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丨自我怀疑的超级大国

自我怀疑的超级大国

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

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正在衰落。2018年，皮尤研究中心问美国人，他们觉得自己的国家在2050年会表现如何。5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经济会更加疲软，甚至有更多即60%的受访者同意，美国在世界上的重要性会降低。这不应令人意外。一段时间以来，弥散在美国政治环境中的一种感受是：这个国家正朝错误的方向行进。据一项长期进行的盖洛普民意调查，对现况感到“满意”的美国人的比例，过去二十年里没有超过50%。目前为20%。

几十年来，考量谁将赢得总统大选的一个办法是问: 谁是更乐观的候选人？从约翰·肯尼迪到罗纳德·里根，再到贝拉克·奥巴马，表达更阳光意见的似乎才能成为赢家。但在2016年，美国选出了一位政治家，其竞选活动是以厄运和悲观为前提的。唐纳德·特朗普强调，美国经济处于“惨淡状态”，美国在国外遭到“鄙视、嘲笑和敲诈”，世界则是“一团糟”。他在就职演说中提到了“美国大屠杀”。他目前的竞选活动重复了这些核心主题。在宣布参选总统的三个月前，他发布了一则题名为“一个衰落中的国家”（A Nation in Decline）的视频。

乔·拜登的2020年总统竞选要传统得多。他一再赞颂美国的优点，并经常背诵那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话: “我们最好的日子还在前方。”但他相当多施政策略都基于这样一种说法: 哪怕是在民主党总统执政期间，甚至是在奥巴马-拜登任上，这个国家也一直遵循错误的路线。在2023年4月的一次演讲中，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批评了“过去几十年里的相当多国际经济政策”，指责全球化和自由化造成了美国的工业基础空心化，输出了美国的就业岗位，并削弱了一些核心产业。他后在《外交事务》上著文担心，“尽管美国仍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但它的一些最核心力量已经萎缩”。这一对新自由主义时代批评，人们耳熟能详，在这个时代，少数人飞黄腾达，但许多人被抛下了。（这里引用的杰克·沙利文文章，原题“The Sources of American Power”，见于《外交事务》2023年11/12月号。——译注）

这不只是批评。拜登政府的许多政策试图修补美国明显的空心化问题，宣扬美国的产业和人民必须要由关税、补贴和其他多种支持措施加以保护和帮助的逻辑。一定程度上，这一思路可能是对如下现实的一种政治响应：一些美国人实际上已被抛下，且碰巧生活在关键的摇摆州，这使得争取他们和他们的选票变得至关紧要。但补救措施远不止是政治上的红肉，它们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美国目前的进口关税是自1930年《斯穆特-霍利法案》(Smoot-Hawley Act)以来最高的。华盛顿的经济政策越来越具有防御性，旨在保护一个据认为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失败了的国家。

一项基于错误假设的美国大战略将领导美国和世界步入歧途。相较于其主要竞争者和对手，美国在一系列措施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但它确实面对一个非常不同的国际格局。全球范围内，许多大国的实力和信心都在增强，它们不会温顺地同意美国的指令。其中一些国家积极谋求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以及围绕它建立起来的秩序。在这些新的形势下，华盛顿需要一项新的战略，一项明白自己仍是令人畏惧的力量，但在一个远远没有多么宁静的世界运转的战略。华盛顿遭遇的挑战是要跑得快，但不要惊慌失措。可今天，它依旧被恐慌和自我怀疑牢牢抓住。

仍是第一强国

尽管所有人都在谈论美国的失能和衰退，但现实截然不同，尤其是与其他富裕国家相比。1990年，美国的人均收入(用购买力衡量)比日本高17% ，比西欧高24%；今天，则分别高出54% 和32%。2008年，依时价计算，美国和欧元区经济规模大致相当；今天，美国的经济规模几乎是欧元区的两倍。那些认为华盛顿的政策要为美国数十年来的停滞不前负责的人，可能会被问到一个问题:美国希望与过去三十年间的哪个发达经济体交换位置？

在硬实力方面，这个国家也处于非同凡响的地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往往是那个在当时最重要技术领域拥有最强大领先地位的国家，如十七世纪的荷兰、十九世纪的英国和二十世纪的美国。美国在二十一世纪甚至可能比在二十世纪更加强大。比如，比较一下它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地位和今天的地位吧。回到那个时代，当日领先的技术公司如消费电子产品、汽车和电脑的制造商，既可以在美国找到，也可以在德国、日本、荷兰和韩国找到。事实上，1989年，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十家公司中，只有四家是美国公司，其他六家是日本公司。今天，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十家公司中，九家来自美国。

更重要的是，美国十大最有价值技术公司的总市值超过了加拿大、法国、德国和英国股市价值的总和。假如说美国完全主导了当今以数字化和互联网为中心诸多技术领域，那么它似乎也有望在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等未来产业领域取得成功。2023年，截至本文撰写时，美国已经为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吸引了26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大约是排名第二的中国的6倍。在生物技术领域，北美占全球收入的38% ，而整个亚洲占24% 。

此外，美国在能源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从历史上看，那是一个国家力量的关键属性。今天，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油气生产国，甚至超过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美国还在大规模扩大绿色能源的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源自2022年《降低通货膨胀法案》中的激励措施。至于金融，看看设在瑞士的监管机构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列出的“在全球范围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名单; 美国的这类银行数量是下一个国家中国的两倍。美元仍然是近90%的国际交易使用的货币。尽管各国央行的美元储备在过去二十年中有所下降，但其它竞争对手甚至没有一种货币的地位能接近美元。

最后，假如人口决定国运，那么美国就拥有光明的未来。在全球发达经济体中，尽管近年来有恶化，美国的人口特征仍相当健康。美国的生育率目前约为每位女性生育1.7个孩子，低于2.1的更替水平。不过，相较于德国的1.5、中国的1.1和韩国的0.8，这一数字仍是有利的。至关重要的是，通过移民和成功的同化，美国弥补了它的低生育率。这个国家每年接收大约一百万合法移民，这一数字在特朗普执政和新冠疫情期间有下降，但自那之后已经回升。地球上所有生活在出生国之外的人中，有五分之一生活在美国，而美国的移民人口几乎是第二大移民中心德国的四倍。出于这个原因，预计未来几十年间，中国、日本和欧洲将经历人口下降，而美国理当保持增长。

当然，美国有很多问题。哪个国家没有呢？但它有资源，解决这些问题远比绝大多数其它国家容易得多。例如，尽管政府有各种各样的刺激措施，但中国一胎政策的遗留问题即暴跌的生育率正被证明是不可能逆转的。而且，因政府希望维持一种单一的文化，该国也不打算接受移民作为补偿。相比之下，美国的弱点往往有现成的解决方案。该国债务负担沉重，赤字不断上升。但与其他富裕国家相比，其总税负较低。美国政府可以筹集足够的收入，以稳定财政状况，维持相对较低的税率。

一个简单步骤可以是开征增值税。某种增值税存在于全球其他每一个主要经济体，通常税率在20%左右。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5%的增值税将在十年内筹集3万亿美元，而更高的税率显然可以筹集更多。

这不是一幅结构性失能，会不可避免地导向崩溃的图景。

游走在几个世界间

尽管实力强大，美国仍没有主导一个单极世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一个没有地缘政治竞争对手的世界。苏联正在崩溃（很快它的继任者俄罗斯也会步履蹒跚），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仍是一个婴儿，其国内生产总值尚不到全球经济总量的2%。

想想看华盛顿在那个时代能做些什么。为解放科威特，它在包括莫斯科外交批准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下，对伊拉克发动了一场战争。它结束了南斯拉夫战争。它说服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放弃了恐怖主义并承认以色列，还说服了以色列总理拉宾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在白宫草坪上握手言和。1994年，甚至朝鲜似乎也愿意签署一项美国框架协议，并结束其核武器计划(这只是进入友好合作的一个短暂失误，它很快就抽身而退)。当金融危机1994年重创墨西哥，1997年重创东亚国家时，美国组织了大规模救助，挽救了局面。条条大路通往华盛顿。

今天，美国面对的是一个有真正竞争对手和更多国家积极主张自身利益的世界，这些国家往往蔑视华盛顿。要理解这一新的态势，不要考虑俄罗斯或中国，考虑一下土耳其。三十年前，土耳其是尊奉美国为圭臬的盟友，其安全和繁荣仰赖华盛顿。每当土耳其经历周期性经济危机时，美国都会施以援手，助其摆脱困境。今天，土耳其是一个富裕得多，政治上也更加成熟的国家，由一个强势、深得民望、民粹主义的领袖埃尔多安执掌。它经常藐视美国，哪怕有要求在最高层提出时也是如此。

华盛顿对这一转向无所准备。2003年，美国计划从南部的科威特和北部的土耳其两条战线入侵伊拉克，但未能提前争取到土耳其的支持，因为美国假定它能像以往那样获得这个国家的同意。事实上，当五角大楼提出要求时，土耳其议会予以婉拒，于是美国的入侵不得不以一种草率且计划不周的方式推进，后来事态的展开可能与此有关。2017年，土耳其签署了从俄罗斯购买一个导弹系统的协议，对一个北约成员国来说，这是厚颜无耻之举。两年后，土耳其再次对美国嗤之以鼻，攻击了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武装力量，美国的盟友刚刚在那里帮助击败了伊斯兰国。

学者们正在争论世界目前是单极、双极，还是多极，人们也可以用一些度量标准解释每一种情况。综合所有硬实力指标看，美国仍是唯一最强大的国家。例如，美国目前有11艘现役航空母舰，中国只有两艘。看看印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展示它们的实力，人们很容易想象世界是多极的。但中国显然是第二大强国，而且前两大强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差距巨大: 中国的经济和军费开支超过了其后三个国家的总和。世界前两大强国和其他所有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导致学者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普及“两极化”（bipolarity）一词的原则。他认为，随着英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崩溃，美国和苏联是领先于其他每个国家的联盟。将这一逻辑延伸到今天，人们可能会认定: 世界又一次陷入了两极分化的境地。（汉斯·摩根索，生于1904年，卒于1980年，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译注）

但中国的实力也有其局限性，这来自人口形势以外的因素。它只有一个条约盟友，即朝鲜，以及一些非正式盟友，如俄罗斯和巴基斯坦。美国有几十个盟友。在中东，中国并不特别活跃，尽管最近在主持恢复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关系方面取得了成功。在亚洲，它在经济上无处不在，但也不断遭到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韩国等国的持续抵制。近年来，西方国家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技术和经济实力变得警惕起来，并采取行动，限制其进入。

中国的例证有助于澄清实力和影响力之间的区别。实力由经济、技术和军事方面的硬资源构成。影响力则不是多么真实可触。它是那种能让另一个国家做一些它原本不会做的事情的能力。大略而言，它意味着让另一个国家的政策向你中意的方向倾斜。那最终是实力的落脚点: 能将其转化为影响力。据此标准，美国和中国又都面对一个满是约束的世界。

其他国家在资源方面有提升，这激发了他们的自信心、自豪感和民族主义。进而它们可能在世界舞台上更有力地表明自己的立场。这不只适用于中国周边的更小国家，也适用于长期屈从于美国的许多国家。另有一批新的中等大国，如巴西、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它们正在寻觅自己独特的战略。在总理纳伦德拉·莫迪领导下，印度奉行“多元结盟”政策，选择何时何地与俄罗斯或美国达成共同目标。在金砖国家集团中，它甚至与中国结盟，可近至2020年，它还与中国发生过致命的边境冲突。

在1999年发表于《外交事务》的文章“孤独的超级大国”（The Lonely Superpower）中，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试图超越单极，描述新兴的世界秩序。他给出的术语是“一超多级”（uni-multipolar），这是一个极为尴尬的措辞，却捕捉到了某种真实的东西。

2008年，我试图描述正在出现的现实时称之为“后美国世界”，因为它打动我的最突出特点是，随着美国那一单极开始衰落，每个国家都试图驾驭世界。这似乎仍是描述当下国际体系的最佳方式。

新的紊乱

想想看当前的两大国际危机: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以色列-哈马斯战争。

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看来，他的国家在单极时代蒙受了羞辱。自那以后，主要由于能源价格上涨，俄罗斯得以重返世界舞台，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普京重建了俄罗斯国家的实力，这个国家可以从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中攫取收入。眼下他想撤销莫斯科在它还羸弱的那个单极时代做出的让步。俄罗斯一直谋求收复俄罗斯帝国的一些领土，那些领土是普京的大俄罗斯愿景的重中之重：首先是乌克兰，但还有2008年入侵的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可能是下一个目标，俄罗斯已在其分离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Transnistria）占据一席之地。

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基于这样一种说法: 美国对其欧洲盟友失去了兴趣，而且它们软弱、分裂，仰赖俄罗斯的能源。他在2014年吞并了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的边境地区，然后，就在将俄罗斯天然气输送到德国的北溪二号管道完工后，他决定正面攻击乌克兰。他希望征服这个国家，从而扭转俄罗斯在单极时代承受的最重大挫折。普京误判了形势，但这不是一个疯狂的举动。毕竟，他以前的侵犯行径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在中东，过去15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希望在军事方面撤出该地区，这影响到那里的地缘政治氛围。该政策始于小布什总统任内，他在伊拉克发动的战争的惨败惩罚了他。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任内，这一政策得以继续推行。奥巴马明确表示，有必要降低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以便华盛顿能够直面中国崛起这一更为紧迫的事项。这一战略被宣传为“转向亚洲”，但同时也是“转离中东”的战略，因为奥巴马政府认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投入过多。2021年夏天，华盛顿突然从阿富汗的全面撤军凸显了这一转向。

结果并非一种新的均势愉快形成，而是地区玩家积极谋求填补真空。拜伊拉克战争之赐，伊朗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那场战争打破了该地区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均势。随着萨达姆·侯赛因主导的逊尼派政权被推翻，伊拉克由占多数的什叶派统治，其领导人中有许多与伊朗关系密切。伊朗影响力的这一扩张继续进入叙利亚，在那里，德黑兰支持巴沙尔·阿萨德政府，使其得以在残酷的叛乱中生存下来。伊朗支持也门的胡塞武装、黎巴嫩的真主党、和以色列占领区的哈马斯。

波斯湾阿拉伯国家和其他一些温和的逊尼派国家对此惶恐不安，开始与伊朗的另一大敌以色列开启了一段默契合作。这一迅速发展的联盟，凭借作为重要里程碑的2020年《亚伯拉罕协定》，似乎注定要以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作为高潮。其障碍一直是巴勒斯坦问题，但华盛顿的退却和德黑兰的推进令阿拉伯人乐意忽视这一曾经的核心问题。密切关注事态进展的伊朗盟友哈马斯决定放火烧掉房子，将该组织及其事业重新推到聚光灯下。

随着中国实力崛起，对当下国际秩序的最重大挑战来自亚洲。假如中国大陆试图动用武力再度统一台湾，由此考验美国及其盟友的决心，这可能引发另一场危机，其规模远远超过前面两场。迄今为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动用武力方面的犹豫提醒人们，与俄罗斯、伊朗和哈马斯不同，他的国家从与世界及其经济的密切融合中获益匪浅。但这一约束会否维持得住，仍是一道待解难题。相较于比如二十年前，今天中国大陆入侵台湾的可能性增加了，这再次昭示，单极世界正在削弱，后美国时代正在崛起。

但昭示美国在这一新兴秩序中的影响力下降的另一个迹象是，非正式的安全保障可能让位于更正式的保障。沙特阿拉伯生活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下已有几十年，但这是一种君子协定。华盛顿没有对利雅得做出任何承诺或保证。假如沙特的君主制受到威胁，它只能希望当时的美国总统能够出手相救。事实上，1990年，当伊拉克在入侵科威特后威胁到沙特阿拉伯时，老布什确实出动了军事力量实施救援，但任何条约或协议都没有要求他这么做。

今天，沙特阿拉伯认为自己强大得多了，且正受另一个世界大国中国的积极追捧，中国是沙特迄今为止最大的客户。在自信的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领导下，这个王国变得更加苛刻，要求华盛顿提供延伸到北约盟友那样的安全保障，以及建设核工业的技术。

目前尚不清楚美国会否同意那些要求（该问题与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有关），但沙特的要求正被严肃看待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大国的动态正在发生变化。

维持实力

在许多方面，美国缔造和维持的这一国际秩序正受到挑战。但它仍是该秩序中最强大的玩家。它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大致保持在1980年或1990年的水平。

或许更重要的是，它积聚了更多盟友。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打冷战并将赢得冷战的“自由世界”联盟由北约成员国即美国、加拿大、11个西欧国家、希腊和土耳其，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韩国组成。今天，支持乌克兰的军事或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联盟已壮大到几乎包括欧洲所有国家，以及少数其他国家。总的来说，“西方+”包含了全球60%的经济总量和65%的军费开支。

抗击俄罗斯扩张主义的挑战是切实而艰巨的。乌克兰战争爆发前，俄罗斯的经济规模是乌克兰的十倍，人口几乎是乌克兰的四倍，其军事工业复合体规模庞大。但其侵略行径无法被允许得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核心特征之一是，国际社会不承认通过野蛮军事力量改变的边界。自1945年以来，此类成功的侵略行为极少，与此前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世界各地的边界因战争和征服而时常易手。俄罗斯在其赤裸裸征服中实现的成功，将打破来之不易的先例。

中国带来的挑战则不同。不论未来几年其确切的发展轨迹如何，中国都是一个超级大国。其经济已占全球经济总量的近20%，军费开支仅次于美国。虽然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不及美国，但它影响世界各国的能力已经增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提供了大量贷款、赠款和援助。但中国不像俄罗斯那样是一个搅局者。它已在当下的国际体系中变得富有和强大，对推翻这个体系要远为不安。

更广泛而言，中国正想方设法壮大其实力。假如它认为，除了作为一个搅局者之外，它找不到其他办法壮大其实力，那么它就会去搅局。美国理应接纳中国提高其影响力以与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保持一致的正当努力，同时遏制其不正当的努力。过去一些年，北京已见证了其太过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是如何适得其反的。目前它已从其果敢自信的“狼战外交”回撤，习近平更早些时候有关中国主导地位的“新时代”的一些傲慢言论也已让位于对美国优势和中国问题的承认。至少出于战术上的原因，习近平似乎正在寻求与美国达成暂时妥协。2023年9月（当为10月——译注），他告诉一群来访的美国参议员：“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

不论中国的意图如何，美国都拥有显著的结构性优势。它坐享独一无二的地理和地缘政治优势，被两片广阔的海洋和两个友好的邻国包围。而中国是在一篇拥挤而充满敌意的大陆上崛起。它每次展示自己的力量，都会疏远一个强大的邻国，如印度、日本和越南。该地区的若干国家，如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和韩国，是美国的实际条约盟国，并有美国军队驻扎。这些动态包围了中国。

华盛顿在亚洲和其他地区的联盟充当了抵御对手的堡垒。为维持这一现实，美国必须将巩固联盟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事实上，那已经是拜登外交政策进路的核心了。他修复了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有破损的关系，并夯实了那些没有破损的关系。他已将对中国实力的制约措施布置到位，强化了在亚洲的联盟关系，但同时着手建立了与北京的工作关系。他响应乌克兰危机的速度和技巧一定让普京感到惊讶，而普京目前面对的西方已经摆脱了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且对一个大国实施了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

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消除乌克兰在战场上取胜的必要性，但它们形成了一种氛围，在其中，“西方+”具有重大影响力，而俄罗斯面对一个黯淡的长期未来。

美国衰落论的危险

特朗普和拜登外交政策进路的最大缺陷（两人在这里确实趋于一致）源自他们同样悲观的意见。

两国都认为，美国是其缔造的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受害者。两人都认为，在一个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的世界，美国没有能力与他国争逐。对中国获取美国技术含量最高的出口产品设置一些限制是合理的，但华盛顿走得更远，对其最亲密盟友的大宗商品和从木材到钢铁再到洗衣机的商品征收了关税。它要求美国政府资金必须用于“购买美国货”，那些条款甚至比关税更具限制性。关税提高了进口商品的成本; “购买美国货”阻止了外国商品能被以任一价格买到。哪怕是像推动绿色能源这样的明智政策，也遭到疏远了美国的朋友和盟友无所不在的保护主义的蚕食。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奥孔乔-伊维拉（Ngozi Okonjo-Iweala）认为，富裕国家正采取极度虚伪的行动。西方世界用几十年敦促发展中国家实施自由化改革，参与开放的世界经济，并谴责各国的保护主义、补贴和产业政策，但已不再践行自己长期鼓吹的政策。在这样一个体系下发展为财富和实力大国的一些富裕国家，已决定不再为他国做嫁衣。用她的话说，它们“眼下不再想在一个公平竞争环境下竞争，而是宁愿转向一种基于实力而非规则的体系。”

美国官员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讨论维持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的必要性。这一体系的核心是由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定》和1947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所确立的开放贸易框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走出的政治家见证了一心求胜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导致的结果，并决心阻止世界重蹈覆辙。他们成功了，缔造了一个遍布地球各个角落和平与繁荣的世界。他们设计的自由贸易体系使得贫穷国家变得富有和强大，这对每个人来说都降低了发动战争和试图征服领土的吸引力。

基于规则的秩序不只关乎贸易，还涉及国际条约、程序和规范：一个凸显一定程度秩序和正义而非丛林法则的世界图景。在这方面，美国也更擅长布道而非实践。伊拉克战争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反对无端侵略的原则。华盛顿按部就班地挑选其遵守和无视的国际公约。当北京宣称对东亚的一些水域拥有主权时，它批评中国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尽管华盛顿自己就从未批准该公约。当特朗普退出所有其他大国与伊朗签署的一项核协议时，尽管已有证据证明德黑兰遵守了协议条款，他仍毁掉了在一项关键的安全挑战上开展全球合作的希望。随后，他维持了二级制裁，迫使其它大国不与伊朗贸易，此举滥用了美元的力量，加快了北京、莫斯科乃至欧洲各国政府寻找替代美元支付体系的努力。在一个单极世界里，美国的单边主义是可以容忍的。今天，哪怕是在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间，这种单边主义也在制造可以逃避、反击和挑战它的搜索工具。

美国的一大部分魅力在于，这个国家从来就不是英国或法国那样规模的帝国主义大国。它本身就是一个殖民地。它远离全球大国政治的主要竞技场，它进入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时间较晚，而且是不情愿地进入。它在海外冒险时很少寻求领土。

但或许最重要的是，1945年后，它具体阐明了一种考虑他国利益的世界愿景。它提出、建立和承保的那个世界秩序对美国有利，但也对世界其他国家有利。它设法帮助其他国家获得更多的财富、信心和尊严。这仍然是美国最强大的力量。世界各地的人们或许希望从中国获得贷款和援助，但他们有一种感觉，即中国的世界观主要意在让中国变得伟大。北京经常谈到“合作共赢”，华盛顿则有实际上做到了的记录。

保持信念

假如美国出于恐惧和悲观而未能兑现这一恢弘、开放、慷慨的世界愿景，它将失去很多自然优势。太长时期以来，它将违背其公开宣示的原则的个别行动合理化了，作为它必须实施的例外，以稳固自己的处境，因之夯实整个秩序。为迅速得到结果，它打破了规则。但你不能为拯救那个基于规则的系统而破坏它。

世界其他地方都在观察和学习。各国已经进入了一场竞争性比赛，都在制定补贴、优惠政策和壁垒，以保护自己的经济。各国都违反了国际规则，并以华盛顿的伪善之举为自己辩护。不幸的是，这一模式包括前总统对民主规范的缺乏尊重。最近一次选举失败后，波兰的执政党编造了特朗普式的阴谋论。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则声称选举舞弊，这驱使他的支持者对首都发动了一场美国国会山事件风格的攻击。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遭遇的最令人担忧的挑战并非来自中国、俄罗斯或伊朗，而来自美国。假如美国被有关其自身衰落的过度恐惧所吞噬，从其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上退缩，这将在全球范围内打开实力真空，并鼓动形形色色的大国和玩家竭力介入混乱。我们已经见证后美国时代的中东什么状况。想象一下，欧洲和亚洲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但这次是由超级大国而非地区性大国造成扰乱，并带有震动全球的后果。观察到这一切令人不安：共和党的部分人士又回到了凸显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特色的孤立主义，当时共和党坚决反对美国对外干预，尽管欧洲和亚洲的形势已如火如荼。

自1945年以来，美国已就其接触世界的性质展开辩论，但没有辩论它是否应该从一开始就进行接触。假如这个国家真的转向国内，对秩序和进步力量而言，那可以标志着退守。华盛顿仍可以设定议程，建立联盟，帮助解决全球问题，并在使用远低于它在冷战时期支出水平的有限资源的同时遏制侵略行为。假如秩序崩溃，流氓大国崛起，开放的世界经济瓦解或陷入封闭，它将不得不付出高得多的代价。

自1945年以来，美国已是建立一种新型国际关系的中心，过去几十年间，这种关系在力量和深度方面不断壮大和拓展。这一体系符合世界上最大多数国家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它面对新的压力和挑战，但许多强大国家一样受益于和平、繁荣和一个规则和标准的世界。那些挑战当前体系的国家没有可以团结世界的其他愿景; 它们只是在为自己谋求一种狭隘的优势。

尽管国内存在种种困难，至高无上的美国仍拥有独一无二的能力和地位，能够在维持这一国际体系方面扮演核心角色。只要美国没有对自己的计划丧失信心，当前的国际秩序就能在未来几十年里蓬勃发展。

（作者是美国电视政论节目主持人，近著Age of Revolutions: Progress and Backlash From 1600 to the Present即将出版。本文原题“The Self-Doubting Superpower”，见于美国《外交事务》2024年1/2月号。译者听桥，对原文有多分段，对机器初步形成的译文有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