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具海根：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之一）

导读：韩国工人阶级的成长与抗争简史（夏楚

序言

第一章绪论：韩国工人的形成

第二章 产业大转型

第三章韩国产业中的工作和权威

第四章 狗教者、女工和教会

第五章 工人和学生

第六章 工人认同和意识

第七章劳工大攻势

第八章处于十字路口的工人阶级

以下书中内容（文字标题为编者自拟）：

A1、美国军队支持的大韩劳总，不关心工人福利，主职是摧毁左翼工会。李承晚政府与朴正熙政府削弱工人力量。

A2、被法律与制度逼到死角的工运

A3、女工成为工会的领导力量

A4、基督教会支持工会运动；动员男工破坏女工主导的工会

A5、企业军事管理

A6、产业大军？

A7、防睡着药丸

A8、女工虽积极参与工运，利益仍被边缘化

A9、大宇罢工

A10、已婚女工

A11、现代公司工会领导罢工

A12、女工的工会

（备注：原书无错字，因上传而转换格式，可能有错字。感兴趣的人可网搜原文）

A1、美国军队支持的大韩劳总，不关心工人福利，主职是摧毁左翼工会。李承晚政府与朴正熙政府削弱工人力量。

要比在60年代和70年代更强

大、更具有政治取向。但殖民统

治结束之后的一系列地缘政治事

变完全摧毁了这一强大的左翼劳

工运动，为后来一段时期里走上

排压劳工的发展轨迹铺平了道

路。到60年代初发起实施出口导

向型工业化战略的时候，组织化

的劳工已经被彻底削弱，使新一

代产业工人作为原子化的劳动者

进入到出口行业中，他们没有任

何组织资源或文化资源来保证在

新的工业秩序中得到像样的地

位。

韩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很大

程度上是由于这种劳工状况以及

20世纪60年代有利的外部经济条

件。自60年代初以来，韩国经历

了一场深刻的社会经济转型，其

重大程度并不亚于波拉尼

（Polanyi1957）描述19世纪欧

洲时所说的“大转型”。快速工业

化伴随着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化，

使干百万农民和他们的子女变成

城市工业中领工资的工人。这是

世界已知的最快速、最具压缩性

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之一，在一代

人的时间里造成了在大多数欧洲

国家社会用一个世纪才完成的大

规模变迁。韩国工人阶级运动的

演化，与这一快速的、地理上集

中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密切相关

本章大致总结了韩国劳工运

动的历史经验，并描述了韩国政

治经济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化过

程。它使我们对历史背景和结构

脉络有一个基本了解，韩国工人

价级正是在这种背景和脉络中兴

起的。

而且，他们正是在这种背

景和脉络下，在这个快速变化的

社会里谋求形成一种正面的认

同。

早期对劳工力

量的彻底削弱

现代韩国劳工运动随着日本

殖民统治晚期（1910～1945）的

迅速工业化而开始。尽管日本在

朝鲜的殖民政策首先是为了最大

限度地榨取农业剩余产品，但日

本在亚洲的军事推进需要在朝鲜

半岛扩大工业基础，因而对采

矿、化学工业、铁路建筑和水电

厂等做了大量投资，而且所有这

些均纳入了日本的战争需要。

韩

国工厂工人的人数迅速增长，从

1921年的4.9万人增加到1925年的

8万人，1930年增加到10.2万人

(KimYun-hwan1978.67:另见

（Chung Jin-Sung1984）。这些

工人的大多数为日本届主所届用

（大型工业企业大部分为日本资

本家所有）。

劳工运动从20世纪20年代初

开始出现，并卷入了不断发生的

针对日本和管理者的劳动冲突中

（见KimYun-hwanandKim

Nak-jung1970:ParkYoung-Ki

1979]。30年代劳动争议的数量

甚至超过了60年代和70年代的数

量。

例如，11920年发生劳动争议

81起，涉及4599名参与者。1930

年，数量增加到160起，涉及工人

1.89万人以上。这一时期劳动冲

突的高峰是1929年的元山总要

工，这是一场由2000名左右的工

人发起的为期三个月的跟辛斗

争。不过，这一殖民统治时期发

生的劳工运动并非仅仅是经济斗

争，而是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独

立运动的一部分。当然，殖民政

府不允许这样一种具有政治自标

的劳工运动继续增强力量，因此

从30年代开始对其进行大力镇

压。结果，殖民主义时期的后几

十年期间的韩国劳工运动仍处于

地下状态，与共产主义运动有着

密切联系。

1945年8月韩国从殖民统治下

光复后，劳工运动在比以前更强

大的组织和领导之下浮出水面，

在光复之后的三个月内，在伞形

组织韩国劳动组合全国评议会

（“全评）之下形成了强大的左

翼工会，甚至在这一全国性的组

织形成之前，韩国工人在工厂层

面上就已经十分活跃，全评接管

和管理着很多日本所有者留下的

工厂。随着全评的形成，劳动冲

突迅速增加，不时与警察和美国

占领军发生冲突。在1945年8月至

1947年3月间，发生了2388次劳

工示威，有60万人参加。这是

1987年以前韩国劳工运动史上暴

力性最强的时期（见KimYun-

hwanand KimNak-jung

1970:ParkYoung-Ki 1979）。

然而，强大的劳工运动延续

的时间并不长。

1946年3月，右翼

集团在美国军队的支持下建立了

一个新的劳工组织大韩独立促成

劳动总联盟（“大韩劳总”）。大

韩劳总没有基层基础，对增进工

人福利并不真正感兴趣。男宁

说，其惟一目的是与左翼工会竞

争并最终摧毁左翼工会。在左翼

工会与右翼工会之间发生了很多

冲突，渐渐地，全评被警察、右21

翼工会和美国军事政府联合起来

的力量所破坏。对左翼劳工运动

的致命打击，发生在1947年1月的

一场大规模铁路大要工期间。这

场左翼与右翼劳工团体之间的血

握对抗随着共产主义劳工领袖被

部分状害而结束；他们当中，数

百人被杀死或被处决，数千人被

监禁。

1947年3月，美国军事政府

宣布韩国共产党为非法，这宣布

了已经被削弱的共产主义劳工组

织的终结，从而也结束了积极动

员韩国劳工运动的第一个时期

韩国建立第一共和国（1948

~1960）之后的12年，标志着韩

国劳工运动的最低点。一系列的

事变一民族分裂为两个敌对国

家（1948）和朝鲜战争（1950～

1953），随后歇斯底里的反共气

氛—给独立劳工运动造成了一

个敌对的环境。在李承晚政权之

下，大韩劳总很快锐变为腐败劳

工领袖的市场，并被改造为巩固

李承晚权力基础的政治工具。

1955年，它被正式纳入自由党

成了附属于执政党的左右手。在

普通会员被造散后，大韩劳总对

组织支持李承晚的政治集会要比

对提高工人福利更积极。李承晚

政权1960年因发生反对操纵选举

的学生起义而跨台。在张勉领导

的短命民主政府期间（1960～

1961），这个国家出现了劳工强

动和工会运动的复苏；1960年劳

动纠纷的数量从1957年的45起和

1959年的95起增加到227起，这

些劳动纠纷当中，很多发生了街

头示威。

工人建立了315个新的工

会，取得了15%～50%的工资增

长。大韩劳总面对着普通会员的

尖锐批评，并受到新建立的独立

工会全国劳动组合协议会（“全劳

协”）[2]的挑战。1960年11月，

一个新的劳工领导机构决定将大

韩劳总与全劳协合并为一个新的

全国性中心——韩国劳动组合总

联盟（“韩国劳总”）。这一时期

一个意义特别重大的发展进程，

是左翼白领工人工会的兴起，特

别是教职员工联盟的兴起，它向

国家对学校课程的控制发起挑

战，强调在统一问题上的自由取

向。这一时期，特别是激进的教

职员工工会运动，体现了全评为

代表的韩国劳工运动早期左翼遗

产的复兴。

这一劳动活跃的短暂时期随

着朴正熙1961年6月领导的军事政

变而结束。在新的强大国家机器

和新的经济环境之下，韩国劳工

运动不得不一切从头再来。留给

新的劳工运动的遗产主要是消极

的：当局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安

保理由找到镇压劳工组织的借

口，并在工人脑子里播下了深深

的恐俱，害怕因参与劳工活动而

可能受到政治迫害。战后的劳工

斗争不是一种值得自豪的传统，

而是成为只不过是一种应让接下

来的一代工人遗忘的糟糕记忆。

事实上，劳工运动只有靠否定和

割断自己与光复后时期的危险传

统的联系才能存在。出口导向型工

业化和劳动体制

发动军事政变后上台的军政

府在掌握权力之后采取的最初步

骤之一，是对劳工组织进行重

组。它解散了韩国劳总，速捕劳

工活跃分子并禁止劳动要工。三

个月后，新建立的韩国中央情报

部挑选出一批劳工领袖，让他们

建立一个新的韩国劳总。这个新

工会的结构是按照行业界线组织

的，官方批准的工会通过国家合

作主义的方式被授予代表工人的

排他性权利。不过，行业工会实

际上不允许作为有效的劳工组织

发挥功能。

行业内部各个地方工

会之间只存在薄弱的横向联系，

实质上所有集体讨价还价都是由

单个企业的官方工会进行的。从

法律上说，这些企业可以组织工

作场所的工会，只是实际上从未

实行过；甚至强制性加入官方韩

国劳总的会员制度也从未受到过

鼓励，也从未实行过（Choi Jang

Jip1989）。

军事政权还对当时的劳动法

进行重大修改。韩国劳动法于

1953年在李承晚政权之下制定。

第一个韩国工会法以美国1935年

的《瓦格纳法》为样板，规定组

织化劳工可以采取相当自由和多

元的方针。工会法和韩国宪法保

证劳工的三项基本权利：结社、

集体讨价还价和集体行动的自

由。根据这些法律，允许工人组

成工会和在国家尽量不干预的情

况下进行集体讨价还价。

工会还

被允许从事政治活动。当然，李

承晚政权对有组织劳工的实际行

为与这些法律的精神背道而驰

由于朝鲜战争后可怕的经济状况

和地缘政治状况，这些自由的劳

动法对推动形成强大的劳工运动

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然而，在继李承晚培台出现

一个时期的活跃社会动员和劳工

运动日超政治化之后，朴正熙政

权清楚地看到了组织化劳工的潜

在威胁，并试图限制劳工的法律

权利，阻止有组织劳工与政治团

体之间建立联系，1963年对《工

会法》第12条的修改规定，工会

不能从会员中筹集政治资金或将

工会会费用于政治目的。

另外，

还对劳动法附加了若干限制条

款，使工会发展组织和集体行动

更加难以进行，同时扩大了国家

干预劳动关系的范围。不过，工

人的三项基本权利与其他劳动保

护措施一起保留了下来。与后来

的情况相比，这一时期的劳动法

总的来说是自由和民主的。朴正

熙政权这个时候调整工会法和劳

动法的主要动机首要的是政治上

的，而不是经济上的，就是说，

是要保持有组织劳工的非政治

化，切断其与反对派政治团体的

联系。这样就确立了一种新的劳

动体制，以便为外向型工业化创

造有利条件，这场工业化很快将

迅速改变千百万韩国人的工作生

活。在这种新的劳动体制中，在

面向世界市场的工业化的新背景

之下，韩国工人阶级运动进入了

新的时期(ChoSeung-hyok

1988；changMyung-kook

1985；choiJangJip1989:Shin

Kwang-Yeong1994）

在最初两三年按进口替代性

工业化战略框架制定的某些政策

未能成功之后，朴正熙政府在美

国的强大影响之下，经过一些硫

硫碰碰，最后采取了外向型、以

出口为导尚的工业化（EOI）为其

主要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性转变

后来事实证明是一种明智的选

择。

出口从1963年的仅仅8700万

美元猛增到1970年的8.35亿美

元，这一时期国民生产总值每年

大约增长10%。制造部门增长率

大约为每年19%。国家经济和人

们谋生的方式开始发生深刻的变

化。城市领工资工人的数量迅速

增多，从1960年的130万人增加

到1966年210万人，到1970年增

加到340万人(SuhKwan-mo

1987,169）。随着经济中发生这

种变化，劳工活动逐渐从公共服

务部门转向出口制造部门，不过

劳动纠纷数量的总水平仍然很

低。

在制造业生产和出口取得令

人印象深刻的增长之后，韩国经

济到20世纪60年代末遇到了第一

场重大危机，原因是严重的收支

平衡问题和很多外国投资公司投

资企业的失败。

人们对裁员、拖

欠工资和关闭工厂做出反应，发

生了频繁的劳动纠纷。为了应对

这场经济危机，朴正熙采取了几

项异乎寻常的措施，为外国资本

改善投资环境，并改善本国公司

的财务组织结构。这些措施的一

个关键要素是压制性的劳工政

策。1969年，政府颁布了“工会和

外国投资公司劳动纠纷处理的临

时特别法”。新法令禁止外国投资

公司工人的医工。

这一行动，标

志着朴正熙政权劳工政策的一个

重大转折点，同时也是由这一独

裁政权压抑反对力量的政治需要

所决定的。

临近60年代末，反对朴正熙

政权的政治力量随着经济危机而

增强。在1971年的总统选举中，

尽管朴正熙动员了所有组织和金

融资源，但他仍差一点就要败给

反对派候选人金大中。

这也是地

缘政治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尼

克松1971年访问中国发出了冷战

即将在亚洲结束的信号，而美国

军队从韩国部分撤走引起了韩国

政治领袖的极大关注。朴正熙对

这些经济和政治挑战的反应是严

厉的。

1971年12月，朴正熙宜布

实行紧急状态，同时颁布了“国家

安保特别措施法”。这些国家安保

措施停止了宪法规定的三项工人

基本权利当中的两项：集体讨价

还价的权利和集体行动的权利。

工人允许组成工会，但只能在很

多新的行政限制措施之下进行

他们被剥夺了在雇主讨价还价当

中唯一有效的武器采取集体

行动的权利。

1972年3月，政府又

采取了新的限制措施—“国家紧

急状态下处理集体交涉措施”。这

些措施扩大了被界定为属于公共

利益因而被禁止工会活动的企业

的范围；它还对行业性的工会活

动做了进一步的限制。所有这些

异乎寻常行动的高峰，是1972年

10月实施韩国版的官察独裁主

义，被成为“维新*体制。“维新”先

法关闭了所有政治空间，赋予朴

正熙以拥有不受约束行政权力的

终身总统地位。

这一极其不得人心的举动，

尽管暂时阻止了持不同政见政治

活动浮出水面，但却使朴正熙长

期以来就已存在的政治合法性问

题更加恶化

。像以往一样，朴正

熙试图淡化公众的不满，并以经

济成绩来购买政治合法性。在

1973年1月的总统新闻发布会上

朴正熙对全国做出诱人的承诺，

到该十年结束时，他将使人们迎

来“100亿美元出口额、人均国民

生产总值1000美元和我有轿车的

时代”（在1979年他遭到暗杀之

前，他几乎做到了这一点）。同

时，他宣布了一份新的，雄心勃

勃的重工业和化工工业工业化计

划。为了实施这一产业升级计

划，政府挑选了6个战略性行业

（钢铁、电子、石油化工、造

船、机械、有色金属），向其输

送了给予巨额政策性补助的大量

贷款。很大程度得益于1973年第

一次石油危机之后世界经济中出

现的有利转折，重化工业在最初

几年出现一些结构性问题之后，

在70年代中期取得了不错的绩

效。

韩国公司从中东的繁荣中获

得了巨大利益，获得了庞大的建

设项目，并很容易得到条件优惠

的贷款。韩国经济也因参与越南

战争而获得巨大利润。除了在越

南服役的韩国士兵汇回国内的大

量汇款之外，韩国商人从美国得

到了很多有利可图的合同，同时

享有向美国市场出口的优惠待

遇。

从1971～1980年间，韩国经

济实现了每年7.8%的增长率，而

制造部门则以4.8%的年增长率增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71年

的289美元迅速提高到1980年的

1592美元(Economic Planning

Board1979）。

伴随着这种经济

快速增长，韩国企业组织的规模

也有了惊人的扩大，无其是那些

“财阀”（家族拥有的大企业集

团）公司。通过积极参与重化工

业，通过凭借“一般贸易公司”的

所有权而实施的进出口型断权，

通过从事土地投机和其他商业投

资，财阀集团得以在70年代后半

期积累起庞大资本。到70年代后

期，财阀公司巩固了它们在韩国

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资本向财阀

集团集中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

至于在80年代，最大的30家财阀

集团占据了总货物运输量的36%

和全国就业量的22.4%(Lee

Kyu-uck and Lee Sung-soon

1985,97）

为了了解整个快速工业化时

期资本积累的这种主导特性及其

对劳工状况的影响，我们必须考

察两个至关重要的资本积累机

制，二者均由国家所控制：第一

个是来自国内国际的金融贷款的

分配。正如很多研究韩国发展的

学者所承认，1贷款分配是政府控

制企业的最重要手段(Amsden

1989:5oonCho1994:fonesand

Sakong1980EunMeeKim

1997Byung-NakSong

1990:Woo1991）

纵贯朴正熙

政权的整个时期，国内利率要远

远低于市场价格，在为适应通货

膨胀而进行调整之后，利率通常

甚至为负数。国外贷款利率甚至

更低。因此，获得国内银行贷款

或外国信贷本身就成了利润的一

个主要来源。

第二个机制是投资

许可证的分配，特别投资于国家

重点项月的许可证的分配(Kimn

SeokKi1987）。

这两个机制是密切相关的：

那些获得重要投资许可证的人还

通过政府控制的银行获得廉价的

贷款，而那些能获得大笔贷款的

人又处在获得新的有利可图许可

证的极其有利地位。

在70年代下

半期，所有国内贷款的一半以上

被作为利率优惠的“政策性贷款

分配给那些国家挑选出来的参与

重化工业计划重点项目的人物。

在这两种机制的关系网中，存在

着韩国资本积累最关键的要素，

即能利用国家权力。与以前的李

承晚政权不同，补正熙政权强调

经济绩效是分配贷款和投资机会

的主要标准CJones and Sakong

1980:Amsden1989），但毫无

疑问，是政治上的联系而不是经

济能力决定着由谁参与利润丰厚

的政府施舍项目。

这些国家政策鼓励韩国资本

家采取一种双重目标的积累战略

一方面在制造行业进行生产

性投资，另一方面进行投机性投

资，特别是投资于土地所有权

（Kim Seok Ki 1987:Jung Heo

Nam 1993；Han Do-Hyun

1993）。卓韩国的寻租行为是普遍

存在的，特别是在土地投机和私

人借贷业务方面。大资本在这些

领域最活跃，这己是韩国研究专

家众所周知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