廈，政府此舉明顯就是一項政治操作，透過利益輸送令澳門這個龍頭媒體為其及中央政府搖旗吶喊。

〔筆者按：有段日子，澳門電子媒體出現過一班很有朝氣的從業人員，包括盧漢豪(曾任澳廣視新聞部主管，其後移民加拿大)，莫麗明(曾任澳門電台新聞部負責人，其後轉職澳門大學，為澳門新聞界培育不少人材)，廖明(曾任澳門新聞局副局長)，和鄭月明(前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理事長)，他們對維護澳門公眾言論和新聞自由方面所作出的貢獻，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