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給體制打過工，業餘策展人，在韓國和義大利生活過，目前以陸配身份在台灣讀博。

妈妈，我在台北挺好的

2023 年 10 月 11 日

「打工人+学生+新手妈妈」，无法完成三份KPI的我决定按下了暂停键。

注：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三明治」。

“不可以。”

柜员小姐连眼皮都不抬地丟出这三个字，一个假笑都懒得给我。

2021年初的台北，春寒料峭。我站在一家银行的柜台面前，猝不及防地被泼了冷水。这是我作为陆配进入台湾的第二个月，刚结束居家隔离，原是兴冲冲带了钱来银行开户的，也按官网说明准备了资料。

“为什么？”我努力想看清楚她的工牌，心想这什么态度，欠投诉吗。隔壁窗口的台湾老太太是来办人民币业务的，负责接待她的那位柜员小姐满脸堆笑，仿佛故意要衬托我这边的肃杀之气。

隔著反光的玻璃窗，我对面柜员小姐的声音也影影绰绰：“我们银行适用XXX国际标准，开设账户的规定比较严格，您或者去其他银行看看。”

我努力回忆自己过去办银行卡的经历：留学时候母校有发过一张校园卡兼储蓄卡，更早的时候在大陆工作，工资卡、信用卡都是上赶着来找我办的。现在来了台湾，既不是学生，也不是打工人，只是“大陆配偶”，就一朝回到解放前，不配有自己的账户了吗？

我跑去另一家银行询问，这次的柜姐是笑眯眯的，但仍然拒绝了我，理由大同小异，只留了条窄门：“您要是找到工作，可以凭工作证明来办理。”

我低头看自己的居留证，上面有一行红色的小字，表明在法律意义上作为陆配的我有权利找工作，不需要另外申请工作居留。但作为文科生，一个已婚未育的女性，我在台湾能找到什么工作呢？

我的上一份工作是米兰某贸易公司的管理职，是2020年初从米兰大学毕业后匆匆找的，原本是想把它当作跳板，把学生居留转成工作居留，但入职没几天，意大利就爆发了疫情，公司转向线上办公，随之而来的物流停摆，让这间十年历史的小公司在三个月后断了气。我甚至没拿到足额的工资，这是当初裸辞来意大利留学时候没料到的。

Adon安慰我，说意大利本来就经济不景气，有想法的年轻人都往别处去，作为外国人更是不容易，疫情之前他才刚拿到意大利的永居，现在他都想回台湾了。新闻报道了好几起针对亚洲面孔的街头暴力事件，右翼分子宣称这病毒是中国人带来的。

我们跟着留学生微信群的小广告，在米兰的一条小巷里找到一家中国人开的物流公司，用一个多月完成了浩浩荡荡的跨境搬家：三分之一是Adon的行李，寄往他的老家新竹，三分之一是我们回大陆的部分行李，提前寄往我的老家苏州，还有三分之一是随身行李，我们押宝了汉莎航空公司的机票，几经周折地从德国转机回大陆去。

与意大利的缘分就在这一点点的蚂蚁搬家中画上了句点。离开之前，我和Adon在米兰市里走了一圈，录下了马路、公园、菜市场等日常生活的声音，作为他下一张音乐专辑的素材。我给这张专辑起名叫Ciao Milano（再会米兰），Ciao是“你好”，也有“再见”的意思，Adon说也许还会再回来。

我却有种隐秘的担忧，觉得自己回不去了：我们在疫情中做出结婚的决定，成为横亘在“自由的我”与“不自由的我们”之间的分水岭。但我们又需要这一纸婚书，来缓解疫情带来的焦虑——至少不会在穿越边境的时候被迫分开。

我母亲倒不嫌弃我在意大利混不下去，甚至觉得我找到对象了，是这场留学的最大成就，至于我在大陆一办完婚礼就跟着对象去台湾，她觉得那还是比意大利近多了，没时差，飞两个小时而已。唯一不放心的，是她还没能去男方家里考察过，只好千叮咛万嘱咐，“保证好经济”。

我当然没打算做全职主妇，在米兰封城的那两个多月里，我已经受够了被居家隔离什么都做不了的状态，万一找不到工作的话，去读书也是好的。我电脑桌面上有个“简历”的文件夹，随着投递履历的次数增加，它如贪食蛇般膨胀。

Adon的爸妈一直催促儿子快去上班，在老人家眼里，早一天上班、早一天拿领薪水才是正道。至于我这个新媳妇，他们嘴上没说，心里大约还是期待添丁的。

在台湾的第一个新年，我跟着Adon家人们去客家祠堂祭祖。拜完祖先，看到有人发红皮的新丁板（一种豆沙馅的糯米糕点），原来是他们家里新添了男婴，特地做来和大家分享喜气。长老会向家族里的男性收“丁费”，作为修缮祠堂和维护运营的经费，而女人们是不用交的——过去未婚和离婚的姑婆甚至进不了宗祠。Adon爸爸说，这年头提倡性别平等，姑婆牌也可以入祠堂了，若是这女人够优秀，也会被顶礼膜拜。

我心想，这就是体制化吗，生得有组织，死得有进步。

过完春节，Adon顺利入职台北的一家建筑师事务所，我也奔波在面试中，和他半开玩笑说，我要是找不到工作，得靠他一个人交房租，似乎得怀个孕才说得过去。Adon不以为意，说找工作和生孩子都是急不来的事情，叫我放宽心。2021年3月，我们在台北新租了一间小公寓，靠窗的玻璃瓶里插了一小株水培的吊兰，刚悄然冒出柔软的新芽。

我很快也在台北找到了新工作，一家新创公司的管理职。公司开在一间写字楼的共享办公室里，左邻右舍都是新创公司，公共区域的冰箱里塞满了各种食物和保鲜盒，上面贴着五颜六色的便笺条以标记名字。公共客厅的沙发靠着大片的落地玻璃窗，可以看到繁华的台北街景，老板喜欢在这儿和客户谈生意，除了风景好，也是因为自己公司的空间有限，一条会议长桌就占去三分之二，要是把同事全叫齐了，椅子都不够坐，也难怪他会支持远程办公。

我的同事们都是纯色棉麻的文青风装扮，年轻的面孔埋在贴着花花绿绿贴纸的笔记本电脑后面，只在老板介绍我的时候抬起来礼貌性地笑了一下，对于我的“大陆人”身份似乎无动于衷。Tania是同一批入职的最年长的女同事，曾经在北京工作过，对谁都很熨贴，和我也能聊上几句，谈起北京的口气像是谈论前男友，惆怅而温柔。

“我现在还会用微信和以前的大陆同事保持联络。”她说。

用微信的台湾人，比起不用微信的台湾人，对大陆的了解更会多一些。我的老板也用微信，还带他老婆在北京读过MBA，常穿那间MBA学院的T恤过来上班，毫不介意上面印的简体字会让一些台湾年轻人侧目。他在台湾和大陆都有公司——这似乎是许多台湾生意人的做法：两头下注，伺机而动。

我是去了办公室才知道，之前联络我的HR，其实就是老板娘，也是个在大陆工作过的台湾人。她也是财务总监，面试时老板一口答应的薪水，到了她那里又被讨价还价，最后到手的比约定的少了一些。我心想，拿多少钱做多少事儿吧，再说我一周只需要两天进办公室，可以灵活支配自己的时间，还计较啥呢！

老板也是爽快人，听说我办不了银行卡，立马开了工作证明，还特别关照我就去公司对面的银行办，“报公司的名字，他们比较熟悉。”

果然，老板推荐的银行柜员温柔了许多，不再视我如敌特，她拿过我的资料看了又看，无奈地指着一处赔笑道：“您这里的章盖得不清晰，需要重新盖哦。”

老板见我又杀了个回马枪，一脸不可思议，听完我的说明，他抓起印章，使劲压实了印泥，然后恶作剧似的往纸上“啪啪啪”连盖了好几个章，“这下应该行了吧！”

入台的第四个月，我终于拥有了自己的银行账户。母亲在视频那头连连说好，不厌其烦地关照我：“保护好自己！”

我明白母亲的意思，她吃过许多苦，不惮以最坏的情况揣测他人，而钱能带来安全感。但Adon一家子也是朴实的好人，我和Adon住在台北的时候，他父母隔三岔五地从新竹开车送自家种的水果蔬菜上来，把我们公寓的冰箱塞得满满，我们周末回婆家住，总是睡到自然醒，而婆婆总是早早去市场，买我爱吃的煎饺回来，悄悄放在餐桌上。

“我挺好的，你放心！”我对母亲说。

在拿到工作offer之前，我申请了台北一所大学的博士生。因为是陆配的身份，和陆生不是一个报名系统，也没查到陆配在台湾读博的先例，不知道要准备哪些资料，于是又是跑有关单位又是写email询问，折腾了一圈，得到官方的正式回复：陆配按“一般生”资格申请，但如果失去了依亲居留，读书资格也会被取消。

“官人啊，我可得拍好你马屁，不然啊，工作也没得，读书也没得。”我朝Adon作势一拜，他得意一笑。

入职后没几天，我接到了学校的面试通知，在一个潮湿的清晨搭上捷运，再转乘公交车，前往台北南端的木栅校区，一路回复工作讯息，忙得晕头转向。学校开在氤氲青翠的山上，那天我迷了路，几乎想放弃面试了，行政老师连着打了几个电话，最后打着伞跑下来找我，带我上山找教室，一点也不嫌麻烦。面试结束的时候，她笑眯眯地说“你一定没问题的”，又关切地问我，“怎么气色不太好，要多休息哦。”

我确实有些疲惫，是早孕反应带来的，我以为自己掩藏得很好，但女性似乎有天生的敏感。面试的教室里坐了一排教授，只有一个男性，“万花丛中一点绿”，和我过去面试和答辩的经验正相反。我觉得自己是来对地方了——虽然我的身份挺尴尬的，既不是陆生，也不是一般意义的“一般生”，两头的奖学金都申请不了，但学校在台湾是有名气的，被称为“党校”，政治色彩浓重，也出过很多文艺界的名人，像是陶晶莹、陈绮贞等等，我虽然还没入学，也莫名地生出些面子来。

Adon听说我被录取了，也很高兴，但看我同时扛起学生、打工人、准妈妈三面大旗，又感叹“能者也太劳了吧”。我倒没觉得自己“能”，得到offer固然是一种肯定，但又何尝不是他们恰好需要呢？我野心勃勃的老板需要一个了解大陆市场的人，我的老师们对跨境流动的人有兴趣，所以他们才递给我橄榄枝。可我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呢？

我对Adon说，我需要生存，所以要工作，我想追寻意义，所以去读博，我也想做妈妈，尽管我自己还没活明白，就要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我想要的很多很多，但此刻都还没有答案，就像玩RPG游戏开了新号，过去的生活已作废，但新的生活会更好吗？

有个歌手说，在人生中我们只有一双手，但手上有很多球要抛接，必须找到平衡点。我没有学过杂技，一上来就要抛接三个球，这困难模式的游戏让我头皮发麻。但谁知道疫情也会变成buff？

2021年5月，台湾因疫情延烧，升级了防疫政策，上班和上课全面改为线上。此前一年，全岛确诊病例不到800例，2020年4月到12月连续8个月本土感染零确诊，岛媒大吹当局“超前部署”，将时任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抬上神坛。但此刻防疫神话已破灭，疫苗采购不足，政治丑闻不断，“超前部署”成了“钞钱部署”。

又一次，我和Adon陷入居家隔离状态，笑说“这疫情怎么追着我们跑”。Adon每天一闲下来就拿手机刷Ptt论坛的新闻八卦，读到气愤处还念给我听。我懒洋洋地躺在电脑前，摸着小腹说：“虽然这有点地狱笑话，但不用出门让我轻松多了。”那时，无论老板同事，还是老师同学，都只能通过连线看到我的上半身，直到2021下半年“微解封”，一打照面，他们对我惊呼：“你肚子都这么大了啊！”

Buff用完了，该还的还是要还，像是产假我从预产期当天开始请，前一天老板还是会叫我去开会，生完孩子住在月子中心，半夜挤奶之余还得抓耳挠腮地赶作业，而等到2022年2月出了月子中心，我发现“休息”这件事彻底离我而去了：带娃是不分昼夜的，学习是见缝插针的，至于上班？先用产假挡一挡吧！

在台湾，可以休两个月产假并且领全薪，如果接着请育婴假，可以领六个月的八成薪水，最多能请三年。虽说我申请产假的时候打包票说“就请两个月”，但休完产假回去上班，还要应付课业，又惦记着挤奶、喂奶，一支蜡烛掰成三截烧，忙得昏天黑地。

“我现在好像个渣男。”我向Adon抱怨，“上课的时候回工作消息，工作的时候偷偷写作业，孩子也没能按书养……招惹一堆，又没做好。”

“孩子……不是有我爸妈在帮忙带吗？”Adon说，“如果觉得上班和上课太累，你可以停下来的。”

停下来？要是不上班，我母亲一定第一个不同意，她常把“女人要经济独立”挂在嘴边，说绝不能手心向上跟老公要。我想起动画片《辛普森一家》里，天资聪颖的小女儿Lisa被告知未来会变成家庭主妇，发出抗拒的哀嚎。

或是，先休学？按照学校的规定，在读期间最多也可以休三年的育婴假。但据说，有学姐怀孕之后申请休学，然后再也没有回来，我会变成她吗？

我的系主任是位笑声爽朗的女士，也是客家媳妇，博士毕业后找到教职，然后在36岁和38岁的时候生了两个男孩。我在聚餐时问她，怎么有勇气生两个。

“我们做周末父母啊，孩子们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她笑道。

我深吸一口气：我连断奶都舍不得，哪里做得到呢？我甚至有点责备地想，怎么能把母职转移给老人呢？这难道不是剥削吗？

“麻烦别人”会给我带来羞耻感，何况网上到处是“又美又飒”的独立女性，分享如何做时间管理大师的经验。你说忙不过来？一定是你还不够努力。

在我刚怀孕的时候，有朋友推荐了托婴，说小孩满两个月就能送去，这样自己就轻松了，但要早点报名。台湾少子化问题严重，总人口近三年连续负增长，许多年轻人考虑到生活成本，不愿意结婚生子，以至于学校“永久停业”屡见不鲜，但吊诡的是，托育资源依然紧张，喂药、虐婴之类的负面新闻也是层出不穷。出了月子中心后，我和Adon商量托婴，出乎我意料的，他表示坚决反对：“我不相信陌生人会照顾好别人的小孩。”

Adon的父母也不支持托婴，说他们的身体还硬朗，可以照顾孙子。商量之后的决定，是我先和孩子住在新竹，这样有公婆照应，Adon在工作日继续住在台北的租屋里，周末回新竹，毕竟从台北的公寓步行就能到他公司，要是每天开车跨城通勤，至少要多花两个小时在路上。

2022年9月起，我申请了六个月的带薪育婴假，再次摆脱了工作的束缚，第一件事就是考驾照。在考上驾照前，我需要每天起早搭火车从新竹到台北车站，然后再转乘公交到目的地，下课或下班后又搭公交去台北的租屋处，和Adon碰头吃个晚餐，有时是我买了菜一起煮，有时两人都累了就叫外卖。拿到驾照后，我终于不用再辗转公交系统了，但一路都得靠咖啡提神，来保证开车和上课不打瞌睡。

除了放电脑和书本的包，我还要背上一套沉重的吸乳器，每隔三个小时就要找到一个哺集乳室，有时是在学校，有时是在火车站，有时是在商场，洗净双手，组装机器，插上电源，收集母乳，装袋密封冷藏，清洗器皿……这样一套操作下来，半个小时就过去了，而我还要再背上它们去赶路。

母亲起初是支持我母乳的，甚至在我怀孕的时候还去庙里拜过，希望我奶水充足。但孩子满周岁后，她听说我还没断奶，皱起眉头说：“该戒了吧？”

我忍不住提高了分贝：“这又不是水龙头，想开就开，想关就关！”只有在母亲面前，我才会露出暴躁的一面。

“我这不是看你累嘛。”母亲讪讪道。

“人家世卫组织专家都建议了，母乳喂养可以到宝宝两岁以上。”我说。当然，专家不会指出，背奶妈妈有多辛苦。

“爱孩子，就给孩子最好的。”我呆过的每一间哺乳室都贴着这句口号，比催产素更有魔力。

我和Adon考虑过在台北重新租个公寓，最好两居室以上，让公婆和孩子一起住过来。我们原先租的房子是挑高的一居室，两人住刚刚好，加上婴儿就太过拥挤，上下楼梯也不安全。但且不说台北高昂的房租，公婆首先会烦恼老家的地没人顾，又空置了他们住惯了的大房子。

顾不上那么多了，我们在租房软件上努力寻找着理想的房子，找到一间在北投的山上，这一带以温泉出名，空气好，日照充足，虽然离Adon上班远了很多，但符合我们大部分的预期。

去看房的那天，房东刚送走一对新婚夫妇，又笑眯眯地迎接我们上去。她是个保养得宜的中年女人，说自己大部分时候在日本住，不喜欢多费心回来管，只打算一年一租，对入住的房客很挑剔。她的房子和我们期待的一样好，甚至更有设计感，但当我问起上个房客退房的原因时，房东叹了口气，说上任房客其实是她的一个熟人，租来当自己婚房用，谁知自打生了孩子，三天两头被楼下邻居投诉，说婴儿哭声扰民，后来闹到业委会，警察也管不了，只好让房客搬走了。

我和Adon面面相觑：那我们有孩子的夫妇，还能租吗？

房东抿嘴一笑，说我们既然来了，她就先把丑话说在前头，但前面已经有对新婚夫妇来看过，如果要说实话，她肯定优先租给他们。“这也是为你们好，很多人买北投的房子图的就是清净，不喜欢遇到有小孩的。”

我和Adon灰溜溜下了楼，看见我们临停在楼下的车被不知道谁划了一道，气不打一处来：“不租了不租了，有什么了不起的，炒房仔！”

“厌童症”，我们在2023年初的台湾领略到了。Adon参与过一个社会住宅项目的设计，曾经潜伏在业主的聊天群里了解他们的想法，也碰到过这样讨厌小孩的人，楼上有小孩的家庭一有动静，楼下的住户就录视频发群里，楼上骂楼下“神经过敏”，楼下骂楼上“没公德心”。Adon说：“这还是社会住宅，住在里面的都是收入不高，好不容易抽签轮到的租户，还都把自己当业主了。”他叹了口气，“互害社会啊。”

俗话说“台北居，大不易”，尽管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台湾就出现了“无壳蜗牛运动”，反对高房价，但越是喊打房，房价越飙涨，直到现在仍是一屋难求。政府虽然画了几张“居住正义”的饼，我和Adon却是看得见吃不着。

例如前面说的社会住宅，是政府兴办或奖励民间兴办的住宅，只租不售，如果能幸运地抽到签，可以用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入住，最多能租上六年。但正如Adon所参与设计的社宅项目，它们往往设在交通不便的地段，虽然房租便宜但空无一物，租户入住需要自带家具、安装冷气，也是一笔不小的成本，而且根据2023年的统计数据，即使是在社宅数量最高的台北市，中签率也只有7%，远水救不了近渴呀。

Adon也试着申请过租金补贴，按照官方的说明，如果房客申请了租金补贴，房东就有减税优惠，这似乎是两头讨好，为此我们首先得有台北市的户籍，这需要和房东商量。尽管有明文规定，房东不得阻拦房客凭租房合约迁入户籍，但我们的房东是个年近八旬的资深“炒房仔”，担心被税务机构查到会多缴税，起初并不愿配合，直到我们第二年续租，他才勉强同意我们入户，并且要求我们签字保证，一旦租约到期且不再续租，就马上迁出。

我趁着休育婴假的空隙跑了趟户政事务所，把我们一家三口从新竹迁进台北，心想，“咱也是名正言顺的台北人啦！”Adon在租金补贴的线上系统提交了申请资料，迟迟没有回音，打电话去询问，才得知因为他名下还有一间农舍，也算是有不动产，不符合申请资格。Adon一愣，解释说那只是新竹乡下的一间红砖毛坯房，四面漏风，完全住不了人，而且他在台北工作，户籍也在台北，不是据说可以申请这里的租屋补贴吗？

电话那头的公务员冷冷地说：“你理解错了，只有自己和直系亲属都没有一套房产的情况下，才有资格申请租屋补贴。即使你名下没有农舍，你父母名下有房子，也不可以申请。”她甚至反问Adon，“你知道台湾有多少人没有自己的房产吗？”

我后来查了下官方数据：2020年全台2357万人，有房一族为804万人，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三个人里就有两个人名下没房子，而有房一族中，超过七成的人名下只有一套房，这意味着去外地打工往往需要租房。按公务员的说明，这补贴是给赤贫阶层的，我和Adon还不够格呢。

挂了电话，Adon气呼呼地说：“早知道这样，前几年就应该回来买房，还没涨得这么离谱。”疫情之前，他正考虑在意大利买房定居，但作为外国人，如果是贷款买房，他需要有直系亲属在当地做担保人——你看，无论在哪儿，法律条文总爱为难人。

“那就把农舍卖了，看能不能换套台北的，如果不够，就连我们现在住的房子一起卖了，全家迁到台北去。”Adon父母给出了一个最直接的解决方案。

我和Adon连连摇头：我们并不打算永远留在台北，尽管它在上个世纪缔造了许多传奇，但在当下，它光环尽褪，露出疲态。202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台北的户籍人口已经不足250万人，仅2022年就流失3.7万人，原因是疫情导致许多“天龙人”迁往国外，而普通人则流向生活成本更低的其他地区。我们来台湾是疫情使然，如今新的流动已开始，又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

2023年春节前夕，我们决定结束在台北的租房生活，并遵守和房东的约定，提前把户口从台北迁回新竹，登记在Adon名下的农舍。这里四周环田，人烟稀少，常有野狗集结，Adon父母每次都要开车过来，他们是“书包翻身”的农家子弟，对土地有情结，十多年前因缘际会买了这块地，如今种满了瓜果蔬菜，是他们老年生活的一份乐趣。

我想起《宰相刘罗锅》里，刘墉说“my dear”念着像“麦地”，农民最喜欢的就是长满麦子的地，要是真为了台北的根椽片瓦卖了它，还真是亏大了。Adon说，他打算存够钱就翻修农舍，按自己的想法来，以后住在里面，在田野间做“数字游民”，岂不妙哉？

我说好呀，可在那之前，咱们住哪儿呀？

Adon说，住爸妈家呀，省下房租大头，可以早点存够钱实现梦想。

我说，那不就是啃老吗？

Adon粲然一笑：“谁让我是独生子呢？”

我和Adon算了一笔帐，就算每天开车往返，汽油费加上在台北的停车费，还是要比住台北省得多。这种跨城通勤算不上新鲜事，在我的老家苏州，就不乏在上海上班、在苏州生活的人，Adon在米兰上班的时候，有同事住在米兰近郊的洛迪，甚至是更远的科莫湖，都是靠开车或者高铁通勤。为了早日实现田园梦想，眼下啃老似乎也说得过去。

但我还是无法像Adon那么坦然，自打生了孩子在婆家住，我每月都会交笔伙食费，逢年过节给老人包个红包。即使这样，我仍然觉得给太少了，心里过意不去，在家的时候尽量自己带孩子，让老人休息。这大大压缩了我的休息时间，常常要等孩子睡熟了，又爬起来挑灯熬夜写作业，有时候写到人都麻了，甚至联想到一些新闻，怀疑自己会不会猝死。

Adon是我唯一可以抱怨的对象，他觉得我的客气是多余的，“一家人嘛！”在意大利的时候，他需要扛住外国老板的挑三拣四，而回到台湾，就像鱼儿回到了最熟悉的水域，连批评起政客都内行起来，说那谁谁是一屁股烂账，那谁谁是墙头草随风倒。说着说着，他忽然停下来，对我露出欲言又止的表情。

“有句话我不知该不该讲，讲了你可能会生气。”

此时我们正在台北的公寓里吃晚餐，离他彻底搬离还剩下不到二十天，我每天过去拿几件他打包好的行李，陆续载回新竹家。刚搬来时我们种下的吊兰，此时藤蔓已爬满了各个角落。

“怎么了？”我问。

“你头发有股油耗味，我最近老闻到，一直想告诉你。”

我抓起自己的头发：“有吗？我怎么闻不到？”我们公寓的隔壁邻居也常做饭，有时炒洋葱，有时是姜黄，气味很大，我说你是不是搞错了。

Adon说：“你自己闻不到，我鼻子很灵的，很确定。”

我回家后把头仔仔细细搓了好几遍。来台湾后，因为气候炎热，我和Adon一样都是每日一洗头，因为嫌长发吹起来费时间，我剪短了好几回，但怎么也不至于有异味吧！

第二天，Adon又嗅了嗅，说还有。

“是因为我最近换了洗发水吗？那我换一款好了。”

第三天，他还是说，有味道。

我的怒火“噌”地上来了，但破口大骂不是我的风格，我神色如常地提着大包小包开车回新竹，一路将前因后果捋了个遍，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是Adon变了。等到晚上哄睡了娃，我依然毫无困意，脑子里盘算着：要离婚吗？

我看了眼手机时间，是凌晨三点多。我先是给Adon的Line留言，手指敲得屏幕生疼，发出去五六条留言谴责他，等了片刻，还是未读状态，估计他睡熟了，我把自己的留言读了一遍，又统统撤回来，心中宛如陷入单恋的少女般纠结。

这时候我又想起母亲了。她上年纪后开始失眠，有时半夜三更还会给我转发心灵鸡汤或是育儿锦囊，我从来都不回。此时我试着发起她的微信通话，但无人接听。

连母亲也睡了，算了吧。我想着，默默拭了把眼泪：来台湾两年多，这是我头一回感到委屈。

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看到Adon留言问我怎么了，而母亲更紧张，有好几个未接电话。我给Adon留言“见面说”，跟母亲则按下不表。这天是工作日，Adon有一个小时的午休，我告诉他我到了附近的咖啡店，他匆匆地跑来了。

“我给你点了午餐，你可以边吃边听。”我指了指他面前的食物。

他看了一眼，没有动，并紧张地问我：“你怎么了？”

“我觉得你不尊重我，我很生气。”我握紧了拳头，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他恍然大悟地“哎”了一声：“我就说嘛，不应该告诉你……是因为我说你头发有味道对吧？哎呀，那也不妨碍我爱你呀！”

我怒目圆睁地把脑袋顶到他鼻子下面：“你再闻一次！到底有没有？”

“没有，真没有！是我错了，对不起！”Adon连连告饶。

“哼，算你识相！”我把脑袋收回来，又捋了捋头发，瞪着他，“你是不是太闲了，飘了？知不知道我每天多辛苦，还要被你鸡蛋里挑骨头？昨晚上我气到失眠，都打算带孩子回大陆娘家了。”

“啊？”他惊呼道，“我就随口一说，不知道会让你那么难过。”

“你说了好几次，昨天、前天、还有大前天！”我掰手指给他看，“你说你，过不过分？”

Adon点头称是：“您大人不记小人过，别往心里去。”他张大了鼻孔又认真地闻了闻，“真的没味道了。”

我又“哼”了一声，给他看我手机上的搜索结果：“健康杂志说了，睡眠不足、压力大的时候也会产生异味，你要是真闻得到，说明我是太累了，体检就知道了。”

“是，是，你辛苦了。”Adon再三道歉，又说，“其实我工作日一个人住台北，也没有你想得那么潇洒，想到你晚上一个人带孩子，心里也很过意不去。”

“总之，我等下去烫头发。”我甩了甩头，孩子出生一年多了，我还没好好打理过头发。

“应该的，烫得漂漂亮亮的。”Adon见我云销雨霁，这才伸手拿起刀叉，笑嘻嘻地吃起来，“好久没看到你生气了。”

我说：“还不是因为结了婚来了台湾，要夹紧尾巴做人啊！”做妈妈也好，做学生也好，做打工人也好，都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角色啊。

“我觉得，你可以对我更坦诚些，”Adon说，“你生气的样子也挺美的。”

油嘴滑舌。我翻了个白眼，却忍不住笑起来。

到了晚上，我抱着孩子和母亲视频，把事情掐头去尾简单说了一下，她也如释重负：“我就担心你在那边一个人受委屈。”因为疫情的关系，台湾一度暂停了探亲签证的办理，这让她无法来台陪我待产，孩子出生后，也只能隔着屏幕互动。

是时候带孩子回趟大陆了。我心想。

我一直酝酿着要和公司提离职，虽然在家人眼中，灵活的办公方式似乎能让我“兼顾”学业和家庭，但我心知自己并不是超人，三心二意“糊弄”是毕不了业的。我的博班同学中，最常见的是一路读书上来，读博是为了获得高校的教职，但也有不少同学已经出社会多年，奔着人生价值而来，入学的时候原本都有工作，但读了一段时间，发现学习并不轻松，于是要么辞了职专心念书，要么就先申请休学回去工作。

Adon爸妈觉得读博是苦差事，他们有个朋友读了十年最后没能毕业，因此安慰我说，就算最后毕不了业也没关系，博士学位不是非拿不可，做人嘛开心最重要。如果能朝九晚五地上班，有份稳定的薪水，在他们看来是更好的选择。

但我的公司可谈不上稳定。2022年初我休产假的时候，同一批入职的同事已经走了大半，最年长的Tania也飞去英国读硕士了，据说是边读书边工作，每天倒时差上线和老板开会。2023年3月，我结束带薪育婴假，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公司已经洗了一轮牌，工位上全是新面孔，过去只管财务和人事的老板娘，现在也管起业务来了，要求我们坐班的时间越来越多，这样我就必须跟公司请假去上课。鉴于我在工作的两年中休了八个月假，升职加薪自然也不用提了。

而压断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Tania从英国毕业回来，和我碰面说起她留学的日子，感叹这一年物价飞涨，无论是台湾还是英国都不好过。虽然她领着公司的全薪，但收入跟不上英国房租飙涨，加上碰到种族歧视的白人室友，成天给她添堵，回到台北又物是人非，呆了一个月就离职了——我之前还将她当作公司的“定海神针”呢。

2023年6月，在一场马拉松式会议的尽头，老板娘在线上意犹未尽地发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我点开关闭良久的麦克风，内心闪过一丝愧疚，但又不得不吐出这句话：“不好意思，我要辞职。”

麦克风那头，老板娘像是刹不住车似的，又重复了一遍工作任务，讲完才回过神来，说：“那你就做好交接，走流程吧。”

“好的，没问题。”我在这头恭顺地回答，一如既往。

按理说，我不应该感到愧疚：赚到最多钱的人是他们，而我也有说走就走的自由。但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提供了这份工作，我会被排斥在这个社会的系统之外，不会有自己的银行账户，也不会获得产假和育婴假期间的权益。正如Adon父母所习以为常的，只有进入这个系统、拥有工作，才能成为完整的、有保障的人，而我却主动放弃了工作，重回“边缘”，只是为了喘口气。

我想起教授在课上分享她采访“网红妈妈”的经历，说去之前以为她们是时间管理大师，带娃那么忙，还能定期产出美图美文，也太厉害了吧，去之后才发现，她们都是有助理的，而且这些助理都隐藏在镜头之外，粉丝們并不知道那些光鲜亮丽是团队工作的结果，而母职的焦虑却因此扩散开来——我实在不必为自己完不成三份KPI而感到抱歉。

办离职手续那天，老板饶有兴致地问我，毕业论文要写什么，又说，如果需要新工作，他可以写推荐信。我感谢了他的好意，说我打算先回大陆探个亲，之后再看情况。他似乎不太相信我的话，笑说真羡慕你啊，不用养家糊口的吗？我也笑笑，不再多做解释。

2023年8月，时隔近三年后，我回到了故乡苏州。这是我离开母亲最久的一次，即使是在意大利留学的那几年，我也从未和她分开超过一年，而现在当她第一次抱起外孙，他已经会甜甜地喊她“好婆”。她染过的头发又长出了新一截斑白，脖子上又多了几粒黑斑，这是我们视频时她手机自带的美颜滤镜所遮蔽的。

在娘家的房间里，我的孩子发现了一张合影，那是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们母女三人一起拍的。他指着上面的我，兴奋地直喊“姐姐”，以为那是他刚认识的表姐，我姐姐的女儿。我提议母亲再去拍一次合影，带上孩子们一起。母亲说好。

赶在9月回台湾之前，我预约了一家摄影工作室，带他们过去拍摄。正化妆的时候，母亲突然提出要再拍一张单人照，并翻出手机给摄影师看上面的照片作参考：那是她打小一条街长大的闺蜜，薄施粉黛，穿红着绿，与大家一起出游，被同行的人抓拍到回眸一笑。

“大家都夸她这张照片拍得好，所以她打算拿来做遗照。”母亲说，“趁这个机会我也要拍一张，不能输给她。”

我说呸呸呸，你离去世还有几十年呢，拍这么早做什么。

母亲坚持说：“我想趁着自己还没那么老，拍得漂亮些。”这些年她常参加同学会，老同学里陆续走了好几个，让她很唏嘘。

我眼眶一热，几乎要涌出泪来：我做惯了女儿，还没习惯做母亲，未曾想到她已经觉得离死亡这么近了。这一刻，我应该庆幸，我们还能团聚，却又感到宿命般的哀伤：孩子注定奔向远方，而自己又身归何处？

母亲拿起洗好的合影照片，有点惋惜地评论道：“大家都笑，就宝宝没笑。”

我说：“他还小，不懂要对着镜头笑，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再拍的。”

她点点头，叫我再多洗几张带走，我笑说存作手机桌面不就好了，比拿照片更方便。她对自己的单人照似乎还算满意，但我总觉得白发刺眼，说早知道她要拍单人照，应该带她重新染好头发再来。

母亲倒不介意，说这种照片有白发很正常，还冲我挤挤眼，说等办好了探亲签证再染，好显得比亲家更年轻。她搂过外孙，用家乡话念起一首我熟悉的童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