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日本的黑雾》之“松川事件” （指鹿为马，傀儡法庭）

我也相信“松川事件”的全体被告是无罪的。（“松川事件”发生于一九四九年，此文写于一九五九年，当时“松川事件”还在第二审中；一九六三年日本最高裁判所才宣判全体被告无罪。——译者注）我想在下文中说明这个理由。

　　检察当局认为某些资料与被告没有直接关系，就把它们删掉了。被删掉的数据，我认为有些是由于某种特殊理由而故意淘汰掉的。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被删掉的部分多半也包含着一些能够有助于了解本案实际情况的材料。换句话说，我认为有不少宝贵数据都在与现在的被告没有直接关系的借口下而有意无意地被删掉了。

　　广津和郞（广津和郞（生于一八九一年），日本当代老怍家，着有长篇政论《松川审判》（一九五五年）。——译者注）先生对“松川事件”的见解：

　　“由于这是继‘下山事件’、 ‘三鹰事件’之后，国营铁道发生的第三次骇人听闻的事件，全国人民都感到不安，怀疑这些事件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什么可怖的阴谋。第二天（十八日），吉田内阁的官房长官增田甲子七对新闻记者发表的谈话，更加剧了这种不安。他是这样讲的：

　　“‘这次事件是前所未闻的凶恶的犯罪。它和“三鹰事件”以及其他各个事件有着同样的思想潜流。’（暗中诬赖都是共产党干的。——译者注）

　　“事后一想，十七日刚刚发生事故，连在现场上进行侦查的人都还如在五里雾中，关于凶犯连一点眉目都没有；除非具有什么预断，远在东京（距现场二六一公里多）的吉田内阁是不可能在第二天（十八日）就了解事故的真相的。然而在内阁里居重要地位的官房长官竟发表了这样的谈话，可以想见这是多么轻率和荒唐的举动。可是当时，连笔者都迂阔到相信了增田宫房长官的谈话，以为这是‘思想性犯罪’。这是由于六月半以来有关妨碍列车行进的新闻报道和政府就相继发生的‘下山事件’、‘三鹰事件’所进行的宣传，不知不觉地在我们心里打下了基础，以致使我们不分靑红皂白、盲目接受增田官房长官的谈话。当时，像笔者这样认为国营铁道工会和共产党干了多么轻率的事情而表示不满的国民，恐怕不在少数。

　　和共产党干了多么轻率的事情而表示不满的国民，恐怕不在少数。

　　“侦查当局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就开始清除福岛和松川附近的所谓少年流氓，可是，侦查的目标是针对着国营铁道福岛工会的干部和共产党员。从福岛各报在事件发生后两三天起开始刊载的报道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不久，又报道侦查目标扩大到东芝公司松川工厂工会的干部。

　　“可是，在二十四天后的九月十日，最先被捕的既不是工会会员，也不是共产党员，而是根据‘定员法’被解雇的当时只有十九岁的少年养路工赤间胜美。头年，他会和朋友打过架，当局以伤害嫌疑的名义予以逮捕，但那只是名义而已，随后就针对‘松川事件’对他进行了审讯。

　　“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又以盗窃嫌疑的名义从东芝公司方面逮捕了十八岁的少年菊地武。值得注意的是，他既不是工会会员，也不是共产党员。所谓盗窃嫌疑，只是指他在工厂里偷了配给的纸烟这样一桩小事，并且立即查明事情是揑造的。但是当局并没有释放他，而开始就‘松川事件’对他进行了审讯。后来由于他偶然患了盲肠炎，才被释放。

　　“考虑一下整个事件，就能够明白当局有这样一个阴谋：先逮捕那些既不是工会干部又不是共产党员的少年，然后再向工会干部和共产党员拉开逮捕的罗网。读者不久谅必就会了解这种情况。

　　“过了十天光景，侦查当局就录下了少年赤间的供词。这份供词究竟是他主动做出的，还是在侦查当局的诱导下做出的，尚待研究；但是根据赤间的供词，嫌疑分子依次被逮捕了。

　　“九月十日 赤间胜美（国营铁道工会福岛支部福岛分会会员）。（罪名：伤害。）

　　“九月十八日 菊地武（东芝松川工厂工会会员）。（罪名盗窃。不久因患盲肠炎获释。）

　　“九月二十一日 赤间供认他造成了列车翻车事故。罪名即改为造成列车翻车，据同一供词开始逮捕其他人。（十月十三日起诉。）

　　“九月二十二日 本田升（国营铁道工会福岛支部委员、共产党员），二宫丰（同上，共产党员），钤木信（同上，福岛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阿部市次（同上，福岛分会书记、共产党员），高桥晴雄（同上，福岛分会委员、共产党员），滨崎二雄（东芝公司松川工厂工会会员），佐藤一（东芝工会联合会组织干部、共产党员）。（以上均在十月十三日起诉。）

　　“检察当局说明的内容可以归纳如下：这些嫌疑分子当中，有一些人在八月十三日和十五日在国营铁道工会福岛支部办事处集会，共同策划使列车翻车的阴谋；东芝工厂内也有人进行了几次策划。结果，国营铁道工会分会方面由本田、高桥、赤间三人，东芝方面由佐藤一、滨崎二人出动，破坏了路轨。用以破坏路轨的撬棍和扳子是由东芝方面的小林、菊地、大内等三人从松川车站的养路班仓库里偷出来的。

　　“以上就是‘松川事件’的大致经过。被告们和许多辩护人一致认为上述犯罪行为是侦查当局所揑造的，继续抗诉，但是在福岛地方裁判所进行的第一审和在仙台高等裁判所进行的第二审时，审判官们都不予受理，分别作了判决。

　　“第一审判决全体被告有罪，第二审判决三人无罪，十七人有罪，而十七名被告马上就向最高裁判所上诉。”（见广津先生着《松川审判》）

　　众所周知，最高裁判所在昭和三十四年（一九五九年。——译者注）八月十日对被告的上诉作了七对五的判决（七人主张发回重审，五人主张驳回上诉），结果这一案件又发回仙台高等裁判所重审。在这次审理中，主张驳回上诉的田中最高裁判所首席法官发表了居于少数的反对意见。他说：

　　“多数意见拘于司法技术，没有看到事件的全貌和真象。而且司法技术本身在对证据的评价和引用刑事诉讼法第四一一条方面也犯了重大的过错。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能使我本人信服。”

　　这段证词与本文后一部分有关系的几点是：一、当时和玉川警视一起去现场的七八名部下的名字，他一个也记不得。二、他不是从警察那里得到发生事件的通知，而是由国营铁道管理部直接打电话到他家里通知他的。三、他们到达现场后立即调查“物证”。撬棍和扳子出现后，又倒转过来追查其来历。这些也是辩护人方面所指出的事实，由于与我在下面所说的事情有关系，所以请读者记住这三点。

警察当局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十四天（即九月十日）探听到十九岁少年赤间胜美曾对人说过“要发生火车翻车事件了”的话，也就是所谓“作了预言”，先以伤害嫌疑为名，把他拘留。列车翻车的头一天晚上，即八月十六日晚上，正赶上虚空藏菩萨的庙会。警察方面以赤间曾在寺院内对两个朋友说过“也许今天晚上就要有列车翻车”为理由，逼他招认。赤间这个人小学毕业后在福岛养路区永井川养路班当过养路工，昭和二十四年第一次裁员时被解雇，随后就在福岛的面包店里当工人。他是镇上的一个小流氓。

　　警察当局为了胁迫赤间招认，终于制造出一份指控他曾强奸某某女子的调查书，撂在他面前，威胁他说：不坦白就得当场表演给大家看。然后说，强奸的事可以不加追究，但逼他供述松川的事情。负责侦查的是会及早赶到现场的玉川警视，以后警察方面侦查这个案件的主要角色也就是这个玉川。那天晚上是虚空藏菩萨的庙会，有四个养路工在道口旁边支起了帐篷担任警戒。可是在赤间的供词里，最初根本没有提到这个帐篷，后来检察官才注意到帐篷的事，慌忙叫赤间在供词中补上这一点。

　　国营铁道工会为反对大批解雇，东芝公司工会方面为反对根据“独占禁止法”（即“禁止垄断法”，美军总司令部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公布的一项法令。表面上具有禁止卡特尔和托拉斯的性质，实际上只起了扼杀日本小企业的作用，对庞大的垄断资本毫无影响。——译者注）裁员，常常开碰头会，所以检察当局把其中的一次说成是为了“共同策划”使列车翻车的阴谋而开的。

　　全体被告都是根据赤间供词定下罪状，予以起诉的，因而检察当局和辩护人方面就环绕着赤间供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自第一审以来，被告赤间一直坚持他的供词是在警察当局强迫之下编造出来的。

　　再拿被控参加使列车出轨作业的被告高桥来说；他是个残废，以他那样的身子，是不可能在黑夜走上将近八里（一日里合我国七。八里。——译者注）路再干破坏工作的。高桥一走远道儿，他的腰部关节就酸痛难忍。说他平均四十一、二分钟就走了一里路也有矛盾。每一次进行实地验证，这一点都引起疑问，检察当局却硬说这是可能的。

　　根据证词，我们都知道撬棍上不应该沾有草绿色油漆。虽说信号机等也使用天蓝色，可是谁一看到都能分辩出天蓝色和草绿色的区别

　　这支撬棍上刻有像是英文字母X·Y的印记，国铁的工具上是不刻这样字母的。本案发生以后，这个问题引起了纠纷。铁路方面事后规定了刻上“フクホ”这样的日本式记号。而且这支撬棍上有一道纵纹。在现场上作证的人还供述，用撬棍干活儿的时候，一般多划上横纹，很少划纵纹。不明白为什么只有这支撬棍划上了纵纹。

　　但是这个新的物证鱼尾板究竟是不是现场的东西，却弄不清楚；因为后来拿出来的两块鱼尾板不是笔直的，而是弯的。从现场的状况来看，鱼尾板必须是直的，如果是弯的，就不对头。

　　如果就这一事实来考虑，情况似乎是这样的：案件中另外两块鱼尾板不知丢到什么地方了，实际上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可是，那样一来检察当局就无法证实被告的罪行，所以就从旁处找来两块鱼尾板，企图搪塞过去。总之，另一处的两块鱼尾板已经下落不明了。

　　“1.消灭和揑造证据。

　　“玉川警视在这方面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本案中最重要的、也是引起的问题最多的物证是活口扳子。这个人亲手毁坏了这个活口扳子。对追究本案事实真相来说，最重要的证据竟然就这么被消灭了，而且还揑造了使用过活口扳子的痕迹。前面已经详细论述了这事

　　2.发生事故那天的早晨，玉川警视从几点钟起就在现场了呢？据玉川警视的证词，他到达现场的时间竟然是上午六点左右。可是只要研究一下证词的内容，就能够了解这个时间显然不对；他至迟在早晨四点左右就已经在现场了。

　　金谷川有一家大槻绸锻庄。事件发生的前夜，该庄的仓库被打破，遭到盗窃。报纸上报道了这件事，不过当时没有把它和“松川事件”联系起来。及至了解到事件发生的夜晚，沿着这条铁路线附近一带曾部署许多警察，处于紧急警戒状态后，才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通常侦查盗贼不是警备股的任务，而是侦查股的任务。负责镇压：工农运动的警备股出动一事也是不可思议的。在这样的紧急警戒线包围之中，竟发生了列车翻车的事件，岂不是怪事！

　　上智大学敎授靑柳文雄对广津先生的《松川审判》一书发表了《对广津评论的研讨》的文章。到目前为止，这篇文章是对广津评论的最有系统的批判

　　当时发生的列车妨碍事故，全国就只有“松川事件”一桩吗？决不是这样。在这个事故以前，各地就屡次发生类似的事故，或是陆陆续续发生过未遂事件。从此，各报每天都大事刊登这类消息。

　　据国营铁道记录，那年六月二十八日，也就是“松川事件”发生之前一个半月光景，国铁当局曾以紧急铁道专用电话通令全国，“目下列车妨碍事故，不论大小，必须一律呈报”，通令中没有说明目的。不过，有关妨碍列车事件的报道开始变得显着起来，实际上是这个通令的反应。关于这一点，岩波书店发行的《历史学菥究》一九五八年十月号上刊登的古屋哲夫着《到”松川事件“为止的反共意识的动员》一文中，举出很多具体例子。这篇文章作了这样的注解：妨碍列车事件的报道中，还附有当局的解释，暗示国营铁道工会和共产党逐渐采取暴力行动，事故背后有政治方面的意图等。

　　国内政治方面，共产党在这一年一月二十三日的选举中一下子获得三十五个议席，在大城市几乎占第一位。第三次吉田内阁于二月十六日成立后，迫不及待地在二十六日决定了“关于整顿行政机构及裁员案”——据推算，由此造成的失业者达一百七十万人。五月间实行“定员法”，七月里公布国营铁道第一、二次解雇九万九千人，东芝公司发表的第一次解雇人数为四千五百八十人。距一月选举前仅一个月，中共军队进入了北京，眼看就要统一中国。这种形势必然导致美苏对立的剧烈化。吉田内阁在美国授意下，当然露骨地加强了迫害共产党的政策。

在头一年，美军总司令部曾强迫日本政府实行所谓“经济九原则”（即“稳定经济九原则”，指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美帝国主义者为了加紧对日本人民的剥削与奴役而命令日本政府实行的九项经济措施。内容主要是提高赋税，冻结工资，由美国占领当局及日本垄断资本来控制日本资源，并敞开美货对日输出的大门。——译者注）。

　　政府派出武装警察镇压抗议解雇的工人，同时修改了“团体等规正令”（一九四九年四月吉田内阁未经国会讨论就擅自公布的一项政令，以便随时能够以“暴力主义”为借口镇压日本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团体。一九五一年七月代之以“防止破坏活动法”。——译者注）和“劳动法”。

　　当时当局宣传，下山总裁是被共产党人或工会激进分子暗杀的，所以尽管工会方面抗议这是诬蔑，斗争却不得不和缓下来。这事和增田官房长官在“松川事件”发生后马上在东京宣称松川列车翻车是共产党干的，两者如出一辙。

　　平事件’原是当局要求拆除共产党设在平车站前的公报板而引起的，却导致以矢乡煤矿工人为主力的示威游行队伍四百人拥到平警察署，占领了该署，在大门口竖起两面红旗，救出了被押在拘留所里的示威队员，反而把警察关进拘留所，发出了胜利的欢呼。所谓‘县议会红旗事件’，就是同一天拥到福岛县议会的示威队伍，在旁听席打起红旗，吓破了胆的议员们从会场逃之夭夭。这两个事件在同一天发生，又因附近的汤本、内乡两警察署被迫作了不支持平警察署的誓约，这一系列事件被加上了‘日共的革命演习’的罪名，以骚扰罪起诉。”（见《中央公论》，昭和三十四年九月《“松川事件”特辑号》）

　　据现场调查，鱼尾板被拆掉三块，还拔掉了八个螺栓、七个道钉，作为证物验收的撬棍和扳子都刻有罗马字，经鉴定不是国营铁道使用的工具。

　　这一事件也没有查明犯人是谁。可是读者必然会由于这两个事件与“松川事件”非常相似而感到惊讶。而且，每次事件都发生在铁轨形成弯道的地方。拿“松川事件”的现场来说，铁轨就形成半径五百米的弯道。在另外一次性质不同的案件中，下山总裁被辗轧的地点也是个弯道。以后发生的北海道“芦别事件”的爆破地点也选择了铁轨的弯道。总之，使人注意到铁轨的弯道似乎是进行这样的破坏活动的必要条件。

　　“庭坂事件”和“予赞线事件”的犯人没有被抓住，反而可以看作是“松川事件”的预演。

　　正因为下山是技术部门出身的，他特别爱护普通的员工。因此，他对美军总司令部硬派下来的大批裁员方案竭力拖延，不予执行。沙格农对此不能容忍了。为什么沙格农深夜闯入总裁的住所，胸前晃着手枪对他采取胁迫行动呢？这是由于沙格农另有无处退身的隐衷。然而，下山并不知道沙格农的真正意图。

　　下山把国营铁道的整顿方案单纯地理解为从经济方面出发、根据“定员法”实行裁员。但是假借“定员法”的名义而实行的整顿方案，实际上掩盖着美军为了将来反对亚洲共产主义国家而拟定的作战计划。

　　前面也说过，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在中国全国范围内执政，苏联也越来越强大。为了对付这种局势，日本的运输系统必须经常处于可以随意调动的状态。因此，在全国铁道员工中即使只有少数共产党分子，也会造成麻烦。在与苏联隔海对峙的东北部到北海道整个地区的铁道上，尤其不得有一个共产党员或拥护共产党的人，否则，一遇到紧急状况，他们若发动怠工罢工，就会打乱运输，给作战造成重大障碍。

　　其他企业根据所谓“经济九原则”，在“经营合理化”的借口下断然进行整顿，其目标倒并不在把日本完全工业化，而是因为铁道运输方面有重大的作战意图，因而使沙格农从情报部的威洛比一千人那里受到相当大的压力。还有一种说法是：“反间谍队”侦查到沙格农的丑闻（后来沙格农就是由于他的丑闻而下台的），以此为把柄向他攻击，对他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沙格农本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迫不及待地深夜闯进不听话的下山总裁家去。幸，下山并不知道这种内情。

　　把下山消灭掉而把罪名栽在共产党身上的阴谋取得了双重效果。由于当局宣传这件事是共产党分子干的，国营铁道的反对解雇斗争登时就烟消云散了。用当时的副总裁加贺山的话来说，由于这件事，国营铁道的整顿方案得以圆满进行，所以从结果上看，下山的死可以说是并非没有意义的。（参照《下山国铁总裁是被谋杀的》）

　　共同社电讯还报道了下述情况。福岛市外有一座敎育会馆，当时美军军政部就设在那里。七月四日发表第一批载员名单时，郡山机务段的工会会员们表示坚决不接受解雇令，布置了纠察队。于是，军政部司令克拉克中校就来到郡山，让指挥队持手枪和步枪对准站在纠察队前列的工会主席。主席一看见堵在胸前的手枪枪口，当场晕到，解雇强制执行了。从这个例子可以推想，军政部对当地的警察、县厅，掌握着绝对的权力。县的劳政科每天还得向他们提出报告。一发生事件，警官得先向军政部和福岛“反间谍队”报告情况。

　　可是，如果说“松川事件”与美军有关，那就不只是“反间谍队”了。按道理，非涉及美国中央情报局不可。因为该局设有破坏活动班，而该局到日本建立地盘是一九四九年的事。一九五四年十月六日的《斯通周刊》上刊载了斯通所写的有关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下述报道：《星期六晚邮报》曾分三次连载题为《中央情报局的奇特行动》一文，这是在中央情报局默许之下，正式对该局所作的侧面观察。该文指出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政权、埃及的法鲁克政权、伊朗的摩萨台政权被颠复，都是中央情报局的功绩。并且都不是利用海军陆战队，而是利用秘密机关和破坏手段等来颠复这些政府的。该局所采用的另外一种活动方法是破坏活动——既非外交手段也非军事谍报活动。除了间谍网和该局公开的调查机构之外，该局还指挥绝密的第三纵队。或者在另外一些国家——那里的不满分子可以从事非法活动，也就是说，那里的抵抗运动规模虽小，但进行得很勇敢——中央情报局就派破坏活动班的一个小队到铁道补给线的铁挢上去，爆破铁桥。在这种情况下，造成生命损失，设备遭到破坏。这就是美平时对于有着友好关系、并且保持着正常外交关系的家暗地进行的战争。”

　　如果把斯通这篇报道的内容拍合到“松川事件”去，似乎恰好相吻合。

　　广津先生在座谈会上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还有这样的事实呢：第一审开庭时，美军的二世高级军官坐在审判官背后的椅子上。我想，这里就引起了一个疑问：真正施加压力的是什么人？总之，如果在日本的裁判所里发生了美国高级军官坐在审判官身后这样的事情，那是异乎寻常的，想必会遭到被告们和辩护团的反对。”

　　东京大学敎授平野的发言是莫名其妙的。日本人到美国去参观，和“松川事件”审判完全是两码事。在日本，没有外国人坐在审判官席上的惯例，尤其是在占领时期有人身穿美国军服坐在审判官席上，那就自然会被认为是来监视审判、施加压力的。何况当时人们正在怀疑美军与“松川事件”有关系呢！说这是外国式的礼节等等，那简直是没有常识。

　　再者，第二审开庭时，美国宪兵实际上曾远远地把裁判所包围住，在各个重要地点都放了哨。

　　“松川事件”始终笼罩着美国占领军的阴影。

　　赤间已经翻案，否认他犯了供词上所说的罪行，如果相信这一点，那末他们就没有从帐篷前经过。既然没有经过，警戒人员当然也就无从看见，这样就能够老老实实地全盘接受守卫人员的证词。可是，这样一来，检察官啦，判决啦，就都陷入尴尬境地了。

　　前面已经说过，由于头天晚上大槻绸缎庄的仓库被劫，警察署当夜布置了紧急警戒线。那末，上述破坏活动班的放哨与日本警察方面的紧急警戒之间曾否达成某种谅解呢？如果“谅解”这两个字用得太重，也可以理解为双方的警戒是偶然的巧合。这样推想，是由于出动警戒的不是侦查股，而是动员了太多的警备股人员。

　　检察当局把这份《诹访备忘录》一直藏到最高裁判所开审的时候才拿出来。‘根据地——原’这一点引起我们的注意。如果联想到佐藤森义警部补会守候在那里，佐藤倍雄警察也会通宵达旦地坐在那里，就会弄清其中的含义了吧。既然称作根据地，难道不是说，以这里为中心已经做好了警备部署，只要和这里联络，就能够立即出动警察来镇压东芝工会吗？更惊人的是，还建立了与美军民政部劳政科和‘反间谍队’等保持密切联系的体制。单凭‘是松川，拜托’这两句通知，就能够使对方了解一切而采取行动。”（见《中央公论》，《“松川事件”特辑号》——熊谷达雄先生撰稿）

　　一想到玉川警视，我就不禁联想到“白鸟事件”中的白鸟一雄警部的事情。白鸟警部是札幌地方警察署的警备股长，当时他一方面负责对付日共，一方面还经常与美国“反间谍队”联系。据说他并不把他所搜集的情报提供给他所属的市警察署，而提供给与美军情报部有联系的国家警察。那末，令人联想到这个玉川警视的情况和白鸟警部一样，也是与“反间谍队”和国家警察有特别联系的。

　　尤其是，由于警察异常热心，与案件有关的人当时正在一个挨一个地遭到逮捕，人人都非常害怕牵连在内。直到今天，如果有人前往进行实地对证，向附近居民询问的时候，人们还是守口如瓶，说什么也不知道。

　　尤其是，如果有谁目击到那样戒备森严、异乎寻常的情形，先就吓得绝不敢告诉别人了。不能不说，特工班是看透了人们的这种心理的。

　　目击者是澁川村的一个叫作佐藤金作的人。他偶然从列车出轨的现场附近走过，依稀看见两个“彪形大汉”正在把铁轨从枕木上卸下来。看到这种情况，他有点纳闷，心想：他们究竟在干什么呢？接着就对自己解释说，大概是检查或修理铁轨吧，也就没怎么感到惊讶。这一伙人中间的一个日本人尾随着他。当他正在开自己家门的时候，那人就从背后用日语喊住他，对他说，不许把今晚看见的事情对别人讲，并警告他说，如果对别人讲了，就要受美国的军事审判。他本来完全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回答说，不对别人讲。

　　到了第二天，他才知道其中的原因。他正为这一翻车事件感到不安的时候，五天以后，一个陌生人来找他，给他看一张画有福岛市“反间谍队”办事处位置的地图，通知他明天到该处去一趟，有话要对他讲。他更加害怕，就逃离自己的家，去投靠在横滨当三轮汽车司机的弟弟，自己也当上了三轮汽车司机。

　　然而，他当了两个月的三轮汽车司机后，在昭和二十五年一月十二日就下落不明了。他失踪后四十多天，家属才听说有人发现他的尸体漂在港湾里。金作的弟弟和家属前去认尸，可是已经火葬了。

　　听说，验尸的结果是：“没有受伤。大约是酒醉失足跌入港湾，因心脏麻痹致命。”经调查，用英文写下的这件事确实发生过。

　　死了的金作似乎生前曾害怕过什么人，并作过这样的川柳 “大卸八块惊梦醒”，“闯祸人默默入坟墓”，“报上的消息，吸引注意力”。

　　据谣传说，长期住在翻车现场附近的一个乞丐，事件发生后不知什么时候也不见了。

　　且不谈这些事情是否与翻车事件直接有关，至少可以说明即使有目击者，他们也轻易不会把这件事说出口。那末，破坏活动班当然就是在自己同伙的警戒下，间接在日本警察的紧急警戒下，在没有目击者的环境中，从容不迫地进行破坏作业的。

　　美军并不是为了游览才留驻在日本的。它一直处在随时都可以战斗的体势之下。哪一个国家都是一样，军队总是在时刻准备战斗的基础上存在的。美军留驻日本的时期也做好了应付一切战斗的准备，一切战斗工具都准备好了。因此，工兵用的工具也样样齐全。尤其铁道又是输送军队最大的动脉，想来在这方面他们也准备了比日本铁道所准备的还要优良的工具。

　　假若美国一旦与日本的邻国发生战争，难道美军在作战上会完全倚靠日本的铁道员工来负责运输吗？美军一定预想到铁道工人发动罢工的可能，自己准备好了靠自己的力量也能进行铁道运输的专门部队。只要美军在占领地区统治一天，这种体势和准备就不会不计划好了的。何况又是撬棍和板子这样普普通通的一般工具呢！实际上美国刚占领日本时，曾按照日本的轨距制造了作战用的内燃电动机车，美军曾运来供修理内燃电动机车用的、在日本是难以想象的大量零件和大批拆卸、装配用的工具。这些工具中的一部分现在恐怕依然留在哪个机务段里呢。据说工厂里的机车技术员初次看到这种机车时，知道了美国方面周密的作战计划，曾大吃一惊。我猜想松川破坏作业班的一部分人员也许是从仙台方面来的。仙台有一座小型的美军野战工厂，在那里进行若小型飞机和直升飞机的装配工作。

　　为了确定凶器，当局不惜采用这种方式，因为不然就不好办了。（参照《“帝国银行事件”之谜》〕

　　检察官既不能证明撬棍和扳子确实都是松川养路班的东西，也没有根据鉴定做出结论，肯定被告在现场上进行破坏工作时曾使用过活口扳子。如果只是以“这样一桩重大案件竟查不出犯人来，那太不便当了”为理由，而来制造关于凶器的可疑的论据，并断定为“物证”，那可是个严重的大问题。我的解释是：撬棍也和活口扳子一样，没有在现场上使用过，是真凶为了伪装而放在现场上的，他们接着就逃之夭夭了。

　　这里令人联想起“下山事件”来。从下山总裁的遗体上失落了一些东西，那就是眼镜、领带和打火机。当时连附近一带的草丛里都搜遍了，终于也没有找到，如今已经成了一个隐谜。我想把下山身边丢失了这些东西和这两块鱼尾板下落不明的意义等同看待。

　　也就是说，它们都是真凶的“战利品”。也许这种说法会使听者感到很奇怪吧。但是在战场上，士兵经常抢夺战败者随身携带的一些东西当作“记念”，悄悄归为己有这是日本士兵曾经在中国大陆上干过的事。至于外国兵，这种倾向就更厉害了。下山的打火机、领带和眼镜都是绝好的“战利品”，因此，当然是不可能找得到的了。我很迂阔，写“下山事件”时竟没有注意到这事。这一次动手写“松川事件”，才回转来想起这一点。我认为大概是凶犯们没怎么考虑到会引起什么后果，就半开玩笑地把两块鱼尾板当作“战利品”带走了。

　　然而这次的情况和下山的打火机、领带、眼镜也有所不同。从下山身上剥下的东西可以放在口袋里。鱼尾板却又大又笨重，不易搬动。不过犯人有吉普一类的车子。我想这样来解释鱼尾板之谜。

　　撬棍和活口扳子这两样东西上都没有留下指纹，想来犯人的用意是周密的，但对工作班来说，这是起码的常识。平素戴手套做工就远比不戴手套做工更符合他们的习惯。

　　但是犯人们干完破坏工作后撤离现场时，也许注意到必须留下点“破坏工作的证据”。于是，假物证撬棍和活口扳子就起了作用。但是他们却把应该留下来的鱼尾板拿走了。这个矛盾使人感到这一罪行的情节有首尾不相符的地方。

　　在翻车的现场上，一根铁轨被移到离线路十三米的地方。原因虽然不明，但冈林的辩论要旨上说，从铁轨既没有弯曲，也没有歪过来这一点来看，令人想到它是十个以上有气力的彪形大汉半开着玩笑搬的。“半开着玩笑”这个词儿令人推测到实际进行破坏工作的犯人的性格，更进一步使人推想到犯人的形象和这一破坏阴谋的性质。

　　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个人差点没当上事件的另一个主角。那就是赤间被逮捕了一个星期后，由东芝逮捕来的十八岁的少年菊地武。菊地少年以偷盗嫌疑被逮捕，其实这是捏造的。但是当局并没放他回去，却马上就“松川事件”对他进行起侦查来了。然而他偶然得了盲肠炎，就被释放了。

　　如果菊地少年这时没有患盲肠炎，那会怎样呢？他一定会和赤间一样当上了东芝方面阴谋策划列车翻车的线索。因此，可以说侦查当局在本案中是企图根据赤间、菊地这两条线来进行逮捕的。也可以说是由于菊地少年患了盲肠炎，没办法，只好盯上滨崎作替身。

　　有个名叫A的共产党县议会议员。他是福岛地区的共产党干部。这一年日共正好受到共产党情报局的批判，据说A就责备起代代木的共产党来了。自从这次批判以来，福岛的共产党也分裂成为两派，A和分裂出去的那一派一起退党了。但是过不多久，那派就把他开除了。理由是，A老早就和特审局有密切朕系的事暴露了。也就是说，他原来就与为了对付共产党而搜集情报的特审局有联系。

　　我认为这一事实可以作为我推测有密探潜入东芝和国铁的旁证。

　　尽管松川的破坏工作班与美军有关，却很难设想他们会直接使用军人。据推想，实际的工作班雇用的是日本方面的“包工头”。如果使用了军人，多半也是二世。

　　事件发生后如今已经过了十年以上，如果只在法庭记录的范围内展开争辩的话，看来无论如何也没有把本事件的真凶追查出来的希望。

　　附记：本文原载于昭和三十四年的《文艺春秋》上。那以后，此案又经历了最高裁判所发回重审、仙台高等裁判所再度审判、门田审判长宣布全体被告无罪以及检察当局向最高裁判所控诉等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