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加缪：艺术是颂扬与否定的运动 （《反抗者》）

柏拉图对艺术尚属温和,仅仅对语言的说谎功能提出疑问,把诗人从他的共和国驱逐了出去。至于其他方面,他将美置于世界之上。而现代的革命运动始终伴随着对艺术的攻讦,至今尚未结束。宗教改革运动选择了道德而摈弃了美。卢梭揭露社会在艺术中将腐败的东西加之于自然。圣茹斯特猛烈反对戏剧,他在为“理性节”拟定的上演节目中要求一个“品德高尚的而非漂亮的”人来体现理性。法国大革命未产生任何艺术家,仅仅产生了一个杰出的记者岱姆兰与一个地下作家萨德。它把当时于惟一的诗人送上了断头台。惟一卓越的散文家流亡到伦敦,为基督教与正统性辩护。稍晚一些时候,圣西门主义者要求艺术“对社会有用”。

　　皮萨列夫声称,应该为了发扬实用主义价值而让美学价值衰亡。“我宁愿做个俄国鞋匠,而不愿成为俄国的拉斐尔。”对他说来,一双皮靴比莎士比亚更有用。伟大而痛苦的虚无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肯定地说,他喜爱一块奶酪,胜过普希金的所有诗歌。人们最后也知道托尔斯泰宣布将艺术驱逐出教会的原因。彼得大帝让人把在意大利阳光下金光闪闪的维纳斯与阿波罗大理石雕像弄回他在圣彼得堡的夏宫中,而革命的俄罗斯最后对他们不屑一看。苦难有时对幸福的景象掉头而去。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艺术的谴责同样如此严厉。《精神现象学》的革命的诠释者认为,将来在和谐的社会中没有艺术。美将成为生活中的内容,而不再是存在于想像。真实是完全合理的,将会满足一切渴求。对表面信仰与逃避现实的批判自然延及艺术。艺术并不属于一切时代,相反由其时代决定。

　　一个俄国鞋匠从他意识到其革命角色的时刻起,就成为最后的美的真正创造者。拉斐尔所创造的只是短暂的美,将来不会为新的人民所理解。

　　不错,马克思曾思考希腊美何以在我们看来依然是美的。他的答案是,这种美表现了世界的天真的童年,而我们在成年人的斗争中怀念这童年时代。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伦勃朗、中国艺术何以对我们仍然是美的?管他呢!对艺术的批评终于展开,而且持续到今天,并且有一些决心诽谤他们的艺术与智慧的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参与。人们的确将会注意到,在这场莎士比亚与鞋匠的斗争中,抨击莎士比亚或美的人并不是鞋匠,相反是继续在读莎士比亚而不会去做鞋子的人,而且他们永远也不会干这一行当。我们时代的艺术家就如同十九世纪感到悔恨的贵族。他们的内疚使他们得到原谅。然而,一个艺术家在其艺术品前面感受到的最后一件事才是懊悔。艺术家若声称在时代的最后再抛弃艺术,而在此期间却剥夺所有的人(包括鞋匠)享有他们自己所占有的这块额外的面包,这实在已不是单纯而必需的谦逊。

　　在一切反抗中都可以发现对和谐一致的要求,但不可能拥有它,遂创造了一个替代的世界。从这种观点来看,反抗是世界的制造者。这也确定了艺术的性质。说真的,反抗的要求部分说来是美学的要求。我们已经看到,一切反抗思想都通过一种华丽辞藻或一个封闭的天地来加以阐述。

　　凡·高写道:“我日益相信不应该根据这个世界来判断善良的上帝。我们对上帝所做的研究都是错误的。”一切艺术家都试图重新进行这种研究,赋予上帝一种他缺少的风格。所有艺术中最伟大与雄心勃勃的是雕塑,它一心追求的是把人消逝的面容在三维中固定下来,使纷杂的姿态融合为一种协调一致的风格。雕塑并不排斥相像,相反,这是它需要的。但它首先不追求相像。它在各个伟大时代追求的是姿态、面容或空洞的目光,它们概括了世界上所有的姿态与所有的目光。

　　绘画的原则也存在于选择之中。德拉克洛瓦在思索自己的艺术时写道:“天才者,不过是选择与概括的才赋。”

　　“画家若一味想追求不会令我们喜爱的物体的形似,以此取悦我们,将是徒劳之举。”德拉克洛瓦在引用帕斯卡尔的这句名言时,写的是“奇怪之举”,而非“徒劳之举”。这些物体不会讨我们喜爱,因为我们没看见它们。它们在永恒的变化中被埋没与否定。

　　在原始艺术中,格调最为狂放,动人心魄。凡最奇特的格调均出现于各艺术时代的开端与结束时,说明了否定与移位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激起了整个现代艺术追求存在与一致性的激情。凡·高感人至深的表白是所有艺术家骄傲而绝望的呼喊:“在生活及绘画中,我完全可以不需要上帝。但心力交瘁的我却离不开种比我更有力的东西,它是我的生命,这就是创造力量。”

　　艺术家对真实的反抗于是为极权的革命所怀疑,但它也蕴含着与被压迫者自发的反抗相同的肯定。

　　若想创造美,他应该拒绝真实,同时又颂扬它的某些方面。艺术可以怀疑真实,却不能逃避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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