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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关怀汇流 | 转身，是彼此托起的关怀之力
新的一年，行动可以柔软也坚韧地发生，愿你照料好身心和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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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汇流”计划萌芽于2023年伦敦设计双年展的CARE主题馆(Care Pavilion)，该项目从多学科视野出发，通过展览、委任创作、仪式表演、论坛、宣言、出版等方式，探讨“care”在当前时代的状况与形貌，以及其多重实践的伦理与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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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该项目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反复处理的问题和挑战之一是：哪里是“care”的现场？从物理空间的角度来说，展览项目发生在英国伦敦；从思想上来说，聚焦这一议题的关心与具身行动当然可以在任何地方、与任何人关联。与此同时，既然希望在中文语境里发起关于“care”的思辨，那么重要的绝不只是将欧美相关思想与作品简单搬到国内，而是从在地的人与情境出发，创造一些“共同在场”的时刻，以推动一种有机的、关系性的知识生产与伦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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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汇流”与结绳志的合作立足于如上意识与发心。在未来三个月，结绳志将发布“关怀汇流”系列，内容源自过去半年里我们协同展开的主题圆桌、特约撰稿、文献翻译以及非正式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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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计划刊发的第一期文章，来自6月的“友谊圆桌”：关怀作为一种（）行动，陈彬华、殷艾雯、陈怡宁三位主题分享嘉宾，与赵伊人、张炜仑两位回应嘉宾，由各自的经验与关切出发，省思、回应以下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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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行动的关怀之“力”如何发生？如何体认社会行动者及其社群中流变的“在意、焦虑、倦怠、麻烦”，以及脆弱、协商与创伤？怎样从各类身心与社会资源中汲取能量，习练自我照料，并具身地培植一种有弹性的互助支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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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care”，无论那是内倾的、相互的、集体的还是生态/多物种的，并不意图将话语视作解药。在形成某种“关怀倡议”前，我们试着言说种种未能清晰命名的情境/处境，体认其中细微又公共的脆弱、协商、创伤与羁绊。
特约编辑 / 曹书韵
文稿整理 / 曹书韵、高闻含、孙宇航
校录 / 林子皓
01. 陈彬华
想象自我关怀的解放意涵
首先要从我自己的背景说起，目前我的身份是“青年行动者”和心理咨询师。我的本科专业是社会工作，它有一个很独特的视角，专业老师经常给我们讲一句话叫做“人在情境中”，即每一个人都是在具体的情境里，在整体的生态系统中。因此，当我们去处理一个人所谓的“问题”时，不能只是去处理他个体心理的部分，而是面对着整个实际情境。
但是，实际工作中，实践者常常是利用不同系统的力量把一个人摆到所谓“正确”的位置上，而不是把个体的行为放在社会历史的脉络去理解。我觉得这是有矛盾存在的。一方面社会工作将把社会正义作为很重要的专业的使命。但是另一方面，社工又经常被视作一种软性的社会控制工具。那么，如果社会照护（social care）都是一种控制的话，那我们去关心彼此的空间到底在哪里？或者说，难道我们只能依靠个体之间的那一种支持，或是家庭当中的支持？所以，在这种探索脉络下，我进入到了社区学习与发展的领域。
当时在全球范围内，以弗莱雷为代表的批判教育学广为流传，这些内容对当时的一些社区工作者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他们发现除了去做一些很基本的文教活动之外，还可以去做一些比较“彻底”的一些事情，例如带大家一起去做自我教育、公众教育，指向共同的目标，一起去行动。
由此，激进的议程不断凸显。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看到很多问题。比如上野千鹤子在书里举到一个例子：日本早期的学生运动号称打倒天皇，内部的女性却在被或显性、或隐性地压迫。女权主义当中的一些思考给到了我很多启发。但当时直接影响到我的是解放心理学。解放心理学产生于全球战争动荡的时期。在那时，人们发现——如果我们没有解决招致我们精神健康的一些社会问题，那么我们永远不可能真正的达成所谓的疗愈。
西方的个体心理学决定了他在面对社会问题时会倾向于考虑个体，即被压迫者。而我们应该去看到个体之上的社会层面，一并考虑个体与社会的痛苦，最终落脚点在于创伤本身——创伤必定来自伤害，伤害则源自外界环境，环境中便包含了压迫者或施暴者。这时，创伤就成为我理解个体心理，困扰我们内心的创痛和社会议题之间的切面。当我们个体和社会产生交叉并造成伤害的时候，创伤就出现了。在这个视角下，创伤成为了社会后果。因此，我们真正地去处理创伤就意味着我们要去关怀社会，以及我们在关怀社会问题时，也要考虑到个体的创伤。怎样避免二元对立？这需要很多的摸索，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的其中一项思考——关于创伤和内在压迫的话题。
波瓦（Augusto Boal）是巴西重要的戏剧家，他受到解放神学和当时整体社会环境的影响，提出了一套戏剧方法，号召被压迫者抗争。他的剧场实践在早期倾向于政治宣传，而后在被压迫者教育学和实践经历的影响下转向了更为民主、参与的方法，并将其称之为“被压迫者剧场”。当波瓦的工作得到国际上的认可后，他试图在其他的国家推广被压迫者剧场，希望也能给大家带来解放。当他在巴西的时候，巴西的军政府里存在明确的反派——警察，然而在法国，他却找不到非常明确的压迫者——但人们确实感到抑郁、焦虑、无力乃至绝望。这时，压迫更像是一个整体的社会氛围，变成一种规训，它内化成我们内心的一部分了，所以波瓦将其称之为“头脑内的警察”。
进一步，我想说明我们是如何在心理和剧场的领域工作的。咨询常常会把一些东西外化出来，有时我们也会带一些戏谑的成分将对方的话重复，来帮助他们把抽象的心理具体化。在咨询或是一些剧场形式中，会有治疗师或其他参与者替你将内心扮演出来。例如，参与者们会扮演“主角”心中无数压迫的声音。不过，这时“主角”其实很难直接站出来去反驳这些声音，于是，治疗师或其他参与者就会站出来，去见证事件的发生，去反驳这些声音，去连接个体与社会结构。这个连接意味着将批评的声音标识为一个外部进来的东西，并进一步分析内心声音的来源——来自父母？来自家乡？还是来自某个团体？特别是当参与者发现大家都拥有同样的经历，那我们会发现，我们不仅仅面对的是原生家庭或是人际关系上的问题，而是社会的症结，是我们社会浸透内心的声音。
这是我非常想分享的一个切入点，它只是其中的连接点之一。还有很多连接的可能需要我们去探索，从个体或者一个治疗性的环境里，演变为与团体和社群共同工作的方法。
02. 殷艾雯
“疗愈社会”在疗愈什么？
我是一个设计教育者，我所教学的专业叫做在地设计。“在地设计”是一种特殊的设计方法和理念，强调设计师应当将自己置身于情境（situation）之中，认为自己是情境、局势中的一员，以个体肉身去感受现实，而非以一种局外人的姿态去纵观全局，从而得出一种离地的设计方案。在教学实践当中，我经常向学生强调个体感受、个体故事在在地设计中的重要性。在我看来，只有设计师从自身做起，认为（自身的）生命经验是值得珍惜，值得理解的，并且坚信这样真诚的生命经验必然能够与更广泛的群体和更广阔的世界产生共鸣，这位设计师才真正拥有在地设计的基础。
在教学的过程中，时常会有学生误会我们只是在贪求学生的个人故事，甚至认为我们教的不是设计。但实际上我们是鼓励个体先充分感受身在其中的痛楚与不适——我们今天把它叫做“私愤”——在充分接纳自身的私愤以后，利用自身私愤的动能去联结更多的人，从而看到私愤当中的公愤成分——即社会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和不公正——最后我们希望学生可以学会超越自身的私愤，去完成公愤中应有的义务和责任。从而实现对个体和社会的疗愈和改变。
私愤和公愤之间的差异在于，私愤通常是个体成长过程中未解决的创伤所导致的，而公愤则涉及更广泛的结构性问题。然而，私愤和公愤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通常同时存在于个体之中。在实践中，很多人往往难以正视自己的私愤和内在创伤，尤其在面对社会公义问题时。有些行动者会产生过度反应，这往往是因为他们个人的创伤被触发。然而，他们往往不愿意正视自己的私愤，并将所有的愤怒归结为结构性问题，这样的有意无意地用公愤包裹私愤的做法，往往会在表达公愤诉求的行动中将问题的进一步复杂化。
我们在荷兰举办过一期让人印象深刻的“浮萍定海”。那一场来了很多现实中的行动者，ta们在游戏中展现出了很多行动者公愤裹挟私愤的各种形态，这映照了很多种社会行动失败的路径，比如为了公共目标完全不顾自身状况，反而导致社群不得不牺牲大量资源去挽救ta，比如不断地提倡大家参与行动，却在人们前来参与时以各种理由拒绝，令自已永远孤身一人；比如热衷描绘蓝图却没有实际的联结行动，乃至以情绪勒索的方式来指责群众冷漠，等等。当我们无法分辨内心追求当中私愤与公愤的边界与缠绕时，很容易将公愤的内容工具化，为自身不可言说的需求来服务。很多行动的时候我们对一些人事的失望，往往也来源于此。
很多时候我们受伤了，往外看是容易的，但向内去看到自己私愤的内容，或看到自己貌似正义的公愤表达中其实隐含着修复个体创伤的需求，接纳整合两者是困难的。彬华之前的反思，我们可以理解为担忧心理学会通过疗愈私愤而消解公愤，这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更理想的状况是大家能够辨析两者并且将两者的疗愈从一种互相排斥转换成互相滋养的关系。也就是说，能够在疗愈自己的时候也不放弃这个公愤当中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回到设计上来讲， 在社会设计里常常出现因为视角过高而看不到底层的真实，即容易无视个体乃至社群的日常生活以及心理动能。这种设计思路假设社会正义是应然之举，因此私愤在此没有任何容身之处。这种设计思路应用到现实当中，无论成功与否都会让人羞于面对自己的内在需求，觉得我的公愤当中竟敢有私愤。但个体的需求是不会消失的，所以造成的结果往往是要么公愤包装私愤，要么私愤消解公愤，要么公愤压抑私愤，这对个体和社会都是难以形成有效的疗愈和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提倡这种在地设计，不仅仅是将自己置身于现实当中，和现实中的人站在同一个视角产生联结，我们自己也要和自己的内在世界产生联结，这样我们才能以自己的具体肉身，与具体的人在一起。这样的设计者才能够和人们在一起创造一个真正的共同体。能够疗愈自我的设计者才能够疗愈大众。
03. 陈怡宁
从身体打开别样连结与关怀
我前阵子去贵州做了一个和洞穴有关的活动。其中有个洞穴用于苗族洞葬，我们在两位苗族鬼师的带领下进洞。鬼师主持葬礼，为亡者开路。在乌漆墨黑的洞中行走的时候，我发现鬼师们好像并不需要光照，而且走路时几乎没有声音。他们就像洞穴的一部分，即使身处洞穴之外，仍然和洞穴存在某种联系。这让我感觉很神奇。我们或多或少也许可以从身体结构和物理规律找到些如何让脚步声变轻的方法，但这种像是融为一体的脚步声和连结到底从哪里来？
洞穴后来用它的方式给了我一些答案。几天之后在另一个洞穴深处，领头的三哥带我们七弯八拐进入一个洞中之洞，并让我们关掉头灯。最后一盏头灯熄灭，我瞬间丢失了眼睛。突然失明让我紧张地睁大眼睛举起双手，却惊恐地发现是真的伸手不见五指，睁眼闭眼没有差别。三哥让我们静止，专注呼吸。我放松下来，周遭的一切流进我的身体，岩壁的凹凸水痕、空气的流向湿度，都以ta们独有的方式和我的身体共振、连结，洞穴因此勾勒出形态，而我的存在本身也以一种最为根本而纯粹的方式被感知，被确认和承托。“I am because we (/you) are.” 这种连结给予的自我确认无关任何社会身份、属性或价值，像是一个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拥抱，蒸腾出广袤的安定感，无条件的温柔和慈悲。彼此的主体性在这样的相互关系中得到“体”认。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现在，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站起来，试着去感受：不是自己站在地面上，而是地板、大地在触摸自己，周遭的空气在呼吸自己，将自己呼进呼出。
这种对存在本身关系性的感知可以在不同情境中被召唤和习惯，然而在工具化和便利性需要不断升级的社会环境中，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趋向单一，这种最为自然基本的身体感受，就像重力一样，经常被忽视，被悄悄地剥夺。对存在本身关系性的领悟和觉察，我认为是在关怀实践中很重要的一环。照护和关怀需要在这样的关系性中自然落成。
洞穴活动结束之后，我随一位朋友继续在贵州停留。某天深夜，我们去贵州县城一处“易地扶贫搬迁”住宅区。规划齐整的居民楼寂寂，走到某处，我们打算穿过草坪去楼里看看。抬脚正要跨进草坪，我感觉身后背包的提手被向后拉了一下，转身回看，发现朋友在两米开外，背后没有钩状物也没有人。之后的几天里我感觉脚步沉重，内脏悬浮，像套上了玻璃罩子。直到上了一处海拔三千米的山脊。开阔处的风力发动机和背风处的坟冢交错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地关系。我们从一处坟冢去往另一处坟冢，走向某个折了机翼的发动机。途中，我突然脚底打滑，差点从坡上滚下来，照平常肯定是吓坏了，玄妙的是，那瞬间身心平稳，我感到什么东西落地了，连带着我的玻璃罩子也没了，我也落地了——我们共同促成了某件事情的发生。这个认知来得如此顺理成章，别无选择，也无需别的解释。
在贵州的这些奇妙经历和感受总是会让我想到接触即兴，这是一种探索身体结构、重量和重力之间关系的舞动。它强调在不断变化的动能关系中自然生发身体运动。坠落、翻滚、承重、倾倒，对关系性的觉察刻进意识之前的身体反应，呼应古老朴素的生存智慧。它同时也揭示所有看似单人的舞动都是某种共同促成的自然流动。有关照护和关怀的具身认知随之而来。坠落不再是坠落，而是来自另一片空间的承托，我翻滚你旋转我，我背负你，而你也在拥抱我。
在对关系性的觉察和维系中自然生发关怀和照护，就是行动本身。这不是某个社会议题的附属品或创伤药膏。它需要持续不断地身体力行，成为日常。
04. 赵伊人
内化淤泥的清理
今天的讨论让我有相互倾听和共鸣的感觉，我感觉我作为个体汇流在一个巨大的河流里面的感觉，好像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水滴，和大家融合的同时也能清晰的感受自己的边界和价值，我觉得这种场域非常珍贵。
今天这个主题没有要用公愤包裹私愤，很多策划人通常会以一种某个议题多么重要多那么紧急，大家一定要来听，或者“再不关怀就不行了”——这种危机创造式的话语会很容易让个体或者观众进入一种“Fight, Flight or Freeze Response”（3F反应，逃避反应），也就是要么战斗、要么逃跑或僵住的状况。我觉得乃一和书韵在开场奠定了很好的基调，也就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虽然只是轻轻的、短短的，好像很谦虚地讲了一句“策划这个活动是我们自己的需要”，但奠定了一种非常self care的底色。
结合自己的实践经历，我将这个过程概括为“清理自己身体或者日常生活中各种外在的沼泽内化于我的淤泥”——它不是你在做一个多么重要的什么革命性的东西（当然如果你重新定义革命的话也可以是），但是很重要的是你承认将清理内化淤泥作为起点；而不是那种我们在社群里也常见的外来拜访或者话语的道德谴责或者绑架：比如，你为什么不去投入更重要的political agenda里？你为什么不这样做，不那样做？一开始会特别容易被那种东西绑架，但只要坚定地基于自我关怀、尊重自己，你会发现和慢慢体会到行动可以是非常柔软的，就像刚才怡宁那段非常诗意的讲述那种柔软的感觉。
我所工作的基金会最近在开一个关于“积极老龄化”的新公益业务线，今天上午我们还在组读书会读老年后如何进行个人第二次成长的书，书名叫《生命的对话》。从书里我引申出的三个非常重要的点也和今天的讨论有关：
第一，臣服于自己的身体，其中很多用到戏剧、接触即兴等方法；第二，重新发现或者重新诠释自己的记忆，就是你怎么讲述你的生命故事；第三点，感受到自己的灵魂连接着比我更大的东西。这三点是在个人成长中是非常重要的东西，这样你才能真的接纳自己，也更能同理别人，你能更能柔软地行动，也同时为社会做出一点贡献。
05. 张炜仑
关怀如微小蘑菇
大家的分享也让我很有感触，我们在线上交流，好像围坐成一圈，这展示着不仅属于人的圈子的缠绕，而是像怡宁所说的，不同世界和不同关系之间在一起聚合。现在“多物种（multi-species）”的话题非常热，我在想，与其去纠结“不以人为中心”的概念，其实看一看我们身边的这些遭遇本身就是由不断的、不同的关系、不同的能量、不同的偶然而耦合起来的过程。
我想讲一个故事。我的性格是比较外向型的，常常会不由自主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绪，但我的缺点是偶尔会不善于抓住别人的想法，但我身边许多要好的朋友都是内向的。我有一个非常好朋友某天在微信群里很惊喜地分享，说他的洗脸池下水道里长了几个蘑菇。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好恶心啊，怎么长了蘑菇还这么开心呢？他就跟我说：像我们平时在外跟其他人的关系中不太善于表露自己的人，会注意到小的植物不断生长的过程，让我觉得特别疗愈。这位朋友的话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也开始学着观察类似蘑菇之类的小生命，因为我想知道我这位朋友的体验是怎么样的。虽然我不能说我现在能完全理解这种体验，但我想说的是，关怀本身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一个能get到他人的体验、是看见他人的过程。
另外一方面，讽刺的是，我们所经历的过去这几年对于我和我身边熟悉的一些伙伴来说从多个层面上都充满了“祛魅感”，是一个对诸多话语深感破产（disenfranchised）的时期。当我得知要分享“关怀 care”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笑了，因为似乎大家这一两年说的最多的话反而是“我不care”！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有同感——关系破裂我不care，面临各种或公共或私人的危机我也不care，尽管我们面对愤怒和沮丧，我只能关照好我自己，大不了去泡个澡吃吃喝喝就好了。
我们遭遇着信仰的崩塌和同温层的破裂……一方面我们面临的是一个越发不稳定的社会，危机变成常态的日常生活，关系和信任不断在被表演和策略给商品化的状况当中，一方面又需要重新去思考超越不断被个体化的关切与关怀问题。我们面对的似乎不是“我们要或者不要关怀”的问题，而是“我们怎么去关怀”的问题，从一个是或不是的对立答案回到“关怀”到底意味着什么的再思考中。
在我们经历了过去危机感不稳定感达到高潮的悬置状况后，大家可能慢慢地意识到这种所谓的反思，所谓的批判的表演对于当下的我们来说愈发不具有生产性。我想到十几年前，知名社会理论家拉图尔（Bruno Latour）曾在一篇文章中拷问：批判是不是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时候？（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他指出，我们作为社会批评家或者希求让社会变好的思考者，能否设计出另一种更强有力的描述性工具来阐述关切，且这种工具的意义不再是揭穿真相，而是像女性主义学者唐纳·哈拉维（Donna haraway）所说的，回到保护和关心他人的本质；有没有可能在事实的描述中增加现实感，而不是减少现实感，尽管后者来自我们内心深处的批判精神和冲动？拉图尔想表达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我们需要停下来环绕四周，感受大地，而不是俯瞰众生。
我自己的观察和实践都集中在城市社区中。“俯瞰众生”在我的研究中其实非常常见。城市和社区的层面，每当涉及某些与基础设施或土地密切关联的资源时，“关怀”会作为一种谋取这些资源的工具被不断地提及。然而，往往这种展现方式是通过某些机构化的机制将“关怀”规模化（scaled up）——比如成立一个组织，向政府拿钱，为了关怀的名义不断向上扩张向上撑起一个符号化的闭环。还有一种“关怀”通过社群的机构化呈现，比如志同道合的青年人组成社群，往往会为了获得社会的认可去复制一系列既有的机构模式并内化到社群的架构当中，需要制定一系列象征性的规章制度来框限原本“一起玩”而产生的实践。
我觉得这两种是我们应该反思的关怀路径——通过规模（scaled）和机构（institutionalized）的模式来实现或满足某种关切的使命。小到团体，大到国家的维度，用条框的定势思维去审视关怀本身。这种关怀成为维持某种形式性结构的符号，我们已经在日常生活中意识到相关问题，却持续反复框限于这种模式——简单来说，这种口号的“关怀”，是“我们需要去care”，“我们为了care，一定要找到某种解决方式”类似的迷恋，为了不断向上层力量拿钱拿资源而进行的自我营销，等等……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这种“关怀”思路很容易再生产出另一种包袱。
彬华和艾雯分享的设计理念和新的思路可以提供新的启发。关怀一方面可能会无形或有意地变成另外一种社会控制，但另外一方面也能在不断看似混乱的拉扯和互惠的过程当中，让这些关怀的陷阱变得可见。通过试验性的探索去不断地试错，而不是一蹴而就地搭建条条框框的形式来处理关怀。也就是说，关怀变成了一种很流动的，像怡宁所说的，能够被抓取的，柔软的实践。这也很符合女性主义的关怀态度。
彬华和艾雯所分享的观点，突显关怀需要维护和修补（maintenance）。如果不把关怀变成一种自我剥削的工具的话，它怎么成为一种有益的劳动来实现拉扯和互惠？以上几位伙伴的讨论展现了这个面向。另一种关怀的面向将关怀想象成一种缠绕着的、具有关系性的力，这样的“care”既以人作为一个参照点，但又不把人作为绝对的中心，像是我前面提到的“蘑菇式”的关怀，慢慢学会看到微小的事物以及其中所潜藏的可能性。这是我刚刚在大家的分享中看到的最有启发的两种关怀的风格。
观众讨论
曹书韵：
谢谢各位伙伴美妙的分享。我补充一些自己在准备这场关于“关怀”的圆桌论坛时内心的张力。最近工作非常忙，很想慢慢地、扎实地准备今天的讨论，但又感到心力还不够，我隐隐约约想着，首先应该从自我关怀做起，“知行合一”地策划这场交流。如果用一种自我耗竭的方式去“表演”一场关怀的话语，好像完全违背了初衷。我很庆幸从自身的需要出发，发出了邀请，即使是在线上都能感受到大家如此强的能量场。在策划时我有在想是否要从一个冥想开始，但又感觉自己还没有准备好，特别谢谢怡宁用一种美妙的引导带我们一起回到身体的当下。
殷艾雯：
怡宁的分享讲述了非常的美妙的体验！她提到先试着感受单脚站在地上那种独立难支撑的感觉，再到后面感受大地的托起，这种视角的不断转换给了我很大启发，包括后面描述如何背起一个人的情景，实际上并不是单纯要背起一个人，而是互相拥抱。
在前面的分享中我花了很长时间讨论公愤和私愤。在怡宁的讲述中，我突然意识到，公愤和私愤之间只差一个转身。当你把头转向私愤时，你的身后就是公愤。这只是一个转身的问题。我觉得她提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那就是你能够拥有这个转身的可能。首先，你要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意识到自己是宇宙的一部分——只有当你明白自己并不是独立的存在，也不仅是在背起他人，你才可能实现这个转身。
我有一个学生，她有非常传统的设计教育背景，在过去的两年里，她一直在做关怀系统的设计，调研了很多养老院。她一直非常困惑痛苦，无法认同自己的设计，我告诉她，“你的眼界太高太远了。如果你的关怀只停留在空中，将那些你想关怀的人视作抽象的用户，那么你真正的关怀在哪里呢？”
这两个月，她突然做出了“转身”。她说，我想和我的外婆一起设计。她之所以想做这一设计，是因为她认为她的外婆在养老院里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她觉得外婆无法获得她所定义的“良好的老年生活”，但她一直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甚至有段时间，她完全不提及这个原因，因为觉得这会让她的设计失去正当性。在终于承认这个事实后，她仍然质疑，“你逼我说出这个原因了，那又怎样呢？这会让我的设计更能够为大众负责吗？不可能，我要做的是系统性的变革！”然后她“转身”了。她说，“好，我愿意接受你的批评，我去和我的外婆谈这件事情，我想要和她一起去做。”昨天在评估会上，她第一次讲述了这两个月内的所做所思，她和外婆长时间讨论，还没有做出具体的东西，突然间外婆对她说，“你知道吗？你这样和我说，让我第一次觉得我还是有用的人，我不仅仅是一个被关心的人，我可以通过你的关怀来关心这个社会。”她哭了，“做那么多设计，只有这个我觉得‘有用’。真正的有用就在身边。”
我觉得这个故事有些回应到怡宁说的“我背负你，而你也在拥抱我。”我们再看看关怀者与被关怀者的关系，被关怀者的存在不应为了迎合你去证明自己是那种有能力去托起别人的那个人，Ta在被关怀的同时也在关怀你。我们可以察觉到ta们给予我们的关怀吗？（如果可以，如果我们明白ta们在关怀的关系中的主动给予）我们可以把ta们从被动的位置中放出来吗？这只差我们自己的一个转身。
观众1：
如果很多结构性问题出于地域不平等的发展，很多的行动可能只能在一线城市成立，那么地方城市呢，类似于四线城市或者县城，乡镇？
殷艾雯：
行动不能被视为固定的配方，而是需要根据不同的环境来进行调整。如果你在设计一项行动时，意识到它在一线城市的环境中非常有效，那么当你回到或前往四线城市、乡村或县城时，是否可以找到不同的方法来激励人们？是否可以以类似的在地关怀的方式重新设想与当地人联系的方式，并逐步建立起与大城市及周边城市的联系？这是一个更广阔的视角，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将行动想象成一个单一的产品，用一种固定的配方在不同地方推广。实际上，关怀并没有一种适用于所有情况的配方，每个人、每段关系和每个世界都是独特的。我们能否怀着这样的关怀走进彼此的联系中呢？
张炜仑：
我们刚才讨论的关怀是一种情境化的实践，它深深嵌入在特定的框架或语境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地忽视那些存在于大型结构性问题中、以不同形式呈现的压迫。因此，我们既要意识到这些大型形式上的压迫，又要环顾自身周围，无论是在县城还是一线城市，看看周围存在哪些小型关怀。这并不是采用口号式的运动方式来寻找解决方案，而是要深入这些解决方案的源头，并汲取其养分的地方往往是一些被忽视或被很少人察觉的情境。
赵伊人：
我来读一段话，这是我写的一个关于“边界”的词条，来自我们做过的一个展览项目《辞海游戏》（书韵发起、黄奕编辑）。
在与一些因政治立场和社会关怀而互动的个人和社群交往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个人与他人能够改变社会的殷切希望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曾经为了填补这种张力而牺牲了自己的兴趣和精力，但我个人感受到了极大的不适，比如被利用、被夸大其词地吹捧、被耗尽精力以及被贴上反动的标签，还有被僵化地看待和寄予过高的期望。我深刻认识到个人的渺小和社会持续糟糕的现状。后来，我慢慢学会适应这种张力，甚至偶尔“play with it”。我提醒自己不能变得悲观，也不能不顾一切，而是要仔细权衡每个值得考虑的具体交往情境。同时，我也深刻认识到每个人都需要被视为独特的个体，所以我只能做一些微小的事情，与少数人交往，这样才能让我作为一个人真正被看见、被理解和被尊重。这种生活实践一定有其界限，不能因为怀有普世的关怀而无法划定边界，试图惠及所有人。
观众2：
感觉一些社区营造好像也是一种关怀表演的高潮，但年轻人又在动荡的社会急需寻找下值支点，于是可以有利于快速进行关怀生产的实践项目组织成了大家的首选。然而，这种快捷的路径会让人在回过神来时感到新的无力。
殷艾雯：
一个更加成就导向的社会常常会混淆世俗的成就感和归属感，我们会认为一旦获得了被世俗价值所认可，我们就有了归属感，就能够被接纳。然而，实际上在研究的时候会发现，这是有问题的。一种所谓的“附近归属感”是如何与身边的人建立联系，如何找到自己的社群。当你感受到被具体的人托起后，再去寻找成就感，就可以逐渐剥离私愤和公愤之间微妙的边界。因为当你的私人愤怒得到具体的支持后得到一定的疗愈，当你寻找成就感时，你就会意识到自己追求的是与社会的连接，而不是一些难以言说的个人疗愈。在这个成就感和归属感不断相互滋养的过程中，我们作为个体获得了更广阔的成长空间，我们就可以进入所谓的“广泛归属感”，即愿意无私地接纳自己是宇宙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托起地球，地球也可以托起我们。因此，社区里的年轻人非常需要这种价值观念，以便进入社群建设中的“关怀表演”。然而，我们不一定能找不到附近可以支撑我们的人，无法进入个人疗愈的状态，因此不得不通过追求成就感来寻找归属感。
我们当然可以批判社区营造在某种程度上把关怀变成了一种表演或产品，成了不断强化资本主义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想在其中寻找突破点，根据我们的研究，建议大家首先在周围建立自己的关怀网络，让自己可以被支持，同时也托起别人。在这个过程中，你将不再混淆成就感和你所需要的归属感，摆脱这种不断重复生产的无力感。
陈怡宁：
曾经让我非常困扰的问题是，我们与批判理论和左翼思想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当我们了解宏大理论分析的结构性问题，以及有可能的新出路时，它们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很多时候，左翼行动一再陷入一个陷阱，即理论支持往往会被转化为一种新的行动纲领和蓝图，理论和理论者居于不必要的高位。如何区分信仰和信任，是我们需要在实践中需要时时关注的。也许可以把理论或者某种关怀模式当成自己身边的同伴，在具体的实践中，通过身体的体验和感受去与ta交流，寻找和ta的映射与连接，没有也不必太在意。
关于“关怀汇流”
在第四届伦敦设计双年展 (London Design Biennale) “Remapping Collaboration”的主题框架下，CARE主题馆 (Care Pavilion) 通过一系列全新委任项目对关怀议题展开探索：思辨关怀由人类和非人类表达和承载的多种形态，体认其中错综复杂的意涵。15位享誉国际亦深耕在地的杰出创作者共同对这个一直存在但又愈加紧迫的议题做出回应，由此生发的实践旨在超越隔离与停滞，重新编织与彼此、与世界、与万物原本被掩盖的关系。项目以冥想、仪式、表演、出版、圆桌等形式进行，并以《Care Manifesto》汇聚全球设计师、建筑师、思想家和行动者的关怀宣言。2023年伦敦设计双年展CARE主题馆由宋涛担任总策划，由王乃一担任策展人，雅娜·舒尔茨 (Jana Scholze) 担任学术顾问，李思蔚担任展览总监，并得到了信言设计大使专题资助计划 (Design Trust Feature Grant) 支持。
在伦敦设计双年展闭幕当天， “关怀汇流”计划正式启动，希冀创造多个共同在场的时刻，通过多学科视野与个体经验的共振，重新构想关怀的政治、伦理与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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