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又是什么呢？

原載於豆瓣，為英國電視劇“ Patrick Melrose“的劇評：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9439290/

精神分析理论贯穿本剧，但剧中借上流人士之口讽刺了一些心理学理论，也淋漓地展现了心理治疗的一些模棱两可之处，灵修与自然疗法以及团体疗法的可笑之处。

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记得大一的时候，我和一个不算太熟的心理学系同学聊到一个经典的心理咨询“思想实验”，她对我的分析惹怒了我--那是无论心理学导论课程还是鸡汤文都会提到的一种自我分析方法：写下五个自己最珍视的东西，然后一张一张抛弃。那晚我质疑她分析的逻辑严谨性，强调每个价值不是相互独立的。初学哲学的我带着哲学分析傲视所有人文理论的优越感，将心理学视为哲学背信弃义又惨遭自然科学抛弃的孩子。

然而命运使然秉性释然，敏感而又执着于了解人性的我，始终不会远离心理学的问题域，甚至受困于抑郁症与焦虑症之后，还接触了心理咨询与治疗，以及精神类障碍药物治疗。由于这五年来，我主修的是哲学，长长短短的课程论文也总离不开探讨一些心理学与哲学共同致力于的问题，同时我也没停止过自我治愈的尝试，便有了一些浅显的思考。

无意义感、责任焦虑、药物滥用、酒精滥用、性癖好……真正意义上健全的人格与平静充实的内心是可能的吗？谁不是带着症状生活呢？然而选择一个借以逃避的洞穴，在洞穴之外仍继续着正常的、体面的生活是大多数人的选择。无论是家财万贯的精英人士，还是忙碌于生活操劳的普通人，只要这个逃避的洞穴大门始终敞开，运行无阻，通常不会感到有必要去探究，为什么我需要这个洞穴？为什么我的洞穴是这样而其他人是别样。经济上富余的人们可以将自己的洞穴营造地相当好，再为不齿的癖好通过金钱的帮助都能得到满足并维持下去，精英人士彼此之间便也很有默契地闭口不谈这个洞穴里的幻想与发泄多么令人震惊---反而他们可以嘲笑由于缺乏经济能力，无法维持自己洞穴运营的普通人--他们想着通过心理咨询来“治愈”自己的症状。

第一个问题就是，存在“健康”的心灵吗？暂且不论古往今来圣贤达到的“自在”、“平静”等“无我”状态，若说不干扰生活，使人能无大阻碍地融入社会，与他人相处，最好再承担点责任义务什么的，就是“健康心灵” 的意义，那么，融入社会就是一定值得追求的吗？甚至可以追问，那么活着就是无可置疑的价值吗？器质性疾病大多有”健康组织“的参照标准，尽管现在这点也被“甲状腺结节”等不算疾病的病变质疑，但大体上，“健康”与“疾病”是有着较清晰界限的。然而精神类疾病就不是了，防御机制、应激反应……这些称呼揭示了精神类疾病在个体生活上的意义。当然，这里我们遵循的最基本标准，仍是“机体活下去”，“继续生活”，作为最高价值，凡事阻碍了我们活下去的，就视之为疾病或障碍，因为探讨死亡与生命，以及可为之牺牲生命的其他价值，如自由、尊严，就超出了我这篇文章的论域了，所以暂且不提。

假设我们接受心理咨询／治疗，是为了让我们继续活下去，而排除阻碍我们顺畅生活的“障碍”，那么只要能维持生命，显然都可以说这个治疗达到了它的目的，为了这个目的采取任何手段，都是可以的。那么，好像我们就可以认为，只要能干预自杀，什么手段都是可以的，哪怕使一个人继续沉迷于虐待他人，毒品与酒精，然而这显然不是心理咨询／治疗的目的。所以心理咨询／治疗到底为了什么呢？为了让一个人融入社会，履行作为一个共同体成员的责任吗？那么不同的共同体对于责任义务的理解不同，对于成员的要求不同，难道心理咨询／治疗就是意识形态的强盗行为与一场打着健康名号的最大骗局吗？

质疑心理咨询／治疗背后的“健康”标准并将此纳入反乌托邦思考的文学艺术作品是非常多的。传统的反精神病院主题便是以此为核心思路，反独裁电影如“尊严殖民地”等也体现了精神类药物的强制服用作为控制人们精神状态的有效手段，甚至“乐高大电影”，也讽刺了“心灵健康，优秀市民”这一意识形态标准。抛开这种使人服从于某一政权的极端情况不论，使人回到“正常生活”的轨迹上，这是值得追求的吗？

顺着这个思路，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影片中的上流阶级如此抵触心理治疗了，因为他们不需要所谓的“正常生活”。工作、挣钱、履行家庭责任和义务、教育甚至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吸引别人满足性欲……这都是归属于“正常生活”的辖域。而普通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自己的体验、物质财富以及精神财富。如果放弃“正常生活”，那么旁人就会认为他不再有价值了，他自己也会丧失价值感和意义感，从而不再珍视自己的生命与生活，更容易轻易选择死亡。

然而，如果我们将终日昏昏沉沉借助酒精药物的完全“无价值生活”与标准版的正常生活（“努力工作、亲密关系美满、有空余时间的爱好和生活的热情”）相对照，就会发现这不是一个健康与非健康的0或1状态，甚至不是一个可以被量化制成量表的连续数值。而是与个人性格、对外在世界感知度、不同生命时期、不同生活状态相纠缠的一种“感觉”。我常常感叹，为什么基于遗传、儿时经历等因素，我会比别人更敏感更受情绪困扰，更倾向于向内看思考自己，而其他人，大多数人，顺畅地用着自己的保护机制，从不感到自己有什么性格上的缺点或者因此造成任何生活上的困扰。“探讨心理学？这难道不是自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吗？” 他们几乎不觉得这些问题有探讨的必要。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固然是可被视为“正常生活”的典范，然而其中的有些人，由于其保护机制、发泄渠道迥异于常人，或者超出常人的接受范围，也会被视为“有心理问题”，但他们自身，丝毫无此觉察，更别说踏入心理咨询中心企图改变了。

这似乎隐隐约约涉及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伤害到其他人。但只要牵扯到情感上的伤害，这便又是一个模糊的标准了。极端情况依然好辨别，比如Patrick Melrose被父亲性侵以至于受PTSD和各种情绪障碍困扰多年。但更常见的情况，比如受历史原因，我国大多数2000年前儿童都面临的，学校权威主义的创伤，体罚的阴影等等。各种因素动态地影响了每个个体消化这些“创伤”的能力，因此处理地不好的少数人，大家更倾向于责备他们“性格软弱”。这种将个人的负面情绪变为其负面人格特质的习惯性做法，同样受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影响，很难有一条规范性的标准去衡量其合理性与不合理性。

那么，难道心理咨询／治疗只能是当个体主观上觉得存在难以自己迈过的坎儿，才会去寻求的一条解决方法吗？一位多愁善感，总牺牲自己，强迫性地为他人过多着想以至于一旦有一丝“自私”的想法就会自责到贬低自己的人更倾向于花钱去心理咨询师的咨询室，而不是一位从未有过爱他人的能力和需求只是利用权力、金钱使自己不缺性伴侣、对他人缺乏同情能力的成功者。他们可能曾经都是受过创伤，躲在墙角偷偷哭泣的孩子，但发展出了不同的自我保护办法，前者不得不在险象丛生的森林山野中通过提升自身生存技巧求生，而后者在阳光充足、土壤肥沃的环境下尽情享受着春光明媚。

是否可以说必需正视自我，察觉到和自己和解必要性的人都是命运的弃子呢？

从宗教角度便有了不同的解释路径，亲鸾曾说：“善人尚能成佛，况恶人乎？”。认识到有情众生的苦难，是神性照耀的契机。对人性的软弱与力量的思考，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些弃子，才得以可能。人类社会与文明，在向前发展的同时，作为牛氓的捣乱者，也是必不可少的吧。

我想，这就是心理咨询／治疗的意义吧：

认识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