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英]特里·伊格尔顿：上帝之死 （节选自《文化之用：从启蒙运动到反恐战争》）

对这个强烈的悲观主义者而言，“饱受折磨和痛苦挣扎的生命（beings）的战场，（以）持续不断的抗争，所有人反对所有人（bellumomnium），一切猎杀，一切也被猎杀…持续困苦的生物在这个世界延续的方式仅仅是通过吞噬另一个，在焦灼与欲求中传承着他们的存在，经常要忍受可怕的折磨，直到他们最终跌入死亡的怀抱”四，这样的世界并无远大目的可言。

　　如果真的有上帝，那么他也是邪恶的，而人们最不想做的事就是向这个无缘无故进行报复的存在祷告。他的创造完全是无价值的。

　　设想人类事业的成就可能远大于其所带来的痛苦，这在叔本华看来是完全疯狂的。这些自我蒙骗的可怜人虔诚地相信自己至高的价值，为了某些无价值的、将会很快让他们大失所望的奖励而将自己的时间用于对他者的掠夺。

　　你目力所及之处都可发现目的和价值的缺乏。值得注意的是彻底的无意义究竟是如何显得在形式上连贯的。

　　作为上帝之死的后果，只有欲望的死亡才能拯救我们。艺术的职责是消灭欲望而不是重新教育欲望。如果它曾一度提出对共同救赎的许诺，那么现在它就是某种精神上的自我灭绝。自我不再被发现而是被消灭

　　尼采主张的是如果你能够摆脱固有意义那么你就能够摆脱上帝。神能在悲剧中存活，却不能在荒谬中求生。

　　他眼中真正的超人是社会科学家，这些人直面世界的空洞并且不依靠宗教抚慰来生存。对那些无法承担这个残酷真相的人，韦伯评论道：“古老教会的门总是宽容而慈悲地敞开着。”

　　可以补充的是在韦伯看来生命无意义的象征就是死亡，而这恰恰是基督教被赋予最高意义之处。

　　政治统治者必须以普通大众的利益为由对民众进行欺骗，不让他们知道那个颠覆性的真相即他们赖以生存的道德价值并没有什么无可怀疑的基础。

　　我们真正的罪孽与其说是弑神不如说是伪善。

　　现代世俗社会，换言之，已经将上帝有效地处理掉了，但是发现上帝在道德上和政治上可以提供方便，因此——甚至必须——表现得好像他们没有抛弃它。他们实际上不相信他，但是对他们而言想象着自己还信神仍然有其必要性。上帝是如此重要的一种意识形态以至于不能被轻易抹除，虽然他们自己亵渎的行动致使上帝变得越来越不可信。去查看体现在他们行为中的信仰而不是他们虔诚地宣称自己所信奉的信仰，就会发现他们已经完全不再信仰上帝了，但是似乎这个事实尚未被他们所注意。而尼采自我任命的职责之一恰恰就是让他们注意到这点。

　　“私下讲，我本人恰巧是不信的，但是大众应该选择相信才是谨慎的做法”被重写成了“我承认信仰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即便如此我仍然不由自主地去相信”。

　　就像拉康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断言的那样，没有事情能够被允许，因为首先没有人可以给予许可了。我们现在除了自己已经再没有谁可以为我们承担责任的重担了，然而有一个签过字并且被认可的保证书以便我们如此行事是对负罪感极大的缓和。我们或许期待，我们道德上的紧张感能够在上帝的死亡之后有所增强，正如焦虑和自我欺骗加紧了对人类的控制。

　　上帝的死就预示着人的死，这里的人是指那种现阶段以人为名的怯懦的、藏匿罪恶的、依赖性的生物。将取代他的是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