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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珊·桑塔格:对旅行的反思 ( 选自《重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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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文化更容易接受妖魔鬼怪的存在,而对完美或接近完美的东西的存在却不那么容易接受。因此,连续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地图上都有一些奇怪王国出现,与此同时,可视为楷模的种族大多出现在有关乌托邦的游记里;也就是没有任何地方存在这样的民族。

  《格列佛游记》是虚构的海上航行中最精彩的,它融合了对与我们迥然不同的地方的两种主要幻想。故事主要讲述了主人公对一系列怪异种族的造访,疲惫的主人公最终来到一个理想国:这是“我们文明,他们野蛮”传统的黄金时期,这一传统很快便繁荣起来。以旅行者——职业(或业余)观察者——的口吻讲述的故事一定会为文明社会辩护;没有一个前现代的旅行者会认为自己是野蛮人。

在启蒙哲学家(现代意义上最早的知识分子)看来,旅行是一种说教式的幻想。为了说明自身的邪恶,他们总是提到欧洲以外的遥远的社会,在他们的描写中,这些社会更“自然”或者更“理性”。这种旅行走出文明社会——也就是现在——走向更美好的社会:过去或未来。克雷夫科尔③和夏多布里昂在新大陆发现了比文明更好的东西,因为它们未受到文明的侵蚀:健康、活力、道德完善、让人喜欢的天真和直率。然而,幻想烟消云散之后,反文学(counter-literature)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十九世纪中期尖刻的英国旅行者如法尼·特罗洛普和狄更斯④发现我们并不文明,简直粗俗不堪;哈利特·马蒂诺⑤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感受到了风起云涌的废奴主义和女权主义,她更喜欢“我们”。许多现代对异域风情的评价都是对过去的反驳。十八世纪的土耳其人被认为是模范的种族之一;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无畏的马蒂诺造访“土耳其”的两处后宫,她说后宫里的人是她所见过的伤害最深的、最抑郁的、最堕落的。

  在这些对旅行的感受中——异国他乡不是被说成世外桃源,就是说成蛮荒之国——希望与幻灭总是交替出现。在十八世纪,人们普遍认为在中国这个理性之国,没有战争、道德沦丧、愚昧无知和迷信,也没有大规模的疾病。同样,美国尽管遭人诋毁,它仍一直是人们心中的乐土。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人们对俄国的风俗习惯和所作所为深感痛心。为数不多而又让人印象深刻的反报道(counter-reports)——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确切地说是大恐怖时代)外来造访者记录的苏联在自由和公正方面达到的史无前例的高度——强化了这一传统。

  我们无法想像人们读了屈斯蒂纳侯爵1839年游历俄国时发现的野蛮和专制后会感到幻想彻底破灭,但可以想像人们看了西蒙·莱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描写后会彻底绝望。几百年来,人们一直倾向把中国说成极乐的天堂,而把俄国说得一无是处,这种倾向至今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有些国家一直是人们幻想的对象。

  在浪漫主义诗人看来,惟一的“理想的”文明——希腊文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他归属于一个根本就不存在,或已经不复存在的地方;那是一个理想化的世界,与现实世界形成鲜明的反差。他们认为这种追寻是没有止境的,因此目的地是不确定的。旅行从此成为现代意识和现代世界观的先决条件——是对心中的渴望和绝望的宣泄。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潜在意义上的旅行者。

  欧洲人游历美国,希望在那儿过上新的、简单的生活;有教养的美国人返回欧洲,认识旧大陆的文明的源泉——通常两者都大失所望。

  十九世纪的旅行者注意到经济利益使像南太平洋地区这样的地方祥和安宁的生活受到影响;尽管旅行者做梦也不敢想像自己能像当地人一样生活,但总的来说,他们还是希望当地人能永远健康、性感,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不要去享受现代生活中的舒适。

  最脚踏实地的、最有思想的旅行作家阿莱克斯·德·托克维尔⑨在美国目睹了一场没过多久就改变了整个欧洲的激进运动,使过去的一切土崩瓦解。正是为了考察革命和民主,托克维尔才到美国游历的。去考察一场声称为了实现理想的革命如何改变了一个国家的旅行一直是现代旅行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不少关于从“西方”到共产主义国家旅行的文学是旧体裁的一种新变体,在这种旧的旅行文学中,来自堕落的、老于世故的欧洲的旅行者赞美“新世界”健康向上的活力——现在他们把自己称为“新人”。

  去那些赤贫的国家旅行就如同时光倒流:离开生活富足、充满怀疑的文明社会,去寻找早期的那种单纯、虔诚和艰苦的生活。那些不幸的中欧国家(现在变成了“东方”)虽然在俄国统治期间都不落后,现在都毫无例外地被共产主义延缓了进入现代的脚步,比起西欧它们明显带有二战以前的痕迹。外国游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一点才对它们情有独钟的

  福楼拜在马克西姆·杜·坎普的陪同下于1850到1851年的埃及之行就是十九世纪一个著名的例子。(二十世纪,一些同性恋作家是去殖民地和前殖民地找乐子的高手。)

  ,狂热的中国共产主义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文化大革命”中开始减退时,据说初到中国的旅行者因为错过了中国最纯真的、最虔诚、最不受消费主义侵蚀的时代而相互劝慰。(跨过了长城。把铁幕⑿抛在背后。)他们要写的是一个奇异的国度,但他们真正描写的是他们的行程,也就是为贵客制订的满满的活动计划。事实上,这些书都像《在中国的每一天》——西蒙·德·波伏瓦⒀对1955年中国之行的直率的记录——一样是对旅行的记录。

  就像V·S·奈保尔的《在信仰者中间》⒁里所写的一样,该书写的是他到因革命引起剧烈动荡的伊斯兰国家的旅行。但独行的观察者对当地朋友的态度不会轻信。到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地方进行集体旅行是为了达到另一种结果。这些旅行是由旅游部门的官员组织的,目的是要使这个国家被人理解。

  毕竟,十八世纪末没有一个纳齐兹部族⒂的女人会跑到巴黎解释说夏多布里昂1791年兴致勃勃的(有一部分是凭空想像的)美国之行中忽略了哪些东西,曲解了哪些东西。但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亨利·华莱士⒃、欧文·拉铁摩尔⒄曾经访问过西伯利亚的古拉格集中营,并说它堪称工作场所的典范(兼有哈得逊湾公司和田纳西河谷管理局的特征)。而一位曾在此做苦役十一年的女囚犯几年后站出来,写下了囚犯们对来访者的愤怒和蔑视。

  事实上,共产主义国家中旅行部门的官员们已经渐渐不再信任西方的左翼分子,而且——这在理查德·尼克松最喜爱的国外专用度假村和罗纳德·里根的“所谓的共产主义中国”里再清楚不过了——他们希望游客被接待时不受激进情绪的影响;董事长比左派的历史学讲师更受欢迎。这样的游客离开时对这个国家的印象比来之前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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