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里尔·爱默森： 伯林与巴赫金：相对的亲缘关系（译文发表于《唐都学刊》2020年第6期）

通过所有世界上最好的意图，我们是否能避免（并且应该避免）就持续出现的不可公约的善与声音进行种族优越感的比较？

　　一些伦理上的简化操作（ethical shortcuts）已经成为潮流：如压迫本身创造了被压迫群体的美德（以及同类的美德）的假设（这总是使被压迫群体感到震惊）；或是为了使我们自己在道德上正直行事，所有我们需要做的便是决定（至少在理论上或者在修辞上）无视我们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时空的理念。对巴赫金与伯林来说，给予特定主人公的同情以及其思想风格（his style of thought）比能从其理念中索取的任何世界更重要。伯林尤其愿意与任何人深入地、不分时间地、无限定期限地分享观点：与陌生人、还未被引荐的学生、泛泛之交、至交好友（或在亲密场合）。拥有一个连贯的观点并且为它辩护（并且注意这观点不是带有难以表达的怨愤的复杂个人经验，或者还有自责依附其上，而是一个连贯的独立观点），你也可以被严肃对待。

　　正如巴赫金1970年在他的公开信中所说：“只有通过其它文化的眼睛”，我自己文化的独特性、我自己的身份才得以被“全面地和深刻地”揭示。给予我自己内在感觉开放与流动性，我不打算也不能粘合（cohere）我自己。我只为你而粘合（对或错、公正与否）。同时，虽然你总是带着自己期待（召唤）被满足的需求在别处面对我，这种关系却让我感到舒适，因为你赠予我边界与界限，这是我无法给予自己的。我不知道我真正需要什么或者我是谁，直到你注视我并回应我。

　　这是一个激进且富有争议的姿态，尤其是像“凝视（the gaze）”这样的概念在文学与文化上被西方接受所带来的负面反应。当前传统智慧教导“凝视”某人意味着去侵占这个人，去降低生动形象且让它“就像你一样”（或者说像你的偏见一样）、去具象化它、殖民化它并且擦去它的独特界限。巴赫金说正好相反。你不拥有界限，直到其他人从一个异己且外在的位置给予你判断。不被他人看见，你的形象就仅是一团烟雾、一抹污迹。因而从一个外在位置凝视他人的活动，不是这个人作为自主存在权利的障碍——“自主（autonomy）”在这个角度上对于巴赫金是无意义的。去凝视他人是一项义务、一种效劳（service）以及一次祝福。

　　总而言之，巴赫金坚持，当你看我之时，这一动力学没有使我无助或屈辱地依赖你。它也没有通过让我的价值观在世界中“全然相对化”而放弃我自己位置的主权。在这一刻，我的位置绝对是为我而存在的。并且那些足够慷慨而使我圆满的人没有成为“相对主义者”彼此照面。相对性的独特观点起源于（或败坏于）它原初的单点透视偏见。巴赫金从别处开始论述，具备永恒的交互外位性保障我们丰富彼此词汇的自由。通过我所处位置的优势，由于我喜欢兼容与选取他者的凝视的权利，我也（当然）可以且有责任反向凝视你。实际上，你为我呈现的形象防止我的身份沦为相对物、漂浮物，仅被我的内心、自恋的欲望或反常的机会决定。你所创造的超越自我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而非一个仅仅属于你或我的观点。给予我身份真相的，是你的凝视连同他者的凝视。

　　作者不是未被发现的大陆。他们想自己的意图被详述、挑战、回应，而非仅仅被提取或绘制（mapped）。提取与绘制来源于无价值、“不真实”的单点透视线性世界（world of linear one-point perspective），以及它进入特定世界中虚幻的“单一正确方法”。

　　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视本质上当然不在于谋杀和折磨（不管怎样，巴赫金不太在乎小说的情节），而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是一个任何人都拥有思想且任何思想都促发价值评判的世界。他小说中没有作为幕布背景的“中立存在（neutrally there）”事物；任何事物都被热情主张与表达。在这些小说中思想不仅仅被品味或审视（tasted or tried on）;它们受到死亡的检验。并且所有地方检验的内容并非思想的先验正确（这里没有做终极决定的绝对视角），而是某一个特定的人是否是有价值的载体。这是复调而非相对主义。

　　维柯与赫尔德认为，每个时代关于自己德行与价值的多元主义和文化自主表达权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虽然事实上，在其“价值多元主义杰出人物”中伯林偏爱更世俗的主人公，例如极具怀疑精神的赫尔岑。对伯林的所有主人公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是真实的”这一信念，这种差别自始至终一直存在，并且这些差别使得他们（近期或遥远的未来）无法被编排在序列与等级秩序之中。

　　成功的治理是一种长期平衡或公平的损失分配；这种平衡行动的成功在于假定了一种公民信任风气；同时正义永远不能成为一种科学。

　　托尔斯泰被他内在的两种互不兼容但同样极具吸引力的观点之非融合状态（non-fusion）所定义：他想成为一只刺猬（去“了解一件重要的事”），但是他的心性（mentality）、他极端挚诚的（mercilessly honest）观察力、他整个的文学天才致使他接受狐狸（“了解很多事情”的人）的多种方法与智慧。伯林写道：托尔斯泰的天才是“极其具有毁灭性的（devastatingly destructive）”。他是“最深刻的（the least superficial）人：他无法随波逐流，无法拒绝义无反顾地深入表层之下去探查更昏暗的下方深处；同时他无法避免自己所见并质疑它。（81页）”这是一种不可能性的辩证法。一8种相对主义的态度（对狐狸来说也许让人舒适）本可拯救他，但他内在对刺猬的追求和渴望不允许这种相对主义。伯林在文末进行的对比萦绕心头：托尔斯泰在垂死之际，“被一个爱慕他的家庭、挚爱他的追随者、整个闻名世界的赞美所折磨、疏离与环绕，他是伟大作家中最具悲剧色彩的一位，一位人力难救的绝望老者（此处指俄狄浦斯，译者注），自刺双目（self-blinded）在科洛诺斯游荡。（81页）”

　　托尔斯泰，现已自刺双目。他包罗万象的一生（拥有巨额钱财、至高贵族自由、极广声誉、众多子女、超凡天赋、异常健康、诸多著作）最终被这些多重天赋耗尽，因为他无法将它们一起纳入一个真理；伯林四处推崇的“价值多元主义”成为了一个剔除它本应聚集之物的阀门（spigot）。如果巴赫金读过伯林这篇著名论文的最后几行，他应会对此糟糕命运有一个完备的解释，即使这是一个缺乏同情的解释。在巴赫金的文学批评中，托尔斯泰是一个不被喜爱的存在。他被视作一种反陀思妥耶夫斯基（anti-Dostoevsky）的类型，一个负面示例

　　托尔斯泰发现在他自己不相信的观念背后投入真挚情感是相当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与此相反，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可以将真挚情感（以及内在自发（innerly-driven）逻辑）投入到地下室人（他厌恶的人）或宗教大法官（陀思妥耶夫斯基肯定他的教义效忠于魔鬼而非基督）的极端声音中。当然，托尔斯泰通过不诚实且十分不道德的作者之口来深思任何这种公正的或变色龙似的态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失去了如此之多——他的生命几乎被行刑队终结，十年的苦役与西伯利亚流放，他在持续债务危机中的平静心灵，他四个孩子中有两个夭折于婴儿期，他自己的一大半健康状况苦于癫痫。但是在巴赫金看来，这位作家型思想家最终生活完满。他的双脚坚实地挺立在大地上，他拥有信仰，他懂得如何放下权威的声音，进而如何与他的小说人物和读者分享感恩与惊奇。

　　对话进而理解不再是幸福、智慧或脱离痛苦的保障，但它提供了一种保持某人的世界有趣、激动人心、不被提前决定且（因为我们无法独自构想的事情如此之多）不感到孤单的方法。但托尔斯泰的性情却持续一生之久，到暮年更是极其固执，他对自己无法独自构想之物不感兴趣。不信任他人的证言，他仅依靠自己来自我审视。因此，巴赫金会很肯定地得出结论，他注定最终只看到他自己，这与看到空无完全一样。伯林悲伤地在他文末确认了这一结论：这是自刺双目。

　　从事俄罗斯论题的思想史学者艾琳·凯利（Aileen Kelly）将伯林视作希望的化身。她认为，他的价值多元主义是抵御所有那些威胁俄罗斯历史的阴暗与专横力量（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主义官僚）的首要堡垒。与之相比，在伯林去世前夕写作了一本带有赞赏意味的伯林研究专著的约翰·格雷（John Gray），则将伯林的教诲引向西方听众，并且认为伯林的视角具有根本的悲剧性。与托尔斯泰一样，当伯林祛除幻觉时会达到他的最佳状态。这种行动会创造新的价值，虽然这种新价值也会要求我们做出勇敢的、刺猬与狐狸间的选择。托尔斯泰说过他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不具备天赋的作家。伯林在一定程度上分享这种品质。

　　巴赫金进而表示只信赖某人自己的内在基础是一颗恐惧心灵可以预见的结果。他将恐惧启示与“害怕接受关切、害怕承担责任”、简而言之“恐惧接受天赋”的人联系了起来。一个人这样恐惧总是无助的，被淹没于相对主义的海洋之中，无力为信仰或者义务树立基础，因为外部世界已经不再是价值的资源，而成为一块空白。如果我们活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便只能是偶然。

　　踌躇满志的无神论者伊凡·卡拉马佐夫担忧，一切事物现在都被允许了。巴赫金与伯林肯定会补充：一切事物，除了选择释放欲望而禁止判断的那些缺乏评估、毫不在意的心灵。他们的学生被允许做几乎任何事，除了在课堂上睡觉、看向窗外、不再体会思想的重要性、或静观其变。

　　别林斯基这个多数沙皇制与苏维埃历史中的文化英雄，已经被傲慢的西方批评思想贫乏地看待；今天他在自己的祖国也变成了一个笑柄。伯林为其辩护，并写道：别林斯基观察他所处时代的核心要素“比任何多看一遍的人都要清楚、直接与简约。有可能避免面对斗争或其所有可能性，练习审慎，在某人的道德与政治观点选择中变得更谨慎，甚或撤回到关于斗争喧闹之上的中立与冷漠立场，这些想法都不曾进入他的内心……这是因为他如此强烈而坚决地忠于自己对真理的特定视野、以及对支配思想与行动的特定道德原则，进而他自己与选择跟随他的人也付出了日渐巨大的代价，他的一生既使后辈追随者惊惧又使他们欢欣鼓舞。”

　　相对主义的道德观也许有助于这种自由行动。但是如果它提供给我们的是使我们免于作出判断的“间隙位置（metaposition）”，或它表明自由意味着（无限期地）免于关切，或它许诺通过解释消除争斗，伯林和巴赫金会一致同意，这一思想需要付出过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