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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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民現到民隱?艱難之中,仍然做自己——讀《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

「民現」意指雨傘運動時期,人們走進並佔領公共領域,而2019年頻密的反修例街頭抗爭,也可視作「民現」。但自從武漢肺炎肆虐,加上國安法通過,「民現」已變為「民隱」,街頭抗爭變得異常高危,各類抗爭活動不得不走向地下化。心情固然沉重、失意,但我轉念一想,忽然發覺這正是另一種「民現」。我們雖然未必能看見手足,他們也從公共領域裡隱沒下來,但他們不合情理的「不存在」,反而提醒我們,他們的存在。

(終於)讀完彭麗君的《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一開首,有點掙扎現在是否回溯雨傘運動的合適時機呢?身邊許多人都在研究台灣、韓國、愛爾蘭等地的民主及獨立經驗,我卻讀跟現實生活離得越來越遠、一場浪漫而創傷並失敗了的社運,有甚麼意義?讀着讀着,雖然我認為此書更民眾實際參與觀感始終有微妙的距離,以致未能諒解民眾的某些傾向,但我仍發現《民現》可以連結此時此刻的境況,幫助我反思今與後能做的事。

「民現」意指雨傘運動時期,人們走進並佔領公共領域,而2019年頻密的反修例街頭抗爭,也可視作「民現」。但自從武漢肺炎肆虐,加上國安法通過,「民現」已變為「民隱」,街頭抗爭變得異常高危,各類抗爭活動不得不走向地下化。隨之而來是越發壓抑的社會氣氛和環境,好像做甚麼都可能會被抓進牢獄,甚至飽受折磨(例如是猶如蓉、糊一般面目全非的飯餐,及奶茶溝檸茶、檸茶溝阿華田的神秘飲品,難怪在囚人士會肚瀉。

心情固然沉重、失意,但我轉念一想,忽然發覺這正是另一種「民現」——由於一批參加民主派初選,被指控威脅國安而未審先押的有名人,市民終於切實地發現,監獄越來越多不該在那裡的人,因而令更多人關注整體在囚手足的狀況。近期得知幾個沒有關聯的渠道都舉辦寫信給在囚人士的活動,努力發揮自己的影響力,不禁令我有些鼓舞。我們雖然未必能看見手足,他們也從公共領域裡隱沒下來,但他們不合情理的「不存在」,反而提醒我們,他們的存在。

顧名思義,《民現》集中討論雨傘運動佔領時期的經驗,並稍為延伸至後續政治社會運動,繼而反思香港的民主發展。作者同時通過漢娜 · 鄂蘭的論述,解構既往運動及討論未來方向。接下來,想根據書中各篇章,連繫此時此地,整理及分析個人感受。

<主體互聯及佔領運動>:建構政治共同體

《民現》指出,「佔領活動最有力量的不是示威,而是佔領者長時間在一個公共空間共住,討論公共議題。」因為佔領的是公共空間,甚麼人都可以在場,甚麼政見立場都可以發生,所以會發生許多碰撞和猜忌,同時也產生不少有意思而深刻的討論,是建構政治共同體的艱難過程。而建構政治共同體,似乎是我們該共同努力的方向。只是,現在的我們又有沒有足夠的閒餘去討論公共議題,還是生活的疲累和恐懼已讓我們喪失討論的餘地?

如果說雨傘運動讓參與者有空間(或說漫無目的等待的時間)討論政治理想或路線,反修例抗爭則牽涉更多即時、在地的戰術討論。但我認為,無論是政治理想還是戰術討論,兩者都建基於關切一個個人的生命。即使是戰術討論,抗爭者都不是當成戰略遊戲來肆意鋪排,而是關注場上活生生的存在——手足。而兩者的對比,好像印證着我們從相對烏托邦到反烏托邦的心境狀態。可能有人會用成熟、功利、絕望等字詞去框定變化,但我會理解成不同階段的追求或現實,而非孰優孰劣之別。

<主體互聯及佔領運動>:真誠生活與體現人性

《民現》引述漢娜 · 鄂蘭,批評很多人只懂盲目服從、放棄個人思考,造成極權興起。所以,她頌讚那些勇於對抗邪惡、活出真誠的普通人。漢娜相信,真誠生活所帶來的脆弱感和固執會顯露出完整的人性,這種生活值得努力歌頌和廣傳。

真誠生活的固執,很容易理解。真誠生活需要在惡劣的環境下仍然堅持,也就形成固執。就好像一位真誠生活的老師,會堅守專業崗位、作育英才,而不是舉報政見不同的學生、同業和家長。即使舉報會讓他平步青雲,而不舉報會讓他的位置越來越困難。

令我感興趣的是脆弱感如何顯露完整的人性。真誠生活會令人走入脆弱的險境,是我們都益發明白的現實。想起報道武漢疫情的公民記者張展,以編造謊言、尋釁滋事為由監禁和虐待,家人則自責痛哭,認為從小教導女兒誠實,導致女兒今天的慘況。當市民在電單車上展示標語也會被控分裂國家和恐怖活動罪,未審先押逾九個月,難保將來國家會不會變得更敏感易碎,任何事都可以嚇到它呢?

另一方面,真誠生活的代價是不斷被他者和自我審視、抨擊。因為在謊言時代,真誠生活的人就像眼中刺,即使沒有刻意去批評他者,都會刺傷不願真誠生活的人。真誠生活不單造成自我的脆弱,同時亦造成他者的脆弱。當真誠生活與不真誠生活的差距越來越大,為了保護自我,他者的反擊亦會越來越重,令真誠生活的人脆弱、疲乏。

然而我相信,脆弱同樣是堅強。當我們願意面對個人的掙扎苦惱,而不是被人挖掘揭發,那他者的抨擊又算得上甚麼呢,不過是在我們已知並承認的事實上鑽挖而已。而且,因為我們真誠生活、理解自我,才有空間去發掘及發展個性,從而顯露完整的人性啊。

近期,一位故友相約聚舊。席間不時明嘲暗諷抗爭者,抬舉親共人士的見識和財富,轉過頭來又認同另一位政府工作的友人,說是簽字宣誓不代表政權就能控制自己的思想。比起憤怒或傷感,除了自感不中用,未有實力去發揮更多、更深影響,亦感嘆故友的迷失混亂與左右為難。如果說真誠生活可以凸顯完整的人性,那麼虛偽生存的人生,又有何意義呢?

<社交媒體及社會性>:分化與連結

隨著社交媒體佔據生活的份量越來越重,社交媒體亦變成呼籲、連結與參與社會運動的重要一環。社交媒體固然發揮着關鍵的動員作用,然而,我們亦應注意回音壁效應會讓我們只能接觸到高度一致的聲音。「防止社交媒體把社會群體變得單一,反而要通過它讓行動者看見群體的多元性,因而啟動連結的力量」,是我們應做的事、需要堅持做的事。

另一方面,社交媒體本屬於較私人的領域,而政治行動則屬於相對公共的領域。《民現》指出,當私人與政治(公共)領域不再區隔,甚至互為滲透影響,把私人暴露在公共場域,個體就會產生脆弱的感覺,變得焦慮和自我保護。不如理想的政治形勢引起激烈情緒,淹沒了私人空間,使人們常因小事而神經緊張,繼而爭執。

《民現》曾跟幾位傘運領袖傾談,他們都說很難面對網上批評和意見。相信經歷過傘運或反修例抗爭的人們,即使不是站在鎂光燈下的領袖,大多都有類似的感受。而漢娜的解決方法是,連結每個人,互相溝通去限制自由意志,同時確保行動自由

想起一個經歷,國安法通過後,網上曾興起將「光時五缺」創作成符號或隱語。有的朋友看不過眼,尖酸地抨擊此舉無異自我審查,只有當我們都一起堅持說「光時五缺」,才可保護每一個手足。我回說,創作是大家苦中作樂的表現啊,不需把話說得這麼兇吧,得到的回應是:「下?你講乜?」

起初我很納悶,知道這些人要麼長年居於國外,要麼在香港也沒參加甚麼社交媒體發文以外的政治活動,為甚麼不能容讓別人用創作處理恐懼情緒?每個人都有不同承擔風險的能力與覺悟,可能自己風險低,不代表其他人風險低啊?而這些人在國安法通過後,自身又有沒有喊過或寫過「光時五缺」?

心裡不是味兒了好一陣子,讀到《民現》,我才明白他們的情緒。或許他們太抽離實際處境,或許他們感到脆弱而激發起強烈的自我保護機制,而他們同樣都需要連結。退一步想,人人都是不同個體,有不同想法實屬平常,有矛盾才會有討論,有矛盾才是多元的展現。矛盾不是問題,要如何連結方是重點。正如《民現》所說,真正的現身,是走在日光之下,互相承認和尊重對方。唯有做到這點,才可建構堅實的政治共同體。

<佔領、藝術與地方>:藝文的不朽與自由

在上一章的尾聲,《民現》提到:「社會空間可能把個人情感轉化成自省性的判斷,使人的思考跟其情緒保持一些距離 (…) 而這一社會空間也可以是富有創意的空間,讓人提出新想法,實現創作自由。」揭示社會空間不單只有將個人情感變得激烈或敏感的面向,同時亦可以把情緒昇華成創作。就這樣,《民現》為探討政治行動藝術的下一章拉開序幕。

《民現》針對佔領時期各樣藝術品的誕生着墨頗多,指出「抗爭者受困於無了期的等待之中,人數漸漸縮減,但漫長的等待,又見證了創作力的爆發。」而這些手工藝品之所以重要,因為他們雖是「特定時空的產物,又有能力超越那時空,體現出生產者的投入奉獻,也體現出一種不朽感。」

漢娜 · 鄂蘭分析人類的三種活動,包括勞動、工作和政治行動。她認為,勞動只是滿足人們生存的基本需要,使人不自由。政治行動則真正體現出人類的自由,或說體現出人類捍衛自由的意志。工作處於勞動和政治行動之間,定位有點曖昧。而創作的角色,便是調和政治行動和工作的關係,發揮藝術、文化延續生命、超越時空的特性,同時又顯現主體的意志。

讀到這裡,深感共鳴。因應以防疫為名,扼殺生存、生活空間為實的政權措施,自覺受困於無了期的等待,內心十分苦悶,不斷來回於「有想做的事但做不到」和「既然做不到就沒想做的事」的空虛地獄。與此同時,亦不斷突破書寫的頻率,幾乎每天都會花少許時間寫作,見證着自己思考上的爆發。聽來或許很阿Q,但我覺得,肉身固然有很多的不自由,然而能夠捍衛思想上的自由,也是很不錯了。

<紀錄片與歷史書寫>:始於現在,忠於未來

《民現》深知紀錄片對抗爭運動的重要性,設有整個篇章專門討論。因為民眾現身除了有即時、當時的意義之外,同樣有必要站在歷史的維度,「回顧過去,同時擔負起未來的政治行動。」有趣的是,紀錄片工作者明顯有歷史意識,亦即要被他人、後人記住此事的意識。他們未必是專業拍攝出身,而是抗爭運動驅使他們走上街頭,不斷思考要做、能做到事,便帶上鏡頭記憶遇到的人和事。聽起來他們的角色有點被動,但他們都帶有鮮明的主體意識,正如書中寫道:「只有誠懇和認真地投入歷史,政治行動才是真誠的。」

《民現》指出,抗爭紀錄片的拍攝本身便是政治行動,亦通過紀錄片,邀請觀看者反思及承擔不同的政治行動。紀錄片中的民眾現身可以有三個層次,一是被拍攝的人和事,二是拍攝紀錄片,三是觀看紀錄片。三者不斷產生對話,既可以連結作者和觀眾,亦可以引發更多的回顧思考和後續行動。

《民現》形容,這些紀錄片的拍攝忠於未來。不是因為現在不重要,而是現在太重要,當下卻無力處理,所以要傳承記憶,讓我們和後來的他們都繼續努力。基於當下的突發、複雜甚至沉重,抗爭運動的紀錄片傾向不作太多的剪接處理,常有零碎、抓不住重點的感覺。所以有的人會批評抗爭紀錄片藝術性低,不值得被追捧支持。然而,抗爭現場往往散亂而充滿變數,紀錄片亦不可能有長達數年的規劃、豐厚的後台和資金、專業且鼎盛的團隊,事前亦不會知道能不能放映、在哪裡放映。要求抗爭紀錄片豐滿、完備、有顯然易見的敘事線,是不近人情並脫離現實的。

其實,這也反映抗爭紀錄片盡量想要忠於現在、忠於現實,與其事後再重訪抗爭的人與事,不如把握現在,邊拍邊想,拍了再算。所以抗爭紀錄片傾向刻畫真實(也可能是我下意識地排除了那些道德光環感很重的紀錄片啦),儘管不討喜亦不易理解,但我覺得很貼合港人直率的個性。而這些抗爭紀錄片想告訴我們的是,「不知道政治行動將會如何發展下去,不等於我們放棄思考、判斷和決心。」

<城市權>:儘管艱難,堅持理解

在探討城市為本的民主發展一章中,《民現》提出一種超越現時民族國家體制的想像,並在結尾寫道:「雖然不少香港人視中國政權為最大的敵人,但我始終相信,香港人和中國人必須學習如何共處,建立人民之間的關係。」

多年來思考抗爭與極權,漸漸學着提醒自己要把「中國人」、「品行惡劣的中國人」、「中國」、「中共」等指涉區分起來,但我自問沒有足夠的抽離或模糊的愛去接納所有的中國人(其實我也不可能接納所有的香港人),還是保留着一點排拒心態。

但《民現》的話讓我聯想起二戰時日本突擊美國,令美國舉國震驚,研究日本的專題亦如雨後春筍——因為美國人很想知道,這個不聲不響突然痛擊我國的敵人是甚麼回事。後來美日兩國亦從國仇家恨,逐漸轉化成尊重和互利。我明白尊重得來不易,即使一方願意,對方不從也沒辦法。我覺得現階段能做的,是嘗試如實地認識中國,放下無謂的醜化或高姿態,學習運用策略性同理心,知道中國是怎麼回事,才能制宜。

結語:做自己

最後,引用書中結語作結:

我們不是英雄,也不是受害者,而是自主的個體,可以和他人一起形成民眾 (…) (最終目的)是要去建立一個政治共同體,當中每個人都是平等和獨立的政治主體,能夠在不確定中仍然邁步向前,追求改革。最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在政治參與中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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