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怒的愛 -- 讀Judith Butler 的《非暴力的力量》（下）

葉子盈 文己翎 廖至欣 許寶強

談及暴力時，我們往往只狹隘地看到肢體碰撞等行為，但不容易洞察政權、制度及社會結構中的「暴力」。巴特勒認為，要真正討論「暴力」及「非暴力」，我們首先應該理解「暴力」是如何運作的，並留意政權如何透過官方定性、傳媒及社教化等途徑，主宰社會大眾對於「暴力」及「非暴力」的理解。...

政權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暴力」及「非暴力」的思考，而於不同的社會運動中，也常會聽到「大眾已被迫陷入暴力場域」或「我們已活在暴力的社會之中」的說法，循此導引出一種有關「自我保衛」（self-defense）的論述：如果民眾受到政權和軍警的暴力襲擊，是有權及應該以暴力作出回應；同理，政權和軍警也能採用相同的邏輯，一種「戰爭的邏輯」。

「戰爭的邏輯」，就是相信如果我們想繼續生存，其他人（或所有潛在的敵人）就需要死亡這種推論，隱含着為了「自衛」，便可以甚至應該「先下手為強」的取態。這種邏輯的一個極端的表現形式，就是當面對任何「可能的」攻擊或威脅時，就足夠以「自衛」之名，作出暴力的回應。巴特勒認為，支撐這邏輯的，是一種精神幻覺，認為要保障自己的生存，就必須要殺戮他人，消滅所有「潛在」的威脅。嘗試合理化世界各地的政權暴力或警暴的，恐怕很大程度都是建基於這樣的一種戰爭邏輯。一旦陷進了這種戰爭邏輯，甚至會發展成一種新的認知和情感狀態——排拒在戰爭邏輯以外的其他存活方式的可能性。

巴特勒提出一些根本而尖銳的問題：以暴力回應暴力，是否也是合理化暴力或者為暴力提供辯解？怎樣確保不會衍生更多的暴力？怎樣區辨政權的暴力vs 民眾的暴力？ 而「自我防衛」的「自己」是指什麼？這個「自己」是如何與「他者」區分？

「神聖的暴力」

針對政權透過立法和執法所打造的暴力，班雅明提出以「神聖的暴力」（ divine violence ）來挑戰與法律緊扣的暴力。「神聖的暴力」是超越法律甚至一切作為工具或手段的「暴力」，也就是一種「純粹的暴力」（ pure violence）。過去的左翼對班雅明「神聖的暴力」或「純粹的暴力」的理解，主要將其置放於當時的社會脈絡——德國納粹以極端暴力的方式打壓反對力量（尤其是工會和左翼政黨），但卻以法律作武器禁止反對派以武力回擊，因此他們傾向以一種無政府主義的角度，理解班雅明之所以提出「神聖的暴力」的概念，是為了平反民眾以暴抗暴的取態。

巴特勒則另覓蹊徑，把非工具性的「神聖的暴力」理解為非暴力，更指向語言溝通的重要性。透過語言溝通，我們可造就出一個暴力無法觸及的空間，當中人與人能夠以對話來建立共識。巴特勒認為，神聖暴力其實是對法律暴力的一種回應，而透過語言的非暴力去建立共識，也同樣是對法律暴力的一種回應。巴特勒進一步指出，重要的是要揭露我們討論暴力時的語言框架，也就是說，暴力一旦進入討論，就已經受制於既有的語言框架的規限；而社會結構上的不平等，亦會影響我們如何理解及接受（或不接受）特定的暴力，以至於確認它的合法性或非法性。例如，政權壟斷了暴力的命名，透過媒體嘗試將暴力指摘為只關涉其反對者的行為，而非針對其自身透過立法與執法所施行的暴力實踐，因此往往將批判權貴、秉持異見、公民抗命等社會行動，理解為「暴力行為」，而這種控訴正是建基於一種歌頌競勝的戰爭邏輯的語言框架，並假設在這框架以外，別無其他可能性。

巴特勒批判暴力的根本進路，是質疑暴力（與非暴力）論述的工具性邏輯，也就是把暴力（與非暴力）僅看作為達至其他目標（例如「國家安全」、「獨立建國」）的手段。然而，巴特勒提問，如果所有工具，都有可能反過來操控其使用者，改變甚或主宰其使用者的存活方式（例如手機、電腦、汽車等），那麼被視作為一種工具的暴力，是否也終會改造其執行者的身心狀態，令戰爭邏輯滲入其骨髓，取代了原先的「目的」，甚至「自我」？別誤會巴特勒是「非暴力」的「死忠」，又或是站於道德高地堅持「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巴特勒清楚指出，「非暴力並非一種絕對原則」，更明言「非暴力」不等如「冇力」、虛無的和平或者「不作為」，就如書名「非暴力的力量」所言，巴特勒撰寫此書的目的正是希望挑戰「非暴力」的既有假定：「非暴力」並不是心靈平靜或和諧，反而言之，「非暴力」可以是充滿着憤怒的表達，例如刻意以身體作為「路障」阻擋及揭示警政暴力這類抗爭形式。同理，「非暴力」並不等同「沒有力量」或「不進取」，巴特勒重視的是我們應當小心檢視力量所指引的方向，是否朝向平等和確認所有人的可哀慟性。正因「非暴力」並非一種絕對的原則，亦不是能夠抽空於政治的道德討論，這使得「非暴力」難以清楚界定，因此我們在思考「非暴力」時，需要回歸更根本的問題：到底我們想活於怎樣的世界，這大概才是巴特勒的重要提醒。

「狂躁狀態」的啟示

巴特勒引用弗洛伊德的狂躁狀態（mania），嘗試提出一種可能性，有助我們走出戰爭邏輯所造成的暴力循環。狂躁狀態是精神分析的用語，是憂鬱（depression）的相反，也是一種與既存管控及領導脫鈎（dis-identification）的狀態。巴特勒指出，戰爭除了消滅既有的互信和社群連帶、生產狂怒和報復等情緒外，還會移除社會對暴力的禁制，為盡情破壞掃平道路，亦同時摧毀了建基於平等對話、開放溝通的公共政治的社會基礎。巴特勒認為，精神分析中的「超我」（super-ego）或「文明」——也就是透過集體認可的道德準則或文化規範/符號秩序（symbolic order），嘗試壓抑「本我」（id ）的原始欲望，使其不至於踰越傳統的禁忌——，並非是戰爭邏輯或暴力循環的良好解藥，因為歸根究柢，「超我」（super-ego）或「文明」，其實是對個體的毀滅欲望、狂怒和報復等情緒的一種暴力禁制，將對他人的攻擊轉移為對自身的攻擊，把他殺的欲望改變成自毀的傾向，也同樣是建基於一種以暴易暴的戰爭邏輯。以這種方式回應暴力，就等同於用謀殺（自身）的方法去謀殺人類潛藏的謀殺衝動。

引用弗洛伊德的觀點，巴特勒指出狂躁狀態是能有效地阻止「超我」所引發的自毀傾向的其中一種可能性，或至少為走出由攻擊他人轉向毀滅自我的死胡同提供線索。然而，巴特勒並非建議我們策略性地利用狂躁，或以狂躁作為抗爭模式，而是想指出：狂躁狀態的一個特性，正是高估主體的能力，也就是脫離「現實」，或更準確地說，是提供一種心理資源或精神能量，讓個人能超脫「既存現實」或務實主義的禁制，打開完全封殺新想象和另類出路的枷鎖。換句話說，無視「現實」的狂躁狀態，讓主體與宰制的管治脫鈎，為一種新的人際聯繫和社群連結——建基於「失敗」經驗或擺脫宰制民眾的統識——提供空間，也就是讓全世界「不切實際」的「失敗者」聯合起來之意，為的是擺脫「超我」對自我的破壞和暴力，肯定（未來的）生命（life-affirming），尋找另類的現實，並以此作為非暴力抗爭的團結和平等的基礎。

除了「不切實際」外，狂躁狀態還有另一特點。相對於憂鬱的不動和無力，狂躁則帶有更進取的能量，亦不乏憤恨報復的情緒。巴特勒認為，如果我們能夠將這些進取憤恨導向於抗擊戰爭的製造（war-making），也就是用一種既抗拒戰爭邏輯，但仍然是敢愛敢恨、堅決不退避、勇武非暴力的態度和行動——也就是巴特勒所倡議的憤怒的愛（rageful love）、好鬥的和平（militant pacifism）、進取的非暴力（ aggressive nonviolence ）、基進的堅持（radical persistence）——積極抵制反抗各種國族、軍事暴力侵害平等和人的價值，那麼被主流醫學視為是精神病的狂躁狀態，將可以成為協助我們走近一個有望克服暴力循環、批判個人主義、尊重眾生平等、告別務實主義的理想社會。

問題因此不是要取消憤怒、進取、憤恨和報復等人類與生俱來的情感，而是要將這些不全是破壞性、也有一定的生產性的情感，以非暴力的方式展現，導向打擊和限制戰爭邏輯、暴力循環。巴特勒所指的非暴力，並非是那種只追求平和安靜靈魂的道德取態，而是可以包含狂怒或憤恨的進取情感狀態，如甘地所指稱的靈魂的力量，或為追求真理而永不離棄的一種態度。

面對前所未有質疑

處身當代全球和香港社會脈絡的讀者也許會對巴特勒的觀點感到疑惑，甚或質疑「非暴力」的相關性及適用性，以至批判此書欠缺具體的行動方案。對這些質疑和批判，巴特勒於書中及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即使大家如此懷疑『非暴力』於當代亂世的可行性，但大家真是希望世界不再有人提出『非暴力』嗎？」對此，人們的答案往往是否定的。儘管上篇文首引用書中一句「於不同的政治光譜中，『非暴力』也遭到前所未有的質疑」，但不代表「非暴力」已被全面否定。反之，我們可能更需要深入思考自我與他人的（相互依存）關係，以及我們期望或想像的社會願景，循此來重新探索什麼是暴力及非暴力，以至其可能指向的政治行動。

明報 | 星期日生活 | 尋語讀書會 | 2020-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