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而残缺

在面临大是大非的问题时，我们习惯性地和自己的内在情感和感受作切割。我们希望自己的行为表现得更理性，从而更抽离自己主观的偏好和意趣，以达到中立。在类似紧要关头，我们的选择说明我们对自己的情感和感受并不信任。于是，我们看到，在 MeToo 运动中，一些人提醒道，在当前焦灼的状态中，我们应该对愤怒（anger）和义愤（resentment）保持警惕，以免陷入又一场猎巫的狂欢中。

把矛头对准愤怒和义愤一类的情绪，本身就带有猎巫行动的意味。这无异于说，我们应该警惕武器，而对使用武器的人只字不提。根本来说，我们应该警惕的不是情绪表达，而是内在对他人的冷漠和无动于衷。愤怒本身并不必然意味着负面的情绪，它可以是正义诉求的一种激越的表达。

这是因为它本身自带某种“对峙”的因子，要求人们直面某种 status quo 而无法回避。一旦用于正当的理由，那么它就能更加鲜明地强调“伤害的严峻”，无论是被损害的利益，还是被侮辱的人格，它让置身道德共同体的人不得不意识到“这是个紧要的议题”。与愤怒，义愤等火热的情绪相比，遗憾，惋惜等更为温吞的情绪无法实现这种必要的对峙。

摒除情绪的理性方案本身也有瑕疵。首先需要破除的迷思的是，理性中立客观的立场并不适用于任何情境，在大多数情境中保持理性也有其弊端。最明显的弊端在于，它会影响我们的 moral vision 的完整性。所谓 moral vision，就是我们在面对任何场景时，对于所有道德信号的知觉。这种 vision 本身是一种类似直觉的感受，因其对善恶的敏锐度而成为促使我们关注道德问题，乃至践行道德行为的触发机制。

采取单纯的理的立场会导致我们的 moral vision 变得残缺，这是因为理性人倾向于关注与道德责任和义务等有关的信号，从而忽视其他重要的道德信号。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遵守康德的绝对律令去把受害者“不仅当作工具，也当作目的”来看待，从而维护他们的理性人格的完整性。他的行为履行了任何理性人“应尽的义务”，但是仍然会让我们感到有所欠缺。因为在他的眼界里，似乎只看到了待完成的义务，而没有看到待关切的个体。履行义务因其普遍性而变得千人一面，在关切所要求的“对无可取代的个体的关注与爱”面前显得黯然失色。

因为 moral vision 的不完整，理性人的行动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它依然缺少 Raimond Gaita 所推崇的一种特质：loving tenderness。因为早在 moral vision 形成之初，理性人就对所有情感和感受都保持警惕，并将它们一一剔除。

It is doomed to fail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