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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送中和「Black Lives Matter」:殊途同歸的抗暴之路


圖片來源:微信公眾號 瞭望香港


文 / Niol Nagev  網站:squatting2047.com Facebook:蹲點 Squatting

近日,以明州(Minnesota)的黑人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警察鎖喉殺害事件為導火索(初步屍檢已確認受害人為窒息身亡),美國各州已有將近60個城市爆發了以黑人平權、譴責警暴為核心訴求的摻雜暴力的游行示威運動。諷刺的是,5月29日,當喬治痛苦的「I can’t breathe」令人目不忍睹、#BlackLivesMatter 在推特上成為爆點之時,Trump依然在白宮玫瑰園念稿,喋喋不休地宣泄他對香港問題的關切和對中國的極端不滿。

這位在中國輿論場上被戲稱為「懂王」、「川建國」的先生,憑借他對美國示威者的冷漠與殘暴被粉紅、網評員們揶揄為典型的「燈塔國式雙標(雙重標准)」:他一邊「stand with HK protesters」,一邊表示要用「最凶的狗和最厲害的武器」懲罰白宮外「專業的麻煩制造者」、「法西斯主義者」;他治下的政府公然稱香港示威是「一道亮麗的風景線」,而示威一旦到了華盛頓,即變成了破壞秩序的、不能被容忍的「暴亂」。至此,一向堅定反美反白左的中文輿論場仿佛撿到了武器一般,朝著作為煽動香港運動的罪魁禍首的美利堅瘋狂輸出,結合美國疫情控制的失敗,天朝網民們終於揚眉吐氣,將積壓了一年的憤怒與怨恨化為一個邏輯自恰的「厲害了我的國」式的自豪——他們仿佛是在這場曠日持久的中美比爛大賽中終於贏得了無可爭辯的勝利:中國控制疫情成功鎮壓暴動果斷,美國政治經濟衰敗輸出雙標一流。

暫且不論其中紛繁複雜的事實細節,諸如此類混淆是非、漏洞百出的論述已然奪取了對兩邊運動的解釋權。加之現在國安法的龐大陰影正朝本港傾來,反抗運動陷入低谷、前路迷懸,我們實在是不得不出面澄清,以正視聽:通過探究這兩場運動的起因與質性,完成類比與歸化,從而指出香港示威者與美國示威者們抗暴之路的殊途同歸——只有聯合起受壓迫的大多數,抗爭運動才能破碎這牢不可破的資本集團控制,讓現世的不平等實現根本性的改觀。

一、種族問題與民主問題——抗爭的引線

從催化運動的直接原因來看,美國與香港的運動都具有本土歷史的、政治的因素。

對於美國來說,受制於殖民史與奴隸貿易史,黑人的種族歧視問題自美國建國以來便縈繞於其平權博弈的核心,這次蔓延甚廣的抗爭可以說是美國四百年來「積攢憤怒與悲傷」的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的間斷性爆發——前有1955年的聯合抵制蒙哥馬利公車運動(Montgomery bus boycott),60年代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掀起的華盛頓大游行,逐漸摧毀了種族隔離與種族歧視政策;近有2013年興起的「Black Lives Matter」的標簽化的分散式維權形態,反對更廣闊且深植社會的種族歸納、暴力執法和刑事司法系統中的種族不平等。值得注意的是,對非洲裔民眾暴力執法是種族主義在美國警務機構白人至上主義的表現之一。

事實上,美國近代警察制度在十九世紀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回應美國南方黑人奴隸的反抗。到了今日,他們往往明目張膽地進行種族歸納,預設黑人慣常犯罪。在弗洛伊德事件之前,2014年,在埃裡克·加納(EricGarner)案件中,紐約警方就曾因為使用一種名為「安全帶」的扼頸壓制動作,造成手無寸鐵的非裔嫌疑人加納心髒病發作死亡。而類似的誤殺、誤捕、容忍警暴在近些年裡的頻繁發生,為此次民憤的爆發提供了充足的預期準備。同時,弗洛伊德痛苦的求饒過程,與白人警官的狂妄與放肆形成了極具衝擊力的視聽內容,而這一切恰巧被路人記錄並放到了信息傳播極快的互聯網上,令聞者落淚,悲慟不自勝,極其容易激起人們的憤怒情緒。

對於香港來說,反送中運動的導火索其實仍然沒有離開雨傘運動的民主內核,既爭取普選權、爭取民主體制,抗議步步緊逼的中共對香港政治的蠶食。這其實繼承了回歸之後香港對中共威權干預的一系列應激性反抗,從反23條到反逃犯條例,從反國教運動到反人大釋法,都圍繞著一個「反」字。與北京背棄民主承諾的周旋可以說一直是香港運動的表因與動機。

圖片來源:立場新聞

去年的運動也一樣,出於對內地司法程序的不信任、銅鑼灣書店等秘密抓捕遣送的恐懼,香港湧現了兩次百萬級別的游行。而在之後的發展過程中,警察形象的徹底妖魔化——對示威者開槍、毫無顧忌地施暴施虐,慢慢取代送中惡法成為運動反抗的核心要素。港府的無能與冷漠,讓香港直接陷入了警察治城的無政府狀態,秩序井然的大街小巷儼然成為催淚彈、橡膠彈、胡椒噴霧、水泡車主宰的戰場,這也直接促使了運動的不斷升級和演化,其持續之久、範圍之廣都在回歸之後的運動裡一騎絕塵。

可以說,從運動的導火索與表徵上看,美國和香港的抗爭起發自不同歷史文化背景裡特定的某種不公義——種族問題與民主問題,並同時都倒向了以反對警暴為核心之一的抗議動機。然而,試觀兩場抗爭的底層邏輯,卻絕不僅止於此。

二、體制性的階級不公——抗爭的實質

正如一段三代非裔美國人在示威現場的對話視頻裡說的那樣,「他45歲,一腔怒火;我31歲,一腔怒火;你16歲,一腔怒火。四年前我也這麼游行的,一點用沒有。你現在看到的事,十年後還會發生……」 種族歧視的背後一定不單是社會心理問題,而是更深的體制性不公與階級差距問題。可以說,「白人至上」的基因持續彌散在美國各層面,在教育、就業、社會福利方面,非洲裔等少數族裔非常明顯被釘在中下層甚至底層。縱使百年的黑人平權運動已經在紙面上實現了憲制裡de jure的平等,可現實裡,仍由白人精英所把持的國家機關與制度設計還是在用各種伎倆維護他們種族狹隘的既得階級優勢。

縱使種族隔離政策已經由《1964年民權法案》認證為過去式,但由於本身已固化的階級差異,以及各資本與政治用各種權力的操控和組織,白人社區還是往往與黑人等少數族裔社區分割開來。前者往往霸占著租金高、風景好的城市區域,後者只能在生活空間被資本擠壓的狀態下聚集於租金低、治安差的貧民窟。而與居住區域大大相關的學校、醫療與教育資源的缺乏,也致使黑人陷入永無翻身的階級貧困之中。在美國,有35%的黑人出生於貧困家庭,他們無法得到優質的教育,無法擁有白人,尤其是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裔的、富裕的、有廣泛政治經濟人脈的上流社會人的生活方式,而往往只能接觸到毒品與犯罪,進而進一步被邊緣化。

在新冠肺炎已經造成超過10萬名美國人死亡的2020年,非裔居民的失業率和患病死亡率依然遠遠超過他們在全美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歧視性住房政策使許多非洲裔美國人生活在人口密度更高的地區,在那裡要保持社交距離更困難,空氣污染也更嚴重,患病的可能性較大;受教育程度不如白人等其他族裔,他們在面對疫情時很難及時接收必要信息,面對失業等經濟困境時也難以憑借自身能力脫困;長期的貧窮使得他們無法擁有合適的飲食,患有心臟病、糖尿病、哮喘、肥胖症等基礎病的比例較高,染病毒後抵抗力也更弱……而即使意識到了這些,華府內的保守派富人們依舊首先關注的是保護華爾街精英政商集團們的利益不受損,給他們發貸而在黑人聚居區的防疫政策上行動遲緩。

慘死的弗洛伊德的生命經歷本身就是對此很全面地一個注腳——他曾經想做大法官,卻最終必須打兩份零工來維持生計;他小時候充滿希望積極向上,之後也竟因為搶劫而鋃鐺入獄;新冠病毒來了,他果然失業了,他窮困潦倒到只能使用一張假幣去雜貨店裡買些食物,卻最終因此而被趾高氣昂地白人警官們按在地上,氣絕身亡……長期蒙受歧視與不平等的底層少數族裔們,鏽帶工業區的因為時代變遷而旁落的工人們,因新冠疫情而失去工作、無法謀生的人們看到弗洛伊德的身亡,感同身受地意識到壓死他的絕不僅僅是一位白人警察的腿——而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浪潮所加劇的階級分化,是資本權貴們在虛偽的民主交椅上輪番坐,而底層勞工們毫無話語權曝屍街頭。這也是為什麼這場運動能喚起那麼多人的支持,因其與階級分化所造成的結果密不可分——是那些在全球化進程中利益受損的個體們對既得利益集團的怒吼,是被長久壓抑的底層民眾對固有政治寡頭、金融富豪控制的資本主義秩序的奮身反抗。

對於香港而言,表層的民主問題也絕不僅僅是運動的根源動力所在,運動中香港政府所體現出的對北京的言聽計從、對民意的漠不關心、對和理非式公民不服從的毫不介意其實已然暴露出了誰才是香港真正的主人——政治與資本的權貴們。

回歸後香港社會先後經歷兩次金融風暴的衝擊,產業空洞化日益明顯,基尼系數爆表,貧窮人口不斷增加。特區政府只依靠國內外湧進香港的資金及其所帶動的投機炒賣活動維持本土經濟增長,而這種發展方式本身就隔絕了絕大多數不具備階級地位優勢的香港人。現時的香港社會,一方面是以各大集團和家族賺得盆滿缽滿,另一方面,卻是驚人的貧窮。很難想像,這個亞洲最發達的經濟體內,還有六十萬人生活在貧窮線底下,大部分住在木板隔間房裡。六大家族操縱著社會經濟的命脈,賣地收入成為政府的主要財政來源,其大資產階級身分也因其分外傾向商界而愈加明顯。而這些大財團,也早已通過自身的資本話語掌握著政治決策的走向——六大地產商的董事,在政府各個法定咨詢組織裡擔任要職,在政府法定機構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所謂的林鄭政府,早已不是香港人所渴求的「民主」的政府,卻只能是「權貴們」的政府。

除此之外,香港的GDP有接近一半是由金融、地產及其相關行業創造的,這些行業佔據了香港大部分的企業利潤。而房地產和金融資產絕大部分都集中在超富階層的手裡,一般人很難染指。資本密集型的金融資產和房地產在收入再分配的過程中,越來越居壟斷地位,而香港又缺乏相應的稅法和再分配機制去平衡收入差距的嚴重失衡,只知道一味地迎合壟斷資本的利益,把重商主義與大資產階級的剝削發揮到了極致。如果資本越來越壟斷收入再分配,勞動力要素就會越來越被邊緣化,所謂的階級跨越和基層人民生活質量的改善就會離殘酷現實越來越遠。可以說,運動持續至今和反對政府聲音的不斷湧現,部分是經濟民生問題的政治化的結果。

如果說基層的工人們忍受著極差的工作條件,拿著極低的薪水淪為階級壓迫的受害者,那麼林鄭政府顯然也沒有對廣大的中產階級有任何的同情與憐憫之心。這些廣泛分布在醫療、律政、教育等行業的職業工作者,卻從來沒有被好好地對待。儘管他們繳稅最多,占人口的20%至25%,並占合資格選民人口的1/8。樓價屢創新高,都是由中產階級去購買和承受。香港經濟蕭條、財政虧損時,中產又為政府買單。在以往的觀念裡,中產大多理性、務實,加之工作忙碌,不熱衷政治、不會上街去做太多情緒化表達,而成為「沉默的大多數」。可在這次運動裡,能看到各行各業的中產們站出來游行、集會、罷工,更說明了林鄭政府與大資本合流的剝削、對勞動人民的漠視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正如托克維爾所說,沒有經濟、社會的平等,就沒有真正的政治民主。當抗爭去爭取打破資本壟斷的鎖鏈時,必須對政府的性質和所代表的利益階層有清醒和明確的認識,而不是只停留於「民主問題」。而當運動的目標與話語並未觸及到香港深層次的政治經濟結構時——正如目前運動所陷入的僵局一般,北京與港府只會無視民意,加劇欺壓。

通過對美國運動與香港運動的剖析我們不難發現,警暴問題只是表現——因為他們僅僅是一個執法機構,是資本權貴政府們用來鎮壓階級運動的武器。美國的種族問題,香港的民主問題,本質上都是階級壓迫問題。要想實現對運動的超越,也必須回歸到處理階級問題的思路中來,團結起受苦的大多數。

三、暴力與國際戰線——抗爭的手段之爭

美國與香港運動中都湧現出了不少的暴力問題。前者體現在一些對警局、商店超市的打砸搶,後者則體現在對中資銀行、商鋪的破壞,以及對一些公用基礎設施的毀壞。在自由派與保守主義精英眼中,示威往往必須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因此他們在香港支持游行,在美國鎮壓暴動,別的暫且不談,對暴力的抵制立場倒是一以貫之的。精英們喜愛援引「和諧」的馬丁·路德·金,但他們無法抹除的事實是,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遺產依舊豐厚複雜,他那句「暴動是不被聆聽者的語言」(A riot is the language of the unheard)響亮而澄澈,透析了暴力在運動中扮演的角色。

美國明州示威者高舉「I can't breath(我不能呼吸)」在街上示威。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只是,基於一百多年來的抗爭史,美國的底層示威者對種族問題的階級透析,比香港示威者們對民主問題的認識來得更加深刻,因此他們在回應代表著資本權貴利益的政府的暴力指控時也更加進步——暴動有理,造反有理;而香港示威者們還在糾結於與勇武的不割席。也正是由於這一套階級論述在美國的示威中更完整,大家才能認識到相比於零星的對商店的打砸搶,無處不在、無孔不入的針對少數族裔、針對底層的制度性暴力,那個從一出生開始就決定著底層命運的貧富分化巨手,才更為恐怖、更為絕望。確實,打砸搶確實會造成一般無辜普通人的損失,自由派精英們往往也會因此而必要將運動限制於「不影響他人」的窠臼之中;可他們一直在忽略、甚至刻意隱藏的是,那數千萬不被看見、不被聽見的大眾們窮極數代人的巨量苦難。同時,當示威者的暴力對准的是商店裡用以飽腹的食物之時,警察的槍口指向的則是人的頭顱——孰輕孰重,不難分別。

在香港,同樣的話語雖不如此般深刻,很多示威者們也意識到了暴力作為運動的一種抗爭手段的正當性,特別是在示威游行這種手段完全失效的時候。如何讓政府回應民意訴求呢?只得通過擾亂現有的社會秩序,癱瘓正常的社會運轉來把政府拉回談判桌。然而,以國安法出台作為標志的結果已然證明,現有範圍內以游行和阻礙秩序為主要手段的抗爭之路已然失去作用,只會招致更廣泛的警暴與激怒北京。很多香港人也因此將鬥爭的希望寄托於以特朗普為首的西方精英政客,以為只有依賴美國才能夠抗衡中共。

可特朗普在鎮壓美國抗暴運動時的毫不手軟與鐵石心腸已經足以啟示香港示威者,所謂的「民主自由」說到底也只是富人們的意識形態游戲,當底層人民追求平等的運動影響和損害了華爾街銀行家們的利益的時候,白宮並不比中南海慈悲。他們一樣會派遣軍隊,掏出長槍,將大眾企圖跨越階級的希望早早地泯滅於火種,並繼續用一套壓迫人的資本主義秩序牢牢地將他們鎖在剝削的底端。他們對香港運動表示同情,並不出於什麼高尚的價值,僅僅是因為這樣可以削弱中國的聲量並爭取到美國排外民粹的選票支持;當北京步步緊逼,他們只會配合中共攬炒的步調制裁香港,最終也只會使香港的利益進一步受損。在解北京之殖還遠未達成之際,便跪下歡迎另一端險惡的資本權貴接管香港,最終只能使得現有的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將香港的階級問題再次掩蓋而置身於帝國主義的角力之中。在這種現實與國際環境下,真正企圖改變現狀的示威者們,若非能夠真正設法撼動上層政商利益,運動的結局往往都已成定局。

四、雙標的無意義批判——對內地輿論亂象的回應

然而,前文所述表現、本質與手段、結局之說都不影響抗暴運動的正義性與合法性。內地粉紅、胡錫進之流的思路往往是停留在中美比爛的邏輯,稍加梳理便不難發現其虛偽和錯亂。他們的說辭與辯護其實是建立在這麼一種推理之上:

(前提)暴動是錯的,國家依靠警察鎮壓暴動天然合理

(假設與推論)美國政府是香港運動的幕後黑手 — 他們支持香港的暴動但是鎮壓本國的暴動 — 美國是虛偽且雙標的

然後他們又搬出中國政府一直以來支持香港政府打壓示威暴動雲雲來論證「大天朝」之偉光正。然而對其進行如上的拆分,其前提首先就已是統治階級用以蒙騙百姓的陳詞濫調,但在今天維穩至上、連言論自由都沒有、國家主義與愛國主義洗腦早已十分成功的中國社會,這種論調早已被大多數國人所默默內化並接受,成為他們進行邏輯判斷的基礎思維。其次,忽視香港運動的複雜成因,而單將一切社會不滿、游行抗爭塑造為境外勢力的干預也是北京的宣傳機器常用的手段。別提讓權貴們害怕顫抖的階級分析了,就連基本的民主追求都是北京所不願提及、刻意掩蓋的。

最後,特朗普雙重標準的結論倒是沒錯,可是美國的警察施暴,在公眾的壓力下,依舊面臨刑事指控,面臨全社會的譴責,而香港的警察則在威權政府的背書下橫行霸道無視律令,肆意地打壓示威者、記者而不受任何懲罰;美國的游行者可以驕傲的露出面龐、發表演講,而香港的示威者必須蒙面、使用vpn來躲避政府無處不在的審查與拘捕……我們拒絕比爛思維,可如果真的要比爛,香港示威者遠比美國示威者面臨的狀況要險惡的多,更不必說那個迫害過多少少數民族人權律師金融難民大法學員公民記者維權勞工的厲害國了。

內地還有一派網民秉持著逢美必反的立場在這次運動站在了美國黑人示威者一邊,不假思索的占領道德高地,對美國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做出各種「豐富且全面」的論述。可一副人權鬥士姿態的他們卻從未反思和批判內地對黑人無處不在的厭惡,從山東大學留學生事件的輿論爆發到廣州三元里的種族隔離,中國內地網絡與社會中的種族歧視可謂是登峰造極,毫不掩飾。在全世界反種族歧視都已成為政治正確之時,內地的網民們仍然采取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來對黑人進行攻擊,「黑人就是懶」、「尼哥(niger)腦袋發育遲緩」的判斷不絕於耳,實在是驚悚且令人擔憂——一種極其保守的法西斯民粹浪潮正在中國的網路上猖獗稱霸。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大可不必與這部分內地網民爭辯,因為他們一切批評的目的與出發點都是為了美化中共暴行、鞏固國族認同。對內地輿論亂象的回應的真正目的是讓我們意識到,美國黑人抗暴的鬥爭絕不會因為美國政府的虛偽雙標而矮化,香港運動的意義也絕不會因為示威者向國際陣線中美國的求援而消解。

回望歷史,美國黑人的解放運動,曾和革命時期的中國有著眾多聯繫。從美國黑人領袖杜波依斯(W.E.B Du Bois)在三十年代指責歐洲和日本在中國的殖民主義,到七十年代黑豹黨(Black Panthers)從中國革命學習到的組織方法,這種關聯都曾基於底層人民反對強權的抗爭運動之上。我們是否能衝破突破單純的隔岸觀火的態度,重新建造基於國際主義的互相理解和支持?

五、結語

除了枷鎖,他們一無所有。除了枷鎖,他們一無所獲。

全世界被壓迫者的聯合才是未來運動走向光明的必經之路,美國和香港的階級問題已在本質上揭露了這一點。香港示威者們在此刻更應燒掉心中的美國國旗,發起支持美國黑人運動反抗警暴的新運動,去油尖旺的籠屋裡團結起香港受苦的大多數。唯有如此,英特耐雄納爾才一定會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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