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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胡赳赳 :加速度(选自《跨媒体新论:世界建构》,2022年)

早在1980年代,法国哲学家保罗·维利里奥便观察到速度带给人的“困惑”。他敏锐地意识到:“运动(mouvement),社会或政治的运动,和速度的运动具有相同的特性:以速度清除思考。于是,在超高度的速度政权之下,不再有持续的时间反省思考,只剩下反射动作。”[1]

  为了让被奴役者不再有持续的时间反省思考,“奶头乐”这种臭名昭著的媒介产品被发明出来了。这种产品意识到人类对“跳跃的光电刺激”具有本能的受惑性。只不过如今,这种跳跃闪烁的光电刺激,由电视屏幕变成了手机屏幕以及VR全息场景。还是那个比喻,家猫对眼前的飞虫绝对不会视而不见。保罗·维利里奥将这个群体——现代人——描述为“失神癖”。生活在高速景观化的社会,自动会掉入“记忆扑蝇器”之中,就像家猫不停地打那个飞虫。维利里奥预言说:“我们继续加速到超音速甚至光速,所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接触都是不可能的最后,速度的暴力连思考和反省能力都消除了。”[2]

  新的世界建构带来两种抽离效果:一是时间被抽离和压缩了,个人没有思考的可能;二是由于速度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现实接触被抹除了。

  如果一个哲学家愿意住在贫乏的乡下,是因为他为了使自己大脑中复杂性的图景得以写作与展现,而必须将“生活”重置到原始初置的状态,从而将世界建构以精神生产的方式呈现出来。

  跨媒体起初的想法是好的,它旨在打破等级化的纯媒介艺术观及其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但随着跨媒体技术的超速发展,这个论断如今可能已经失效了。因为它或许又重新建构起新的不平等与新的压迫——对于不会使用跨媒体技术的人士而言,失去生态位的状况已经正在发生。

  跨媒介传播学理论和跨媒介艺术学理论之间,本身就有近亲的关系,如果说谁要将其截然分开,认为两个学科应该井水不犯河水,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二者的水源来自于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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