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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胡无百年之运”——17、18世纪朝鲜士人认识清朝的基本框架及其瓦解

感谢@nanase 推荐了这一篇有趣的论文,我看完的最大感受是,这些人的思维逻辑是:先有结论,再不断收集证据证明自己原来的观点。

从这一点来看,至今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故转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可以跟我上一篇文章对照阅读。

注:我这里不是给清朝翻案,而是探讨一下这种思维模式在当今社会(尤其大陆以外)的流行。


摘要:

在清朝入主中原的最初一百年间, 基于元朝的历史经验而形成的“胡无百年之运”的观念, 为朝鲜观察清朝、处理与清朝关系提供了基本的思维框架。朝鲜士人将赴清朝观察到的种种现象, 视作清朝即将衰败、准备逃回关外的表征。根据这一思维定势, 朝鲜君臣相信, 清朝北还之后必将侵扰朝鲜。这一形势判断为朝鲜国内诸如北伐论、加强武备等政治主张提供了正当性根据。百年已至, 清朝持续繁荣。这个现象超越了朝鲜士人既有的历史经验, “胡无百年之运”失去了对现实的解释效力, 明清易代在思想上引发的震动至此才真正显露出来。

作者简介: 桂涛,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讲师。文章原刊《史林》2019年第1期。


1745年冬, 朝鲜王国左参赞赵观彬作为冬至正使出使清朝。前往北京的旅途中, 赵观彬写下了众多的诗作, 其中有这样两首:

抒愤 (丙寅)
宫观依然帝者居, 宏规知是大明余。百年皇极无龙衮, 五夜端门有象车。白象纵横皆贝勒, 红头匝呇尽穹庐。堪羞弱国金缯使, 跪叩殊庭尘满裾。1
以奉使虚随八月槎为韵书古体 (其六)
去国嗟万里, 作客已累月。胡运又新历, 王迹余旧阙。山河揽危涕, 天地搔短发。归路夷齐祠, 欲采西山蕨。2

前一首诗描写赵观彬来到紫禁城, 见大明宫殿之威严壮丽依然可见, 然而物是人非, 不禁悲从中来, “百年皇极无龙衮”。后一首诗以“胡运又新历”表达他对清朝能够长期维持统治的无奈感。1745年即乾隆十年, 在清朝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时间点, 至多只能算是乾隆初政的一个小小总结。但是, 无论对于赵观彬还是整个朝鲜士人阶层而言, 这一年恰值清兵入关百年, 恐怕是能够唤起他们历史记忆的特殊年份。“百年”与“胡运”相连接提示我们, 这个时刻在朝鲜士人的精神世界中, 不只是一个时间的单位, 更是历史的分界点。

本文以“胡无百年之运”这一观念作为研究对象, 探究在清朝入主中原的最初一百年中, 朝鲜如何透过这一观念塑造出种种有关清朝的认识, 它是如何在朝鲜与清朝的交往中发挥作用, 以及其最终随时间瓦解的过程。通过对这一具体而微的观念进行考察, 进一步揭示明清易代对整个东亚世界的深刻影响。

一、“胡无百年之运”认识框架下的清朝观

“胡无百年之运”本是明太祖朱元璋论述元朝灭亡提出的说法。洪武二年 (1369) 十月, 太祖朱元璋致元主的信中说道:“我师未至, 君已弃宗社而去, 朕谓君自知胡无百年之运, 能顺天道, 归我中国故土, 上策也。”3高丽使臣归国时带回的敕书中也说“今胡运既终, 沙塞之民, 无所总统”。4由此, “胡无百年之运”的观念流入朝鲜, 成为朝鲜理解夷夏消长的基本思想框架。从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伐明开始, 朝鲜就用其来解释建州女真的迅速崛起。51644年清朝入主中原以后, 这一历史认识框架更成为朝鲜君臣处理与清朝的关系以及理解清朝种种作为的最为基本的思考方法。朝鲜君臣普遍相信, 清朝占据中原只是暂时的现象, 如同元朝一样, 不到百年, 清朝也必然会退出中原。

透过“胡无百年之运”这个滤镜的折射, 清朝的种种表现、作为, 在朝鲜士人的眼中, 往往会呈现出另外一番样态。宫室俭朴原本是康熙皇帝崇尚儒家的一种表达, 他自己就常说:“居敬行简, 方为帝王中正之道”;“从来与民休息, 道在不扰。与其多一事, 不如省一事”。6朝鲜使臣看来却另有意味。康熙五十三 (1714) , 朝鲜使臣韩祉参加元朝朝贺时见到, “阙皆明时所创, 壮丽宏广, 殆不能名状。宗庙在左, 社稷在右, 香檀侧柏之属已成拱抱, 太和殿年前改构, 极其高壮。第大小殿宇, 不加修饰, 丹雘漫漶, 转壁穿陷, 似不复有顾惜葺治之意”。在韩祉看来, 这正好说明了清人没有打算在中国久待, “岂百年之运将讫, 视之若逆旅而然欤”?7

康熙二十年 (1681) 平定“三藩之乱”, 这本是清朝基本底定疆域的标志。然而, 该年冬至使返回汉城, 带回了不同的信息。肃宗八年 (1682) 三月戊辰, 冬至使觐见, 肃宗问及“南方已尽平定”的消息是否可靠。副使南二星奏称“其言似不虚”, 但随即话锋一转, 说道:“清主自平南之后, 妄自夸大, 谓天下事无复可虞。沈阳之行, 托以报祀其祖, 而多发军民, 专事游猎, 故所经五百里, 怨声载路。此必胡运将尽而然也。”书状官申琓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以其举措观之, 则朝夕可亡。”8

在“胡无百年之运”叙述中, 屡屡被提到的就是长城、关外城池的废弃。康熙三十八年 (1699) , 姜铣经过永平府, 见到“永平, 古右北平, 亦一都会也, 人物之盛, 城郭之壮, 与山海关相埒, 而城楼倾废, 而不为重修, 仓廥圮颓, 而亦不修葺。皇明文物只有废城颓楼, 只令人感怆而已”;并由此得出结论:“意者, 清人无久远之虑而然欤?”9康熙四十五年 (1706) 右参赞李颐命向肃宗呈献《辽蓟关防图》, 劝肃宗及早修整武备, 他用来支持自己观点的主要证据正是“臣往来燕路, 伏见清人, 不修内外城寨, 惟于沈阳、宁塔, 增埤峙财, 疑亦不自期以百年之运”。10雍正年间出使的金舜协, 这样描述他对山海关一带的观感:

闻胡皇内有早晚逃归之计, 故山海关门楼倾颓而无余, 城堞圮毁而不固。且吴三桂所割长城之处, 至今成路, 其余城邑, 颓圮将尽, 而视居天位如视逆旅, 曾无动念修葺之意。而外施大言, 掩人耳目, 曰帝王之为治, 在德不在险。如以险为可守焉, 则朕之先皇何以路长城而家四海乎云云。然其实则怯云耳。11

然而, 对清朝皇帝而言, 其正统性的根据即在于中外一统、华夷一统的“大一统”。长城内外防御工事的废弃, 正是这一思维下的产物, 它体现着“王者无外”的天朝治理逻辑。

在清朝满语、汉语并用的格局中, 朝鲜使臣也看到了“胡无百年之运”的影子。崔德中说:“宫内之人皆用清语, 第皇帝虽知一国内两音、两书之难行, 若舍清全汉, 则他日败出之后, 更行必难。故守其本而不禁汉。”12金舜协在参加鸿胪寺的朝参礼演习时, 注意到清朝典礼所使用的语言是满语。他同样从“胡无百年之运”的方向去解释这一现象:

胡皇窃据神器之后, 常怀胡无百年运之忧, 且念元顺帝逃归旧土之□, 设有早晚穷蹙之患, 则欲归于宁古塔, 而清语与汉语不啻悬隔。今若徒习汉语, 而专昧清语, □后虽还宁古塔, 得乎?是以, 朝士无不学习诸国之语, 而至于清则尤专工焉。凡有所奏于皇帝者, 必用清语, 皇帝亦必以清语为常用之言。故赞唱以清语唱之, 盖所以用于郊庙、朝廷之礼者也。13

清朝“中国化”“华化”的过程, 在“胡无百年之运”的视野下, 反倒也成为清朝衰败的表征。康熙二十五年 (1686) , 吴道一来清朝时注意到, 由于“邦内乂安日久”“皇帝颇留意文事”, 清人已经具备相当的文明程度。其文明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 清人有了姓氏。“清人本无姓氏, 自四五年间, 皆有姓氏。其母汉女则仍袭母姓, 否则别作姓氏。”其二, 清人中读书人越来越多。“无论清汉, 家家村村, 虽隶儓下贱, 稍伶俐儿子, 则无不挟书诵读, 清人中至有比律作诗者。”14照常理推测, 朝鲜使臣应当会对清人这一变化趋势感到欣喜。可是, 吴道一却对清人的文明化作出负面评价。他引用苏轼的话“夷狄尚礼乐则必亡”来表达他的观点。为什么文明化反而会导致胡人政权衰亡呢?因其认为, 胡人立国的根基在于“习于弓马, 勇于战斗”, 随着文明化程度的加深, 这一特性逐渐消退;与此同时, “礼乐不可遽然能之”, 需要漫长的时间。这样, 文明化了的胡人所面临的问题就是, 既丧失了自身赖以立国的长处, 又没有真正把握文明的精髓。在这种情况下, 胡人只会附庸风雅, 骄奢淫逸, 最终其政权必定土崩瓦解。从这一逻辑出发, 吴道一看到的清朝就呈现出这样一幅景象:

今者清人入中国四十余年, 狃于温饱, 习于安逸, 专以射利营生为事, 间有以诵读吟讽为业者, 其鸷悍勇刚之气, 固已减其十之七八矣。且云南俘虏人等, 全数移置关外。关外居民中, 南人殆过半, 其中能文辞、达于事理者, 亦往往有之。此辈今虽怖威投顺, 其心则仇敌也。一朝有事, 则难保其必为纯民。此皆清国丰侈豫大, 恬憘玩愒, 全然不以外惧为念之致。即今清国讠于谟者中, 其无长虑远识如洪太始、九王之类可知矣。15

清朝对朝鲜的体恤、优待, 也往往被解释成清朝为百年之后预作筹谋。康熙五十年 (1711) , 穆克登等人前往长白山勘界。康熙皇帝认为之前绘制的地图虽然已经清晰很多, 但是, 在鸭绿、土门两江之间清朝与朝鲜的边界仍有模糊地带, 此次勘界正是为了彻底明确双方边界。16另一方面, 借着这次勘界, 也可以绘制一幅更为精确的东北地图。边界明确有利于减少双方的纠纷, 多少带有体恤朝鲜的意思。此外, 通过绘制比前代更为精确的地图来显示天朝气象, 应该也是题中之义。17

不过, 在朝鲜一面, 把这件事放在“胡无百年之运”这个历史认识框架中, 勘界之举就有了别样的意味。肃宗三十八年 (1712) 二月二十七日入对时, 吏曹参议李光佐针对穆克登此次勘界, 上奏说:

臣自幼闻诸先辈有识之言矣, 彼人以胡虏入据中华, 已近百年, 语曰胡无百年之运, 彼亦岂不自虑乎?数十年来, 公然待我过厚, 至于减贡而极矣者, 必有所以。盖百年中土, 锦绣粱肉之已熟习, 一朝还归漠北, 则固已难堪, 且彼最畏橽子, 自沈阳归宁固塔之间, 橽子压近, 深有邀摄之虑。故其待我特厚者, 早晩败归时, 缓则自鱼盐物产, 以至土地人民, 固有取资之意;急则必直为取路于西北矣。此行必欲见山川厄塞, 道里形势也。18

这样, 勘界之举就变成了清人为百年之后逃归漠北预作准备。同样地, 雍正皇帝对朝鲜的宽待, 也被视为清朝未雨绸缪之计。英祖时期, 持平金尚重更告诫英祖要警惕清朝给予朝鲜的恩惠, 说:“胡无百年之运, 天已厌之, 而凡我所请, 彼无不曲副, 则动色相贺, 如受大惠。奉使者又夤缘曲径, 希觊弥缝, 如象舌辈, 安知不宣露事情乎?逆种漏网, 潜商犯越, 国忧未靖, 边衅屡生, 宜饬中外将兵之臣, 留意戎备。”19

18世纪上半叶, 百年之期临近, “胡无百年之运”被频繁提及。英祖六年 (1730) 十二月十六日, 诸臣入侍, 南原县监尹东源奏称:“虽以我国事言之, 以弱事强, 恰满八九十年。当初服事, 虽出于不得已, 而人心恬憘, 以为太平, 殆不知有丙子事矣。胡无百年之运, 自甲申至今九十年, 岂有长久升平之理乎?”20英祖八年 (1732) , 持平南泰良上疏:

臣于去岁, 奉使留燕, 窃有隐度于心, 自古夷狄之主中国, 非有仁义德礼, 服天下之心而臣之也。华夷杂处, 祸变层生, 苟无圣人之应期, 则漠北诸种, 必将因其衰而代之。盖今胡运之穷, 不十数年可决, 而蒙古强盛, 异时吞并, 必至之理也。迩来, 译院蒙语, 承讹袭谬, 转失本真, 使他日危机交迫, 而专对之臣, 文字不通, 译舌之輩, 言语乖异, 则国家之患, 必当在此。21

以为中原虽然没有像朱元璋这样的圣王出现, 但是百年之期将至, 十数年间, 北方蒙古将南下灭清, 建议英祖早作打算, 培养精通蒙古语的人才, 应对危局。

朝鲜君臣开始从各个方面来猜度清朝衰亡的迹象。首当其冲的自然是皇位交替时期, 皇帝去世留下的暂时性权力真空, 新皇执政的不确定性, 王朝可能出现的动荡, 都给朝鲜君臣带来无限遐想。

早在康熙五十一年 (1712) , 记事官黄懰就从康熙晚年的九子夺嫡推测说:“以时势论之, 清人之得国, 非有功德之所基, 只是坐收渔人之功耳。古语曰胡无百年之运。康熙若殂, 则诸子必争国, 其亡其翘足待也。早晩我国之受害必深矣。”22尽管雍正皇帝即位并没有出现朝鲜君臣预想的动乱, 不过, 雍正四年 (1726) 胤禩、胤禟获罪, 朝鲜又燃起了新的希望。该年九月初十日大臣会议, 左议政洪致中陈言:

彼中声息, 即今虽无形见之忧, 而概以事理推度, 则胡无百年之运, 而升平已久, 其势不长。康熙自是豪杰之主, 政令施措, 动合事宜, 至今维持, 皆其余荫。而雍正则不能然, 虽以今番使行所闻言之, 将有骨肉相残之渐云。虽是夷狄, 骨肉至于相残, 则岂能保有其国乎?彼国若有事, 则我国亦必不能安。及今无事时, 若无预讲备御之策, 而一朝风尘有警, 将何以应变乎?23

新一轮的皇位更替发生在1735、1736年间, 朝鲜君臣听闻消息, 以为清朝即将衰亡。实际上, 雍正皇帝离世后清朝是否会衰亡这个问题, 在雍正末年就有过争论。右议政赵文命以为“雍正非一代即亡之主”, 英祖反驳说:“崇祯皇帝及汉献、后主岂尽亡国之主, 而国势已倾, 故至于覆亡。雍正之不亡, 岂可必乎?”24英祖这套说法背后, 还是“胡无百年之运”的观念, 国势倾颓非一二君主个人之贤明所能挽回。英祖十二年 (1736) 二月, 雍正去世的消息传来, 刑曹判书宋真明说:“虽以昨年九月事观之, 始闻胡皇之丧, 人心波荡, 及闻新皇即位之后, 始乃稍定。而彼中虽曰粗安, 胡无百年之运, 而崇尚文治, 亦非其本色也。”25进香使传回的清朝见闻肯定了这种看法。书状官李润身以为清朝看似太平, 实则内里暗流涌动, “以外面见则年丰, 皇帝且慈仁, 可谓太平, 而政令多曲尽细琐, 纪纲颓废, 其臣皆市廛殖货, 嗜利无耻之类, 意者胡运将尽矣”。根据多次出使清朝的经验, 正使洛昌君李樘说:“臣十年再往, 则人心纪律, 判若二国, 行中例赠人情, 比前亦十倍”。副使李寿沆也说:“王大臣以下, 贪淫无耻, 总理国政者, 举措亦多怪骇, 且新皇诏下, 多格不行。天子新政如是, 将来可知。”26

乾隆元年 (1736) 的冬至使则带回了乾隆皇帝柔弱、难以支撑局面的信息。书状官徐命珩说“雍正之病, 在于太刚, 故乾隆惩而改之, 过为柔弱云矣”;正使长溪君李棅说“雍正则聚财滥刑, 务尚刚猛, 乾隆则专以仁弱自处, 凡事解弛”;副使金始炯说“胡运已过百年, 乾隆之政令如彼, 而尚今支撑, 实未可晓也”。27年轻的乾隆皇帝给朝鲜使臣留下的仁弱印象, 乾隆初政的挥霍铺张, 让朝鲜君臣确信清朝垮台就在眼前。英祖评价康、雍、乾三代帝王, 说“康熙则善君, 雍正则亦善, 而乾隆则仁弱”;行兵曹判书郑羽良以为圣祖数十年积累的遗泽已尽, 说“古人云胡无百年之运, 康熙之德, 今几尽矣”。28乾隆十二年 (1747) , 百年之期已过, 赍咨官金兴祚带回了更为惊人的消息。金兴祚告诉英祖, 清朝因国用耗尽, 实行“颁禄收息法”, 在扣除利息后, 给官员预发俸禄, 通过这种手段榨取官员的俸禄, 以满足皇帝个人挥霍。听闻此事后, 英祖肯定地说:“果如汝言, 则亡国必矣。颁禄收息之法, 实往牒所无, 极可骇然。胡无百年之运, 而彼以区区一虏酋, 入主中国, 久享百余年。今虽亡, 渠何恨乎?”29

天灾亦是朝鲜探寻清朝衰亡的重要因素。天灾, 被视为上天的预警, 人世间虽然还没有显露变化的迹象, 但天意可能已经转变。雍正八年 (1730) 八月, 北京地震。从雍正皇帝的谕旨来看, 此次地震造成的房屋倒塌、人员伤亡并不严重。30可是, 英祖得知此一消息后的反应则是:“闻彼中灾异异常, 或者虏无百年之运, 而我国亦当戒惧矣。”在朝鲜君臣的观念中, 此一事件既然与“胡无百年之运”相联系, 必然异常惨烈。领相洪致中说:“今番彼地地震, 前古所无, 城内人家陷没, 几至四万。”金在鲁也说:“闻皇极殿一隅颓压云, 此是亡征矣。”31判府事李台佐则直接将之与元末故事联系起来:

今番赍咨官手本得见, 则地震极怪异, 累日不止, 人民多死, 至于皇帝乘龙舟设帐幕而经过云。此非传闻, 而乃的报也。古史亦无如此之变, 元时上都地陷, 其国遂亡矣, 似是胡无百年之运, 故如此, 而此实非常之灾也。32

以为此次地震应百年之期, 上天收回受命。于是, 朝鲜君臣开始考虑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动荡局面。十二月十七日进讲, 侍讲官李宗城奏称:

目今北京灾异, 有显然覆亡之兆, 不识诸臣以为何如?而臣谓眉睫之忧也。彼虽不亡, 若失北京, 则必归本土, 沈阳距我平安道不远, 平安一道将作弃地, 此一可虑也。且宁固塔将军之不叛亦不可必, 宁固塔将军若叛, 则进不得北京, 退不入宁固, 其势必将来我六镇, 此二可虑也。若据六镇, 为久留之计, 则我国形势, 其将何如, 三可虑也。人皆以壬辰、丙子之乱, 至今说道……壬辰则国运方亨, 且仗天朝之威;丙子则其意专在于欲得中原, 故祸变旋定, 而今则若失中原, 其志必在于我国, 到此地头, 其将奈何?33

提醒英祖, 朝鲜有亡国的危险, 并强调此时不同于壬辰、丙子之时, 必须早定“制胜之策”。

二、作为“话题”的“胡无百年之运”

“胡无百年之运”除了为朝鲜理解清朝形势、处理与清朝的关系提供了基本的历史认识框架外, 它作为一个“话题”, 成为朝鲜国内诸多政治讨论的切入点, 为各种政治主张提供正当性根据。

与“胡无百年之运”直接相关的政治主张就是“北伐论”。北伐复仇是孝宗与宋时烈议定的国策。顺治六年 (1649) , 仁祖去世, 凤林大君即位, 是为孝宗。孝宗诏宋时烈、宋浚吉等山林隐逸之士入仕, 宋时烈上封事, 建议孝宗“忍痛含冤……期以五年七年, 以至于十年二十年而不解”, 谋划北伐, 为明朝报仇。34但是, 因事机泄露, 为清朝侦知, 孝宗被迫斥退宋时烈等人。直到孝宗九年 (1658) , 清朝监视松动, 孝宗召回宋时烈, 赐予貂裘, 密谕“辽蓟风霜, 将与同其驱驰也”, 35以示北伐决心。己亥 (孝宗十年, 1659) 三月十一日荆南幄对, 36孝宗与宋时烈相约, “予以十年为期”, “养精砲十万, 爱恤如子, 皆为敢死之卒。然后俟其有衅, 出其不意, 直抵关外”。37然而, 仅仅两个月后孝宗离世, 北伐报仇的计划被迫中断。根据宋时烈的记述, 孝宗决意北伐, 正是基于胡运将衰的判断:

今日之所欲言者, 当今大事也。彼虏有必亡之势, 前汗时兄弟甚蕃, 今则渐渐消耗。前汗时人才甚多, 今则皆是庸恶者。前汗时专尚武事, 今则武事渐废, 颇效中国之事。此正卿前日所诵朱子谓虏得中原人, 教以中国制度, 虏渐衰微者也。今汗虽曰英雄, 荒于酒色已甚, 其势不久。虏中事, 予料之熟矣。38

十余年后, 肃宗即位, 其时恰逢三藩之乱, 尹鑴上《甲寅封事疏》39重提北伐之事。对此, 朝廷普遍反对, 以为朝鲜国力弱小, “虽欲有为, 亦不可猝发也”;且“兵者, 凶器, 圣人不得已后用之。若穷兵黩武, 是为汉武帝而已, 不足法也”。尹鑴则以“胡无百年之运”来支持自己的北伐主张, 他说:“我国形势, 既异于是, 况值此胡运将亡之秋, 若欲十年教训, 则数三年之后, 天时人事, 亦未知如何变更乎。”强调时不我待, 劝勉肃宗不可坐失事机。40

英祖二年 (1726) , 宋时烈再传弟子韩元震入侍, 英祖问及“我国以弱国, 虽不能为复仇之计, 使今日海东民生, 能知其尊周之大义者, 何事为大乎?”韩元震答道:

孝宗大王奋发大志, 将以有为, 而功业未半, 弓剑遽遗, 此岂但东土含生之至痛也, 实天下万世之不幸也……然圣祖当日, 欲为复仇雪耻之时, 虏势方强, 其势诚有所难者, 然不计存亡, 惟欲伸大义于天下, 今则胡运已穷, 欲有所为, 正得其时。倘使圣祖而御世, 奋发大志, 欲伸大义者, 必有倍于当日矣。41

孝宗与宋时烈君臣契合, “千古旷绝之异数”, 北伐最终化为泡影, 实是时势所至。韩元震勉励英祖, 如今胡运已尽, 绍述孝宗之志, 北伐复仇, 必当成功。

相较于积极进取的北伐论, 与“胡无百年之运”这个话题相联系的, 还有偏重于消极防守的备边之策。朝鲜三面环海, 唯西北方向的咸镜道、平安道与清朝接壤。在朝鲜君臣眼中, 清人视中国为逆旅, 时刻做好退回关外的准备。他们相信, 清朝北还之后必将侵扰朝鲜。

肃宗时, 同知事赵相愚曾待罪平安道江界府, 对当地山川地理做过考察, 对朝鲜形势十分担忧, 建议肃宗早早谋划善后之策:

自古以来, 胡无百年之运, 以今日形势见之, 则他日之忧, 为如何哉?江界西距百里之外, 有满浦, 满浦城外, 只隔一衣带水, 此外便是胡地, 而胡骑常常往来。早晩彼人, 一有崩阝贵之患, 一枝自满浦, 直渡江界;一枝自鸭绿江, 沿江五六日可到江界;一枝自义州大路, 由狄逾岭, 便是顺路也。三路充斥大军……侵掠士女, 洞喝我国……况狄逾岭,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 而胡人留屯屡年, 则国家不忍弃疆土, 虽量一国之力, 实不可支。此臣所谓他日之虑, 不浅少者也。42

除了西路清兵可能三路犯境外, 北路与宁古塔接近, 也同样存在忧患。英祖元年 (1725) , 副司直权和经上疏说:“窃伏念国家乂安……今虽无朝夕之忧……胡运无百年之久, 彼若一下殿, 则彼之许多子孙, 安能以一灵塌之旧窟, 尽得容身哉?当是之时, 我之北路, 与灵而接, 西路距沈而近, 其锋必先及我。……岂可忘桑土之策哉?”43英祖同样也对北路的安全表示担忧:“胡运岂能久乎?脱有事故, 则北道最先受敌之地, 北道事诚甚可闷矣。”44

义州府向西渡过鸭绿江就进入清朝境内, 可谓朝鲜连接清朝的咽喉要道, 无论是每年前往北京的朝鲜使臣, 还是清朝入关之前两次用兵朝鲜, 都是由此进出。因此, 义州的防御问题也是备边之策中常常提到的。英祖十年 (1734) 义州府尹尹得和在赴任之前入宫谒见, 奏请英祖整顿义州防务, 说:“臣曾以书状, 往来彼国, 粗谙事情……念胡无百年之运, 西边之忧, 诚为不细矣。边禁不可不严饬, 斥堠不可不预备, 而即伏闻白马山城, 在于本府三十里之地, 不善守护, 多有颓圮之处云, 脱有事变, 无他防备之道, 殊极闷虑。”45

对于来自北边的入侵, 朝鲜一贯采取的是消极退避的策略, 以西面的江华岛、汉城附近的南北汉山城作为避难场所, 一有紧急状况发生就逃往这三个地方。这就意味着, 江华岛、南北汉山城是维系王国政权存亡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 经过百年升平, “文恬武嬉”, 三座城池几近荒疏。随着百年之期的日渐临近, 朝鲜君臣开始积极考虑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战争时, 三座城池的防备问题也提上了议事日程。英祖十四年 (1738) , 英祖召集备边司堂上官议事, 右议政宋寅明上奏说:“南北汉、江都, 无一着实处, 不可不预备, 为依归之所也……即今以弓矢言之, 一无可用之物矣”, 建议申饬三地守御使整备“粮饷器械”。46兵曹判书朴文秀赞同宋寅明的建议, 说“胡无百年之运, 江都、南汉中一处须急预备, 以御不虞, 可也。以军粮言之, 亦难支一月, 及此时弓矢火药等物, 皆预备宜矣”。

三、“胡无百年之运”认识框架的瓦解

清朝入关以来, “胡无百年之运”构成朝鲜君臣理解清朝入主中原的基本思想框架。康熙以降的长治久安, 透过“胡无百年之运”这个思想框架, 都可以转换为暂时性。它不过是历史的短暂中断, 待百年已过, 天下自然恢复原有样态。因此, “胡无百年之运”作为一种思想装置, 能够保证清朝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不会与朝鲜既有的历史认识产生冲突。但是, “胡无百年之运”存在一个固有的缺陷, 就是它的时间向度。“百年”这个时间期限, 原本有元朝的先例作为保证, 在百年之内其有效性不会受到质疑。然而, 随着时间进入18世纪下半叶, 清朝不但挺过了百年之期, 而且似乎还会一直存在下去。对于朝鲜士人来说, “胡无百年之运”的有效性渐渐遭到怀疑。

在一次经筵上, 英祖十分困惑地问道:“古书云胡运不满百年, 而今胡之运, 何如是也?”4718世纪中叶, 曾作为书状官出使清朝的李喆辅, 在前往北京的旅途中, 写下这样的诗句:“腥风日吹座, 嘿嘿奈天何。揽涕昭王骨, 伤心易水歌。百年还有运, 万事欲无叱。弱国空怀愤, 其如曳落何。”48以此表达他对清朝长期存在这一历史现象的无奈。

随着“胡无百年之运”受到质疑, 围绕这一思想框架所形成的对清朝的种种看法, 以及朝鲜过往与清朝交往的种种经验都逐渐失效。这方面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朝鲜士人有关“衣冠”的叙述。

在朝鲜燕行文献中常常能看到这样的叙述:“城中汉儿杂胡儿, 指点衣冠还自疑。……何时复见汉官仪, 往事悠悠不可追”;49“皮币充壑溪, 迩来六十春。何时明大义, 重见汉衣巾”。50“衣冠”是前往清朝的朝鲜使臣最爱谈论的话题, 他们热衷于收集清朝治下汉人对朝鲜衣冠的态度。透过衣冠, 朝鲜使臣寻找到他们与汉人的认同, 以此作为双方共同拒斥清人的曲折表达。康熙三年 (1664) , 右议政洪命夏作为谢恩兼陈奏使前往北京。四月二十五日, 赴午门朝拜皇帝, 礼毕落座休息时, “汉人无不来见, 皆有嘻嘘叹息之色, 欲语未语”。由于前来观看的汉人太多, 以致于通官、甲军出来维持秩序, 以防朝鲜使臣受伤。面对这样的情形, 洪命夏不禁感叹道:“盖见我国衣冠, 不觉其感慨而然也。”51康熙十六年 (1677) 二月初一日, 归途中的朝鲜使团行抵邦均店, 宿于汉人陈奇公之家。陈颇有感慨地对书状官孙万雄说:“吾之剃发左衽, 今已四十年。不意兹者老爷历临, 使吾辈复睹衣冠之盛, 得非幸耶!”52

另一方面, 有关“衣冠”的叙述, 也是朝鲜对其文化优越感的表达。康熙二十九年 (1690) 来到清朝的徐文重, 就对朝鲜衣冠充满自信。进入凤凰城当晚他写下的诗作:“一村曾是汉时民, 见我冠绅定自惊。”53在随后的旅途中所写《途中记事》, 同样强调朝鲜衣冠对清人所产生的震撼效果:“民谣今纵变, 依旧汉山河。……东服惊人眼, 总能识小华。”54

即便时间进入18世纪后半期, 清朝入关百有余年, 朝鲜士人也还是能从“衣冠”当中找到认同与自信。乾隆十四年 (1749) 俞彦述出使时, 清人中有人指着朝鲜衣冠嗟叹说:“此圆领衣也。好制度, 好制度!”朝鲜使行中有人略带讥讽地指着清朝衣服说:“此亦好制度。”那汉人答道:“不好。不好。此是鞑子打扮。”从中, 俞彦述体会到“盖是汉人而可见其有思汉之心也”。55乾隆三十一年 (1766) , 洪大容来到北京, 正月初四日在路旁食铺买元宵时, 偶遇山东来京候选的宋举人, 与之攀谈, 语及孔子后人:

余曰:孔子后孙, 今有几家?
宋曰:即在山东已有千有余家。
余曰:幸君为我一见之。
宋曰:君欲见何意?
余曰:尊慕之极, 愿见其孙。
宋抚其首曰:其衣冠与我一样, 见之何益。
余闻之怆然。56

在和一见倾心的潘庭筠、严诚的交往中, 洪大容说话更加直接, “余入中国, 地方之大, 风物之盛, 事事可喜, 件件精好, 独剃头之法, 看来令人抑塞, 吾辈居在海外小邦, 坐井观天, 其生靡乐, 其事可哀, 惟保存头发为大快乐事。”57

然而, 羞愧垂泪、惊讶感叹这类朝鲜士大夫脑海中的标准反应, 无论在汉人士大夫还是百姓那里都越来越少。朝鲜使行归途中, 经过三河, 偶遇山西贡士邓汶轩。与邓汶轩的一番对话, 颇出乎洪大容的预料。“余曰:‘君见我辈衣冠以为如何?’邓生曰:‘甚好。’余曰:‘此中剃头之法亦好否?’邓生曰:‘自幼习以为常, 颇觉其便。’”58对于衣冠, 邓汶轩只以“甚好”答之, 并无朝鲜士大夫习以为常的羞愧之态。至于剃发这等被朝鲜视为违背儒家伦常的野蛮行为, 邓汶轩却觉稀松平常, 甚至觉得便利。其实, 洪大容还在北京时, 潘庭筠就说过类似的话:“剃头则甚有妙处, 无梳髻之烦, 爬痒之苦。”5918世纪下半叶, 北学派的另外一位重要代表朴趾源, 从燕行使那里听闻浙江有剃头铺, 榜书“盛世乐事”, 不禁悲叹道“习久则成性, 俗之习矣”。60甚至于朝鲜衣冠由于与戏服相仿, 反受到百姓讥笑。“中国衣冠之变已百余年矣。今天下惟吾东方略存旧制, 而其入中国也, 无识之辈莫不笑之。呜呼!其忘本也。见帽带则谓之类场戏, 见头发则谓之类妇人, 见大袖衣则谓之类和尚, 岂不痛惜乎!”61

汉人对朝鲜“衣冠”反应的变化, 折射出的是夷狄长期占据中原所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 华夏子民全然忘却中国礼仪, 以夷狄风俗为故常。对于朝鲜士人来说, 这种现象已经超出了他们既有历史认识的范畴。生活在18世纪后半期的金钟厚, 在写给洪大容的书信中, 以“不思中国”集中表达了朝鲜君臣的这种全新的体验:

若彼之不思明朝, 仆亦未尝以为罪也。来谕欲其没世之思不衰于百年之后, 人情、天理之必不能染者, 此诚然矣。顾陋意以为此当以言于三代若汉唐之革易, 而不可言于明朝也。岂明朝之独可思哉。所思者, 在乎明朝后无中国耳。故仆非责彼之不思明朝, 而责其不思中国耳。……
嗟呼!痛矣!宇宙以来, 废兴无常, 而夷狄之攘中国亦多有矣, 然未有若今时之久, 至使中国圣贤之遗裔皆熟习安恬, 不复知有华夷之辨者。此志士仁人所以愈益愤痛, 无乐乎生者也。62

金钟厚强调, 他对于参加清朝科举考试的“剃头举子”的谴责不在于他们忘记前朝, 而在于他们忘却了中华礼仪,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结语

如果说1644年清兵入关、明朝土崩瓦解, 对于朝鲜君臣而言, 不啻是阴阳易位、“冠履倒置”之大变局;63那么, 这一变局在思想上带来的震动具有延迟性。对于朝鲜士人而言, 夷狄入主中原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 元朝甚至还建立了统一政权, 明清易代并没有超越朝鲜对历史的基本认识, 清朝入主中原仍然可以透过旧有的历史认识框架获得理解。

“胡无百年之运”帮助朝鲜国王和士人理解正在发生的事件, 并把这些事件纳入既有的历史经验的范畴之中。朝鲜燕行使在清朝观察到的种种现象, 如宫室俭朴、废弃长城、满汉语并用、勘界等, 透过“胡无百年之运”所折射出的景象, 往往是清朝视中国如逆旅, 为他日败亡预作准备。作为“话题”, “胡无百年之运”为“北伐论”、加强武备等政治主张提供正当性根据。可以说, 在清朝入主中原的最初一百年中, “胡无百年之运”的影子无处不在, 构成了朝鲜君臣观察清朝、判断形势、处理与清朝关系的基本思考方法, 成为朝鲜国内诸多政治讨论的切入点。

“胡无百年之运”预示了清朝必将在其统治的一百年左右灭亡, 但随着百年之期而来的是, 清朝持续繁荣, 汉人对清朝礼仪、制度习以为常。“胡无百年之运”作为一个历史认识框架已经失效, 朝鲜士大夫在清朝的体验也超越了既有的历史经验。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几乎再也看不到有关“胡无百年之运”的表述。如何理解和应对清朝的持续存在及其取得的成就?以怎样的历史认识框架来容纳新的体验?这些问题成为朝鲜思想界必须面对的新课题。直到此时, 明清易代在思想上引发的震动才真正显露出来。

备注:原文注释有63条,太长我就不放了,请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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