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具海根：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之四）

A5、企业军事管理

重要的是要指出，韩国工业
企业是以军事模式为样板的
这种军事组织和军事文化的普遍
影响可能容易被人们低估。在个
国家统治者30年来均为前军方将
领、工业企业当中很多高层管理
人员从军队录用的国度，这一点
当然可以很容易理解。而且实际
上，所有工头和监管人员在作为
成年人社会化的关键时期是在军
队里完成的3年强制兵役期。
在发
展中国家，军队代表最现代化和
合理化的组织，因而通常是其他
社会组织的样板。因此，韩国工
业家有意无意地采用了军事组织
的结构和权威模式，使他们的组
织同样是军事化、独裁和等级性
的。

事实上，工业组织与军事组
织之间的相似性很令人震惊，因
此不管研究人员研究的是哪个国
家和哪家集团性企业，他们都能
很容易地认识到这一点。韩国社
会学家表圭汉1983年曾研究过现
代公司在蔚山的工厂，他说：“当
我到工厂时，很多事情让我想起
了服兵役时的体验”(Bae
1987.37）。他这样描述：
屈员的日常生活与工
厂工作密不可分。
工人们
白天大部分时间是在工厂
度过的，他们穿着现代公
司的制服。公司要求他们
遵守严格的公司规章制
度。例如，头发要剪短。
他们的等级地位，从别在
胸前左兜外的姓名标志牌
的形状可以看出来。早上
八点前，在刺耳的扩音喇
叭播放的进行曲声中他们
来到了工厂。
在工厂大
门，门卫控制着工人和来
客的进出。工人们工作两
个小时后休息十分钟。他
们在公司食堂吃午饭，食
堂被划分为供不同等级人
员就餐的区域。（37）
美国人种学家罗杰·简纳利十
年后在描述另一家集团企业的情
况时同样注意到这一点。
简纳利说，“在很多方
面，与我对美国式官停制度或韩
国村落和大学的了解相比，我在
军队的经历能为应该在办公室里
如何行为提供更好的指导
（janelli 1993,226）根据他对这
家企业的实地观察，他对那种类
似军队里才能看到的组织特征做
了极好的描述：
每一个分部的通告板
都贴着一张责任人名单，
上面注明了每天应由谁锁
上该分部办公室大门和明
天早上由谁开门等日常职
责安排。过道上的通告板
上贴着一张显示头发适当
长度的草图。夏天制服要
在特定日期穿上，不管当
天天气如何。
在泰成公司
总部全体人员的每月例会
上，就在会长讲话之前，
要人人起立翰射，在吃哮
的声音发出刺耳的命令之
前，要人人起立物，在
吃哮的声音发出刺耳的命
令之后，人们才同时松口
气。在行敬旗礼时，所有
人被命令以同样的方式立
正，将手置于胸前，然后
同时放下。
在一次计算机
系统的演示中，一名男子
右手拿着一根很大的教
鞭，在不使用教鞭时站在
一旁密切地注视着。公司
歌曲是4/4拍的。在很多分
部，各个小部门是以代码
（如：第2班，第3排等
等）而不是按职能和产品
线标示的。（225~226）
另外一名美国观察家罗伯特
基尔尼也强调韩国企业的军事化
管理风格，并认为这种现象并不
奇怪：“在生活中如此多的方面取
决于军事方面的考虑（或者说取
决于大多数是军人的领导者）的
社会里，经济、劳动关系和公司
生活又怎么能与此无关呢？
（Kearney1991,8）。正如他指
出，军队对韩国产业组织的影响
并没有停留在外部形式的层次
A6、产业大军？

韩国工人阶级缺乏手工业文
化遗产，反映为阶级语言的贫
乏。正如有关工人阶级形成的学
术研究所强调的那样，在欧洲，
工匠组织和文化传统存形成工人
阶级对工业化变迁的反应和阶级
意识的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
用。这些反应首要的是社会的和
道德的，而不是经济上的他
们更关注保存他们的独立性、手
艺和以道德调节的工作关系，而
不是更关注狭溢的经济问题，这
是由于欧洲手工者的工作是由公
司规则和纪律调节的，这种工作
在一种社会纽带和共同体情感的
紧密网络中进行。在对无产阶级
化做出有力反应时，他们从这种
职业共同体吸取物质的、社会的
和个人的资源。

韩国工业化是在缺乏类似的
手工业文化的情况下发生的。直
到19世纪，手工业生产在韩国并
不重要。大多数手工业者由政府
霍用来为宫廷和贵族生产纸张、
器物、特殊服装和其他奢侈品
（Song1973）。在传统的韩国儒
家文化身份制度中，手工业者和
商人的地位低于农民，接近处在
等级制的最底层。事实上，在李
朝[4]，这种人很多是奴隶。当商
业和工业活动在19世纪下半叶开
始出现时，手工业者远远没有商
人活跃。从事异地贸易的行商在
其全国性网络基础上建立了相当
有影响的行会。而且，有些大商
人组成了“行商人团”来保护和增
强他们在市场中的整断地位。手
工业者则没有成立类似的组织。
因此，韩国工厂工人是在没
有任何值得自豪的工人阶级文化
遗产的情况下经历无产阶级化过
程的。相反，他们继承了一种消
极的遗产。这种遗产反映在“打工
仔”和“打工妹”这样的标签中。
在
韩国工业化的初期，工厂工人是
以多种术语来标明身份的，如“劳
动者”、“工厂劳动者”、“工员”和
“雇员”等。渐渐地，随着工厂工
人人数的增多、政府和企业管理
者推广“雇员”这一说法，于是它
程度不同地成了官方称呼产业工
人的术语。例如，劳动节被称为
雇员日”而不是“劳动者日”。但
“底员”是一个过于宽泛的术语，
指所有各类受雇用的工人，包括
体力劳动工人、非体力劳动工人
和技术工人。相比之下，“劳动
者”更加具体地指工厂工人或者体
力劳动者，但它带有否定性的身
份含义。E因此，直到70年代后期
工人阶级认同开始形成之前，韩
国工厂工人并没有一个合适的术
语来定义他们的集体认同。“雇
员”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其范围是
人为划定的、所指含糊不清而大
多数工人也不喜欢“劳动者”，因
为它传达了与体力劳动相联系的
地位低等形象。
有趣的是，正是国家创造了
构建产业工人正面形象的新语
言。
从60年代后期起，产业专门
词汇中出现了新的词语，如“产业
战士”、“产业大军”、“输出大军”
和“输出支柱”等。显然，这些术
语的杜撰，是为了利用民族主义
意识形态动员工人致力于推动出
口浪潮。在这些新术语中，民族
主义与发展主义和军事言辞结合
在一起，将产业工人等同于为国
防而战的战士。以为推动出口而
献身的精神工作，被颂扬为工人
可以为之自豪的爱国行动。这些
术语不仅经常为政府和大众媒体
所利用，而且工人自己也使用，
当然通常是假心假意地使用。正
如（上一节引用的）YH.商事工人
的决议书所显示，工人经常自称
为“产业大军：“所有贫苦农民的
孩子们，我们......作为产业大军努
力工作”。

同样，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
渗透到韩国工人的语言之中。因
此，作为70年代最具独立性和进
取性的工会之一的元丰工会1973
年发表了以下工会决议：
（1）我们是产业和平
的战士，将尽我们的最大
努力提高生产力；
（2）我们将竭尽全
力，以我们强有力的团结
来改善我们的工作条件；
（3）作为劳动人民的
先锋，我们将尽我们所能
提高本工会的素质。
甚至在抗议不公平的习惯劳
动做法时，工人也感到有必要使
用民族主义言辞。例如，京城纺
织公司工人曾写给届主一封信，
抱怨拖欠加班工资，这封信的开
头是这样的：“我们祝贺你为我们
国家的发展做出的成功努力，我
们祝你今年好运，并希望我们的
京城公司更加繁荣”。而且，他们
接着写道：“我们与你一起，为京
城公司的发展日夜辛苦工作，作
为京城这个大家庭的成员，我们
感到自豪”（379）。这里，我们
看到具有很大影响的家族主义意
识形态也渗透到了工人的语言之
中。

然而，可以假定，所有这些
民族主义、发展主义和家庭主义
的言辞对工人的意识几乎没有产
生什么影响。尽管工人自己使用
了这些语言，但他们怀有很大的
困惑和疑问。工人承认，“他们称
呼我们为产业战士或经济发展的
生产者，可是我们的情况怎样
呢？......当甚至不允许我们表达我
门自己的情感时，谁敢说自己在
使用产业战士和出口支柱这样
的词语来称呼我们时怀有一丝一
毫的诚意呢？他们的日常工作生
活和社会对待他们的方式，说明
这种对产业工人的颂扬形象与事
实完全不符。
然而，直到70年代后期和80
年代初期，工人才开始揭穿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