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的隐喻

读《疾病的隐喻》最大的收获，是让我警惕中文语境中癌症作为一种隐喻的使用。

当我们试图指出某个男性的言行缺乏对女性福祉和权益的承认和尊重，甚至有意识地加以践踏和侵害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毫不犹豫地把他划入 “直男癌” 的范畴。这背后的逻辑是，他的言行体现出了严重的道德缺陷，我们需要一个同样严重的标签来强调这份恶，作为绝症的癌症自然成为不二之选。“癌” 字落到他身上，仿佛宣判了他的死期，在他的社会皮肤上留下了无法复原的印记，是一种旨在掀起更大范围的公共批判和社会羞辱的黥刑。

桑塔格担心这类修辞方式会滋生更多的问题。首先，作为标签的一种，“直男癌” 会阻碍我们对复杂现实的认知。贴上标签之后，我们很容易陷入自满情绪中，而不会倾向于进一步探究对方冒犯性的言行背后的原因，以及它们是否代表他作为一个人的全部人格。相反，我们会固执的认为，一切都如同 “直男癌” 这个标签一样简单透明：会以最坏的恶意揣度他的动机，并很快地将他一时一地的言行和他的历史和人格等同。显然，在真正理解对方之前，“直男癌” 是我们自己树立的屏障，把我们和真相隔离开来。

其次，我们选择用 “直男癌” 而不是 “直男病” 或者 “直男瘟疫”，就是为了借癌症与死亡的密切联系来最大化批判的威慑力。但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我们是否有资格做出这样的最后通牒。当我们说一个人因为笃信并践行男性沙文主义而罹患癌症的时候，我们试图把一个心理层面的问题变成物理层面的问题：似乎恶的念头不仅毒害了他的思维，还通过恶的言行反过来加害他的身体。赋予对方 “癌” 的属性，我们让伤害从可控的疆域中漫溢出来，进一步恶化到对方无法自控的地步。这意味着那些被称为 “直男癌” 的人在道德上处于无法被拯救的地位，因为他们所信奉的恶已经彻底地荼毒了他们灵魂和身体。

然而，这一评价公允吗？撇开认知对方和对恶的度量等问题，我们无法回避一个更深的元问题：当我们宣布一个人在道德上无法被拯救的时候，我们的行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彻底的放弃，意味着单方面截断通道，意味着我们不再把他当作道德社群中的一员：被放逐的他被剥夺了社会皮肤，成为一个像野兽般赤裸的流亡者。这甚至不是惩罚，因为惩罚的潜台词是我们并没有放弃改过自新的你，而无法被拯救意味着我们剥夺了你改变的机会，因为你的未来我们并不需要。如果我们尚且相信人的基本尊严，就会对这种革除人格的宣判格外警惕。这涉及到第三个问题。

当我们把一个人当作癌症的载体的时候，我们会剥夺他的人格，这意味着任何针对癌症的非人手段都得到背书。桑塔格提醒我们注意癌症是如何与军事修辞相互缠绕的。我们会把医学上攻克癌症称为一场抗击战争，癌症因此被拟人化为人类的敌人，是入侵我们健康的身体的邪恶异形。正如在战争中杀戮是不可避免的恶，对抗癌症的过程中放射性化疗带来的痛苦便成为病人理应承受的暴力。治疗的目的是夺回被癌症占领的领地，治疗本身也构成对病人身心的入侵。同样的冷酷逻辑似乎可以毫无障碍地复制到我们与 “直男癌” 患者的互动中。为了对抗他们精神上罹患的特殊的癌症，我们可以运用类似的军事修辞发起针对他的病症的战争，并且很快会演变成针对他的战争。任何手段都会在战役中得到庇护，任何的伤害都会被看作必要的牺牲。

如果以牺牲人格为代价，即便是正义的讨伐也会变成恶的源头。这也许是桑塔格试图传递的讯号。她在书的结尾写到，当某一天癌症被攻克，伴随它的神秘感消失以后，或许人们就不再诉诸癌症来标记生活中极端的恶，癌症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就会慢慢过时。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对癌症的理解和控制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但癌症作为隐喻依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桑塔格如果活到今天，她会作何感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