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桑塔格 ：照片与死亡相伴而行（选自《生产·第一辑》，原标题为“他人之痛”）

1938年6月，弗吉尼亚·伍尔夫发表了《三个基尼》，对战争的根源进行了勇敢的、令人不悦的反思。这部作品早在两年前就已完成，那时她和她的许多亲朋好友在西班牙被尘嚣日上的法西斯叛军所拘禁，这本书乃是对伦敦一位著名律师来信的迟缓回复，在信中，这位律师问道：“在你看来我们该如何避免战争？”伍尔夫一开始就敏锐地注意到他们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对话。尽管他们属于相同的阶级，即“受过教育的阶级”，但一道巨大的鸿沟使得他们格格不入：那位律师是男性，而她是女性。男人制造战争。男人（绝大多数男人）喜欢战争，因为在男人看来“战斗中有荣耀，有必然性，有满足”，而女人（绝大多数女人）根本感觉不到或者说是不喜欢这些。像她这样一个受过教育的——应当说是属于特权阶级、家境殷实的——女人对战争能了解多少？她对战争的诱惑的反应能和他一样吗？

伍尔夫提议，不妨先探究一下这一“交流障碍”，一起看一下有关战争的影像。这影像是一些照片，是受到围攻的西班牙政府每周两次发布的；伍尔夫附上脚注：“写于1936-1937年冬”。伍尔夫写道，我们不妨看看，“当我们看到相同的照片时，是否会产生相同的感受”。接着她说：

这个早晨的相片拍的可能是一个男人或女人的尸体；其肢体已经支离破碎，以至于从另一方面看它有可能是一头猪的尸体。但那其实是一些死去的孩子，还有一些无疑是一所房子的一部分。一颗炸弹已将其炸开；还有，那挂着鸟笼子的地方有可能是客厅……

传达这些图片引发的内心震荡最迅捷也最不带个人色彩的方式就是指出，人们永远也无法理解它们的主题，因为它们所描绘的生命和石头的毁灭是如此之彻底。进而，伍尔夫由此立即得出了她的结论。她对那位律师说：我们肯定会作出相同的反应，“不论所受教育如何的不同，不论我们身后的传统有多大的差异”。她的证据是：“我们”——在此“我们”指的是女人——和你们都会以相同的语言作出回应。

你，先生，会称它们是“可怕的和恶心的”。我们也会称它们是可怕的和恶心的……战争，你会说，是可恶的，是野蛮，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制止战争。我们同意你所说的。战争是可恶的是野蛮，必须制止战争。

在今天有谁相信战争能被制止？谁也不相信，即便是和平主义者。我们唯有希望到目前为止，这也是徒劳）制止种族灭杀，教给那些严重违背战争法的人因为有战争法，参战者应当受到它的约束）以正义，并希望能够制止特殊的战争，让交恶各方坐到谈判桌前。人们很难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震能导致彻底的解决，尤其当对欧洲的毁灭已经获得充分的认识时。由于1928年《凯洛格--白里安条约》的纸上谈兵，这样来谴责战争并非无益或无关紧要，在那一条约中，十五个主要的国家包括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庄严地否认战争是国家政策的工具；就连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在1932年也以公开往来书信的方式卷入了题为“为什么会有战争？”的争论。伍尔夫的《三个基尼》——在它发表时强烈谴责战争的声音已延续了近二十年——率先（这至少使得她的所有著作广为人接受）关注了这样的问题：那被认为太明显或不适宜提及的东西，或者说极少被人思考的东西是什么，在她看来，战争是男人的游戏——杀人机器是有性别的，它属于男性。不过，伍尔夫的“为什么会有战争？”这个鲁莽的问题并没有使她以常规的修辞和总结形式或被人反复使用的陈词滥调来反对战争。何况，战争受害者的照片本身就是一种修辞。它们在反复申述。它们简洁有力。它们在煽动。它们创造了一致认同的幻觉。

伍尔夫求助于这样一个假定的共同经验（“我们和你一道看到了相同的死尸，相同的残垣断壁”）她公然相信这些图片的震撼力不可能不会统一公众善的意志。真的能够这样吗？确实，伍尔夫和这篇冗长书信的无名接收者并非任意的两个人。尽管他们因常年的感情联系和他们各自的性别实践而格格不入——正如伍尔夫所提醒的——但那位律师并不是标准的好战男性。他的反战意见和她的一样都值得质疑。毕竟，他的问题不是：你对于避免战争有什么想法？而是：在你看来，我们该如何避免战争？

伍尔夫在书的开头挑战的正是这一“我们”：她拒绝允许她的谈话者把“我们”视作理所当然的。但是在论及女性主义观点的那几页之后，她接着便进入了这个“我们”。

当主体看着其他人的痛苦的时候，根本不应该把这个“我们”视作理所当然的。

这些令人震撼的图片所瞄准的“我们”究竟是谁？那个“我们”不包括弱小民族或无国家但又为国家而战的人民的同情者，而是——为数众多的——那些仅仅名义上关心在另一国家发生的卑鄙战争的人。照片是制造“真实”（或“更真实的事实”）的工具，那些特权阶级和生活安定的人常常忽视这一点。

伍尔夫乞求于这些图片事实上不是要说明战争或这样的战争的结果。它们显示了参加战争的一种特殊手段，在那个时候，这一手段通常被描述为是“野蛮的”，在那里，公民是目标。弗朗哥将军使用相同的轰炸、屠杀、折磨、杀害和残害犯人的战术，作为1920年代摩洛哥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这些已经是他的拿手好戏。进而，为了更容易为统治权力所接受，过去他的受害者是西班牙殖民地的臣民，还有黑人和农民；现在他的受害者是同胞。要在这些图片中读出什么，正如伍尔夫所做的唯一能确定战争的一般罪恶的东西就是不要介入西班牙作为一个有历史的国家的战争，就是要消灭政治。

反战并不取决于是谁、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挑起了战争；无情任意的杀戮就是有力的证据。对于那些相信正义在某一方，压迫和非正义在另一方，战争是必然的人而言，问题就在于，究竟谁该被杀和由谁来杀。对于以色列的犹太人而言，在对耶路撒冷街区的萨巴罗区的攻击中，一个被炸裂的儿童的照片首要的是一个犹太儿童被巴勒斯坦炸弹自杀者杀害的图片。对于军人而言，同一性就是一切。所有的照片都有待解释或被它们的解说词篡改。在最近的巴尔干战争一开始，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交战期间，相同的儿童在受炮击的村庄被杀害的图片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传单中都广为扩散。只是改变一下解说词，这些几童的死被反复利用。

死去的国民和炸毁的房屋的影像有助于加深对敌人的仇恨，正如卡塔尔的阿拉伯卫星电视网的贾泽拉报道202年4月杰宁难民营遭破坏时是每小时反复播放的。电影胶片向无数人——他们在全球都看着贾泽拉——显示了破坏者，它没有告诉我们有关以色列军队的任何东西，后者已经不被相信了。相反那些提供的证据与可爱的虔诚信徒相矛盾的影像被永久地删除了，为的是播出。对于这些受到自己人指责的暴行的图片证据，以色列人标准的反应是，这些图片是捏造的，根本没有发生这样的暴行，那些尸体是对方从城市的太平间拉上卡车放置到街道上的，或者是承认暴行发生过，但那是对方对自己人干的。同样弗朗哥的民族主义反叛的主要宣传强调的是，巴斯克人在1937年4月26日摧毁了自己古老的村镇和以前的都城瓜尼卡，他们在下水道放置炸药（在后来的版本中，说是扔下了在巴斯克地区生产的炸弹）为的是激起国外的愤怒，声援共和国的抵抗。还有同样，大量生活在塞尔维亚或国外的塞尔维亚人强调他们有权结束塞尔维亚人对萨拉热窝的围攻，甚至在此后，波斯尼亚人自己在1992年5月进行了可怕的“难民大屠杀”和在1994年2月的“市场大屠杀”，把大口径的炮弹投向他们首都的中心，或是布雷为外国记者摄像创造出人意表的可怕的景观，以便为波斯尼亚方面联合更多的国际支持。

战争的毁灭性——总体的毁灭除外，因为这不是战争而是自杀——本身不是反对参战的理由，除非有人认为（正如少数人实际认为的）暴力永远是非正义的，武力永远是并且在所有的情形下都是错误的——之所以错误，是因为，正如西蒙妮·韦伊在她的论战争的雄辩论文《伊利亚特，或战争史诗》（1940年）中说的，暴力把卷入其中的每个人都变成了物。不，对于那些在某一给定情境中看不到武力斗争的替代的人，必须予以回击，暴力会把卷入其中的人变成烈士或英雄。

要看完每天早晨大报的新闻需要有足够大的忍耐力，因为你有可能会看到那令你心碎的照片。还有像西克斯的激起你怜悯和憎恶的图片不会使你忘记问这照片表达了什么，是谁的暴行，还有谁的死亡没有被显示。

在伍尔夫发表《三个基尼》十四年之前——1924年，正是德国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全国总动员十周年——有良知的反对派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发表了他的《战争反对战争！》。这是一本可作为震惊疗法的照片集：不下一百八十张的照片几乎全都选自德国军事和医疗档案，其中有许多是《战争反对战争！》几乎所有的部分都惨不忍睹，尤其是死去的士兵的照片，他们属于各种部队，成堆地在田野和路边，在前线的壕沟里腐烂。但确实，这本书中最不堪忍受的部分整个儿地给人是恐怖和惨绝人寰的印象，这部分的标题是“战争面相”，有二十四幅特写照片，拍的是面部血肉模糊的士兵。政府审查官在战争进行的时候绝对不允许发表的。每幅照片都以四种语言（德语、法语、荷兰语和英语）给出了动人的解说，好战主义令人讨厌的意识形态在每一页都受到驳斥和嘲笑。在当时弗里德里希受到政府老兵和其他爱国组织的谴责——在有些城市，警察突袭书店，对公开展览这些照片提起诉讼——可他的以战争反对战争的主张受到左翼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喝彩，也受到大量反战联盟组织的欢迎，后者预言，这本书将对公共舆论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到1930年，《战争反对战争！》在德国发行了十版，并被翻译成各种语言。

1938年，伍尔夫的《三个基尼》出版的那年，伟大的法国导演阿贝尔·冈斯在最新影片《控诉》的高潮处以特写镜头拍摄了基本上不为人知的、被彻底毁容的前战士——“被毁容的暴徒＂——这是他们在法国人当中的绰号（冈斯的不可比拟的反战影片有一个更早的原始版本，使用的是同一神圣的片名，摄制于1918-1919年。）如同弗里德里希书中的最后部分一样，冈斯的影片的结尾也是新的军人草地，这不是要提醒我们记住有多少百万年轻人在1914-1918年间的战争中为好战主义和愚蠢牺牲了生命，并在牺牲时高呼“用战争终结所有的战争”，而是为了推进神圣的审判，这此死去的人确实给欧洲的政客和将军提了个醒，他们知道，二十年后将会有另一次战争。

然而战争的记忆和所有的记忆一样，主要的是地方性的。美国人——大多数是移民——对于1915年美国的种族灭杀记忆犹新；希腊人不会忘记1940年代末希腊的血腥内战。但是，对于一次战争而言，随着战争的进行，要割裂其直接的构成，使其成为国际关注的主题，就必须把它看作是一个特例，它代表的不只是交战国自己的切身利益。

绝大多数战争都无法获得必需的充分意义。举一个例子：查科战争（1932-1935年）是玻利维亚（人口一百万）和巴拉圭（人口三百五十万）的一次残杀，这次战争夺去了一万多士兵的性命，一位德国摄影记者韦利·罗格对其进行了报道，但他的壮观的特写战斗图片和那场战争一样被遗忘了。但是，1930年代下半叶的西班牙内战，1990年代中期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反对波斯尼亚人的战争，2000年开始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急剧恶化——这些战争当然会引起许多摄影师的关注，因为它们被赋予了更大斗争的意义：西班牙内战是因为它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威胁的一部分，（在回顾中）是即将来临的欧洲或“世界”战争的彩排；波斯尼亚战争是因为它是一个小的、新生的南欧国家希望保持文化多样性以及独立性反对地区的霸权和新法西斯主义的种族清洗的一部分；而以色列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都声称的地区特色和主权而引起的持续冲突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战争爆发点都借助于如下事实：开始是犹太人积习难解的名声或恶名，欧洲犹太人的纳粹灭绝的独特回声，美国人对以色列国家提供的关键支持，还有以色列作为一个种族隔离国家的身份对1967年占领地的人民坚持的野蛮统治。同时，还有更为残酷的战争，在那里，国民被无情地屠杀和灭绝（苏丹长达十几年的内战，伊拉克对库尔德人的暴行……这些战争相对地地图片都是秘密传播。

1950、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受人尊敬的摄影师记录的值得记住的苦难场景几乎全在亚洲和非洲——维纳·比什夫的印度饥荒受害者照片，唐·麦克库林的比亚夫拉战争和饥荒受难者照片，W.尤金·史密斯的日本渔村致命污染受害者的照片。印度和非洲的饥荒不是“自然”灾害，它们是可避免的，它们是罪大恶极的犯罪。还有在米那马塔发生的事显然也是一种犯罪：奇索公司知道它倾倒到海湾里的是含汞的废料。（拍照一年后，史密斯被奇索公司的打手殴打，造成永久性伤残，后者受命要制止他的摄像调查。）苦难的越南农民和受伤的美国士兵的彩色照片——拉利·布罗斯拍摄，1962年开始在《生活》上刊登——当然加强了对美国出兵越南的抗议。（1971年，布罗斯和其他三位摄影师登上美国的一架军用直升机在老挝的胡志明街上空俯拍。《生活》——对于灰心丧气的许多人而言，他们和我一样，是在它的揭露性的战争照片和艺术照片的教育中长大的——于1972年停刊。）

当环境具备时，摄影师收集的素材——他们可能认为那是揭露冲突——就具有巨大的用处。在不可避免的冲突中——只有胜利或失败才能为其下结论——若是缺乏这样的抗议，同样的反战照片可能就会被理解为是同情、英雄主义，或令人尊敬的英雄主义的展示。摄影师的意图并不能决定照片的意义，照片自有自己的命运，被出于不同目的使用它的不同社团的奇思异想和忠诚所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