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吉尔·德勒兹：什么是写作 （ 选自《对话》）

逃逸线就是解域化。法国人真不懂这一点。显然他们像所有人一样逃逸，但是他们认为逃逸就是摆脱世界、神秘主义或艺术，抑或是某种松弛的东西，因为他们逃避介入与责任。逃逸不是完全放弃行动，没有什么比逃逸更活跃。这不是想象界的对立面。而是使逃逸—不必使其他人逃逸，而是使某种东西逃逸、使一个系统逃逸，如同管子被爆裂一样。乔治·杰克逊（George Jackson）描绘他的监狱：“可能我会逃逸，但在整个逃逸的过程中，我寻找武器。”而且劳伦斯也说：“我告诉你，旧武器腐烂：使一些变成新武器，而且准确地射击！”逃逸就是划出一条线、好多条线，就是勾勒出整个地图学（cartographie）。人仅仅通过一种漫长的、破碎的逃逸来发现世界。英美文学不断地呈现这些断裂、这些人物，而这些人物创造他们的逃逸线，通过逃逸线进行创造。法国人过于人性，过于历史性，过于关注未来和过去。他们花费时间去创造点。他们不懂得生成，他们根据历史上的过去和未来进行思考。即便冒着革命的危险，他们宁可考虑“革命的未来”，也不愿考虑生成—革命者。他们不懂得划出线、跟随渠道。他们不懂得如何把墙刺穿、刨薄。他们太喜欢根、树、土地册、树状图上的点、属性。

　　逃逸真不是旅行，甚至不是移动。首先因为有法式的、过于历史的、文化的、有组织的各种旅行，其中他们乐于转移“自我”。其次，因为种种逃逸能够就地进行，发生在不动的旅行中。汤因比（Toynbee）指出游牧者在严格意义上、在地理意义上不是移居者和旅行者，反而是那些不移动的人、坚持定居草原的人，他们大步不动，就地追随着一条逃逸线，他们是新武器的最伟大发明者。

　　当劳伦斯指责麦尔维尔时，他责备麦尔维尔过分执着于严格意义上的旅行。有时旅行向野蛮人回归，但这种回归是一种倒退。旅行中总是有一种自身再域化的方式，一个人在旅行中重新寻到的总是他的爸爸和妈妈（或者更糟）。

　　法国人的重新开始就是白板（table rase），就是探寻作为起始点、贯穿始终的锚点的最初的确定性。相反，另一种重新开始的方式是重新连接不连贯的线，给断线增加一节，使之经过两个悬岩之间、进入狭窄的隘路，或者在虚空之上，在那儿线中止了。从不是开始和结束令人感兴趣，开始和结束是不同的点。令人感兴趣的是中间。英国的零总是在中间。瓶颈总是在中间。一个人处在线的中间，这是最令人不舒服的处境。一个人从中间重新开始。法国人过于根据树进行思考：知识树、树状点、始与终、根与顶。这是草的对立面。不仅草生长在各种东西之间，而且草本身由中间生长。这是英国人或美国人的问题。草有逃逸线，不生根。他们脑袋里有草，没有树：思考的意思就是草的脑袋，“某种脑系统”。

　　英国人就是这样理解《旧约》的，把它作为小说的基础。背叛者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主人公。属于主导性意指与既定秩序的世界的背叛者。他与欺骗者截然不同：欺骗者想占有固定的财产或征服一个界域，乃至创立一个新秩序。欺骗者拥有许多未来，但完全不是生成。祭司、占卜者是欺骗者，而探索者是背叛者。政客或朝臣是欺骗者，而战士（并非元帅或将军）是背叛者。莎士比亚把很多欺骗的国王搬上舞台，他们通过欺骗僭取王位，并最终表现为贤王。但是，当莎士比亚遭遇理查三世时，他以最传奇的方式将其升华到悲剧的高度。因为理查三世不单单想要权力，他想要背叛。他不想征服国家，而想要战争机器的装配：如何成为唯一的背叛者，而且同时背叛一切？亚哈船长在麦尔维尔的著作中犯了什么罪？他选择了白鲸莫比·迪克（Moby Dick），而不是遵从捕鲸群体的法则，这个群体希望任何鲸鱼都适合捕捉。这就在于亚哈的魔鬼般的要素、他的背叛、他与利维坦（Léviathan）的关系—这一对象的选择使他本人开始生成—鲸鱼。楞次［Lenz］或毕希纳［Büchner］亦是如此，所有反对歌德的人亦是如此）。我们必须定义一种特别的功能，它不与健康和疾病混为一谈：反常（Anomal）的功能。反常总是在边界上、在帮派或多样性的边缘；它属于后者的一部分，但已经使后者进入另一种多样性，使之生成，划出一条居间的线（ligneentre）。

　　弗吉尼亚·伍尔夫禁止自己“像女人一样说话”：她更捕捉到写作的生成—女人。劳伦斯和米勒被视为大男子主义者，然而写作把他们引入不可抵制的生成—女人。

　　豪夫曼斯达尔（Hofmannsthal）（当时他取了一个英语的笔名）看到鼠群的濒死状态时不能再进行写作，因为他感觉到正是在他身上，动物的灵魂龇牙咧嘴。

　　有很多人梦想着自己是背叛者。他们相信这一点，他们相信他们是背叛者。却只是无足轻重的欺骗者。在法国文学史上有莫里斯·萨克斯（Maurice Sachs）的悲怆案例。哪一个欺骗者不自言自语说：“啊，终于，我是一个真正的背叛者！”不过又有哪一个背叛者不在晚上自言自语说：“毕竟我只是个欺骗者。”因为成为背叛者是困难的，应该去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