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西蒙娜·薇依：我们为正义而战吗？（来自 华夏出版社《经典与解释》）

本文选自《伦敦文稿》（华夏出版社，吴雅凌译）。原文标题Luttons-nous pour la justice？，最早刊于1953年6月《见证杂志》（Preuves）第28期，后收入《伦敦文稿及书信》。

　　“唯有双方面对同等的必然性（la nécessité），审视何为公正才是可行的事。只要存在强者与弱者之别，那么，可能性（le possible）由前者施行而由后者承受。”在修昔底德笔下，雅典人对不幸的小城邦米洛斯发出最后通牒时这么说。雅典人还补充说：“我们对诸神持有信仰，对人类持有确信，也就是基于自然的必然法则，神和人在各自能力所及之处做主。”

　　雅典人就这么用两句话解释清楚现实主义政治的全貌。唯有那个时代的希腊人懂得以不可思议的清醒去思考恶的问题。他们不再热爱善，但他们的父辈一度热爱善，把善的光照启示传承给他们。他们利用这一点去认识恶的真相。彼时的人类尚未步入谎言中。正因为此，缔造帝国的不是雅典人而是罗马人。

　　这两句话让善好的灵魂不适。然而，一个人倘若尚未全副身心并整个灵魂地体验到这两句话里的真相，那么他也尚未通达对正义的真正的爱。

　　希腊人让人赞叹地以相互认同（consentement）来定义正义。

　　柏拉图说：“爱神既不会施行不义，也不会蒙受不义，对诸神如此，对人亦如此。爱神不会迫于力量去经受什么，当爱神经受什么的时候。因为力量不能控制爱神。爱神也不凭靠力量去采取行动，当爱神采取行动的时候。因为人人乐意在一切事上顺服爱神。正如王制城邦的礼法所言，只要有相互认同达成的协定，就有正义。”

　　凭此看来，在修昔底德记载的话语中，正义与可能性的悖论极其清楚。当双方具有相等的实力时，人们谋求实现某种相互认同。当有人不具备拒绝的能力时，人们不会想方设法寻求此人的认同。实现正义的条件唯有在满足客观必要性时才会被检验。人们谋求的只是物的认同。

　　强暴是有关爱的某种恐怖的讽刺画，其中不存在认同。继强暴之后，压迫是人类生存的第二大恐怖之事。这是有关顺服的某种恐怖的讽刺画。对于顺服而言，正如对于爱而言，认同必不可少。

　　毁灭米洛斯城邦的那群雅典人是异教徒，尽管他们的父辈并非如此。此处当取“异教徒”这个词的可恨含义。他们只用一句话就完整而彻底地定义出异教观。“我们对诸神持有信仰，也就是基于自然的必然法则，神和人在各自能力所及之处做主。”

　　创世行为不是一种权力的行为，而是一种让位。借由创世行为，一个有别于天国的国度就此建成。此世的现实由物质的机械论和理性存在者的自主性所构成。神从这个国度隐退。神放弃在这个国度做王，只以乞丐的身份前来。

　　然而，任何人强制要求在没有拒绝能力的地方得到认同，这将和这些话的内容一样荒诞疯狂。这是同一种疯狂。

　　正如所有饭馆对饥饿的人来说是真实的，所有人类对疯子来说也是真实的。

　　许多人缺乏给予或拒绝认同的能力，一般说来，这些人没有机会自我提高以具备上述需求，除非说他们中的领导群体形成默契。

　　米沃什：“在薇依的读者里，不仅有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还有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她给信者和不信者的生活带来新的酵素，让他们知道，他们彼此的观点分歧是多么虚假；因为，很多基督教徒其实是无神论者，而很多无神论者的内心却是基督教徒。”

　　只有盲目的人才会把正义和仁慈对立起来，相信两者的范围不同，相信其中一个概念比另一个概念更宽泛，相信存在某种凌驾正义的仁慈，或者某种超乎仁慈的正义。

　　一旦把正义和仁慈对立起来，那么，仁慈只不过是通常出身卑劣的任性，正义只不过是社会约束。一个人对此一无所知，要么他从来不曾处在一切不义均被允许的环境，要么他置身于谎言中，以致相信自己能轻松施行正义。

　　不偷窃货架上的商品是正义的。布施是仁慈的。但是，商店店员可以把我送进监狱。而乞丐依靠布施维生，我若拒绝帮助他，他不会为此报警。

　　左派右派之间的诸多分歧归根结底在于个体的任性趣味与社会的约束趣味之间的对立。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社会约束的恐怖与个体任性的恐怖之间的对立。无论仁慈还是正义均与此无关。

　　正义的目标是在世间施行认同能力。在有认同的情况下处处宗教性地保护认同，在没有认同的情况下努力创造使其生成的条件，这就是爱正义。

　　正义这个独一无二的词如此美好！这个词包含法兰西共和国座右铭中三个关键词的全部含义。自由就是达成某种认同的真正可能性。人类只有与自由相连才需要平等。博爱精神就是人人自由的愿景。

　　一种未经表达的思想是不完善的，但是，只要思想是真实的，思想有可能自行开辟通往表达的间接道路。不与任何思想相呼应的表达就是谎言。谎言的可能性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自由不存在于某个国会、某张报纸或某个机构组织。自由存在于顺服中。自由存在之处，则顺服处处带有日常恒久的自由滋味，否则自由不存在。自由是真正顺服的滋味。

　　在不同传统和不同环境里，认同的形式和表达极其多样。因此，一个社会的组成者也许比我们自由得多，但如果这个社会与我们的社会迥异，那么，这个社会有可能由于我们的无知而显得专制。我们一无所知，在词的领域之外，还有语言的差异和误解的可能性。我们小心维系这样的无知，这是因为这无知总在迎合我们每个人身上不言明的可耻趣味，对名为解放实乃控制的征服的趣味。

　　此外有一类与奴役相关的忠诚，远远不是认同的信号，而是某种粗暴约束体系的直接结果。这是因为，人的天性在不幸中总会绝望地到处寻求补偿。仇恨、沮丧的冷漠、盲目的迷恋，只要能够逃避不幸的想法，一切都是同样好的。

　　民主思想包含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混淆了认同本身与某种认同形式

　　战前的法国议会民主徒然无益，因为，我们在选举出一些人做领袖时轻视这些人，我们希望由我们未选举出的另一些人来做领袖，我们违心地顺服所有人。认同不可买卖。无论一个社会采取何种政治体制，只要金钱交易支配大多数社会活动，只要顺服几乎全系买卖所生成，那么这个社会不可能有自由。正如压迫与强奸相类似，金钱对劳动的支配到了金钱成为劳动的动机这种程度，性质与卖淫相类似。激情不是认同，而是灵魂的表面冲动。激情之于认同的差别，正如浪荡子对风骚女的病态恋情之于夫妻姻缘的差别。

　　一个社会除了约束、金钱和细加维系刺激的激情之外别无动机，这个社会就没有自由的可能。然而，在所有白种人的国家，在白种人深入影响的其他国家，这几乎就是当前现状，只不过程度各异。如果说英国在相当程度上是个例外，那是因为英国还保有一点生动无损的过去。这过去在某个时刻俨然是独一无二的对世界的救赎光照，这过去联系英国的当下。在别处不存在相似的珍宝。

　　自由是有待创造的东西。我们法国人从前向世界散播1789年大革命原则。但我们错误地为此得意洋洋。这是因为，无论当时还是事后，我们始终不知如何思考这些原则又如何付诸实施。追溯大革命本该是奉劝我们谦卑。

　　现代爱国主义乃是传承自异教罗马的一种情感。它穿越如是多基督宗教世纪，未经受洗直接来到我们面前。基于这个原因，现代爱国主义与1789年大革命精神无法协调。没有可能在现实中整合这两者，尽管这是法国人必须做的事。就本质而言，现代爱国主义有可能给某些人压力，甚至促使这些人作出极端的牺牲，但现代爱国主义不可能滋养当前绝望的人群。人群需要某些非高乃依式的东西，亲切、人性、热情、简单而不带傲慢。

　　要使顺服有可能被认同，首先须得有某种值得爱的东西，人们出于爱才会认同顺服。一种东西值得爱，不是由于对与之相反的东西的仇恨，而是因为这种东西本身。被认同的顺服精神来自爱，而不是来自仇恨。一种东西值得爱，不是由于它的荣耀、声誉、光彩、胜利、影响或将来的发展，而是因为它本身，它的原样和现实，正如母亲爱儿子身上的其他东西，而不是爱他以第一名考取巴黎综合工科大学。否则爱的情感不够深沉，不足以成为顺服的恒久源头。

　　须得重估诸种社会生活方式，以便用一种国民最能理解、最符合国民风俗传统喜好的象征语言，提醒国民注意此种忠诚契约的神圣性质，以及此种忠诚契约所承接的自由认同和所带来的严格义务。没有生活方式的更新，没有社会创造，没有诸种发明的涌现，我们不会有自由、平等和博爱。可是，我们似乎过于疲惫不堪，无法实现这样的涌现。人类整体在道德上沾染重疾，除非神迹出现，似乎别无疗治可能。神迹，不是说不可能，而是说仅仅在某些条件下可能。

　　为正义而战不容易。辨别哪个阵营较少不义，加入其中，拿起武器与敌人作战，这么做不够。当然，这么做很美，比话语所能说出的更美。但敌对的一方同样也是这么做的。

　　甚至在不公平地蒙受苦难时，人类出于爱的疯狂而认同承受那使一切世间造物遭遇不义的普遍法则。认同使灵魂免除恶。它具有神奇的功效，能在灵魂中变恶为善，变不义为正义。它使人心怀尊敬地迎接苦难，既不低贱也不反抗。凭靠认同，苦难变成神圣的东西。

　　然而，倘若世界秩序是一种智慧的秩序，那么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刻，就大地上的理性而言，唯有爱的疯狂才是合乎情理的。这样的时刻只能发生在人类由于欠缺爱而变疯狂的情况中，比如当下。

　　况且，凭我们之所是，我们真的站在正义的阵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