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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业辛迪加丨齐泽克:如何打破以巴冲突的恶性循环

我们可以且应该无条件支持以色列保护自己免受恐怖袭击的权利,但也必须无条件同情加沙和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遭遇的真正绝望和无助的状况。
图源:Mohamed Zaanoun/Middle East Images/AFP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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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打破以巴冲突的恶性循环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

哈马斯针对以色列突然实施的野蛮行径,理当受到无条件谴责,不需要加上“假如”或“但是”。对一些村庄、集体农场和参加一场音乐节的平民进行的屠杀、强奸和绑架,是一场大屠杀,证实了哈马斯的真正目标是摧毁以色列这个国家和所有以色列人。尽管如此,目前的态势仍需要历史背景:并非用来充当任何类型的辩护,而是着眼于对前进之路的澄清。

首要考量是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生活的典型特征:彻头彻尾的绝望。回想一下大约十年前,耶路撒冷街头接二连三发生的孤立的自杀式攻击事件。一名普通巴勒斯坦人会走近一名犹太人,拔出一把刀,刺向受害者,完全知道他或她会被立即杀死。这些“恐怖主义”行为不包含任何信息,没有“解放巴勒斯坦!”的呼喊,背后也没有更大的组织。它们只是暴力而绝望的个人行为。

当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与公开主张吞并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领土的极右、支持定居者的政党结盟,进而组建新政府时,局面就转向恶化了。新任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认为:“我、我的妻子和孩子想(在约旦河西岸)自由活动的权利,比阿拉伯人想自由活动的权利更重要。” 1994年,希伯伦(约旦河西岸城市——译注)发生了对阿拉伯人的屠杀,之后,一些立场极端的反阿拉伯政党被认定为恐怖组织,本-格维尔曾因隶属于那些政党,而被禁止服兵役。

长期以来,以色列吹嘘自己是中东地区唯一的民主国家。在内塔尼亚胡的现政府领导下,这个国家正蜕变为一个神权国家。当前政府的“基本原则”清单上写着:“犹太人对以色列国土的所有部分都拥有专属和不可剥夺的权利。政府将促进和开发加利利(Galilee)、内盖夫(Negev)、戈兰(Golan)、朱迪亚-撒马利亚(Judea and Samaria)的以色列国土所有部分的定居点。”

面对这些承诺,指责巴勒斯坦人拒绝与以色列谈判是荒谬的。以色列当前政府自己的官方计划,将谈判排除在了谈判桌之外。

一些阴谋论者会坚称,考虑到以色列在加沙的监视和情报收集能力,内塔尼亚胡政府必定已经知道某种形式的攻击即将发动。但尽管这次攻击肯定符合目前掌权的以色列强硬派的利益,它也令人对内塔尼亚胡“安全先生”的自夸满腹狐疑。

不论如何,双方——哈马斯和以色列的极端民族主义政府——都反对任何和平选项,洞见这一点并不难。每一方都致力于抗争到死。

因内塔尼亚胡政府试图破坏司法系统,以色列国内爆发了大规模冲突,哈马斯的攻击恰在这时发动。于是,以色列国内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是想要废除民主机制的民族主义的原旨主义者,另一派是意识到这一威胁,但不愿与更温和的巴勒斯坦人结盟的公民社会运动人士。

眼下,以色列迫在眉睫的宪法危机暂时告一段落,全国团结政府已宣布成立。这是一个老派的故事: 因为存在共同的外部敌人,人们就突然克服了根深蒂固且显然存在的内部分歧。

要实现国内和平和团结,就必须有一个外部敌人吗? 如何打破这一恶性循环?

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Ehud Olmert)指出,前进之路在于打击哈马斯,同时接触不反犹且准备谈判的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极端民族主义者宣称的相反,这些人确实存在。9月10日,一百多名巴勒斯坦学者和知识分子签署了一封公开信,其中表示“坚决反对削弱、歪曲或为反犹主义、纳粹反人类罪或有关大屠杀的历史修正主义辩护的任何企图”。

一旦我们意识到并非所有以色列人都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并非所有巴勒斯坦人都是狂热的反犹主义者,我们就可以开始承认导致邪恶爆发的绝望和困惑。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到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之间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巴勒斯坦人被拒绝生活在故土,犹太人在历史上也有同样的经历。

类似的同源性也适用于“恐怖主义”一词。在犹太人反对英军进驻巴勒斯坦的斗争时期,“恐怖分子”一度有正面内涵。1940年代晚期,美国的报纸刊登过一则标题为“致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信”(Letter to the Terrorists of Palestine)的广告,好莱坞编剧本·赫克特(Ben Hecht)在其中写道:“我勇敢的朋友们。你们或许不相信我写给你们的东西,因为此时此刻空气中有很多肥料。美国犹太人站在你们一边。”

在今天所有关于谁可以被视作恐怖分子的争论背后,有大量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他们已在地狱边缘生活了几十年。他们是谁,哪块土地是他们的?他们是“被占领土”、“约旦河西岸”、“朱迪亚-撒马利亚地区”,还是……巴勒斯坦国的居民?巴勒斯坦国获得了139个国家承认,自2012年以来就是联合国非会员观察员国。但实际控制这片领土的以色列,却将巴勒斯坦人当作临时定居者,当作建立一个“正常”国家的障碍,同时犹太人成了唯一的真正本土居民。巴勒斯坦人被完全当成麻烦看待。以色列国从未向他们伸出援手,给他们带来一些希望,或正面勾画他们在他们生活的国家中所扮演的角色。

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强硬派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选择不是在一个强硬派抑或另一个强硬派之间进行,而是在原旨主义者和所有仍然相信和平共处可能性的人之间进行。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极端分子之间不可以有妥协,以色列极端分子必须与那些全力捍卫巴勒斯坦人权利的人士战斗,同时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打击反犹主义。

这听起来或许像是乌托邦,但两种挣扎却是同一类型的。我们可以且应该无条件支持以色列保护自己免受恐怖袭击的权利,但也必须无条件同情加沙和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遭遇的真正绝望和无助的状况。那些认为这一立场存在“矛盾”的人士,实际上是在妨碍解决方案的提出。

(作者生于1949年,是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文艺理论家。本文原题“The Real Dividing Line in Israel-Palestine”,由报业辛迪加发布于2023年10月13日。译者听桥,不保证正确理解了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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