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这三天一直在关注贵阳因弄虚作假的“社会面清零”而死的同胞们，观察墙内和墙外各方的反应和表述，以及维稳体制的调控应对。

他們以防疫之名濫用權力，享受“奉旨傷害”的權力快感，侵犯剥夺公民的基本權利。

他們的法是制民的法制之法，而不是治官的法治之法。

法制法治權力權利不分的人都只是古代臣民，而不是現代公民。

如果每個現代中國人都從臣民走向公民，幸福中國也就有了。

【404档案馆】第174期：我们的命运也会像那辆大巴，驾向坠落的黑夜——贵州隔离大巴翻车悲剧引发的舆论风暴

09/20/2022

9月18日凌晨，贵州黔南州三荔高速三都县段K31处，发生了一起客车侧翻事故。事发时，车上载有47人。事故造成27人遇难，20人受伤正在救治。事后，根据贵阳日报的报道，这一辆客车是隔离转运车辆。

该事件迅速在中文互联网上引发舆论关注。

本期节目，我们一起回顾这一事件引发的舆论情绪和官方回应民众愤怒的方式。

一、遮遮掩掩的通报和迅速撤销的热搜

2022年9月18日上午，贵州居民中流传一辆运送隔离人员的转运大巴出车祸，造成人员伤亡的消息，但官方没有证实。

直到当地时间18日下午，贵州三都县公安局终于发布通报。称9月18日凌晨，贵州黔南州三荔波高速（贵阳往荔波方向）发生一起客车侧翻事故。通报写道：

事发时，车上载有47人。截至今日12时，事故造成27人遇难，20人受伤正在救治。

通报一出，舆论哗然，多位当地网友的评论在网络上流传，质疑事发车辆为转运涉疫人员前往异地集中隔离的大巴。

有网友指出，首先，贵阳市仍采取着严格的防疫措施，“已经封了十几天了。”，出城高速处于交通管制状态，当地居民被禁止驾驶私家车或者乘坐大巴车通过高速公路离开贵阳市。其次，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凌晨2时至5时，长途大巴禁止在高速行驶。

对于出事大巴用途的猜测开始在更大范围内流传，然而官方仍然没有对此进行回应。反而在第一份通报发出后，当局审查部门对于相关质疑的评论进行了删除。相关话题在冲上热搜第一之后迅速被撤下。

官方第一份通报发出后的数小时后，《财新》发布报道，称经三都县应急管理局确认，事故车辆乘客为贵阳至荔波的疫情转运人员。

但面对包括德国之声和端传媒等在内的媒体的询问，当地宣传部和防疫办的人员也只是模糊的表示：“请关注官方报道”“不清楚大巴上有什么人”。

当天傍晚，网络上质疑和愤怒的声浪已经铺天盖地之时，贵州官方终于“委婉”地承认了车上人员确实是被转移的隔离人员，在《贵州日报》发布的消息中，省委书记谌贻琴、省长李炳军的部署中提到：“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检视涉疫人员隔离转运和交通安全隐患”。

二、愤怒的民意：没有回答的质疑和官方的舆论控制

官方通报的遮遮掩掩并没有阻止民众对于这次人祸的怒火。

自媒体“聂日明的百家号”质疑：

凌晨时段是红眼时段，驾驶员的精力很难胜任安全驾驶的义务，2018年修订通过的《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第三十八条规定，长途客运车辆凌晨2时至5时停止运行或实行接驳运输。

除此之外，贵州本身山多、路险，深夜大巴行驶的危险系数更高。然而，贵阳政府为了完成所谓“社会面清零”的目标，不顾法律规定和司机乘客安危，依然半夜要求民众强制转移。

在相关新闻下，热度最高的一条评论质疑，“大半夜转移，就不能等天亮吗？差这几个小时吗？”

 公众号“费里尼码子了”评论道：

一个身着厚厚防护服、防护镜、手套，精神状态不知，身体状况可疑的驾驶员，在一个深秋的凌晨把他掌控的路上移动器开翻下了高架路。

有网友愤怒质问：在贵州夜间多山的地形上行驶，这样的装束是否会影响视线？

但这样的追问得不到回答。

官方对于事故的处理并没有平息大众的愤怒，反而让民众更加愤怒。一张网络流传的事发后照片中，身穿全套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正在给车祸后打捞上来的大巴喷洒消毒液。

这一行为激起了大量网民的怒火。有网民讽刺道：“防疫大过天”。

在如潮的愤怒中，官方一方面表示道歉，称“无比沉痛、无比自责”，对3名干部停职调查，另一方面仍然宣称实现了“连续3天社会面感染者为零”。

而一张流传的这辆大巴事发前的电子眼拍摄的照片，进一步引爆了舆论。照片里，大巴司机身穿全套防护服，在深夜的公路上驾驶。

对于舆论的质疑，官方依然采取了封号禁言的方式。一张流传的QQ群聊天截图显示，群主要求：全体职工不得转发近日有关车祸的新闻消息。 并要求相互转达，及时回复。而对于本次事件的大量文章、微博、评论迅速被删除。

《财新》常务副主编高昱在朋友圈愤怒发声：

现在，贵阳没有因为奥密克戎死一个人，却因为害怕奥密克戎流行让600万人静默，将3万人强制集中隔离，将近万人疏散到其他城市。现在，又有27个人仅仅因为同楼可能有感染者而死于连夜转运的车祸！坚决反对全民核酸！坚决反对清零防疫！坚决反对闭关锁国！

结果他的朋友圈被封锁。

但在这样的严厉封杀下，依然有媒体试图还原更多真相。微信公众号“请以通报为准”采访了事件中部分逝者的家人朋友，让大众看到了因为这场悲剧而破碎的家庭，但这篇报道不久后就被删除。

媒体《财新》则调查到乘客多为贵阳老城区向阳大院居民，也提供了事件中的一些细节，比如整栋楼的人都被拉去隔离、司机不告知目的地、大巴车上不开窗、不通风等等。

三、国耻日：你凭什么认为你不会在那辆凌晨的大巴上？

通过大巴转运实现所谓“社会面清零”的目标并不是贵阳政府的独创。“社会面清零”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2021年底的西安，指主城区除已有病例以外，不再出现新增病例。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也可以是把阳性、密接、乃至只是和密接住同一小区的居民集体送到临近县市集中隔离。在全国各地，这种操作屡见不鲜。贵阳也不是第一次发生。

贵州隔离转运大巴翻车事件引发的愤怒，并不仅仅停留在这一个案上。大量网民表达了对于中国现行清零政策的不满，甚至还有网民表达了对于中国整个政治状况的愤怒。

微博用户@芮芮兜说道：

你凭什么认为你不会在那辆凌晨的大巴上？

该留言在被删除前得到了数万转发和数千条评论。大巴也迅速成为该事件后网民对于中国防疫政策的隐喻。

微博用户@车田纪子回顾了李文亮和2011年温州动车事件，总结道：

我们的命运也会像那辆大巴，驾向坠落的黑夜。

还有网民留言说道：“大家都被一种低压的情绪笼罩着，无法冲出，又无法蜷缩。”

该事件发生的日期：9月18日，也是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的日期，官方近年来都会高调纪念这一天，称之为“国耻日”。

在贵州隔离转运大巴翻车事件引发舆论关注后，一篇名为《9月18日是国耻日》的文章被传播，这篇文章批评官方在对“九·一八日本入侵东北”的高调宣传与对贵州翻车事件的审查封杀中展现出的双重标准。

《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在微博上发表对于贵州大巴侧翻事件的评论，他说：“它首先是交通本身的悲剧，是生产安全事故，与客车所执行的任务不应该有直接关系。这是事情的本应有的逻辑。”后来又补充道：“中国没一些人说得那么好，但肯定也没一些人说得那么差。我们这辈子投胎在了中国，既来之则安之，绝大多数人没地方去，只有汇入中国时代变迁的潮流，与这个国家共命运，也与它共荣辱。”

而另一位网民@行星旷野的微博则构成了对于胡锡进的回应，ta写道：

我不仅在贵州的大巴上

我还在馒头掉地上捡起来继续吃的西藏方舱

在封了九个月只剩几万人的广西东兴

在蔬菜腐烂入户消杀干部免职又复用的上海

在孕妇坐在椅子上流产的西安医院门口

在河南村镇银行不让取钱的病危母亲床前

在几天没吃饭外出买菜结果被刑拘的警车上

在买不到卫生巾的高铁上

在女孩被保安扒掉衣服的地铁上

在徐州丰县的铁链里

在拒绝性骚扰后被群殴的烧烤店里

在省吃俭用还贷款却最终烂尾的楼房下

最后在当前无法查看的微博中

这世间没道理的苦难像雪一样落下，这世间所有呜咽也像雪一样无声。一键精选以后，又是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中共二十大报道：专访高文谦：习近平即使连任其权势将缩水

2022年9月21日 01:04 方冰

与一些认为习近平寻求破例连任已无悬念的评论人士看法不同，中共党史专家、《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虽也认为习近平连任是“大概率事件”、“已成定局”，但他认为仍有悬念。

“如果在去年十九届六中全会前，我的看法非常简单，而且相当肯定，习近平连任没有悬念。” 高文谦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但是今年，不一样了。”他补充。

去年11月前，中共尚沉浸在大规模百年党庆和清零政策使中国成为全球抗疫模范的豪情之中。但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检验了习近平权力的含金量。

“他想通过《历史决议》来批江（泽民）否邓（小平），来颠覆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的既定国策，但他踢到铁板上。”高文谦说。“你可以看到，党内实际上是能够迫使他不得不作出让步的，他最后承认，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基本结论至今仍然适用。”

第二个《历史决议》指1981年由邓小平、胡耀邦主导、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否定毛领导的文革，反对个人崇拜、反对个人独断专行。

但高文谦说，今年以来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俄乌战争前中俄结盟上不封顶、绝不同快速传播的奥密克容病毒共存、坚持动态清零哪怕经济陷困境、在台海打破现状升高军事紧张。高文谦称，这些都是习近平“亲自领导、亲自部署”的“昏招”。而这一切均跟他寻求破例连任不无关系。

“习近平即使连任，他的权势也将比十九大时缩水，”高文谦断言。因为“习遭遇了他执政十年来的最大挫败”；他的“声望可以说降到他执政十年来的谷底，” 他补充。

因此高文谦认为，习近平在10月16日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不可能获得“大胜”，比较可能的情况是“中胜”，即，“分权制衡，不得不让出党政军最高职务中的一个；或虽保住三个最高职务，但在常委和政治局中没有占到稳定多数，从而失去了像十九大那样对政治路线的绝对主导权。”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坛的各派势力大体保持平衡，是一种斗而不破的局面。” 高文谦说。“他不得不作出让步，肯定党内多数人要求坚持改革开放，转而把自己打扮成改革开放的继承者，设法把自己那套‘梁家河治国理念’，就是政治挂帅、打压民营企业，共同富裕，跟改革开放对接起来。”

高文谦认为，拿毛和习相比，虽然他们都为搞政治运动不惜牺牲中国百姓的生命，但毛尚知道“敬畏历史”，“过犹不及”，而习更像百姓口中的“混不吝”。

高文谦指出，习近平即使连任，也将是一场独裁者的噩梦。“他将始终被恐惧和孤独缠绕，又面临着危机四伏的局面，身边无可用之才，也没有可用之人；他最缺少的就是人心，这是他的致命伤。”

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对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的专访实录

记者：中共二十大将于10月16号召开，不少观察家认为日期的宣布意味着寻求破例连任的总书记习近平，已经就未来人事安排、政治路线在高层达成了共识。你认为如果二十大如期举行，习近平及其最高层人事布局及其政治路线会是怎样的结果？

高文谦：我总的看法是习近平连任是个大概率事件，已成定局，但他将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对政治路线的主导权，至少要做出妥协。而且目前，常委和政治局里面习派人马能否占多数仍是未定之天。所以，可以说习近平即使连任，他的权势也将比十九大缩水。

如何评价习近平连任后中国政局的走向，由于现在还有些不确定的地方，这取决于习近平（在二十大上的斩获），我想把它分成三种可能性，就是取决于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究竟是大胜、中胜，还是小胜？衡量的标准的包括：第一，习的连任是否继续担任党政军三个最高职务？还是要让出其中一个？其次，习派人马在常委和政治局占的比例？这直接关系今后掌握政治路线的制定和实施的主导权。

我认为，所谓“大胜”是说习不仅拿到三位一体的连任，而且（他的亲信）在常委和政治局中也占有稳定的多数。其中有两个关键看点，一是总理人选，是否为习派人马出任？第二点，习是否指定了自己的人作为未来的接班人进入常委？

如果习“大胜”的话，这个结果将使习近平放手大干，加速贯彻实施他的强化党的领导、共同富裕、“战狼外交”，挑战国际秩序这一类所谓“梁家河治国理念”，那么实际上就在开历史倒车的末路狂奔。

“梁家河治国理念” 跟改革开放对接

所谓“中胜”，是指习近平虽获连任，但被分权制衡，不得不让出党政军最高职务中的一个；或虽保住三个最高职务，但在常委和政治局中没有占到稳定多数，从而失去了像十九大那样对政治路线的绝对主导权。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作出让步，表面上肯定党内多数人要求坚持改革开放，转而把自己打扮成改革开放的继承者，同时设法把自己那套“梁家河治国理念”，具体讲就是政治挂帅呀、打压民营企业，或者是共同富裕，跟改革开放对接起来，但在实际上继续推行他那套做法，就如同当年邓小平否定文革、把毛高高挂起，但还要高举毛的伟大旗帜，而实际上还是搞改革开放的做法一样。

实际上，在9月9号政治局会议公报中已经出现这种苗头。最近（《人民日报》）的重磅文章《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就说明了这一点。

那么所谓“小胜”则是指习不仅让出三个最高职务中的一个，而且在常委和政治局中也失去多数地位。因此，这种情况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对制定实施政治路线的主导权。也可以说这种“小胜”也是一种惨胜。

我认为，以习近平的个性，（如果“小胜”）为了避免清算他势必全力反扑，动用自己掌握的各种权力，比如枪杆子、笔杆子、刀把子，杀回马枪。我认为，那时中国政局将进入一个血雨腥风的大动荡。

在这三种可能性中，我认为，习获得“中胜”的可能性最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坛的各派势力大体保持平衡，是一种斗而不破的局面。但中国政局依旧糜烂，内外交困，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只是把一切矛盾往后推，直到总爆发的那一天。

习近平会不会继续守“七上八下”的潜规则？

记者：你讲“中胜”，是不是指习近平仍会按照现在“七上八下”的潜规则，换句话讲到年龄的常委走人，再补上这些空缺？也就是除了他自己，大家都还按照这个规则执行？

高文谦：中共高层的运作从来是黑箱作业，而这次尤其密不透风。在这个情况下，究竟“七上八下”的潜规则还起不起作用？究竟中组部关于党的领导人最多担任两届，这些东西还起不起约束作用？或者习近平为了连任怎么样来绕过这些规矩，还是把整个规矩都推翻？因为都推翻的话，有都推翻的好处，这样习近平自然而然就可以无障碍连任了，但你要一碗水端平，你推翻了，那别人呢？栗战书是不是要下呢？韩正是不是要下呢？这个东西是很难摆得平的，所以目前来看，我还真无法把这个问题回答得非常之准确。

但至少现在并没有说这些规则不作数，他真是不作数的话，事后要有个说法，就是在开会之后，至少在党内高层，要有个交代。要不然的话，你这就等于是你习近平口口声声要守党的政治规矩，但是，这些规矩都摆在那儿，没有作废，对吧？你可以说国家主席修宪，我给改了，但是党内的规矩没改，那么这时候你是不是要有个交代呢？咱们就且听下回分解吧，看看他怎么样把这个东西端出来吧。

记者：很多评论者对二十大习近平破例连任得出了跟你差不多的结论，但是后面会加一句，“除非发生意外”。现在开会日期宣布了，有观察者认为习将顺利连任。你认为还会有意外吗？如果有，可能是什么？

四件大事、四大昏招

高文谦：我是这么看的，如果在去年十九届六中全会前，我的看法非常简单，而且是相当之肯定，习近平连任没有悬念。但是今年，不一样了。通过去年底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他想通过历史决议来批江（泽民）否邓（小平），来颠覆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的既定国策，但他踢到铁板上。所以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党内实际上是能够迫使他不得不作出让步的，他最后承认，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基本结论至今仍然适用。那么今年的情况不同了。今年中国处在多事之秋，习近平实际上也遭遇了执政十年来最大的挫败。

这个最大的挫败，我觉得，现在有四件大事，四件他最头疼的事情，摆在面前。第一，就是中俄结盟。中俄合作不封顶，刚跟普京讲完这个话，普京随后就入侵乌克兰；再有一个“动态清零”；以及之后的经济崩盘，李克强他们不得不挽救经济；再有就是，佩洛西访台后的台海危机。这四件大事，是四个昏招，都是习近平最终拍板的，他所谓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这些一连串的昏招搞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整个国家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发生突发事件的两大热点

我认为二十大前最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有两个热点，一个就是国际上的这个中俄结盟；再一个，在国内，习为了连任会采取非常手段，排除一切阻力，完全是高压态势，就是要确保万无一失，但这种情况也没法说百分之百能控制住局面。

就在前几天，（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访俄语出惊人，表示中国理解和充分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件事情中文媒体没有报道，那是俄罗斯媒体给曝光了，引起舆论哗然。当然这番话是给新近大败的俄罗斯撑腰。但是，这就撕下了中国从俄乌战争开始以来保持中立的假面具。公开与作为侵略者的俄国结盟、挑战国际秩序、对抗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民主阵营，这种做法势必严重恶化中国的国际环境，中国将为此付出巨大代价。而（中共）党内本来就质疑习近平的这种亲俄抗美路线，现在我觉得还会引起更大的反弹。这是国际方面。

对国内来说，习近平这个连任现在是重中之重、压倒一切的。对习来说连任就像一个魔咒一样在那儿缠绕着他，他实际上执政这十年，把国家治理得一塌糊涂，人们可以想一想十年前他接手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局面，现在又是个什么样的局面。但是，他到站不下车，厚着脸皮就是赖着不下来。

我记得五年前，在参加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评述十九大时，我就提出习近平如果赖着不下来，中国的这种政治制度有没有办法约束他。现在看来确实没有办法。

但是，习近平为什么这么做？主要就是独裁者的一种宿命，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它主要是为了避免清算，因为他已经没有退路，所以他宁愿担这个千古骂名也要往这个连任的火坑里面跳，因为这关系到他的身家性命。因此对党内外任何阻挡他的突发事件他都会痛下杀手。可以预见，习近平即使连任，也将是一场独裁者的噩梦。他将始终被恐惧和孤独缠绕，又面临着危机四伏的局面，身边无可用之才，也没有可用之人；他最缺少的就是人心，这是他的致命伤。

记者：讲到国际环境，习近平最近出访中亚国家、会见普京、参加上合组织峰会。有主流媒体认为这有可能会增加他的外交得分，有利于他在二十大获第三连期。你的看法？

习栗在俄乌战争问题上唱双簧戏

高文谦：我注意到习近平的讲话和栗战书讲话的调子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我认为，这实际上是在唱一出双簧戏。很明显，普京在中国需要他支持时，飞到北京参加北京冬奥会。当然随后就回去部署入侵乌克兰了。但至少他支持了中国，而且他们签署了联合声明，而且是中俄关系上不封顶、只有加油站没有终点站，这是表面话。私下里有什么桌面下的交易，我们不知道。俄乌战争爆发后，美国警告中国，如果你胆敢在军事上支持俄罗斯，你也会像俄罗斯那样受到严厉制裁。因此，用一句中国话讲，叫做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是口惠而实不至，并没有真正敢在很多重要的问题援俄。当然也通过一些经贸的边边角角，但不敢直接踩西方为他画的红线。

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因为俄罗斯在乌克兰新近大败。俄罗斯非常孤立，弹药也打光了，不得不去向北朝鲜寻求弹药。因此，他当然更需要中国的支持。那么栗战书大概是讲出这个话来。我相信栗战书出访前，也是由中央常委给他的稿子，他是照本宣科。但俄罗斯杜马领导人很不以为然，不相信的眼神可以看出来。而这回习近平，反过来，连这个话都不讲，都是一套官话大话空话。所以，现在反过来看习近平，等于是比栗战书又往回退了。西方媒体认为他这些大话空话增加了他的力量，而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恰恰是跟栗战书唱了一个红脸儿一个白脸儿，目的是中国还是想尽量在俄国和美国及西方国家之间，保持一个大体的、从一开始的平衡。这是我的看法。

记者：专家一般认为历史上中共党代会宣布召开，实际上已经是把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解决了，党代会不过是走个形式。你的看法？

中共历史上高层达成共识后出现变数不少见

高文谦：这种说法一般是对的，因为中共高层的运作一向是黑箱作业和密室文化，党代会都是先在党内高层进行博弈、勾兑，达成妥协后才会召开。不是有句话，叫做“大事开小会小事开大会”，说的就是这种运作模式。另一方面，党代会虽然是一个橡皮图章，但是按照党章规定却是一个必经的程序，就是必须要走这个过场。因此，在最后揭锅前，仍然可能出现变数。这个可以说是惊险的一跳，就像市场经济中交易双方切割的那一瞬间。据当年林彪观察，他说毛泽东最大的忧虑就是在投票时能否占多数。他对这个事情也心中没谱，也担忧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毛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习了。

至于这个党内高层达成协议后又出现意外情况并不少见。文革结束以后至少就有几个很著名的这种偶然事件发生之后，改变了整个历史方向。比如，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那个中央工作会议的小组会上，他发难，提出彭德怀问题，提出康生问题，事情传到全会各组后，最后整个翻车，改变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定的议事日程，导致华国锋后来靠边站，最后成了一个在中共历史上可以和遵义会议相比的一个转折点。

第二个例子是1986年的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当时胡耀邦是总书记，他主持的会议本来基本快散会了，结果陆定一发言，提出不同意再提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下子炸了锅了，当场会议形成了两派。最后，邓小平出来讲一篇话，他说反对自由化是他提的，现在不仅要提，还要提20年，一直要提下去。这就导致整个局势逆转。胡耀邦也在第二年初下台。

所以我认为，二十大当然习近平是严防死守，绝不让它出现任何意外。但是我认为，天下苦习久矣，如果真出现意外，我相信将举国欢腾，而习近平将陷入生死之战。他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尽快弭平，如果演变成萧墙之乱，那么以习的为人他很可能霸王硬上弓，不惜动用武力，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几年前就有例子，习在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的人代会上，他就在投票前史无前例地派军队踢正步进入会场震慑代表。

这种意外会不会发生我们不知道。但是谁也不能说百分之百不发生，这就是我的看法。

习近平会通过修改党章设党主席吗？

记者：9月9日中共政治局又开了一次会，新闻报道说会议研究了修改党章的问题，有观察者认为，习近平可能通过修改党章再设中共党主席。你认为是否会发生？

高文谦：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海外某些亲习的大外宣，故意给习造势来带风向。实际上，早在5年前中共十九大前就有海外中文媒体放过这种风。另一种是真实的担忧，有它的逻辑和道理。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但是我认为目前这种可能性不大。

我的理由是什么呢？首先，政治局9月9日的公报语焉不详，没有任何进一步的暗示透露。如果确有此事，党内反对势力一定会大做文章。这是最好的能够激起民愤的事情。但现在党内反对势力，他们在海外也有些媒体，并没有曝出来。

其次，从中共历史来看，每一次党代会实际上都在修改党章。当然有的大修大改，有的小打小闹，已成惯例，不值得过分解读，特别是习派媒体也没有再称他“人民领袖”，而这个“人民领袖”跟这个党主席是对接的。

更重要的是，从实际情况判断，就是习的连任，已经破坏了党内政治规矩，舆论汹汹，网上对这个事情没有人叫好，弄得习本身已经是灰头土脸、疲于招架。而设立党主席比连任的难度更大。如果说习近平想改变中组部关于领导人不能连任两届的党内规定和七上八下的潜规则都办不到，又怎么会舍易就难、自找麻烦呢？

再有，我认为设立党主席是一个很大的动作。这个只有在习“大胜”的情况下才可能达成。而习从去年十九届六中全会之后，他的权势实际上就在开始一路下跌。今年更是遭遇了执政以来最大的挫败。他的声望可以说降到他执政十年来的谷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性不大，这是我的一个判断。当然，凡事都有例外。咱们再继续观察吧。

记者：那他修改党章的主要目是什么？现在还有一种分析，认为可能他要把现在习近平思想前面的冗长修饰语去掉，变成“习近平思想”，让它更接近于毛的地位。你的看法？

去掉修饰语直奔“习近平思想”？

高文谦：这个确实有这种可能。这跟当党主席一步到位还不一样，但是一种铺垫。这个是有可能。当然了，他这样做本身还要看他究竟在党内有多大的号召力，但所有人都明白，他迈出这一步，下一步他当主席就更加顺理成章了。

你现在不讲远的，不讲那些习家军肉麻吹捧，就以政治局会议公报，最新的话，还是把习放在毛邓江胡习，还是这么一个排列，这个事情是去年六中全会时，习那时就想把它变成毛邓习，想把江和胡给拿下，最后就没弄成。最近，大概8月30号吧，我记得政治局会议中专门讲到毛思想、邓理论、江代表、胡发展，然后是习新时代，这就是十几天前的事儿。所以，他这一步能不能够一下到位、把它前面那么长的定语都给摘下来，还有待观察。

记者：二十大前还会有个全会吧？它的看点在哪里？

高文谦：有啊，十九届七中全会。七中全会的看点，首先它是二十大的预备会议。10月9号召开，政治局会议已经宣布了，大概是一个礼拜后，然后一周后开二十大。它的看点在于主席团的构成，主席团的排名，习家军的人马能占多少位置？再一个是看排序上有什么名堂？除此之外，即使等二十大开完都还没解决这个问题，还要再等二十大一中全会，最后才正式公布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名单。

记者：最近《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对毛和习进行对比，毛先后发动了大跃进和文革，根本不在乎百姓被饿死，也不在乎国家在这两场灾难性运动当中陷入混乱。而习近平似乎也是这样，因为现在这个清零运动在中国已经搞得天怒人怨，已经极具破坏性。我的问题是毛文革最后导致他死后众叛亲离，而习近平狂妄偏执的性格会把中国带到哪里去？他自己最后又会是怎样的结局呢？你的观察？

习的连任是独裁者的噩梦更是中国民众的噩梦

高文谦：我觉得毛跟习来比有同也有异。虽说毛不在乎死人，但他却很在乎历史的评价。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和毛深浸中国传统文化，这两者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宗教审判功能被历史评价所取代，所以中国的政治文化中素来对历史心存敬畏。

毛发动大跃进，造成大饥荒，饿死3000万人，发生了人吃人的事情。刘少奇说“人吃人是要上史书的”，当面跟毛讲这句话，深深刺激了毛。所以毛后来决心先发制人，发动文革。防止自己被刘少奇这个所谓的中国赫鲁晓夫鞭尸精算。

毛是一代枭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了一辈子，但最后却是个失败者。必须要讲他是个失败者，他不是胜利者，而且输得很惨。不但晚年发动的文革灰飞烟灭，而且连自己的亲人都保不住，尸骨未寒，自己的老婆江青、侄子毛远新啷当入狱。

下面我再说一下习。说句实在话，跟毛比，习那真是不学无术。别说跟毛比，大概他也就比栗战书稍强点儿。他内心虽以毛为精神教父，但却只学了皮毛，画虎不成反类犬。毛尚且知道敬畏历史，懂得过犹不及。习是狂妄颟顸，不知敬畏，用老百姓话讲整个一个混不吝。

毛晚年在坚持文革的同时，尚且知道提出“以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三项指示”中的后两项；相比之下，习明知清零防疫把整个经济搞得奄奄一息，老百姓很多情况是生不如死，造成大规模的人道灾难，但是他仍然要为连任一意孤行，把病毒防疫变成政治防疫，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强调要算政治账，而且明明经济已经崩盘了，他还讲要算政治账，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习的祸国殃民和毛有一比，但是它比毛更甚的是他不知进退、一条道走到黑。

所以，我认为他的结局只会比毛更惨。而习的连任是他作为独裁者的噩梦，但习的连任更是中国民众的噩梦。中国将由此进入一个至暗时刻，因为习绑架了整个国家，让无辜老百姓为他陪葬，用文革流行的话讲，叫做老百姓又“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在习现在的治理下，中国老百姓的苦才刚刚开始。最后是我的一句感叹，中国何其不幸啊！

记者：谢谢高文谦先生。

贵阳封控，贵阳转运：一场监视，服从和举报的大型社会实验

“其实可怕的不是病毒，人心的恐慌是最可怕的。”

端传媒记者 苻坚 陈姝玥 实习记者 于霁 发自新加坡

2022-09-21

金子提心吊胆，她开着车出了小区，一段下坡路后左转是乌当区，右转是云岩区。执勤的协警挡在路口，劝返想右转进入云岩区的人，区和区之间封闭了。那是9月4日，贵阳市的防疫政策还是“原则居家”，社区告诉她不准出门，但单位要求她去上班。当天晚上，金子的同事从单位跨区回家，两次在分界处被要求下出租车，最后只能步行回家。过了零点，“静默”就开始了。

贵阳真正的封控从9月5日开始。凌晨00:43，贵阳市政府通知全市主要区域“临时静态管理”三天。“静下来是为了更快动起来”，《贵阳日报》当天的新闻标题写道。

核酸、无人机和食物的奥德赛

封控的第一件事是做核酸。何算算住在云岩区，最初开始每天早上5点就开始做核酸。有的社区更早，凌晨4点开始。贵阳副市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这是和病毒赛跑、和疫情抢时间。有媒体曝光之后，何算算的社区就推迟了两个小时，改成了7点开始。一大清早，社区会用大声公（喇叭）喊居民下楼，有时是“大宝贝小心肝，快点下楼做核酸”，有时是“11栋12栋，快点下来捅喉咙”。何算算躺在床上听到喇叭里重复的口号，觉得精神和肉体受双重折磨，“每天捅核酸那个动作就已经很像强奸。”

核酸的做法在变。同样住在云岩区的杨树，封控第一周是一天下楼测核酸，一天在家做抗原自测，第二周改成了每天核酸。牛小敏现在住在南明区号称亚洲最大小区的花果园，她们那一区12栋楼有9000多户人家，保守估计有三四万人口。第一天做核酸的时候场面混乱、人挤人，从下午六点到凌晨四点才做完。后来改成居委会的人一层楼一层楼带着她们下去。“楼下就算有大喇叭我们也听不见。”牛小敏住的楼一共有39层。再后来，因为有一栋楼发现一例阳性，几万人都不能出门，就变成医护人员上门做核酸，一队人从39楼往下做，一队人从底楼往上做，贵阳没有这么多人手，大多是县城里过来支援的，奥德赛一般的征程。

居家的意思也在变。杨树的小区第一周可以在小区内走动，第二周要求她们不出家门。她有一只边牧犬，早上6点做核酸的时候，她带着狗下楼大小便，晚上12点，她又悄悄带着狗在小区内转一圈，让狗排泄。她小心翼翼，因为每天下午到晚上，都有无人机在巡逻，如果发现有人在外面溜达，三分钟内附近的警察就会过来，要求他们回家。如果没有通行证却走出了小区，会立即被警察带走。

牛小敏今年50多岁，在云岩区住了20多年，后来才搬到南明区的花果园。她说，云岩区是贵阳的旧城区，暗巷很多，分散的独门独户的房子也很多，四通八达，很难像新式住宅区一样封锁。“那边老贵阳人比较多，他也不听你这一套，居委会基本上都是熟人，也管不了这么严。”她猜测这是云岩区后来成为疫情重灾区的原因，因为难管。她听说云岩区出动了很多无人机在天空盘旋，看见违规出门的，警察就会拉去隔离。

不是所有人都不能出门，有的人可以拥有通行证。杨树在小区群里看到，一个邻居的父亲重病，他要去医院探望，街道办给他开了“有效期一天”的放行证明，除了纸质证明外，他绿色的健康码中多出一个蓝色的点缀，写着“云岩通行证”。附近社区不时听说有确诊的人，9月17日晚上11点，杨树在阳台看见三辆隔离转运的大巴车，但她不确定其中是不是有后来出事的车辆。

买菜是第二件重要的事。杨树住的地方，只能在社区指定的微信小程序（从微信app中打开的应用程序）上买菜，每天晚上9:30开始抢，运气好就能抢到。她买过三个套餐（只能购买搭配好的套餐），其中一个套餐有1颗白菜、4个西红柿、4个土豆、1根胡萝卜、2块姜、2颗蒜，一共38元，不算太贵，但价格已经比贵阳的菜市场高。她有邻居花138元买了5斤肉，但贵阳天气热，送到的时候肉已经臭了。政府也给她们发过两次食物，她听说隔壁《贵州日报》报社的职工宿舍，每天都会发物资，其他一些小区也发得比她们频繁。有邻居去投诉，但无济于事。

最缺食物的是花果园的外来打工人。牛小敏回忆，封控是突然发生的，9月4日下午，社区里的超市和菜档突然都关掉了，之后就从凌晨开始“静默”。政府发的食物都是菜、米和油，需要烹饪，但花果园有很多年轻人都住在群租房（类似香港的㓥房，一套房子隔断成很多间），长年吃外卖，“家里边没有开伙的地方，你拿方便面给他，他连烧水的东西都没有。”牛小敏的朋友一家也住在花果园，她每天做饭的时候就多做一点，放在门口，打电话让楼里两个没地方做饭的年轻人下来拿。

金子也听自己朋友讲了一个花果园的故事。朋友住在花果园，在微信上，他告诉金子，自己下楼做核酸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刚来贵阳的家政工人。家政工人刚到贵阳不久，就遇上封控，没有东西吃，向社区反映也得不到回应。朋友把他拉进业主群，邻居们可怜他，给了他一些食物，但这名家政工人心态逐渐崩溃，不愿再接受别人的帮助。他说自己受不了了，情愿去监狱吃牢饭，也不想被封在这里。最后听说家政工人跑下楼去抢东西，准备被抓，但志愿者们把他押走，却没有送他去警察局。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疫情中也要长记性，很多人没有做饭的习惯，什么也不囤。要是遇到了重大灾害怎么办。我觉得这是一个风险控制的问题。”自陈运气比较好、住在比较富裕小区的贵阳居民创创，对封控有这样的想法。

转运阴性，一座关于清零的“城堡”

开始大规模把人转运去隔离是9月16号之后的事情，当天贵阳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决战决胜社会面清零”，另一份文件指出，清零的目标日期是9月19日。

9月7日左右，牛小敏住的区域有一栋楼发现一例阳性，那次只拉了十几名密接者去隔离，其余人只是不再被允许出小区。9月14日，住在云岩区的夏秋所在小区有一名保洁阿姨确诊，两天之后，小区里才转运走了十几个密接，夏秋的朋友也在转运行列里，他被送到150公里外的遵义市隔离。实际上，遵义市也封控了将近一个星期，一共发现14例确诊病例。

“社会面清零”的目标提出后，情况急转直下。

杨子轩的外婆住在云岩区的城中村，和16名租户一起住在院子里四层高的自建房中。9月16日，外婆家所属的社区有一人自测阳性，整个片区的居民都接到隔离通知。“很多被抓去隔离的不是阳性，甚至连密接都不是，是绿码，核酸检测都正常就要求被隔离。只是所在片区中有感染者，整个片区都会被拉走。”杨子轩说，由于城中村规划混乱，紧挨阳性病例的住户可能因为不属于同一片区不用隔离，但与阳性病例相隔甚远的居民则会因为同属一个片区被拉走。

9月17日，牛小敏在微信群里看见花果园Q区一整栋楼被转运的视频：穿着蓝色防护服的居民在小区地面排成见不到尾的长龙，有人抱着小孩，有人拉着行李箱，有老人，也有儿童。她测算，花果园一栋楼至少有3500人。

住在云岩区的徐守约一家经历了一次卡夫卡式的荒谬转运。

9月13日，徐守约4岁的女儿的核酸检测没有出结果，界面一直显示“检测中”。不过，9月14日女儿再做混采，已正常显示为阴性。

由于女儿13日的核酸结果异常，9月15日早上8点多，云岩区的疾控人员上门为她采样，“单采复核”。那天早上，徐守约接到了二十多个电话，来自派出所、街道等不同政府部门，重复问他们家庭住址、姓名、身份证等信息。电话太多，有的他甚至忘记问对方是什么部门的。

当天中午，一通电话打来告诉他，自己是转运人员，要将女儿送到方舱。他没有告诉徐守约自己是哪个部门。因为14日女儿的核酸结果是阴性，徐守约认为13日的结果是出错了，女儿没有确诊，拒绝去方舱。对方让他联系疾控部门。晚上8点，“单采复核”的核酸结果仍是阴性，转运人员就离开了，他不能把阴性的人送去方舱，那是违反规定的。

晚上10点半，云岩区疾控部门的人通知徐守约，会安排人上门再次采样，但等了一夜都没来。

9月16日，云岩区卫健委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徐守约，说要将他女儿转运到方舱，因为名字在市里的名单上。徐守约提醒他，名单和数据可能是13日的。工作人员表示数据不会出错。徐守约把疾控部门的电话给他，十几分钟后，他回电话说，不用去方舱。

晚上7点，疾控人员上门采样。两三个小时后，警察上门，通知徐守约的邻居转运隔离，因为他们是“密接者”。根据政府定义的“阳性密接清零行动”，阳性感染者同楼层和上下各三层，本户上下各五层，相邻两侧单位元“米字型”邻居都要转运。好在他们家一梯一户，一共也就10户邻居需要转运。

“但这个密接就有点怪，因为我们家根本不是阳性啊，就把他们叫去隔离。”徐守约说。当天晚上，邻居被转运到遵义市下辖的务川县一个破旧的学校宿舍里。

9月17日凌晨3点，徐守约一家的核酸结果仍然是阴性。中午时分，警察打电话通知他们，做好转运隔离的准备。这名女警察表示自己很同情徐守约一家，也不希望他们去隔离，向领导反映了好几次，但名单上有他们，只能执行。她也不知道名单来自哪里。疾控部门告诉徐守约，他们这“条线”没有下过转移隔离的命令，可能是另一“条线”下的。

下午4点，徐守约一家带着打包好的东西下楼，警察已经在等待他们，她没有穿防护服，也没有负压车，只有一辆大巴车。大巴车随后绕道接了一位发烧的女性上车，后来才知道她是阳性患者。

转运车没有开空调，不通风，孩子热，哭闹，中途摘下几次口罩。徐守约很担心，但没有办法。车上除了司机和一名工作人员，一共11人，还有一名孕妇，一名糖尿病患者，一名从四川来出差的人，一名医生家属，除了小孩，全程没有人说话。司机穿着白色防护服开车，没有开窗，徐守约看着他只觉得很热。

9月17日下午6点多，大巴车抵达贵阳市内一个废弃了几年的大学宿舍。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这是花了三天时间打扫出来给他们隔离的。但宿舍还是很脏、很旧。直到最后，女儿9月13日的核酸结果仍然是“检测中”。

发烧的女人把自己核酸阳性的结果发在隔离点的群里，她说自己16日就知道自己是阳性，也告诉过相关人员，但没有人来转运她，直到这辆车来接她，她还以为自己会去医院。当天晚上，徐守约帮助她报警，她才被转移去其他地方。

9月18日凌晨，另一辆转运隔离的大巴在高速公路侧翻，27人死亡。徐守约早上在隔离点起床，才看到这个消息。

举报、威胁和创建“无疫小区”的西西弗斯神话

转运车发生事故后，金子和朋友讨论，如果被拉走隔离怎么办。朋友说，躲起来，千万不要去。但金子很焦虑，她觉得自己躲不开的。她发现，平日很和善的邻居，都渐渐变得特别严格。“从隔离开始，晚上都有邻居去当志愿者，在下面守着，看有没有人出去。他们非常谨慎，每天都监督有没有人下去逛。”更何况，小区每天都在统计谁家有几个人做核酸，如果躲起来，很快就会被发现。她还担心，如果自己坚决抗拒，会像有些小区发生过的一样，整栋楼都贴封条，那样会连累邻居。

牛小敏也发现，躲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她住在亚洲最大的小区，人员庞杂，但12栋楼也有3个居委会在管，居委会工作人员对她的信息了如指掌，经常询问她住在养老院的父亲的状况，比如有没有打疫苗。她说：“其实可怕的不是这个病毒，人心的这种恐慌是最可怕的。”

9月12日，贵阳政府在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宣布13日开始创建“无疫小区”。封控区域内，如果被评选为“无疫小区”，居民可以在小区内走动，社区里的超市可以营业，餐厅可以提供外卖。创建“无疫小区”有很多标准，其中一条是“群众自愿提出构建硬隔离相关设施”。

金子意识到“无疫小区”的目标让邻居变得更凶狠了。有时候有老人下楼散步，邻居看到，就在群里骂，“哪家的要叫回去，不然就怎么怎么样”。金子觉得，做了那么多次核酸都是阴性以后，邻居都知道小区已经没什么感染风险了，也不再提到怕感染之类的话，而是为了成为“无疫小区”在互相监督。

大概在9月14日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金子很生气的事情。她住的小区有一个团购站点，封控第一个星期为很多邻居提供了物资。但有邻居突然要求老板把站点关闭，因为要积极争取“无疫小区”，不能再和外面的人接触，一定要保证没有一个阳性。金子在群里看见，有邻居威胁老板，“如果这个小区出现阳性，影响到我家孩子，我一定会去找你算账。”还有人私下发信息威胁老板。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何算算的小区。她们小区本来可以团购物资，但因为“无疫小区”一直申请不下来，上个星期开始就不让团购了。小区群里开始传小道消息，说附近的小区因为骑手阳性，传染得那个小区变成高风险，“连聊天记录都没有的事情，就发到我们小区群里边，说大家不要再团购了，不要再为我们小区增加风险了。”何算算很无奈。

邻居们也要求养狗的住户不要遛狗，他们相信遛狗就无法评为“无疫小区”。之前何算算的小区已经因遛狗爆发过争吵。一次是有邻居骂遛狗的人：“那个遛狗的烂婆娘，你想死你在家里面吃药自杀，别出来害人。”她很清楚，这个邻居的态度就是大部分人的态度，他们会指责被感染的人，“不要害大家”。

小区群还流传过一个视频，有人把社区发的月饼喂狗，并说了不满政府的话，就被警察带走了。何算算小区群里大部分人都说抓得好，“当众喂狗，这是挑衅了。不抓不足以平民愤。”偶尔有一两个邻居说，这个没有法律依据吧，但反而会被其他人攻击。她看在眼里，一点在群里发言的欲望都没有。

何算算朋友的小区被评为“无疫小区”，但并没有因此得到更多自由。小区物业发了一个通告，说未来3天会有无人机来巡逻“复查”，如果发现小区有人员流动、不戴口罩，称号将被取消，因此请居民们“无故严禁出门”。何算算和朋友很不满，“那你还给什么无疫小区，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根据贵阳政府的通告，除了5条创建标准，“无疫小区”还有7条达标标准，其中之一是“不信谣，不传谣，争做网络文明的宣传者、实践者、捍卫者”。

贵阳政府还发布通告，在全市范围内实行疫情防控线索有奖举报，每条属实的线索奖励300元。另一份通告罗列了30种疫情防控违法违规行为，包括不做核酸。

何算算小区群的邻居说得最多的话就是“坚持”。但她觉得这是政府在画饼，“9月12日就说三天不许流动，潜台词好像三天没事就解脱了，三天后又开始通知明天做核酸，坚持三天又三天。”

封控了两个星期，金子和上海一位同样经历过封控的朋友交流。朋友告诉她，自己觉得一直做核酸这件事情“怪怪的”。金子跟她开玩笑，“就像猪要盖检疫通过章一样。”玩笑之后，金子觉得贵阳的邻居和上海这位朋友的不同之处是，朋友没有把配合封控、每天做核酸当成天经地义的事情。不过，她也觉得，大概因为贵阳城区的人大多在体制内谋生，发生了转运车侧翻的事故，大部分人也只会沉默，不会说被视为敏感的话。

尾声

车祸事故发生后，杨树小区群里的人都很伤心，也有表现出愤怒的人，但有人提醒，不要说太敏感的词，不然群会被解散。9月19日下午，群里的话题又变成了团购、买菜。

何算算也为这件事感到很痛苦，她觉得这种情况下乐观只是一种自欺欺人。她妈妈是社区工作人员，封控以来就没回过家，她虽然抗拒严苛的封控管制，但想到自己妈妈也可能受别人的气，就没办法骂身边的人。

9月19日，贵阳政府宣布9月16-18日连续3天社会面阳性感染者为零，开始有序解封。9月20日，牛小敏的社区已经解封，但只是能下楼，还不能出小区。晚上，网格员通知她们，明天早上做核酸。

云岩区还没有解封，夏秋的小区还属于高风险区，他不知道在遵义的朋友结束隔离后，回到高风险小区会怎么样。杨树的小区也没有解封，她感到大家都很焦虑，扔垃圾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一个邻居，对方几乎马上要爆发，她赶紧道歉走回家。

住在乌当区的金子，9月20日已经可以开车去上班了，不过仍然不能右转进入云岩区。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转运大巴事故后，贵阳隔离居民自述：我也可能成为凌晨大巴上的人

“老百姓够听话、够配合了，还要我们怎样？不听话是死路一条，听话了也是死路一条。”

端传媒记者 王二 发自新加坡

2022-09-20

9月18日凌晨2时40分，一辆从贵州贵阳驶往荔波县的转运隔离人员大巴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事故，造成27人死亡，20人受伤。车上总计47人。据财新报导，隔离转运人员为贵阳市云岩区向阳大院小区居民。

从9月5日开始，贵阳全市开始静态管理，进入静默状态。我们找到一位在贵阳市云岩区隔离、距离被转运小区向阳大院仅一街之隔的居民。這位居民家人的一位同事就在事故大巴上，一家三口全部遇难。其所在的一个互助群组里，一位群友的姐姐也在那辆大巴里。

转运大巴事故给贵阳市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震动，但转运仍在继续。Ta对事故后官方部署救援的话术感到愤怒，“人心真的能做到这个地步吗？但冷静下来回头一想，发生在当今的中国，也挺合理的。”

以下是Ta的讲述。

都怕自己也成为被拉上车的人

晚上贵阳市政府开新闻发布会，大段大段的领导部署救援，各种词语、各种成语、各种话术堆在一起，人心真的能做到这个地步吗？你刚开始看到的时候很愤怒，等冷静下来回头一想，发生在当今的中国，也挺合理的。

向阳大院就在我每天上下班必经的那条路上，路口斜上坡就是向阳大院的居民楼。之前我们都管那条路叫化工路，出事之后，才知道叫向阳大院。

我不知道向阳大院里住了哪些人，只知道有一家三口是我家人公司的同事，都在车上。前一天晚上出发前向公司报备说拉去隔离了。昨天（9月18日）事发之后，他们公司就赶紧联系，失联。到晚上说，和政府、公安局确认了，一家三口全没了。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小孩还在上中学，就住在化工路，在我家小区旁边。

大巴事故刚发生后不久，我还不知道车上的人就是我家小区附近化工路的居民。官方通报事故信息后，各个微信群都在转发。有人在一个团购骑手群里说，“我姐姐昨天晚上就是坐这辆大巴去了荔波，打她手机联系不上了，怎么办？”群里其他人说赶紧联系派出所，打社区电话。再之后，大家在群里@他问“你联系上你姐了吗？”但他再也没回复了。

看到群里的消息后才知道，天哪，就在我家旁边。前一天晚上拉人的时候，化工路对面小区的高层住户有拍到视频，视频发群里后有人语气轻松地笑说“完了，又有人遭拉走了”。大家当时只觉得运气太差了，怎么又有人被拉走了，没想到会发生大巴侧翻的事故。

因为从贵阳发生疫情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过因为物资短缺快饿死或者有病不能医治的情况，不像上海那么严重。侧翻事故以前，大家唯一觉得难受的是拉去外地隔离，几个小时的车程，车上不准开窗，不准上厕所。

大家都怕自己也成为被拉上车的人。新闻刚刚发布的时候，只说大巴车侧翻，都不敢写是被拉去隔离的人员，是凌晨。

昨天（9月18日）上午和朋友聊天的时候，Ta收到了推送后把这条消息发给我，也找了三都交通局官方微博截图给我看。我们一看，百分之百是转运隔离的大巴。第一，它是从贵阳往荔波县；第二，这辆车是大巴车；第三，这辆车是在凌晨侧翻。现在整个贵州省“戒严”高速公路，而且高速公路一般严禁大巴凌晨上路。（注：中国禁止长途客运车在凌晨2时至5时上高速公路行驶）

除了隔离的大巴车，还有谁敢凌晨在高速行驶，而且是从贵阳到荔波，荔波小七孔是很有名的旅游景点。中秋节之前，我们小区有人被拉去贵阳市区酒店隔离，那时市区酒店还没满。20多个人，扛着行李箱抱着小孩，从单元楼下来，他们没穿防护服，只有司机穿白色衣服。市内酒店住满之后，才把隔离的人往外面的市县转运。

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已经不是在防范病毒，只是一种政治手段而已。大家都知道，但是都不敢说。我们昨天在家庭群聊大巴事件，说起遇难的一家三口，有其他家人说：“快别说了，你们这种敏感信息不敢说”，另外一个家人就说：“这是关乎我们每个人，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怎么都不能说了？”

大家都形成了一种应激反应，哪怕是因为拉去隔离发生车祸，都不敢讨论。更夸张的是，很多朋友的公司给他们群发信息，严禁传播大巴车事件相关信息。要求大家不能讨论、不能传播，不觉得可笑吗？

当我知道这是一辆从贵阳转运荔波县隔离人员的大巴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凌晨被拉去隔离的27个人就这样没了，那一瞬间就感觉这是在随机杀人，就像电影《饥饿游戏》一样。

这不是随机杀人吗？这就是明目张胆地杀人。人家好好的，就因为一栋楼有一个人阳性，把整栋楼其他全部阴性居民一车拉走，而且是凌晨拉到贵阳以外的县。因为这个原因，翻车了。特别是想到，从贵阳封控到现在，所有居民都很配合。说让凌晨起来做核酸，大家就起来；说不能外出，除了拿团购的基本生活物资，大家都不外出，待在家里。

很悲哀，很心酸。老百姓够听话了，够配合了，还要我们怎样？不听话是死路一条，听话了也是死路一条，我乖乖听话怎样？乖乖听话，结果人没了。如果我不听话，我抗拒上那辆大巴车，我不想被拉去隔离，就要被刑事拘留，被派出所追究刑事责任。

更令人心寒的是，27条人命在官方的车祸通报中只有冷冰冰的数字，一个字也没有提隔离车辆以及隔离相关的人员，只说一辆大巴发生了侧翻。短短的两三行字，27条人命就这样被交代。当天晚上贵阳市政府开新闻发布会，说领导高度重视、积极开启救援那段话，你知道他们发的通告有多少字吗？有多少段话吗？

大段大段的领导部署救援，各种词语、各种成语、各种话术堆在一起，人心真的能做到这个地步吗？你刚开始看到的时候很愤怒，等冷静下来回头一想，发生在当今的中国，也挺合理的。

我不会接受这样的道歉，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道歉？照着稿子念，只提27名遇难。哪27个人？他们姓什么？叫什么？他们是什么职业？他们的年龄从上到下到底有多少？这些都没有，只是27名遇难者。通篇稿子都是官话，末了直接说个对不起，站起来鞠个躬就完了。

不说封城，只说静默

提前囤货就是怕发生上海的情况，现在在中国，政府说的话，都要反着理解才行。

其实从9月2日开始，疫情就慢慢蔓延到了云岩区。从花果园社区开始，花果园就是中国最大的棚户区，堪比印度孟买的贫民窟，非常杂乱，人口特别密集。花果园病例新增得特别快，接着听说一家医院的护工感染了，之后就把医院封了。花果园在南明区，和我们区挨着，从小区去花果园不堵车大概20分钟。

我所在单位9月2日晚上紧急通知说3日开始，贵阳市全员核酸检测，建议居家办公，公共交通都停摆了。那时线上商店、快递都还有。9月3日开始核酸，到9月5日突然开始“戒严”，线上线下超市、菜市场全部关闭。

9月5日之前，虽然单位要求居家办公，但小区没有封，还能自由出入买菜或者出去正常生活。那时饭店也没关，只是路上的车少了，停运的是公交车。到了9月4日晚上，说接到市政府通知，全贵阳市静默。它不说封城，只说静默。

9月5日之后，我们小区楼下的商户，比如超市、药店，继续开了三天左右。我们也不再被允许自由出入小区，必须向居委会报备，除非是志愿者、防疫工作人员或者需要紧急就医。那时小区的商户会偷偷开门，但也只卖了两三天，因为被人举报，勒令他们必须关门。

通知三天静默，到了9月8日还不行，继续延期。

小区里有核酸采样点，一天一次。当时从早上到晚上，只要有空都可以下楼做核酸，不像后来要求凌晨四五点就开始做核酸。云岩区前几天要求凌晨5点开始做核酸，这几天才改成早上7点。朋友圈有其他区的居民时间更早，凌晨4点。贵阳政府说“和病毒赛跑”，真是可笑，这个赛跑就是让人这么早起来做核酸。

我们小区规定早上5点开始做，到中午12点必须做完，如果不做后果自负。小区挺大的，二十几栋，2000多人，我们这栋楼就有33层楼高。

小区有一个类似中庭广场的地方，搭了好几个棚，所有人通过中庭电梯下楼做核酸，刚开始不限制时间时人挤人。不是说不能聚集吗，但是做核酸就可以。从9月3日开始就一直这样，到13日左右才改了。因为云岩区开始遍地开花，到处都是新增，而且特别多。

现在在两栋楼之间搭了一个小的核酸亭子，然后分层叫业主，比如1层至5层的住户下楼做核酸，没被叫到的楼层就在家里等着。排队做核酸时要求每一家之间相隔一米以上。

9月5日线下超市关闭后，情况开始变得很差。新闻说物资充足，居民不必担心，可以通过手机线上购买，不用担心没菜没吃的。我还是提前买了足够的物资，线上根本抢不到，就和当时上海一模一样，抢不到的。很多人把闹钟定在凌晨两三点蹲点抢菜。现实是，要么根本抢不到，要么运力不足无法配送。

提前囤货就是怕发生上海的情况，现在在中国，政府说的话，都要反着理解才行。

和上海一样，大家也摸索出了各个线上采购平台的规律。比如，有一些是凌晨几点，有一些是早上几点，有一些是下午或者晚上开放。9月6日10点多我抢了一袋米，9月7日晚上7点多送到了小区门口，可以自己下楼取，但不能出小区门。从家门到小区门这段距离不需要向社区报备，但要向保安报备。每栋楼只保留了中间一部电梯。

小区里那些没有提前准备又抢不到物资的家庭怎么办？很可笑，贵阳完全复制粘贴了上海的作业，一模一样。当时陆陆续续有其他县市给贵阳捐菜，很多免费蔬菜包发给居民，但是我们所在的社区街道对我们不管不问。很多业主只好组建了维权群，打社区电话、打政府电话、打市长电话，投诉买不到菜，有蔬菜包但是没发。但社区电话总是打不通。

后来小区有人自发当团长，说有渠道可以联系到菜肉，大家就开始搞团购。团购的价钱不是很夸张，但也不便宜，至少不算天价。大家在群里都说“特殊时候能有吃的也算不错了”，就不去计较价格。现在我们小区已经变成高风险，不允许任何团购物资进来，中庭电梯也关了，除了做核酸不能出门。

可能因为维权群业主投诉，上周有一天晚上，物业说政府给小区送了240份蔬菜包，想征求各位业主意见怎么分。我们小区2000多个人，240包蔬菜。很多业主就说先分给物资不够，不会团购不会线上购买，有小孩和老人的家庭。

有业主很生气，小区2000多个人，蔬菜包只发200多份，是在搞笑吗？还是说只是在完成任务而已？他们就继续投诉。投诉有效果，第二天给我们补上了。不仅补了，在保证每一家都有蔬菜包的前提下，每栋楼还多出了几十份。邻居之间会互相分享，没有出现争抢物资的事情。

有一些老人的子女不在贵阳，他们通过群里的信息，通知家里老人去取，或者询问其他业主可否帮忙给老人送一下物资。像这样邻里的互助更多。没有社区志愿者、小区居委会或者街道这些政府派来的工作人员，一直没有，都是自发。包括分菜的志愿者也是本栋楼业主，没有听说哪家说饿得受不了了。

我们小区出现过一次紧急送医的情况。那天晚上有救护车开到小区，看到救护车大家都很怕，不知道是不是又有人被拉去隔离。物业在群里解释说是有人心脏病发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谁有突发疾病不让去医院或是救护车不来拉。

我们对面楼有出现过阳性，那天晚上来拉人，但没有整栋楼都拉走，只拉了中间几层，二十几个人。物业和居委会沟通，给我们的消息是疑似密接，之后也没有告诉我们究竟有没有人确诊。一栋楼有阳性就用门板把整栋楼进出口电梯全封了。

以前一大早楼下大喇叭喊做核酸，检测核酸时间推到早上7点之后，就没再用喇叭喊了，都是物业在群里通知。喇叭开到最大声在小区里不断循环，我住十几楼都听得特别清楚。喇叭的内容之前是“请大家下来做核酸”，这两天改成了“我的心，我的肝，赶快下来做核酸”。

改成这种通知，我能是什么感觉？从上海，不，应该是从中国过度防疫开始，我一直都是愤怒和麻木。

我也不想做核酸，谁想做核酸。但现在生活在这里，只好遵守这里的生存规则，我也没办法，真的没办法。没有人反抗说不做核酸，大家都很自觉，很配合。从9月3日开始到今天（9月19日），我已经做了10次核酸，3次抗原。

只要用防疫两个字，就可以为所欲为

只要有“防疫”两个字，就可以任意践踏你的尊严，任意处理你的宠物，任意伤害你的家人，任意出入你家。作为一个公民最基本的隐私、人权和尊严全都没了。只要你不死于病毒，死于其他都无所谓。

我以为2020年就已经是最艰难、最严格的一年了，没想到今年最严。

2020年武汉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前线医务人员才穿白色防护服，戴白色N95口罩，那时觉得穿上这身衣服的人都是为前线做贡献。我们知道武汉很多医生牺牲了，那身衣服是一种神圣、牺牲的代表。只要你穿上那身衣服，我都会很尊敬你。

后来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们都不叫“大白”（身穿白色防护服人员的简称）了，直接叫白衣服，或者网上叫的“白衣无常”（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索命阴差，常见“黑白无常”）。特别是经历了今年上半年强制入户消杀、处理宠物的事情之后，才意识到即使是一个有前科的罪犯，只要套上那身衣服戴上口罩，就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以防疫为由行使的这些行为都是合法的，是被认可的，是不用负责任的。

只要有“防疫”两个字，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任意践踏你的尊严，任意处理你的宠物，任意伤害你的家人，任意出入你家。作为一个公民最基本的隐私、人权和尊严全都没了。只要你不死于病毒，死于其他都无所谓。

2021年底的时候，我们觉得清零措施已经不是一种防疫手段，而是一种政治手段。我理解的是：驯服，测试你的服从度。最开始中国的措施是有效的，但是到了今天，这些措施显然已经丧失了合法性，中国却仍然在防疫的路上开倒车，而且越开越远。

我提前买菜囤在家里，不仅是因为今年上海。从2021年其他城市比如西安、吉林、瑞丽封城开始，只要我还在这里，铁拳终有一次会砸到自己，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全国所有城市轮流封一次，它终会砸到每一个人头上。

虽然已经知道死于非病毒的人很多，但是真真切切发生在自己身边，而且自己正在经历的时候，还是觉得可怕。2022年了，待在这里，我乖乖配合，我听话，我没有触犯任何一条法律，我也可能会死。

现在凌晨的时候，有时候会害怕突然有白衣服来敲你的门，拉你去隔离，已经PTSD（创伤应激综合症）到这种程度，最基本的安全感都没有了。

那辆大巴离我太近了，就在我们小区旁边，我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那条路，我也可能会是坐上那辆大巴车的人。只要小区有一个人阳性，那天晚上谁都有可能坐上那辆大巴车。

大巴车侧翻事故之前，大家怕的是被拉去隔离的路上难受和隔离点环境不好，从来没有想到过会因为拉去隔离而丧命。事故发生后，小区群很多人说绷不住了，有人愤怒，有人在哭，很多人都说现在更怕被拉去隔离了。因为它不可能停止转运的，不可能的，只要有阳性，它还是会继续拉人隔离。

亦冬对此文亦有贡献

谁是大白：从暖心大白到“白色恐怖”，防疫权力将伸向何方？

“我像一个无情的扫码机器，也懒得去看他们的脸。”

端传媒实习记者 谢里 于霁 叶白 记者 辛克林 苻坚 发自新加坡

2022-09-08

【编者按】上海封城的悲剧仍在重演。8月，三座热门旅游城市——海南三亚、新疆乌鲁木齐、西藏拉萨——先后爆发疫情，并采取了不同程度的“软封城”措施，曾仅见于一二线城市的核酸检测点，兀然出现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随后，疫情蔓延至四川成都、广东深圳、贵州贵阳等数十个沿海和腹地城市。

诞生于疫情初期的“大白”，从居民歌颂感谢的对象，成为居民反抗防疫措施的冲击对象。“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自戕式的愤怒与决绝，并无力撼动当局清零的决心。从健康码、行程码到核酸常态化，面对致病性越来越弱的Covid-19病毒，为巩固虚幻的抗疫胜利叙事，中国政府正以牺牲经济和民生的代价，将所有人拖入疲惫和荒诞。

刘力峰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奔赴战场了。

这是刘力峰第一次摸到实体的白色防护服，一股新鲜感涌上身。不过，没人教他穿配白色防护服的步骤，他盯着不远处的医护人员，一边上网搜索注意事项，按部就班变身“大白”。他先在场地内消毒，用酒精消毒凝胶清洁双手，戴上口罩和帽子，将身体装进白衣，最后再套上一层手套、鞋套和护目镜。在白色防护服内，一呼一吸都变得不同，面罩因水气凝结起雾，让人看不清手机屏幕。

2022年3月，上海卷起凶猛疫情，刘力峰作为一名选调生公务员，在年初刚被派到浦西（注：上海核心地段，广义指黄浦江以西，是政治、金融、文化等重要区域）驻村基层锻炼。穿上白色防护服后，他负责协助核酸采样，扫描采集信息，日日与居民见面。有时，附近的居民会认出面罩后头的刘力峰，和他打招呼。更多时候，是刘力峰认不出别人，“我像一个无情的扫码机器，也懒得去看他们的脸。”

“大白”，诞生于2020年初爆发的疫情，彼时，特指身穿一身白色防护服的防疫工作人员，也是白色防护服的代称。由于全白、隔绝式的防护服鲜明、直观，穿上大白便意味着站在抵抗病毒的前线，民间和官方都不约而同用“大白”描述防疫人员。

在疫情初期，一般只有医护人员会穿上大白。随着防疫政策层层加码，白色防护服内装着的身分也变得多元：政府公务员、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警察、从社会招募的志愿者、雇用的安保人员，都有可能成为“大白”。

一开始，大白是抗疫的精神象征。人们对大白态度亲切，抱有寄望，积极配合大白的防疫工作。被严苛的防疫政策束缚逾两年后，大白与市民的冲突愈发频密地出现在公共视线中。有大白强行进入确诊者家中消杀，往私人物品、家私和冰箱喷洒刺鼻的消毒液；在街头，有宠物因主人被确诊，遭大白拍打致死；有人因在封控期间私自外出，被大白逮住削发，以示惩戒⋯⋯

疫情覆盖超过1000天，更多的人成为了大白，更多的权力也握在了大白手上。

变身大白

不是所有人穿上大白（白色防护服）都是为了防疫工作。陈澄听说，有人跟居委会套近乎，拿到一套白色防护服，偷偷溜出去办私事。“你穿上大白，跟关在那里的居民是不一样的。它就像一个通行证，这个感受是很普遍的。”陈澄说，“你怎么对待它（大白）、怎么去用它，这是很见仁见智的。”

刘力峰并不习惯那套包裹全身的白色防护服。

2022年1月，刘力峰硕士毕业半年，以选调生公务员身分调任到浦西的村委会。按照安排，刘力峰将在村委会进行一至两年的基层锻炼。他把这份工作比喻成“体制内延伸到基层的神经末梢”。初来乍到，他参与了工作培训、熟悉村里的情况，也参加党建活动、走访慰问和安全巡查等。三月前，防疫工作尚属轻松，例如疫苗接种，或当楼栋里出现密切接触者，他便协助卫生部门做排查和健康监测。

没想到，新型病毒攻破上海。刘力峰回忆，上海疫情刚刚爆发时，气温偏凉，穿上防护服不算闷热。但由于防护服全封闭，穿戴期间不能饮食和上厕所，仍充斥了不适感。每天经过四次消毒后，脱下防护服，刘力峰会突然被疲惫包裹，他的脸和手腕布满勒痕，手也起皱皮。

变身大白后，刘力峰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做核酸时采集信息。他意识到，穿上防护服时，自己的身分被暂时剥离，防护服代表了一种危机时期的需要，“穿上以后也会注意一点，觉得自己有职责在身。”只有脱下一身白衣，下班归家，才能回到生活中，与邻居打招呼和闲聊。

以刘力峰所在的村为样本，防疫人员主要由三类人群构成：第一，是镇上的卫生服务中心派来的医护人员，负责核酸采集；第二，由村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党员志愿者，实行“就地转化”，全员参与前线防疫；第三，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宣传招募居民志愿者，还有村委会的退休人员、工作人员家属等。大多数社区的防疫人员构成也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就地转化”在中国的基层防疫策略中是一种普遍的机制，往往反应迅速且具有强制力。在今年与上海几乎同时爆发疫情的吉林省，就采用“下层干部到基层报到”的政策，要求政府直属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等工作人员，到社区参与防疫工作。不过，反响未必符合动员预期。吉林一位街道办（注：乡镇一级行政区街道的管理机构）工作人员透露，疫情之初，来社区报到参与防疫工作的人并不多。直到后来，疫情防控指挥部宣布采取通报处分的措施，才多了些人，“他们是迫不得已来社区参加。”

除了就地转化，不少人通过其他渠道参与了志愿者的工作。住在上海的李书婷，原计划在夏天硕士毕业后前往法国升学。在封城前夕，她以为只会短暂封控数天。李书婷无法忍耐无聊的居家生活，为了多抓住一点外出的自由，也为即将离别的城市作一点微小的回报，她通过街道办的微信公众号报名成为了志愿者。

在大规模的疫情封控期间，临时志愿者的招募流程和标准各异。李书婷先在上海志愿者网实名注册，确认身份后，填写问卷等待筛选。问卷内容包括学历、工作背景和疫苗接种情况等。被选上的志愿者，由街道分配到不同社区工作。

社区也会自行招募志愿者。20多岁的陈澄是一名图书编辑，在上海生活，居家工作期间收到居委会的“邀请”。居委会联络社区内的年轻人，希望他们轮班帮忙，协助检测核酸、搬运物资等。这是陈澄第一次经历大规模封控，她没多思虑，立马答应了，“最开始疫情在武汉，你在远方看着，会有一种干着急的感觉，感觉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但当事情发生在身边，你就会想，是不是能帮上一点是一点？ ”

不是所有人穿上大白（白色防护服）都是为了防疫工作。陈澄听说，有人跟居委会套近乎，拿到一套白色防护服，偷偷溜出去办私事。“你穿上大白，跟关在那里的居民是不一样的。它就像一个通行证，这个感受是很普遍的。”陈澄说，“你怎么对待它（大白）、怎么去用它，这是很见仁见智的。”

在深圳参与防疫工作的政府职员柳桥告诉端传媒，在体制对外的宣传中，公职人员、社会招募的志愿者、保安等安保人员，这几类人都被称为“志愿者”，有时出于宣传需要，会单独把下沉干部拎出来称呼为“党员志愿者”。这些人大部分时候只需要普通著装，在进入有感染“风险”区域时才需要穿白色防护服，也因为被普通居民称为“大白”，两个名称各有语境，但志愿者与大白，基本上指向的是同一批人。

从“暖心大白”到“白色恐布”

张丽琼感到割裂，往日相处友善、温和的居委会工作人员，竟在封城期间面目全非，主动带着警察找上门。“他们不穿大白衣服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都是正常的。”张丽琼心想，或许因为面容被遮挡，无法再平等交流，“他们的权力是这个系统赋予的。 一个东西被赋予太多神圣的、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的意义之后，就会有很多人拿这个作文章。 ”

上海封城不久后，民间持续两年的抗疫疲劳被撕开了一个口子。新增病例持续高涨，物资分配的疏漏，防疫人员与居民冲突不断，让旧日备受吹捧的“精准防疫模范生”神话破产。在望不到尽头的清零战场，市民和防疫人员的摩擦如雪球般越滚愈大。

四月初，上海居民张丽琼的社区突然出现两户阳性病例。担心疫情扩散，张丽琼室友在微信群组发信息，号召社区其他住户不要下楼聚集做核酸，亦要求医护人员到每户人家单独进行采样。不少居民纷纷支持这个做法。

没想到，穿着大白的居委会工作人员冲到张丽琼家门外，哐哐用力砸门，破口大骂，大声喊出屋内住户的个人资讯。张丽琼向门外的大白表示自己正在录音，对方只好作罢，骂骂咧咧地道歉并作出退让，“你们做核酸是个人的意愿，不做的话后果自己承担。 你们这些小年轻不要在网上乱发那些东西，知不知道？”

时至五月初，张丽琼室友已多次没有下楼做核酸。这一次，找上门来的队伍更庞大了。“一共十个大白，警察、街道、居委、志愿者全都来了。 两个警察和居委会的人进了门，我一个女生根本挡不住。”张丽琼气愤又无奈。后来，警察通过联络房屋中介，让中介通知张丽琼的室友做核酸，居委会工作人员还吓唬他们，“以后说不定不做核酸就是犯法了。 ”

这并非单纯的吓唬，2022年8月20日，海南省陵水县行政拘留了两名未参加核酸检测的居民，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9月1日，江苏省南通市立案调查一个连续五次未参加核酸检测的居民。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发文批评这类处罚，她指出《治安管理处罚法》适用的情况是“紧急状态”下，而地方政府无权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张丽琼感到割裂，往日相处友善、温和的居委会工作人员，竟在封城期间面目全非，主动带着警察找上门。“他们不穿大白衣服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都是正常的。”张丽琼心想，或许因为面容被遮挡，无法再平等交流，“他们的权力是这个系统赋予的。 一个东西被赋予太多神圣的、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的意义之后，就会有很多人拿这个作文章。 ”

民间对大白的观感逐渐降温，不再如疫情初期那般。今年三月，网络流传为身穿白色防护服人员跳舞、以表感谢的片段。有的片段出现在学校，学生在操场为大白跳舞；也有身穿红衣舞裙的女士，在公共场合为排列整齐、站得笔挺的大白起舞。这些画面让不少人感到反感，人们批评这是让大白罚站、变相摆拍，大搞形式主义，其出发点仍是不要给大白添乱。

五月，浙江一所医院的核酸采样点，布置成土地庙的场景，屋内摆放了一个大白端坐其中，并附上对联“同心抗力扛疫情 大智大勇保平安”，横批为“康祥采样”。网友感到不安，认为这是在神化大白。“大消杀运动”也在多地兴起。穿上白色防护服的人员以防疫为名，强行进入居民家中消毒，有的甚至采取了撬门、翻窗入室等蛮横手段。然而，在官方口中，“入户消杀”却是“防控重要一环。”

5月11日，网络流传一则短片，一位居民称自己是阴性、拒绝被转运集中隔离，一位身穿白色防护服、胸前贴有“警察”标志的人士喝斥道：“如果你不执行市政府的命令，就要对你进行处罚。进行处罚以后，要影响你的三代！”这位居民脱口而出：“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这则一分多钟的片段在网络激起千层浪，引起青年世代的共鸣。

当行政化盖过专业化

在庄琦看来，清零政策下基层防疫人员已经疲于奔命，“现在是纯疲惫，没有技术性的。”一个社会若要与病毒共存、且要压低死亡率，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制定专业化服务，才能实现精细化治理。

一些看似机械、重复的防疫工作，运转起来远不如想像中有序顺畅。

刘力峰解释，在疫情期间，封控资讯需要接收到上层卫生机构的消息才能公布，具体的管理措施也得等待上层机构慢慢制定，再能逐步向下传达。这意味着，前线的下层工作人员只能被动等待。同时，为了避免“网上一些断章取义的误解和舆论”，在发布消息时，要谨慎地用官方口径解释。刘力峰说，居民时常得不到实时信息，便会认为村委会在隐瞒资讯，不少矛盾由此激化。

基层的防疫人员有如一块夹心饼干。

在刚刚落实封控的时候，医疗资源的分配成为火滚的矛盾点。许多慢性病患者或重大疾病患者希望外出就医，但被封控政策锁在家中，治疗被延误。刘力峰的村里也不乏这种情况，村委会在没有接获通知的情况下，便不能让患者出行，若引发冲突，就叫警察来调和。

除了就地转化的公职人员、志愿者等，警察也是大白群体的一员。警察的威慑力成为大白推动工作的润滑剂。刘力峰说，村委会工作的微信群组里，若出现言辞激烈、“看起来就要闹起来了”的场面，警察便会进入群组，“民警作为第三方解释，村民可能会更好理解。”

在吉林一个社区居委会工作逾十年的赵悦，对防疫工作中出现的资讯真空颇为无力。今年三月底吉林封控后，赵悦在办公室住了两个月。每天从凌晨五点，开始组织核酸检测，忙到昏天黑地，凌晨两三点才能收工。

对赵悦而言，不确定性是工作中的最大阻力。街道的物资总会杀个措手不及，就算到了下班时间，她也得帮忙卸货、搬运物资。如何转运阳性确诊人士和密集接触者，没有固定安排，经常需要等到深夜才进行。“每天来转运的人不一样，走的路线也不一样，具体什么时间能到我们这里，如果能提前半小时通知，已经很不错了。 ”赵悦说，有时得等到凌晨两三点，转运的车才开到，四点半又得起身准备天亮后的核酸采样。

赵悦的社区也不乏有在封控期间需要紧急外出的情况。有天深夜两点，一位居民敲响办公室的们，说他的父亲突然去世，他需要出门去宾馆，“这也是一个特殊情况，我们写一个说明，他才能出门。出门有通行的卡口，需要说明才能放行。”若有人需要前往医院做透析，也需要由社区联系，安排专门接送去医院的车；有人需要买药，因为街上有卡口，也得通过社区帮忙。

政治学博士庄琦今年3月至5月在南方某省份担任防疫志愿者，足迹遍布多个社区和街道。庄琦认为，整体而言，防疫志愿者的人手是不缺的。但工作效率却被累赘的行政手段拖累。

他观察并对比两个邻近的国企单位小区。小区A经历了士绅化和中产化，引进物业管理，物资配送基本没问题。在小区B，出现了志愿者被多头管理，协调能力很差的情况。小区B的防疫工作由国企的志愿者“下沉”担起，更熟悉社区运作的街道和居委会无法指挥、调动这些来自国企的志愿者，“因为它不是一个建制（系统）的，”庄琦解释，“居委算什么？街道算什么？你是国企派下来的人，需要处分也是国企来处分。最后物资就送不上去了。”

在防疫工作中，相比于盲目投入人海战术，专业程度更为重要。庄琦以社会工作为例，广州在封控后，能很快掌握当地有多少失能的孤寡老人、精神疾病患者等，“广州的社工有很多经验是学香港的，”庄琦说，“因为社工一直跟进个案，手上有一套名单。”不过，庄琦也困惑，上海同样是社工经验比较发达的城市，但在上海封城水深火热的期间，却没有发挥出这一优势，许多老人在物资、心理甚至医疗上都得不到及时的支援。

“广东的社工一开始是复制香港模式。早期社工还不完全依靠政府资助时，还有NGO性质的运作。”庄琦说，现在社工被收编到高度行政化的体系，“社工变成行政工作人员。”原因是，现在社会工作由政府购买服务，“尴尬之处在于，街道购买服务，社工能不能做自己专业的事？比如出去做个案、小组、家访、定点人群服务，完全取决于街道如何看待社工，有的高度行政化，当你是办事人员。”有社工向庄琦表示，过去两年几乎没做过小组和个案，基本都在防疫。

在庄琦看来，清零政策下基层防疫人员已经疲于奔命，“现在是纯疲惫，没有技术性的。”一个社会若要与病毒共存、且要压低死亡率，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制定专业化服务，才能实现精细化治理。“比如居家隔离，药品得怎么供应，有长期病患的人怎么和确诊人士做区隔，医院怎么安排⋯⋯”庄琦指出，这些细节都需要有很好的设计，需要有一套标准作业程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运动式的志愿服务

在清零政策的规制下，地方的自主性限制在资源和人力的使用，有些（防疫）手段甚至只是一种表演，“我有什么手段可以用就用，比如在大街上消杀，这种表演性的举动就很多。”一旦防疫运动常态化，“原本的短跑就变成马拉松，你得不断跑下去。”

志愿者的日常工作琐碎，每天的工作内容不尽相同。若当天社区需要做核酸，志愿者会负责登记居民信息；社区需要做抗原检测了，志愿者便挨家挨户上门分发试剂盒；有物资或快递抵达社区，志愿者得帮忙搬运送抵居民门外。

“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在等，”这是李书婷最大的感受。有一天，她穿配好白色防护服后，便从上午9点挨到下午1点，没事做，只好脱掉防护服吃午餐。一套防护服可以穿6小时，“感觉整个上午都白穿了，”李书婷说。

疫情程度和与居民接触的密切程度，决定了志愿者会穿哪种防护服。涉及核酸采样的志愿者，需要穿上大白，负责维持秩序或搬运物资的人，则会穿上薄薄的、防护服较弱的蓝色防护衣。在社交平台，穿着蓝色防护衣的人被叫为“小蓝”，有志愿者甚至戏称小蓝为“防弹衣”。若一个社区的阳性确诊个案太多，全部人都需要穿上大白。

在中国大陆，志愿者属共青团下属管理。在疫情之前，例如创建文明城市这种国家级的活动，便会动员志愿者参与。庄琦回忆，他在2010年左右做志愿服务时，还是用一个手写的小本子认证、盖章。逐渐的，志愿者服务也纳入数字化管理，你的志愿记录存放在那个小小的二维码内。每天开始志愿服务时，先扫二维码，结束时再签退。

“志愿者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官方想通过这套东西替代公民社会，要把这种志愿服务完全建制化。官方要主张一套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价值，大家都过来服务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庄琦说，“现在有了这套数字系统，能够很好地推广，结合青年人的职业生涯发展来做这套东西。”

升级数字化管理的志愿服务，逐渐与校园奖学金、入团入党捆绑，成为中国年轻人绩优系统的一环。原本应该秉持自主的志愿活动，变成社会治理的一枚螺丝钉后，越来越“卷”。“有些大学，党员必须一学期达到24小时志愿服务时长。学生要显示出自己更积极、更热烈、更投身于社会服务，肯定得尽量多做。”今年庄琦做防疫志愿者时，观察到有的大学生会大老远跨区，到他所在的社区做志愿者，那些学生说“只能报名到这里了”。

“志愿精神本身是自主的精神，实际上却与数字化系统、个人的激励和国家动员，三者勾结在一起。”庄琦指出，“（防疫志愿者）不缺人，根本是抢着做。”

不过，没有报酬的志愿者岗位不是总能得到热烈回应，尤其在资源更为紧缺的城市。上文提及的吉林省街道工作人员说，在封城期间，自己所在的社区只有三名固定的居民志愿者，但需管理2000多户没有物业负责的居民。因此，社区的志愿者团队大多由就地转化的基层干部组成。当防疫工作成为强制要求后，约有80位基层干部来到这个社区，“我们有十几个网格员，再把这七八十人全部编排起来，勉强够用。”

这位街道工作人员留意到一位邻居，疫情爆发后每日早出晚归。他以为邻居工作忙碌，对方说自己正在另一个区做志愿者，负责在路上站岗，一晚收入能有200元，“咱们这区一分钱没有，我不可能在这做志愿者。 ”

许多人本是出于公益心，或抱持疫情尽早完结的心态，热心加入志愿者队伍。但在看不到尽头的疫情中，他们的好心被一点点消磨。庄琦遇到一些民营企业家，因为疫情没生意做，闲着来当志愿者，“他们实际上真的想帮忙，想把事情做好，会提很多意见，例如做核酸的桌子应该怎么摆放，”但这些热情的提议未必会被接纳。

在防疫志愿者的工作中，不时还得接住被量身订制的分外之事。得知李书婷是新闻学专业出身后，街道询问她是否愿意做宣传工作。李书婷感到荒谬极了，不想成为唱赞歌的喇叭，“志愿者是在封城时帮忙的。（宣传）这事又不急，为什么要做？”

李书婷尝试拒绝，但最后还是被要求拍照记录。有一次，一处教师公寓的居民排队做核酸，李书婷站在不远处拍照。一位女士走过来生气地说，“小姑娘年纪轻轻，不要为他们做歌功颂德的事。他们有什么理由让健康人一遍又一遍地出来做核酸？”李书婷尝试问对方的想法，被居委会工作人员一把拦下。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打圆场，“你别理，她就是脾气怪。”

从事图书行业的陈澄也有类似的苦恼。在临近志愿工作结束前，陈澄被社区里的其他志愿者阿姨拉到一旁，大家商量着要给居委会主任写表扬信。在其他人眼中，陈澄是大学生，有文化，自然得担起重任。陈澄以忙碌为由，拒绝了这个提议。

“我觉得特别恐怖的是，那时所有事情还没有真正的结束，就已经开始想唱赞歌。”陈澄感到不解，“明明是你自己的正常生活被扰乱，然后被强行拉入一种新的秩序，但是到最后的结果是，你还要反过来谢谢他们。”

在庄琦看来，志愿服务属于运动式治理的一部分，官僚系统通过群众动员调动下级对上级的服从性，“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做。”在清零政策的规制下，地方的自主性限制在资源和人力的使用，有些（防疫）手段甚至只是一种表演，“我有什么手段可以用就用，比如在大街上消杀，这种表演性的举动就很多。”一旦防疫运动常态化，“原本的短跑就变成马拉松，你得不断跑下去。”

“大白本身是系统内部或下沉的人，招募来的志愿者大白未必会成体系化，但对人心是有塑造的功能。”庄琦说，“如果这三年都做这种事情，最后会不会影响到你和社区中其他人的日常交往？”

运动式远去，常态化来临

深圳自2022年3月封城七天后，半年间一直维持高频率的常态化全民核酸，即24小时至72小时一次。在深圳一个政府部门工作的柳桥，刚刚经历了9月3日至4日的“软性封城”。他总结，相比于半年前靠公职人员和招募的志愿者进行人海战术的方式，现在深圳已经有了新的常态化模式。

志愿者的生活没有展开多久，李书婷居住的楼里出现密切接触者。她被封锁，无法再外出。李书婷记得，四月某天夜晚，整栋楼的居民都下楼做核酸检测，那时仅有一户人家确诊。那天做完核酸，至少多了五户人家呈阳性。李书婷也感染了病毒，她认为群体性聚集的核酸检测是罪魁祸首，为了消灭病毒，却扩大了传染面。

与许多人一样，李书婷在确诊后没有马上被转运。她年轻，身体底子不错，在家隔离期间很快恢复健康。检测结果转为阴性后，防疫人员终于上门来，把她运到方舱医院。隔离期间，李书婷发现方舱内的志愿者也有人被感染。她的手机上还留着居委会工作人员发来的文字通知，“你有权知晓，对于不转运的阳性个人，外区已实行永远红码，永不摘帽，下一步全市可能执行此项规定。 ”

李书婷在上海生活了六年。封控后，她决定在夏天提早离开，飞往即将升学的国家。她感到彻底的失望，“反正不会再回去了。”航班中转落地，身边的人们纷纷欢呼。李书婷觉得自己搭上了一架时光机，一觉醒来，“回到了没有口罩的正常世界。”

经历上海封城后，刘力峰度过了两个月堪比996的高强度抗疫工作，他说那是“实实在在有益”的事，“我扫的每一个码是能够服务到大家的。”网络上对防疫政策、蛮横执行的批评声音，没有打击到刘力峰的乐观，“前段时间看到一个说法‘宁听骂声，不听哭声’。可能当我们身处疫情中，有时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么做，觉得麻烦，群众会骂几句。不过宁愿听到群众不理解的骂声，也不要听到失去生命的哭声，因为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他说自己仍相信国家，“希望国家能根据疫情形势，研判出更好的防疫办法。经济尽快复苏，大家生活更加舒心稳定。”

封控和封城的日子可以结束，但防疫和被防疫的人仍在不停运转。

深圳自2022年3月封城七天后，半年间一直维持高频率的常态化全民核酸，即24小时至72小时一次。在深圳一个政府部门工作的柳桥，刚刚经历了9月3日至4日的“软性封城”。他总结，相比于半年前靠公职人员和招募的志愿者进行人海战术的方式，现在深圳已经有了新的常态化模式。

“现在主要由处级干部带队，科级干部带小队，再配一名最低级别的公务员负责写材料。实际参与工作的是物业公司或保安公司招聘的大哥大姐。”柳桥说，真正由居民参加的志愿者已经很少。

现在当社区有很多人感染时，政府会先对接一家保安公司，招募、安排现有的保安，“搬运物资，搭建水马，看管楼栋及出入口，巡逻。”柳桥解释，等医务人员到场，配合他们上门检测、消杀的则是政府自己的工作人员。

柳桥估计，半年前深圳封城时，志愿者里保安和政府职员的比例是 5:5，如今达到 3:7 甚至 2:8。“现在已经是产业了。”他说。

核酸检测已成为新常态，不少志愿者却得回到自己的生活轨道。赵悦失去志愿者的帮助后，工作量猛地翻了三倍。但她也理解，总要依赖志愿者也不是办法，“都有自己的家庭和工作，天天这样，谁也受不了。”

踏入九月，全国逾30个城市需要封控，估计约6500万人受影响，寸步难行。在静默中，无论是包裹着大白的人，还是挤在细长核酸队伍的人，人们的情绪值有如一锅逼近煮沸的热水。

9月4日，颇受年轻人青睐的社交平台小红书上，有用户发布了一张身穿白色防护服人士的相片，配文写到“帅气的大白”，贴文附上hashtag“共同抗疫”。留言说：“不穿这身或许更帅些”。

应受访者要求，所有受访者均为化名

巨大的荒谬 ：二十大前的“清零”，一场全面社会管控的提前演练？

整个中国，几乎所有人民，都在2022年这个高温罕见的夏天，承受著由这种严厉管控带来的巨大痛苦。

Sharon

2022-09-05

2022年8月30日，北京时间的傍晚时分，我的微信朋友圈里，很多人开始转发中共“二十大”将在10月16日召开的消息。 “靴子终于落地了，”有人说。此前有很多传言，说中共的二十大将延迟召开，而这个消息证明，传说中因中共内部政治斗争而导致的“延迟”并没有出现。

朋友圈里很多人调侃：二十大赶紧召开吧，最好明天就开。会上直接宣布“中国抗疫取得了伟大胜利”，然后，请赶紧停止天天全民做核酸吧，再别这样折腾人民、折腾经济了，人们再也承受不住了！ ”“你们的大会内容，人民全都同意，只是求求你们，请放过我们。 ”

是的，这可能是不少中国民众的心态。这场共产党的代表大会，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决定习近平继续执政的关键会议，但对中国民众来说，他们难以有任何发表真正意见的机会，民众的意见对这场大会的结果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但他们自身的生活，却因为这场将要举行的大会，正蒙受著巨大的损失。

1 挡不住的“奥密克戎”遍地开花

2022年，疫情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在全世界都开始选择与病毒共存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却坚持清零政策，并采取越来愈严厉的疫情管控措施。从中国的首都北京到最南边的海岛城市——海南省三亚；从东北城市大连，到高原上的西藏拉萨。整个中国，几乎所有人民，都在2022年这个高温罕见的夏天，承受著由这种严厉管控带来的巨大痛苦。

2022年8月6日，海南省最大的城市三亚突然宣布封城管控（在官方的话语里，叫“全域静态管理”）。这是一座位于中国最南端海岛上的旅游城市。距离在今年年初被强制封城近四个月的上海市有2100多公里。此时正是暑假时期，许多上海市民，在经历了从2022年3月到6月的痛苦封城后，带著孩子，或者全家出动，到海南旅行，享受难得的放松。然而，只因为突然发现病例，三亚立即封城，并且采取极为严厉的措施，所有航班停止，禁止任何人离开。仅三亚一座城市，就有8万多名外地游客，被强迫要求“原地静止”，在海南全省，这个数字是将近18万人。这些游客们居住在宾馆，承担著高昂的酒店住宿和饮食费用，生活困难，无法就医。航班一再被取消，很多人被迫滞留长达20天，而无法回家。人们怨声载道，但这些声音除了在自媒体上流传，旋即被消音之外，很少有媒体报导。

8月16日，南京市政府宣布，将包机到海南，接回被迫滞留在海南的南京旅客，这得到了社交媒体上人们的一片赞扬。很多省市的游客纷纷呼吁自己家乡的政府来包机接他们回家。

8月7日，西藏阿里地区出现病例。官方曾报导，此前，西藏自治区已连续920天无新增病例。但到8月17日，西藏地区的无症状感染者已达到2709例。

西藏立即开始采取严控措施。从8月12日开始，拉萨宣布“静默管理”，所有店铺关门，民众不能离开居住小区，几乎相当于“封城”，而西藏的旅游胜地日喀则等地区也同样封城。此时，成千上万到拉萨旅游的人被封堵在路上。因为夏天是西藏旅游的高峰期，非常多的内地游客，选择自驾车辆去西藏享受蓝天白云、雪山的风景和藏区的民俗。而西藏突然封锁，则让很多游客被堵在路上，既进不了西藏，也无法返回。在高原上的一些悬崖边，被迫停止的车辆，排成了长龙。这些车上的游客，在高原的烈日下被暴晒，有的没有食物，没有汽油，生病了也无法就医，有人被封堵在路上长达五、六天。至今，西藏往返内地的航班依然没有正常，大量游客、朝圣者被迫滞留在旅馆或隔离点，甚至是路上。

除了上述地方，在中国，这个夏天极端的高温天气没有让病毒终结，相反，由于奥密克戎病毒的高传染性，几乎每个省都此起彼伏地出现病例。而当局坚持“清零政策”，只能从切断传染链开始。最依赖的方式，则是动辄封城，“全城静默”。从天津、重庆、成都这样的大城市，到很多内陆省份的小县城，无不如此。一旦进入管控状态，所有居民被迫要求停止一切正常的工作、生活。所有的店铺、工厂、饭店关门停业，人们“在家上班”，禁止进出居住的生活小区。在最严厉的管控措施下，所有居民不能走出自己的家门，所有生活物资需要政府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上门供应。就医、买药、购买食物都成了巨大的困难。

在中国民众广泛依赖的社交媒体微信上面，很多人哀叹，因为不知何时就可能从天而降的封锁管控，自己的生活、生意、工作，都受到极大影响。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无数的街边店铺关张，底层的民众生活尤其困难。

在今年春天的上海封城期间，有一位敢言的大学教授在社交媒体上建议：如果政府要出台“封城”措施，禁止所有人出门工作，那么，请首先扣掉政府公务人员在封城期间的工资。这样他们在作出政策之前，才能考虑到普通民众可能因此陷入的生活困境。

但这样的建议在中国不可能实现。因为这些政府官员以及公务人员，都是由上级任命、而非民众选举出来的，他们不可能真正为民众的利益考虑。

2 荒诞的核酸，以及二十大的压力

从进入7月以来，随著二十大举办日期的临近，各地因疫情管控而发生的荒诞事情层出不穷。

8月25日，在菲律宾举行的女排亚洲杯小组赛上，中国女排迎战伊朗队。比赛的第一局，女排队员被要求全场戴上口罩。结果或许是口罩让她们状态发挥不佳，这场比赛输给了实力远不如她们的伊朗女排。在后面的三局比赛中，女排姑娘摘下口罩，轻松获胜，拿下了小组第一。

赛后，女排姑娘戴口罩打比赛的视频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人们纷纷调侃，并质疑体育管理部门的荒诞决策：激烈运动中不能带口罩，这本是常识，为何体育管理官员要如此做？如果为了“防疫”，岂不是怪诞的行为艺术？

或许是因为公众的反应过于强烈，在比赛结束10小时后，作为官方组织的中国排球协会，为此在网上发表了一则声明，称当时是“为保护运动员健康”、“经验不足”等等。而这引起了人们更大的嘲笑和讥讽。

“女排口罩”事件不是唯一的荒谬故事。因为习坚持极端的清零政策，而各级官员都是向上级负责。而在“二十大”召开之前，防疫又是最大的政治任务，所以各地各级的政府，为完成这一任务，不惜采取各种荒诞的措施。

在中国，如今因为智能手机的普及，政府公务人员的各种公开行为，往往有机会被民众拍摄下来。社交媒体上常常会曝出一些和“防疫”有关的荒诞镜头，不断地滋长著人们的愤怒情绪。

其中一个视频显示，在南方某地的田野里，几个在河边钓鱼的人，被认为是违反了“静默管理的规定”，擅自外出钓鱼，被一群穿白色防护服的人员四面包围，扑倒在地，其中一个试图逃跑者被使用了手铐。而在另一个视频里，一位在田地里劳动的年老农民，因“擅自下地干活”，被执法人员压倒在地。另一名在河边洗衣的农妇，则被强制反绑双臂，由防疫人员强行撬开嘴，用棉签取样做核酸检测。

8月26日下午7时许，一个雷电交加的傍晚，在安徽省芜湖市的南陵广场，有四人被雷电击中，其中两人死亡。事后官媒报导，这两个死者当时是在跳广场舞健身，而被雷电击中。但社交媒体上，当地民众拍摄的现场照片则显示，电击的现场，是当地的民众正在广场上排队做核酸检测。就这样，官媒一方面在“辟谣”，一方面又在迅速删除网络上的民众发布的帖子。人们对此愤怒而无力，很多人在网上吐槽媒体造假。

“雷电击中排队做核酸的人群。”在中国的语境里，这是一个巨大的荒谬，也如同一个隐喻。也有人说：“为什么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却死了？”

一个事实是，在中国，因为至今坚持绝对的“清零政策”，组织民众集体做核酸检测，已不仅是政府控制民众的主要手段，也已成为一门巨大的生意。

在我曾经居住的城市，从早上六点开始，小区里的高音喇叭里，就喊民众去做核酸检测，下楼排队。每当一个城市要求“全员检测”。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要上岗，轮流在各个小区检测，所以一天的时间安排必须错开。有的小区甚至从凌晨五点就开始。

今年的夏天，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极度高温状态。在重庆和成都，气温高达40多度，打破历史记录。高温引发重庆山火的同时，因为出现病例，重庆的沙坪坝等地区被封控管理。在网络流传的一张图片上，空寂无人的城市，远处弥漫的山火和浓烟，以及重庆市内一处广场上排队做核酸检测的人群，被航拍机拍进了同一副画面。这一幕，被网友评价为“盛世奇观”。

荒诞无处不在。在空寂无人的草原上，在遥远的雪山，都有身穿白色防护服的防疫人员，为“人民群众上门服务”做核酸检测的身影。

人们吐槽说，在这样一个时代，必须靠核酸检测“续命”。一个人如果生活在城市，一旦不参加集体的核酸检测，就不能去公共场所，不能上学、坐车、购物，也不能外出旅行。八月适逢暑假，在我居住的城市，上小学的孩子被要求必须参加全员核酸检测，并给老师汇报每一次结果，否则，开学时无法入校。

随时可能出现的“全员核酸检测”，需要民众接连三天、七天甚至更长时间，每天接受检测。这巨大的费用从何而来？城市街头遍地都是的“核酸检测亭”，背后是哪些企业？没有人知道（编注：据中国媒体报导，十家核酸检测上市公司2022年上半年总利润达162.97亿元，平均超过150%的增速）。很多人质疑，如今百业萧条，只有核酸检测成为最大的生意，而这种生意，在中国，只有被与政府有关的机构或企业垄断。

3 全年不间断的“敏感期”与全面的社会管控？

病毒演化到2022年，在大多数情况下，奥密克戎病毒的症状和感冒差不多，危害性已大大降低，而中国的防疫措施为何依然如此严苛？为何习近平要坚持“清零政策”？很多人归结为与即将在今年秋天召开的二十大有关。

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每逢共产党的重大会议召开之际，以及一些重要的节日或时刻，被称为“敏感期”。例如每年的“两会”，原本是参政议政的大会，但在大会之前，民众们反而会被要求全面禁声，平时能出现的批评声也必须销声匿迹，否则，会破坏“和谐”的气氛。每年两会期间，开往北京的列车、飞机都要增加更严格的安检程序，为了“确保首都安全”。

这样的敏感时刻，包括“六四”前后，以及“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这样的节日。总之，几乎全年都是敏感的月份。而在这样的月份，一些政治异议者会被特别警告，有的甚至被思想警察陪同，离开北京，去“外出旅游”，为的是不要在北京留下“不稳定因素”。

2022年的二十大，习近平已经连任十年。按照共产党的惯例，应该选出新一届的总书记和领导班子，但习近平已经在2018年修改宪法，为自己继续连任扫平了法律障碍。

从2017年到2022年，在习的一系列政策下，中国的社会管控日益严厉，香港出台《国安法》，大肆抓捕民主人士，严酷镇压抗议活动，这一切，导致香港的繁荣一去不返，香港原有的法治和自由受到严重破坏。而在大陆，最近三年来，更因疫情的管控，经济下行，民生凋敝，失业率激增，民众怨声载道。

与此同时，对民众则是通过疫情管控的方式加强控制。通过必须持续不地参加的核酸检测，才能保持“绿码”的方式，所有的人的行踪被当局完全掌握。 大数据之下，没有人能拥有隐私。这一切，在二十大之前的紧张气氛里，只能愈演愈烈。

“这是政治病毒，而根本不是病毒本身，”另一位观察者说。他认为，对共产党来说，这是难以放在桌面上去说的一种好处：通过“清零”的疫情管控，在城市实现提前的演练。如果一旦出现需要全面管控的状况，政府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

4 高度管控之下 民众是否有反抗的可能？

8月27日晚上，在重庆市沙坪坝区的联芳街道，上千民众因为抗议疫情管控，而聚集在街区，他们要求政府给出一个说法：为何在全员连续检测十天，无一例阳性之后，依然不能解封？

特警赶到现场，以防止人群发生骚乱。从深夜到凌晨，重庆发布官方消息，联芳街道和和另一个街道，将在10月28日的凌晨六点解封。

流传在社交媒体的视频里，可以看到，在炎热的夏天晚上，戴著口罩的人们站在一起，和平抗议，没有激烈的行为。特警站在他们的前面，头顶的钢盔在路灯下闪亮。

这个夜晚，重庆街头那些勇敢抗议，并取得了微弱胜利的人群，似乎让人们心怀希望：忍无可忍的民众，有站起来去反抗独裁统治的可能。但在当下的中国，这很可能只是一种想像。在中国，军队完全控制在党的手中，每一个军人都要效忠党的领导。而作为“维护国家稳定”的暴力机器，警察则随时严阵以待。

手无寸铁的民众，没有结社、聚会、出版和言论的自由。智能手机的普及，虽然让他们能够彼此连接，但在所有的社交媒体上，存在著无处不在的检查。近年来，对知识分子、媒体的打压，已延续到发一些牢骚怨言的普通民众身上，这让越来越多的人沉默。生活在恐惧中的人们，很难克服恐惧走上街头，表达内心的愤怒。

上海在封城期间，曾出现类似重庆的一幕，一个小区的居民，聚集在一起抗议，迫使街道提前解封。但这样的现象，在公民社会相对发达的上海，也十分少见。

上海市民在封城期间表现出了他们的智慧。他们通过阳台音乐会（民众在同一个傍晚，在阳台上敲打锅碗瓢鹏，表达他们缺少食物、没有自由的愤怒。）表达心声。也有多名上海当地的专家学者，通过互联网普及常识，温和地表达批评，和当局讲道理。这些视频均被转发和广为流传。

但真正的抗争很难实现。严密的监控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的公民社会极其微弱，人们无法真正组织起来，更多的人则是希望“搭便车”。另外，在任何一个社会，年轻人原本都是反抗的主要人群。但在中国，年轻人在多年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宣传和蛊惑之下，产生很多“小粉红”，以爱国（其实是“爱党”）为荣。他们的独立思考、批判精神难以得到长进。更多的年轻人作为消费主义的一代，则对个体的政治权利漠不关心。

另外，在共产党强大的思想宣传，以及严密的“学习”网络之下，大部分民众并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很多人到现在都相信：美国、加拿大这样的北美国家，以及欧洲、日本等地，疫情依然非常可怕，夺去很多人的生命，只有中国政府最注重民众的生命安全，“清零政策”确保了大多数人的安全。虽然有很大的不方便，但“这是为了国家、集体的利益”。参与集体核酸检测，以及服从管理，是为国家利益考虑的光荣行为。

2022年8月30日这天，在宣布“二十大”的召开日期后，在一个知识分子聚集的微信群里，发生了一场辩论。有人认为，“二十大”后，中国的未来将会有改变，习会失去他的绝对权威。也有人悲观地认为，一切根本不会改变。习会如愿上位，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未来的中国，经济坠落、失业激增、社会混乱，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在向最坏的方向滑行。在讨论中，他们不能指出最高领导人的名字，只能用代称。

说来也巧，正是在当局宣布二十大召开时间的第二天，2022年8月31日，前苏联的共产党总书记，一手“埋葬”了苏联帝国的戈尔巴乔夫离世。

徐贲：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

一、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到“新极权主义”

二、“新极权主义”下“奴性人格”的延续和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

三、“新极权主义”的“组织”控制与“宣传”运作

四、“新极权主义”的形成及其政治特征

五、透明的谎言、“扮傻游戏”和“不肇事”反抗

结语

【注释】

许多学者把中国目前的政治特征视为后极权主义政治体制，但笔者认为，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特征或许应该定义为“新极权主义”体制。本文首先说明，为什么要提出“新极权主义”这个概念，然后分析中国目前“新极权主义”体制的基本特点，据此对其前景作初步的判断。

一、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到“新极权主义”

从上个世纪20、30年代极权体制出现以来，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一系列与极权体制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从纳粹德国和斯大林政权的建立、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再经1989年苏联东欧的巨变，从中国1949年以后政治体制的建立到“文革”、改革开放，再到“六四”事件，有的极权主义瓦解了，有的极权主义在内外压力下不断调适，试图以新的形式生存下去。

最为典型的极权体制原型是纳粹德国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统治。二战后，随着纳粹德国的失败，斯大林主义式的统治就成了极权体制的代表。然而，由于二战后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价值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任何极权体制都不可能在锁国封闭的状态中存活，它们对外部世界有着诸如贸易投资、战略性合作、意识形态支持等多方面的需要，为此就不得不顾及外部世界对它们的看法，从而必须相应地调整其统治形态和政策。斯大林死后，苏联的“非斯大林化”就是一种极权主义体制的自我调适。因此有学者将斯大林之后的苏联东欧体制称为后极权主义体制，以区别于斯大林主义模式的极权体制原型。处于后极权主义体制下的国家就是过去所说的“社会主义阵营”，其实也包括那些与该“阵营”的核心国有矛盾冲突、但制度基本相同的国家。

从这种角度来看，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中国的政治体制接近极权体制原型，换言之，苏联步入后极权主义体制之日，正是中国强化和巩固极权体制之时。中国的斯大林模式之极权主义时代随着毛泽东的去世而结束，那时中国曾出现过一段政治上相对宽松的时期。一位政治学家指出：“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苏联，赫鲁晓夫用解冻来对付他的斯大林主义对手，80年代的中国，邓小平用文化自由化（解放思想）让经济现代化派对付他们的（毛派）对手。”[1] 这种政治上的相对宽松和经济改革的开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比较典型的后极权主义体制。后极权主义时代里关于“四个现代化”、“思想解放”和“政治民主”的话语，曾经一度动员激发了民众新的政治热情。但是这种政治上的松动并不意味着制度上极权性质的消失，它只是以变通来重新建立专制体制的合法性。这种后极权主义在需要时会象极权主义那样诉诸暴力和恐怖（例如“匈牙利事件”、“华约”出兵布拉格、“六四事件”等）。

后极权主义其实并不能真正挽救这种制度本身不可避免的没落，苏联东欧的后极权主义相继垮台就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这些历史事件在1989年之后的突然发生本身也包含一些偶然因素。随着苏联东欧的巨变和冷战的结束，原来处于后极权主义体制下的大部份国家抛弃了这种政治制度。因此就有人认为，后极权主义很快将成为历史的过去。但笔者认为，就中国的情形而言，这样的判断过于简单化。

“六四”事件的血腥事实让国人看到，“文革”后一度的思想宽松并不代表中国已进入一个与极权主义彻底决裂的新时代，极权主义的暴力和恐怖随时有可能在中国重演，因此国人在“八九民运”前期表现出来的政治热情被1990年代以来的政治绝望和冷漠所替代。

1989年以后中国的政治体制确实在告别后极权主义模式，但它并未走向开明的政治进步，而是回头向极权主义的原型求助，但经历了后极权主义时代的这个制度又无法完全回到斯大林主义模式的轨道上，所以就形成了现在这种既增加了取自极权主义原型的某些特征、又保留了部分后极权时代特色的体制，同时它还有一系列极权主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特点（详见第4节）。

笔者认为，可以把中国1989年以后逐渐成型的这种制度称为“新极权主义”体制，因为它不同于极权主义原型，但政治上与极权主义原型有极深的渊源；另一方面，它变自后极权主义，却和后极权主义有明显的区别。“新极权主义”是体现了部分地向极权主义原型回归之企图的后极权体制的一种变形。寄生于这种体制的利益集团虽然通过采取这样的变形得以生存，但这种“新极权主义”自身处在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境之中。“新极权主义”下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困境日益加剧的现实表明，这种变形显然不是一种具进步意义的脱困之道。

“新极权主义”对后极权体制下出现的反抗事件（例如匈牙利革命、捷克的“七七宪章”、波兰的“团结工会”和中国的“八九民运”等），对21世纪中亚地区民众要求民主的“颜色革命”，抱有无法摆脱的恐惧和焦虑。它把后极权主义时代的宽松视为政治上的“软弱”和失误，1989年以后大大加强了社会管制和思想控制，许多新的政治上的限制措施都向极权主义原型回归。可是它不再拥有极权主义原型的那种意识形态动员能力，只能用东拼西凑、鼠目寸光的宣传口号和色厉内荏、自欺欺人的思想控制，辅之以高压手段（如越来越严厉的媒体和互联网管制，以及对民间的集体抗议事件施以武力镇压），来支撑其腐败低效的统治机器。

“新极权主义”的经济发展是以全面牺牲社会正义为代价的，经济自由化带来的发展机会大部分为权势集团所垄断，“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变成只让一部份权势集团的成员暴富；同时，经济“市场化”又成了当局放弃维系社会公正的责任、甩社会福利支出“包袱”的借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沦为弱势群体，丧失几乎所有的社会福利保障。

“新极权主义”体制下表面上的经济繁荣掩盖着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如糜烂性的腐败、司法不公、贫富悬殊、弱势群体绝望无助、竭泽而渔的资源掠夺和破坏、公共舆论堵塞、信任匮缺、政治冷淡等等。可以说，这些问题本身就是由“新极权主义”制度造成的，自然在“新极权主义”制度下它们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虽然“新极权主义”体制的统治者提出了“三个代表”、“执政为民”、“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和“和谐社会”这样的口号，但在政治民主化裹足不前、严厉限制公共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制度环境下，这些说法基本上只是一种安抚民心的宣传手段，并不表示口号的提倡者打算触动上述问题的制度性根源。“新极权主义”应对现实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它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基本上找不到一个系统的、总体性的、能瞩目于未来的求变因应之策。

“新极权主义”之“新”是相对于“后极权主义”而言的，这样的“新”本身丝毫不意味着其前途的光明；相反，“新极权主义”的应急之道产生了各方面的末世性特征，这样的特征注定它没有出路。“新极权主义”体制是一种似乎在经济上非常成功的制度，但这种表面上的经济成就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找到了延续自身寿命的法宝；相反，在经济成就的表相下隐藏着的政治、社会和道德危机凸现出“新极权主义”制度深层意义上的无出路，即在政治伦理、社会理念和群体共同价值观解体的过程中，统治集团和民众都不可能依靠现行制度重新建立一个有共同价值观支撑的、能得到广泛社会认同的、有希望的替代性体制。“新极权主义”体制的无出路是一种制度性的无出路，但不是某个政党的无出路。一个政党可以阻挡制度的变革，但也可以帮助制度的改造。只有当一个政党绑架整个制度的时候，它才必须为制度的无出路负责。“新极权主义”的无出路指的不是某个政党的权力危机，而是国家和民族不能与极权体制彻底决裂、无法重建光明未来的危机。

在有关极权主义的研究文献中，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至今仍然是经典文献[2]。这部发表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著作以纳粹德国和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模式这两个极权主义原型为研究对象。从那时以来，由于东欧、中国和亚洲其他极权主义国家显现出不少与这两个原型不同的特征，学者们开始用附加词来定义各具特色的极权主义。例如，卡索夫于1964年提出了“无恐怖的极权”；林兹在1970年代中期提出了“后极权主义”的说法；华尔泽在1980年代则提出“失败的极权”一说。[3] 笔者提出的“新极权主义”也是一种类似的表达。

寇罗考斯基(Leszek Kolokowski)说过：“大家一般都承认，那些用来描述广大社会现象的概念都没有经验意义上的完美对应对象。从来就不存在绝对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运用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经济这种很有用的区分。从来就不存在完全的自由，但这并不妨碍人们信服和理解自由政权和专制政权间的区别。说实在的，现有的极权社会比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都更接近于与它有关的概念原型。[4]”

汉娜·阿伦特半个世纪以前关于极权主义特征的分析对我们现在理解变化中的“新极权主义”仍然有重大意义。她提出的那些极权主义统治要素，如暴力和恐怖、以人性改造为目的之思想钳制、作为欺骗手段的“宣传”、作为寡头权力机制的“组织”和以孤立原子形式存在的“群众”，仍然可帮助我们辨认各种形式不同的极权主义的变体。对这些要素的比较可以让我们看出极权主义与传统威权专制之间的一些根本区别，也可以让我们看到极权主义在哪些方面对人性造成特别的长久性摧残，以及在极权统治下人们反抗的特殊意义。下面就分别从这几个角度展开对“新极权主义”的分析。

二、“新极权主义”下“奴性人格”的延续和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这一著作里，从极权主义原型的特点中概括出这种制度依赖的三个支柱，即用来改造人性的使用暴力的集中营，让民众处于相互隔绝、无共同抵抗手段的状态，以及为维持极权统治所施行的集权式宣传和组织手段。如果从这三个角度来观察极权主义从其原型到后极权主义再到“新极权主义”的演变，则第一个方面的变化最明显易见，第二个方面的变化最微妙复杂，第三个方面则变化最小。前两个方面是不得不变，后一个方面则是能不变就不变。

极权主义统治的首要支柱是恐怖和暴力，而集中营则是极权社会这部恐怖大机器的样板机构，其样板作用是最大程度地显示极权主义的暴力。极权主义的暴力统治当然不是要从肉体上消灭所有的人，但却以下列的“三步程序”消灭真正意义上的人。

其第一步是“杀法权之人”[5]，即剥夺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摧毁人的权利，杀死他这个法权之人，这是全面宰制一个人的前提。[6]”

其第二步是“杀道德之人”，使被杀者“在历史上头一次成不了烈士”。在政治高压下人似乎可以用“良心来作抵抗，良心仍然可以让人宁愿被人害死，也不愿因害人而活”。[7] 但这种良心的抵抗在极端严酷的极权统治下也会被摧毁。良心是一种纯个人的逃脱。“当极权恐怖取得最可怕的成功时，它能顺利堵死道德之人的个人逃脱之路，让良心决定变得极端可疑，模棱两可。当一个人的选择是要么出卖并因此杀害朋友，要么让妻儿送死的时候，当一个人的自杀会立即给家庭带来死亡的时候，他怎么做良心决定呢?他这时候已经不是在善和恶之间作选择，而是在谋杀和谋杀之间作选择。[8]”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下难有道德清白之人，被害者往往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过对他人的加害，因此没有一个人的遭遇能具有烈士本应有的那种道德控诉力量。

其第三步更可怕，它杀绝人的个性思想和创造性，最终把人变得象行尸走肉。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人无论受什么残害和凌辱都不反抗，“摧毁人的个性就是摧毁人的自发性，摧毁人靠自己重新开始的能力[9]”。原型的极权主义通常致力于消灭人的个性和创造性，而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之类的演变都以此为前提，尽管后两者看上去不似极权主义原型那么残酷血腥，那是因为极权主义原型早就用暴力和恐惧为其后继形态造就了顺民。

在极权主义原型向后极权主义转变的时候，作为革命暴力和“人性改造实验室”的集中营被放弃了，苏联在“非斯大林化”时期和中国“文革”后的大规模平反和纠正“冤假错案”，就是这一转变最具戏剧性的显示。但这种转变往往只具表象意义。这首先是因为后极权主义始终未放弃以暴力对待任何胆敢公然挑战它权威和统治合法性的人士。其次，极权主义原型的大规模暴力恐怖统治早就成功地改变了人性，在整个社会中造就了一种为极权体制所需要的奴性人格，那种普遍的安分守己、驯服顺从、谨言慎行的人格会在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的环境下不断再生，从而产生一个无法免于恐惧心理的社会。

极权主义的第二个支柱是“散沙型的群众”，这是支持极权主义权力的基础和社会条件。在极权主义原型的统治下，所谓“散沙型的群众”是指公众不能拥有公共生活的共同价值和正义秩序，而只不过是一些以相互隔绝形态聚合在一起的、缺乏真正公共性的群体。由于群体中每个人的高度原子化和孤立化，他们不再拥有共同的世界，不再能就政治和人格价值自由交往，也就不能形成真正的人际社会。他们之间之所以有联系，是因为一起被夹裹在某种“运动”之中，一起跟随某种意识形态的召唤，一起服从某种不可抗拒的政治权力，一起崇拜某个魅力无限的领袖，一起陷身于他们无力改变的制度之中。公民社会中民众或公众的政治组织形式，如相互竞争的独立政党、工会、社团等等，在极权主义国家里都不可能存在。

从后极权主义演进到“新极权主义”时，部分民众开始逐渐具有越来越强的自我意识，他们不再相信当权者天然会代表他们的利益，日益自觉地想摆脱这种“散沙状态”，在相互合作中以民间自发性社团的形式保护自己的利益、发出自己的声音。1989年民众的民主要求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但同时他们又无力改变制度环境，不得不仍然处于“散沙状态”之中。面对这样的处境，人们会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从自暴自弃、听任摆布、愤世嫉俗、冷嘲热讽、愤懑不平到积极反抗，这各种各样的反应意味着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下当局面对的“群众”早已变成了一个多元化、多样化的社会，这一点与极权主义原型时期完全不同。

在中国的后极权主义时期尚未出现传媒的商业化和互联网，而在“新极权主义”下这些手段为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创造了条件，但当局也不断努力去强化对媒体和互联网的管制。网络世界为民间的“异类”声音提供了从未有过的表述空间，不过大部份人只是在“面具”的保护下才敢发出比较真实的声音，这与那些以真实姓名参与网上交流并为自己的言行记录负责的人是不同的。互联网基本上是一个知识者的世界，一个虽要求思想自由、但不一定立即行动的世界，但它毕竟使原本相对隐秘的民间不满和抗议变得前所未有地明显公开。这加深了“新极权主义”的恐惧，它把网络上的“反抗”看作是一种现实反抗的警讯，于是进一步加强了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思想控制，2005年新颁布的极严厉的网络管理条例就是其中的一环。“新极权主义”会不遗余力地提升互联网控制能力，但网上的批评和反抗也会继续下去。对于真正公民社会的建设而言，这是一种破坏力有余、自建力不足的“猫鼠游戏”，尽管其令“新极权主义”感受到相当大的威胁。

三、“新极权主义”的“组织”控制与“宣传”运作

极权主义的第三个支柱是专制统治的组织和宣传。从极权主义到后极权主义再到“新极权主义”的演变中，这方面的变化几乎微不足道，或者说几乎没有变化。这表明组织和宣传在极权主义的传承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般政党的成员都可以自由选择加入和退出，不仅在民主国家是如此，1949年以前中国的一些“民主党派”也是如此。而极权主义政党的组织则通常具有秘密会社的性质，甚至被称为“光天化日下的秘密社会[10]”。它的许多组织特征都可以在一般的秘密社会中找到。例如，秘密社会的等级制度是通过“提拔”和“引见”来建立的，提拔者对被提拔者有“知遇之恩”，可以索取特殊的忠诚，可以结成死党，订立攻守同盟；秘密社会成员中的“老大”总是神神秘秘的，行事无定则，这样才能让“下面”的人敬畏；秘密社会对外采取“一致说谎（保密）的策略”，“帮”里的事“内外有别”，违背这一原则即重惩不殆；秘密社会对外界始终保持警戒，视其为敌意威胁的来源。[11] 极权主义政党和秘密社会都非常看重组织和效忠的仪式及象征，加入其中都要有内部人员介绍，都要宣誓忠诚，对叛徒的惩处手段甚至比对敌人更严厉。它们都有至高无上的“圣物”，“纳粹仪式的所谓‘血族’和布尔什维克仪式的列宁遗体，它们都使极权仪式带有偶像崇拜的色采。……这些偶像都是秘密社会常见的组织手段。[12]”

这些秘密社会的特征使得极权主义政党与一般的政党有根本的不同。阿伦特指出：“一般政党把人群分成属于和不属于我党的两类。一般政党和公开社会都只把那些公开表示反对者视为敌人，而秘密社会的原则是，‘我不吸纳的,就是我排斥的。’[13]”在极权主义政党看来，只要你不死心塌地跟从它，你就是它的威胁或是它的敌人。这种非党即敌的人群对立观也是党内大一统的原则。正是通过消灭党内民主，一党专制才转化为极权专制，“斯大林把俄国的一党专制改变成极权统治，把全世界的革命共产党转化为极权主义运动，他所运用的手段就是消灭党内的派别，取消党核心内部的民主，把民族国家的共产党变成莫斯科指挥的党支部。[14]”阿伦特的这一见解是针对40年代“共产国际”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这点至今仍未改变，现在的“新极权主义”依然不允许党内民主和不同意见。

“新极权主义”下普通党员的入党动机与极权主义原型时期和后极权主义阶段的情形有所不同。在极权主义运动掌握政权前加入的党员往往为理想和价值所感召。党一旦掌握了政权，就开始有人把入党当作政治和社会地位的“敲门砖”。“失败的极权主义”产生了对其理想和价值的幻灭和失望，使得分享既得利益和特权比追求理想价值成为更现实的入党动因。在党控制着国家和社会绝大部份资源的后极权主义时期，党员确实有许多实际利益可以分享。但到了“新极权主义”时期，执政党不再能垄断所有的经济资源，在唯金钱主义的社会氛围中，党员身份不再是人人羡慕的政治地位象征，人们有许多机会去获取以前必须凭政治身份获取的利益和特权。但是，“新极权主义”时期要求入党者依然众多，尤其是在青年学生中，党员仍然是求职者可资利用的身份。许多聘用单位之所以愿意选用具党员身份的求职者，并不是期待他们去那里传播共产主义，而是因为“党员”特别听话、便于管理、不会闹事，却又相当机灵。在政府机关和科层等级的企业中，党员型人格都被视为驯服工具的最好典范。

对极权主义来说，与组织控制同样重要的是宣传。宣传的作用因极权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异。在极权主义运动仍处于在野状态时，它的宣传是为了吸引那些有待争取的群众，“在宪政政府和言论自由的条件下，群众还有获得信息的渠道，极权运动运用恐怖的机会有限，必须象其它政党那样，……作出取信公众的样子。[15]”一旦极权主义运动成功地夺得政权，它的宣传就会变成“思想灌输”。“思想灌输”本身是依托于政治高压和暴力恐怖的，“灌输运用恐怖与其说是为了恫吓，……不如说是在体现它自己的意识形态教条和谎言[16]”。灌输可以用强制的“思想改造”形式，也可以用看上去并不强制的“教育”。无论是改造还是教育都必须用惩罚为最后手段，只有让所有的人都对异端思想怀有恐惧，才能体现“正确思想”的战无不胜和绝对正确。

阿伦特所说的这种“教育的恐惧”在“新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教育体制中被制造和再生。老师把灌输在自己头脑中的教条又灌输给学生，学生则用被灌输的内容来检验老师是否时时在作“正确”的灌输。2005年5月，吉林艺术学院的卢雪松老师因上课时采用了民间自制的纪念林昭的纪录片和相关材料而被一位学生“告发”，并被该校“停课处分”。此事在互联网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17]。若把涉事的三方简称为“老师”、“学生”和（校）“领导”，可以典型地看到师生们如何在“教育的恐惧”中互动。尽管林昭的冤案已经“平反”，但在党的宣传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学生”眼里，赞扬被党枪毙的林昭无异于给党抹黑。在这样的“学生”之监督下，“老师”便不能在学校里“免于恐惧”地教书。“老师”即使再小心，也可能触犯“学生”头脑中积存的某些政治禁忌。“学生”一旦向“领导”告发了“老师”，“领导”就陷入了“恐惧”的处境中，如果他不处分“老师”，“领导”就可能被当作“老师”的思想共犯而被告发。把“老师”和“领导”置于如此关系之中的是那个实施“思想灌输”的党，而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和“领导”，他们都受到了一种权利的、道德的和个体的永久伤害。

灌输和教育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运作的传统手段。极权主义统治与其它专制、暴政和独裁所不同的是，极权主义的“政治压迫”利用了意识形态运作这一独特的方法，其压迫的对象是人的思想和思想的人[18]。这种压迫如果实行得非常彻底又取得了成功，人就必然沦为不思想和不能思想的动物，极权主义统治的可怕即在于此。极权主义并不一定剥夺人们的基本生理需要（如吃、穿、住），但决不允许他们自由地思想。极权主义原型与“新极权主义”同样仇视人们的自由思想，视之为祸，而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把人的自由思想形式（如民主制度）和人的生理需要对立起来（即所谓的“稳定”），甚至诱使人们放纵生理需要，让他们以为这就是人生的唯一追求，从而引导他们忽视对自由思想的需要。于是剥夺政治自由和放纵肉欲同时成了“新极权主义”控制人们思想的有效手段。

奥威尔(G. Orwell)的《1984年》和赫胥黎(A.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都对极权主义作了预言：“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19]”

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现代谎言”，它和“传统的谎言”有重要的区别。“传统的谎言”是针对“特定”具体事实的不实，它是用来欺骗“敌人”的；而极权主义的“现代谎言”是将“事实整个进行重新编织”，而且它是用来欺骗每一个人的，因此，编织谎言者“最终也成为自己谎言的受骗者”。[20] 在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存在着没有“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人民不能作主的“民主”、宪法随意遭到践踏的“宪政”、不让人自由说话的“言论自由”、既无权利又得不到法律保护的“公民”、权力和地位永远高于“人民”的“公仆”、对资本家比对工人更亲的“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代表”等等。

如果比较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谎言的性质，可以说“新极权主义”在这一点上与以往的极权主义并无任何不同，但极权主义原型时期意识形态谎言的社会动员能力却与“新极权主义”时代有极大的差别。在极权主义原型时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曾经是一个具有普遍公信力和号召力的政治福音，也是规范民众思想的道德和行为准则。在后极权主义时代，人们对执政党是否真正代表这两个主义产生了普遍的怀疑和失望，对这两个主义的信仰也开始幻灭。而在“新极权主义”时期，民众对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连表面上的恭敬都常常不愿意表示，他们往往会用公然的嘲弄来表达自己的厌恶之情。尽管如此，“新极权主义”依然一如既往地坚持着它一贯的“思想灌输”。

四、“新极权主义”的形成及其政治特征

“新极权主义”的形成是在吸取后极权主义的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六四事件”和苏联东欧的巨变让中国的最高权力集团意识到，对他们而言，1978年到1989年的那段后极权主义道路在政治上是失败的，要想延续权势集团的统治，就必须吸取后极权主义的教训，并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和手段。

从“新极权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可以观察到它的两个原则。其一是保持高度的末世防患意识，此意识支配下的冷酷决定了它对被统治者不再“手软”。从1989年以来，当局对其统治前景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末世恐惧，由此刺激起强烈的防患意识，稍有冲击就担心要“亡党亡国”，因此它对“正面”引导常常缺乏信心，施政上再度重视和强化极权统治的传统镇压手段，如加强便衣警察部门的力量并依靠它对国内社会实施广泛渗透和全面监控，进一步强化极权主义的组织和宣传体制，更严厉地控制媒体、公共舆论和民间言论等。毫无疑问，这些措施都是从后极权主义向极权主义原型的倒退。其二是用灵活策略化解难题，为统治集团创造机会。这样的灵活性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针（如邓小平针对“姓社姓资”这个意识形态重大问题提出的“不争论”方针）和经济制度选择等许多方面。之所以称这样的实用主义策略是“新极权主义”的一部分，是因为这些策略的根本目的是巩固和加强极权主义统治，而不是削弱或瓦解极权主义统治。

在意识形态管理方面，“新极权主义”既坚持极权主义政治统治的基本原则，坚决压制民间对民主化的要求，又允许大众文化及娱乐的活跃繁荣以及日常生活的非意识形态化，从而把民众的注意力引向对当局无害的方向。但官方意识形态从这些领域中淡出并不等于它放弃了对这些活动的控制，极权主义政治统治的现实保证了官方意识形态随时可以干预宰制民间的文娱活动。

在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方面，“新极权主义”对实用主义策略的灵活运用和对被统治者的不“手软”是后极权主义无法相比的。后极权主义并不敢完全背离极权主义制度以公有制为主的传统，同时注重对民众以怀柔手段为主的笼络民心策略；而“新极权主义”则基本上抛弃了这两条。

“文革”后至1989年，中国处于后极权主义体制期间，计划经济体制和公有制仍然据于重要地位。但1990年代以来，当局在经济制度层面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它求助于外国资本，加入经济全球化，基本上取消了计划经济体制，同时弱化了公有制的重要性。

后极权主义时期的统治者维持着专制社会主义的“幸福交易法则”[21]，也就是用社会福利安排（如国家保障的工作机会、住房、免费教育和医疗等)交换民众的政治顺从，民众虽然放弃了个人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但换取了基本的生存条件。然而，从1990年代开始，“幸福交易法则”被“弱肉强食法则”替代，只要不属于权势集团及其依附群体，普通民众既无公民权利保障，又失去了社会福利保障，在原有的政治压迫之上又添加了新的三座大山（住房、教育、医疗）。由于1990年代以来当局对社会不满的镇压比后极权主义时期更严厉，所以尽管占人口大多数的民众之生存比后极权主义时期艰难得多，但他们只能默默地忍受。

“新极权主义”堂而皇之地将斯大林主义极权统治视为仇寇的“敌对因素”（如资本主义、红色资本家等）纳入了自己的体系，同时对许多完全背离其自诩的“社会先进性”的现象（如腐败、糜烂、色情等）表现出极大的容忍。对“新极权主义”来说，这样的灵活性显然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维持延续了极权体制，但另一方面又从根本上瓦解着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真实性。当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主义”变得比资本主义国家还资本主义时，当“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沦为社会弱势群体时，当“共产主义理想”表现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时，“新极权主义”承继下来的意识形态就成了千疮百孔的“国王的新衣”。有人甚至更尖锐地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国王没有穿衣服，而是在衣服下，根本看不到国王。[22]”

从极权主义原型到后极权主义，再到“新极权主义”，它们都有一个始终未变的共同点，就是以那个至高无上、无影无形的“党主子”作为极权统治法统的化身。它用官方意识形态规定了自己是永远“光荣、伟大、正确”的。无论极权主义的政统出现什么样的断裂（如1976年的“逮捕四人帮”），无论极权主义下的现实如何与其正统意识形态尖锐对立，党都宣称它自己是永远洞察历史发展规律、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先进”力量。它凭借自封的至高至尊的地位，可以随意界定谁是“历史”或“人民”的敌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动用一切它认为必要的暴力去残酷地消灭它的敌人；它可以宰制经济、新闻、出版、司法、教育、文化等任何领域的活动；还可以凌驾在宪政制度之上，按照它的需要任意改变宪法条款或对宪法条款的解释。这就是各种极权主义专制与威权主义统治的一个主要区别。

极权主义专制与威权主义统治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存在政治压迫（如剥夺公民权利、压制人权、言论和结社控制、新闻垄断等），而在于政治压迫是以什么名义实行的，以这个名义可以在什么程度、什么范围内实行暴力统治。在威权主义国家里，人们为反抗暴政可以直接诉诸民主、人权和公民权利，而威权统治者除了用“国家安全”之类的说辞之外，没有其他对抗民主自由理念的借口。但极权主义统治却能用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为理由，给任何民主要求扣上“敌对、颠覆”的罪名，即便是有人只不过对公共事务或弱势群体表达了一点关怀，在极权主义统治下也可能受到迫害。

试举一例。上海《解放日报》去年以“吉方平”（《解放日报》评论员的谐音）之名发表了一篇批判“公共知识分子”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是《透过表象看本质》，刊登于该报2004年11月15日）。此文称：“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其实质是离间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和人民大众的关系。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是从来也不存在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是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体。……知识分子的价值，就在于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大众服务。”“吉方平”所使用的是典型的极权主义传统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的是极权专制的思维。如果是在一个威权专制国家，当局虽然可能迫使知识分子闭嘴，谁不服从就迫害谁，但是它却不能名正言顺地说，所有知识分子都必须由某一个党来领导，知识分子如果不是该党党员，自然不必接受该党的领导。而在极权主义下，当局却依照其意识形态而“理直气壮”地把所有社会成员都归入其“领导”之下，实施现代社会里最严厉的思想管制，不容许任何人质疑它的永久的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更不允许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或社会活动上的任何独立性。

或许有人想问，知识分子为什么必须由党来严密控制，为什么不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过问公共事务？为什么不能批评官员的腐败、司法的不公、黑社会的猖獗或者贫富悬殊？在民主社会里，当然不存在如此提问题的必要，在威权体制国家里当局一般也不愿意对这样的问题表达否定的态度，然而在极权主义统治下提出这些问题本身就是大逆不道。

“新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原型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那就是“新极权主义”不再依赖魅力型的领袖。汉娜·阿伦特当年研究极权主义时就认为，象希特勒或斯大林这样的魅力型领袖其实是“乱世英雄”型人物，是现代性危机下社会传统和秩序崩溃的典型产物；“乱世英雄”的成功充满了偶然性，并不必然取决于什么属于领袖的道德素质或信念，相反，具有道德素质和信念者恰恰最容易成为无所不为的“乱世英雄”所扑杀的对象。阿伦特还认为，极权主义制度中最高领袖之所以重要，全在于他占据着党组织结构中最重要的位置，与其说领袖重要，还不如说那个结构性位置重要。这一结论完全适用于对“新极权主义”的分析。

“新极权主义”的技术官僚统治者虽然是党内最高层的人物，但他们个人并不是党的化身，他们反倒更象是被精心挑选出来料理“党主人”利益的管家或干事长。尽管“新极权主义”的最高领导本人可能相当“亲民”、“勤政”或“清廉”，但他们服务的“党主子”却与极权主义原型时代一样专横霸道、权力无限、主宰一切。这些技术官僚统治者之所以被精心挑选出来充当开动和维修极权机器的人，完全是由于挑选和提拔者的恩宠，是阿伦特所说的那种“党秘密社会”的产物。他们是党官僚机器中历练最深的成员，最符合它适者生存的原则，圆滑和不出格是他们生存下来的条件，但求稳定、不出大错是他们多年来的信条。

在政治理念上，他们缺乏后极权主义领导人的宽容和开拓精神，因此往往是等到情势变动后不得不应付时，才被动地提一些未必有效的补救性措施或口号（如“三个代表”、“和谐社会”与“保先”等）。他们自以为是地把这些局部性的补救措施或口号提升到国家发展和社会制度建设的使命性高度，以应付日常行政代替国家根本的政治远景和理念，目光短浅而浑然不觉。“新极权主义”的最高目标不过是“为权力而权力”，“统治者死死把住权力，并没有一个‘更高’的目的。他们镇压自己的敌人，控制自己的臣民，在内政、外交上只是作一些小修小补的改进。……他们的语言不过是‘旧说法’的官僚翻版，不过是例行公事地摆摆意识形态的样子。有时候，他们象是靠极权时刻的回忆过日子，但又不想再重复那样的时刻。他们是当今时刻的独裁者和寡头政客，所作所为与以往的独裁者和寡头政客并没有什么不同[23]”。

“新极权主义”缺乏价值理念的施政往往表现为一种“精神分裂”：“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仍然被称为‘指导理论’，另一方面则是激烈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早已成为指导‘改革事业’的主流理论。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离不开‘公有制’的限定，另一方面‘私有化’已获得政治正确性，成为‘主旋律’。一方面号称‘人民的公仆’，另一方面则是‘精英联盟’对民众的联合压榨，民众没有任何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一方面旗帜上仍然写着‘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工人农民的被压迫掠夺，在商会等强势群体的组织面前他们仍然不被允许成立属于自己的自治组织。[24]”

与极权主义原型和后极权主义相比，“新极权主义”的思想控制明显地显现出一种末世景象，它以低能而专横、虚张声势、色厉内荏为特徵。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统治曾经在全国范围内煽起过革命的激情，还给过全世界的激进左派以鼓舞和激励。毛死后直到1989年，后极权主义相对宽松的思想控制和社会经济政策曾让当局一度赢得了新的合法性。“新极权主义”虽然新添了“市场经济”和民族主义这些话语，却仍然无法摆脱意识形态上前所未有的孤立，以致于进入21世纪后竟然把寻找意识形态夥伴的目光投向北朝鲜和古巴这样的没落国家。

正是由于“新极权主义”排拒追求人权和民主的世界性潮流，它虽然依靠外资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却始终无法在全球政治中树立一个有道德力量的形像；相反，它对国内国际社会有关政治改革和社会正义的主张充满了戒备和敌意。“新极权主义”是一个权力和物质欲极强烈而道德和价值感极麻木的退化型特权寡头专制，是一个贪得无厌的权贵资本主义等级制度，一个对国家民族未来的自由理想毫无反应的“前现代型”专制政权。所谓的“前现代型”专制是指那种“老式的寡头政治，臃肿、多疑、平庸、残暴”，它在政治上没有抱负，在理想上没有前景，以维护现有的权力和权力体制为唯一存在的目的[25]。

在“新极权主义”时代，极权主义原型曾一度享有的社会主导力已经完全没落了。社会主导力即葛兰西所说的hegemony，既指国家的支配能力（就统治而言），也指国家的领导能力（就道义权威而言），这二者都是国家非强制性的实际影响。菲米尔在解释葛兰西的观点时对非强制的“主导力”和强制的“统治力”是这样区别的：“‘主导力’指的是一个阶级或群体对其它阶级或群体的优势，这种优势依靠赞同而非强力所获得。而‘统治力’则主要是通过国家的强迫性机器所实现的。（主导的）‘知识或者道德领导’主要体现在‘公民社会’中，也经由公民社会来实现。[26]”显然，国家权力对社会越是具有“主导”作用，越是不需要动用强制性“统治”，就越具有合法性。从1978年到1989年的后极权主义时期，虽然当局的经济社会政策一度受到欢迎，但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却使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主导力逐渐丧失，因此才有了“六四事件”。在“新极权主义”时期，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对共产党员的主导力迅速萎缩，各级党员干部的糜烂性腐败象表明，人人急于在大船将沉之前捞足眼前的利益，它对非党员民众的主导力更是一落千丈。就连在它“最有觉悟的”、“最先进的”、最中坚的组织成员身上，“新极权主义”的末世景象也已经暴露无遗。

当然，表现出末世景象的政权未必是短命的政权。社会学家孙立平把中国社会描绘为“几块石头加一盘散沙”，“几块石头”是指抱成团的利益集团，如党政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一盘散沙”就是指社会大众。“几块石头加一盘散沙”的社会政治结构使得“新极权主义”得以暂时稳定其统治，正如华尔泽所言，“它就象早期现代专制君王一样，它的领导造就了一个相当具有凝聚力的精英层。这个精英层的成员抱成一团，不是为了什么原则的信仰，而是由于共同的地位和特权，压力再大也还是抱成一团，不然就会输得光光。[27]”

孙立平认为，利益对立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断裂的社会”。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现在则开始谈论“拉美化”现象。确实，当下的中国社会很象一些拉美国家的状况：新富显贵们生活在有围墙的、警卫森严的别墅和复合公寓里，享受着巨大的财富、权力和权利；与此相对照的是日益膨胀的农村贫民和城市弱势群体，后者由数以百万计的生活在临时简屋里的外来务工者和人数日益增多的城市失业者和低收入居民组成，他们在新的地产开发过程中被赶出市中心；城市弱势群体的危机不仅是基础设施和收入的危机，随着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涌入城市，它也是一场争取身份和权利这些在城市谋生的关键软件的战斗，这些“城市权利”包括法律身份及相应的工作权，教育、医疗卫生、保险及社会福利等利益[28]。

“新极权主义”无序而分裂的意识形态给既得利益集团的混水摸鱼提供了天赐良机，不同既得利益集团彼此相互利用，由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关系结成针对社会上弱势群体的不神圣同盟。由于“散沙型”的民众未形成公共意识，没有机会形成自己的组织，发出自己群体的声音，所以低能的政权还能照样维持其运转。

五、透明的谎言、“扮傻游戏”和“不肇事”反抗

极权主义的一大发明是创造出一套其他社会中不会使用的专用“语言”，它以刻板而毫无活力的陈辞滥调为主要特征，但因为是“官话”而享有不容质疑的地位。这套“语言”曾有效地禁锢人的思想，将活生生的生活语言与丰富多采、多样不同的人的思想统一为同一个刻板的模式。奥维尔在《1984年》中让我们看到，极权统治不只是制度压迫，而且更是思想囚禁，不只是社会、政治祸患，而且更是人的心智灾难。极权统治成功的最后秘诀在语言的运用，当社会成员使用的语言被“改造”成为适合于党国思想习惯的表达手段后，“一切另类思想”就不容易再生了[29]。这套“语言”体系一旦确立，“对(党国)不友好的思想只能存在于一种暧昧不明的无字词状态之中[30]”，由于这种无字词状态的思想不能用字词表达，它只能算是一些不能被人的意识所把握的意念闪现。

在极权主义统治的最严酷时期，不只是抵抗或反对的思想不能存在，连怀疑、玩世、不正经对待、嘲讽等等都不再可能，公共语言变成一种刻板教条、生硬简约、毫无想象的字词排列。极权统治的关键在于，它用意识形态几乎彻底控制人的全部心智活动，不仅包括一切需要用字词表述的内心思想、感受、感觉、感情，还包括那些因无字词而注定只能在黑暗中闪现的意念。极权主义的“语言”体系掌握了它的被控制者后，被控制者们便对来自过去或其它国家的语言根本无法理解，因而抱有一种自然的、根深蒂固的敌意。

“新极权主义”并没有能力创造发展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新“官话”，它对公共言论的控制基本上仍然使用从极权主义原型和后极权主义承袭而来的一套语言。与后极权主义时代不同的是，“新极权主义”的这类套“官话”与现实生活的脱节及矛盾极为明显，结果成了民间公然嘲笑的对象[31]。极权主义统治对语言的控制需要一个先决条件，即当局对社会活动的全方位严密管制。这种社会全面控制在1989年以前的后极权主义时期即已松动。在“新极权主义”时期当局对民众日常消费娱乐活动的直接干预进一步减少，并借用兴起的商业和大众文化来软化包装它的统治，结果“官话”对日常社会生活的影响力不断萎缩，“官话”中的“词汇”与社会性的日常语言日益脱钩。“官话”不但无法再支配民间的日常语言交流，反而成为民间话语嘲讽、挖苦、冷言冷语、插科打诨、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的对象[32]，人们往往以逢场作戏和冷漠鄙视的心态去对待官方那些自上而下反复宣讲的新旧“话语”。于是民间话语对“官方话语”公然鄙视, “官方话语”则无可奈何地假装自己还有很多真正的信从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极权主义”的“官方语言”的公开演示越来越矫揉造作，也越来越为表演而表演，不仅报纸电视广播的新闻报导如此，“春节联欢晚会”这样的官方文艺节目也是如此。

由此就出现了“新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谎言化现象。1989年之后的“新极权主义”之所以需要倚重暴力压制和媒体监管，根本原因是它的意识形态已经不能再让民众信服。既然民众越来越不相信这些意识形态谎言，这些谎言就只能依靠靠强制手段才能维持着存在。在“新极权主义”下对传播者和受众双方而言，这样的谎言具有一种犬儒式的“透明度”，听谎者心知肚明，说谎者对听谎者的心知肚明也了然在胸；双方煞有介事地玩着“扮傻游戏”，只要谁也不公开说出来，谎言似乎就是真话。

“新极权主义”已经不再能支配人们的想法，于是它满足于控制人们真实思想的传播，也就是说，不让人们公开说出他们的真实想法。这样“新极权主义”造就出一个公共信任高度匮乏的统治秩序，它居然可以没有信任也照样运转，条件是它不受任何社会信任机制（如自由新闻、民主法治和透明责任制）的公开挑战。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极权主义”的宣传其实已经基本上失败，“官方话语”几乎完全是靠着专制权力的国家行政手段来维持的。

“新极权主义”对言论的控制和对出版物的审查因此也具有一系列特点。首先，用“悄悄”地直接打击和迫害“异端思想者”的办法，来代替毛泽东时代和后极权主义时期那种大张旗鼓的思想批评运动。在民众不再相信“官方话语”的情况下，那种旧式的思想批评运动不仅无法达到官方预期的效果，反而可能为被批评者“扩大社会影响”，使他们得到更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同情。其次，控制过程日益技术化和非公开化。除层层设立专责舆论审查机构之外，还不断更新扩大具体的“禁忌话题”清单，除了一些大的领域或话题（如“文革”、“六四”、对毛泽东的负面评价、人为灾祸、民主和人权、政治制度弊端等）不许谈论之外，对其他很多可能对当局产生不利影响的新闻话题也设立临时“禁区”。同时，所有这些“禁忌话题”清单都尽量保密，不但不采用正式公文的形式，而且由上往下传达时“不许记录、不许录音”等，以免造成“负面”的国际影响。再次，强化对媒体“违规”的责任追究，甚至为了一篇文章重惩一个编辑，为了一本书而关闭一家出版社，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媒体和网站为了存活下去不得不加强自我审查。这种自我审查不仅贯彻在言论和观点的公开出版中，也贯彻在学术研究的选题、学校开设的课程、教师的课堂讲授、学生的论文导向等各个方面。

如果说在“后极权主义”时代“官方话语”还把受众当作宣传的对象，那么“新极权主义”的“官方话语”则常常把受众干脆当作傻子。“新极权主义”的谎言比后极权主义的谎言更赤裸裸地藐视和作贱人的理性，这种公然对正常理性之人的轻贱和愚弄形成了“新极权主义”的“官方话语”特色。之所以毫无顾忌地把这些几乎完全“透明”的谎言搬到受众面前，是因为“新极权主义”掌握了绝大多数受众的一个基本特点，他们会经过深思熟虑后“扮傻”。尽管大多数人对现实有种种埋怨或不满，但他们对公开表达不满的分寸心里非常有数，他们或者是怨而不怒，或者是怒而不争。

“新极权主义”社会中的“谎言文化”和“扮傻文化”从政治领域向社会生活的其它各个领域延伸，不仅存在于社会交往中，而且也在各级学校的教科书、考试和师生关系中不断复制和再生，“骗子”和“傻子”在不断地低龄化和日常生活化。“新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人心难测、心理狡黠、行为乖戾和黑色幽默构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假面社会”。它是一个表相和真实脱离的世界，这种脱离讽刺性地投射到它的“主子”、“骗子”和“傻子”身上。看上去神气活现的党政权贵其实是不能作主的“奴才”；看上去能说会道的“文胆”、“利口”或“笔杆子”，其实是让他怎么说就只能怎么说的“骗子”，他们甚至不需要具备骗子的想象力，只要会背“台词”，装作对现实感觉麻木就可以了；看上去是“傻子”的民众当然不是真正的弱智或白痴，他们往往大智若愚，嘴上不说，心里透亮。

“假主子”、“假骗子”和“假傻子”就这样一起生活在“新极权主义”这一人性残缺的社会里。过去几十年极权主义的恐怖和暴力早已把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不管他是“主子”、“骗子”还是“傻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变成被宰制之人。就象“傻子”没有真正的自由和公民权利一样，“主子”和“骗子”也没有这些权利；就象“主子”是极权制度中的不清白之人一样，“傻子”和“骗子”也都是有道德罪过之人；就象“骗子”用自己的嘴替别人说话一样，“主子”和“傻子”也都是思想和个性上的残缺之人。

当全民被迫投入“扮傻游戏”时，就形成了弥漫于“新极权主义”社会的犬儒心态和玩世不恭；但与此同时，一有机会就拒绝再玩“扮傻游戏”的人也越来越多。许多人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他们同时生活在一个现实的和另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中，这个虚拟的公共空间就是网络世界，进入这个世界的人大都受过相当教育。在现实世界中，他们的言行受到现存的政治、社会、文化、学术体制的限制，不得不时时自我审查，留意什么是人们心中有数的“敏感问题”，程度不同地“扮傻”。在网络世界中，他们可以有稍多一些的自由，能够卸下“傻子”的面具，比较容易地说出事情的真象，甚至明确而直接地表达他们的不满和反抗。许多社会问题，如官员腐败、司法不公、贫富差距、农民负担等等，都是在网络公众对具体事件（如矿灾、孙志刚之死、SARS、卢雪松停课事件、王斌余死刑事件、太石村村民罢官事件）的讨论中才吸引了公众关注的。互联网上公众对时弊的批评和抨击是“新极权主义”社会中反抗意识的最明确表现。网络公众不仅常常直接传递社会中发生的反抗事件消息（如集体抗议、骚动、冤屈、民愤事件等），而且还往往出其不意地把看似完全“无害”的事情转化为对极权主义秩序有挑战意味的话题。

2005年夏，湖南电视台的“超级女声”就是这样从一个普通的娱乐节目演变为一个社会性话题的。讨论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民主”、“公民”和“公民社会”的问题。“超女”事件居然引发了人们对政治现状的不满，这完全是一种“无意后果”。正因为它是无意的，没有“肇事者”，也就没有极权主义暴力可以直接惩诫的对象。“超女”的歌迷们看上去是事件的主角，却并非在网上相关讨论中提出民主问题的主角。对那高高在上、威严无比的权力来说，歌迷们真是不可捉摸、难以防范。他们看似简单，却又深不可测，当局再怎么提防，还是出现了意外。歌迷们不是为呼吁民主而来，却意外地发起了关于民主话题的热烈讨论。他们不过是想唱就唱、想乐就乐，却“不经意”地嘲笑着“永远正确”的中央电视台，“不经意”地鄙视那些有名无实的“观众代表”，“不经意”地抵抗着伪善丑恶的政治，“不经意”地揭露了公共生活中民主机制的匮乏，启蒙了民众的参与意识。

借“超女”事件讨论民主和公民参与的网络公众不是所谓的“肇事者”，他们既无人“挑唆”，也没有“幕后策划”，既无“组织”，又无“纲领”，他们只不过是随聚随散的围观者，是边看热闹边起哄的观众。恰恰是在这些“围观者”的鼓噪之中，可以听到“新极权主义”统治下许多人反抗的心声。这就是所谓的“不肇事”反抗。事实上“新极权主义”进入了一个“不肇事”反抗已经防不胜防的阶段，一个专制的惩诫常常迷失了可辨认对象的时代。

结语

“新极权主义”是一个表面繁荣但人性堕落的时代。“新极权主义”的现实世界中，有字词无言论，有统治无共识，有杂志无信息，有报纸无新闻，有学术无思想，有欲望无目的。“新极权主义”是一个比后极权主义更加专制魔影缠身的政权。“新极权主义”是一个没有共同政治理念、没有共同价值前景的社会。

在极权主义原型和后极权主义时代，民众曾经习惯性地接受党向他们提供的政治、社会理念和价值前景。在“新极权主义”时代，民众并未摆脱这样的思维习惯，但他们对党却再难保持以往的那种信任。在彷徨中，他们有的因为对官方意识形态彻底失望而把目光投注于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把群体的存在本身就当作一种无须再由群体共同构建的价值目标；有的则憧憬回归古老的儒家传统，想象以少儿时代的“读经”重塑一代“新人”；还有人甚至把目光投向曾经给中国带来极大苦难的极权主义原型模式，用对毛泽东的怀念投射对毛的“新极权主义”传人的失望和不满；更多的人则是在物质满足中去寻找与“原子型”个体欲望相和谐的“幸福生活”。“新极权主义”严酷的思想控制，使他们有意无意地不断在回避有关如何走出极权主义统治死胡同、如何彻底与极权主义的过去决裂、如何在极权主义统治的价值废墟上重建人性规范和美好社会理想等问题。在人们能够公开地、免于恐惧地提出和讨论这些问题之前，他们将仍然生活在“新极权主义”的末世阴影之下。

【注释】

[1] Jeffrey C. Goldfarb, Beyond Glasnost: The Post-Totalitarian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9, p.169.

[2]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3 [1951]。同一时期对极权主义的其它研究还有：Jacob Talmon,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1951)；Czeslaw Milosz, Captive Mind(1953)；C. J. Friedrich, Totalitarianism,(1954)；Zbigniew Brzezinsky, Permanent Purge(1956)；C.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Brzezinsky,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1956).

[3] Allen Kassof. “The Administered Society: Totalitarianism without Terror.” World Politics 16:4 (July 1964), p.559. Juan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Greenstein and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Reading, MA: Addison Wesley, 1975) vol.3. Michael Walzer, “On ‘Failed Totalitarianism’,” in Irving Howe, ed., 1984 Revisited (Harpe & Row, 1983).

[4] Leszek Kolokowski, “Totalitarianism and the Virtue of the Lie,” in Irving Howe, ed., 1984 Revisited. Harpe & Row, 1983, p.122.

[5]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p.447.

[6] ibid., p.451.

[7] ibid., p.452.

[8] ibid., p.453.

[9] ibid., p.455.

[10] ibid., p.376.

[11] ibid., pp.376-77.

[12] ibid., p.378.

[13] ibid., p.377.

[14] ibid., p.379.

[15] ibid., p.341.

[16] ibid.

[17] 见燕南网(http://www.yannan.cn)上的专题讨论。

[18]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pp.460-61.

[19] Neil Postman,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New York: Elisabeth Sifton Books, 1986, p.vii.

[20] Hannah Arendt, “Truth and Politics,” 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7, pp.249-54.

[21] Stephen Manning, “Social and Cultural Prerequisites of Democratization: Generalizing from China,” in Edward Friedman, ed.,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zation: Generalizing East Asian Experience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4, pp.235-36.

[22] 吴亮，“赝品时代的写作”（http://www.xys.org/xys/ebooks/literature/essay/yanpin.tet, 2000/3/29）。

[23] Michael Walzer, “On ‘Failed Totalitarianism’,” in Irving Howe, ed., 1984 Revisited. Harpe & Row, 1983, p.120.

[24] 石勇，“火山上的中国：亟需终结的几个神话”，见燕南网（http://www.yannan.cn 2005/8/22）。

[25] Michael Walzer, “On ‘Failed Totalitarianism’,” p.114.

[26] Joseph V. Femia, Gramsci’s Political Thought. Oxford:　Clarendon, 1981, p.24.

[27] Michael Walzer, “On ‘Failed Totalitarianism’,” p.120.

[28] George J. Gilboy and Eric Heginbotham, “The Latin Americanization of China?” Current History, Vol. 103, issue 674 (2004): 256-262, p.256.

[29] George Owell, 1984. New York: Signet, 1950, p.227.

[30] ibid.

[31] 这里引用一段嘲笑官话的顺口溜：“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完成没有不超额的；竣工没有不提前的；节日没有不祥和的；妇女没有不解放的；决策没有不英明的；路线没有不正确的；形势没有不大好的；观点没有不赞同的；气氛没有不友好的；信心没有不增强的；粮食没有不丰收的；抗洪没有不英勇的；贪官总是极少数的，群众总是受蒙蔽的；对抗总是没出路的，后果总是你来负的；团结总是紧密的，拥护总是一致的；旗帜总是高举的，思想总是坚持的；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

[32] 例如，2005年7月7日，“中央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向官方媒体介绍了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有关情况（见“中组部举行记者会谈农村群体性事件等问题”，2005年7月7日，中国新闻网）。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到：“最近几个月，中国农村出现了一些骚乱的情况，您是否能告诉我，中国共产党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处理骚乱事件的？”李景田答道：“很感谢这位女士对中国农村情况的关心。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最近中国农村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把它叫作“群体性事件”，而不是叫骚乱。”于是有网友对李景田的回答调侃道：“有什么本质区别？小姐和土鸡？”“我们把它叫作‘群体性事件’，而不是叫骚乱。这是因为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极强，所以即使是骚，也乱不起来。”“骚而不乱，实在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和谐社会就是好啊。”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四期

许章润：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

二月。墨水足够用来痛哭，

大放悲声抒写二月，

一直到轰响的泥泞，

燃起黑色的春天。

——帕斯捷尔纳克

豕鼠交替之际，九衢首疫，举国大疫，一时间神州肃杀，人心惶惶。公权进退失据，致使小民遭殃，疫疠散布全球，中国渐成世界孤岛。此前三十多年“改革开放”辛苦积攒的开放性状态，至此几乎毁于一旦，一巴掌把中国尤其是它的国家治理打回前现代状态。而断路封门，夹杂着不断发生的野蛮人道灾难，迹近中世纪。原因则在于当轴上下，起则钳口而瞒骗，继则诿责却邀功，眼睁睁错过防治窗口。垄断一切、定于一尊的“组织性失序”和只对上负责的“制度性无能”，特别是孜孜于“保江山”的一己之私而置亿万国民于水火的政体“道德性败坏”，致使人祸大于天灾，在将政体的德性窳败暴露无遗之际，抖露了前所未有的体制性虚弱。至此，人祸之灾，于当今中国伦理、政治、社会与经济，甚于一场全面战争。再说一遍，甚于一场全面战争。此可谓外寇未逞其志，而家贼先祸其国。老美或有打击中国经济之思，不料当轴急先锋也。尤其是疫疠猖獗当口，所谓“亲自”云云，心口不一，无耻之尤，更令国人愤慨，民心丧尽。

是的，国民的愤怒已如火山喷发，而愤怒的人民将不再恐惧。至此，放眼世界体系，揆诸全球政治周期，综理戊戌以来的国情进展，概略下述九项，兹此敬呈国人。

首先，政治败坏，政体德性罄尽。保家业、坐江山，构成了这一政体及其层峰思维的核心，开口闭口的“人民群众”不过是搜刮的税收单位，数目字管理下的维稳对象和“必要代价”，供养着维续这个极权政体的大小无数蝗虫。公权上下隐瞒疫情，一再延宕，只为了那个围绕着“核心”的灯红酒绿、歌舞升平，说明心中根本就无生民无辜、而人命关天之理念，亦无全球体系中休戚相关之概念。待到事发，既丢人现眼，更天良丧尽，遭殃的是小民百姓。权力核心仍在，而低效与乱象并生，尤其是网警效命恶政，动如鹰犬，加班加点封锁信息，而信息不胫而走，说明特务政治临朝，国安委变成最具强力部门，虽无以复加，却已然前现代，有用复无用矣。其实，老祖宗早已明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哪怕网信办再有能耐，也对付不了十四万万张嘴，古人岂余欺哉!盖因一切围绕江山打转，自以为权力无所不能，沉迷于所谓“领袖”之自欺，而终究欺瞒不住。大疫当前，却又毫无领袖德识，捉襟见肘，累死前方将士，祸殃亿万民众，却还在那里空喊政治口号，这个那个，煞有介事，令国人齿冷，让万方见笑。此亦非他，乃政体之“道德性败坏”也。若说七十年里连绵灾难早已晓瑜万众极权之恶，则此番大疫，更将此昭显无遗。惟盼吾族亿万同胞，老少爷们，长记性，少奴性，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自己的理性，不要再为极权殉葬。否则，韭菜们，永难得救。

其次，僭主政治下，政制溃败，三十多年的技术官僚体系终结。曾几何时，在道德动机和利益动机双重驱动下，一大批技术官僚型干才上阵，而终究形成了一种虽不理想、弊端重重、但却于特定时段顶事儿的技术官僚体系。其间一大原因，就在于挂钩于职位升迁的政绩追求，激发了贫寒子弟入第后的献身冲动。至于乘势而上的红二们，从来尸位素餐，酒囊饭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此不论。可惜，随着最近几年的不断整肃，红色江山老调重弹，只用听话的，自家的，其结果，技术官僚体系的德性与干才，其基于政绩升迁的那点儿冲动，不知不觉，乃消失殆尽。尤其是所谓“红色基因”的自家人判准及其圈定，让天下寒心而灰心，进而，离德离心。于是，这便出现了官场上普遍平庸而萎顿委琐之态。鄂省乱象，群魔乱舞，不过一隅，其实省省如此，举朝如此矣。其间原因，就在于这个后领袖时代，领袖制本身就在摧毁治理结构，口言现代治理却使整个国家治理陷入无结构性之窘境。此间症状，正为“组织性失序”和“制度性无能”。君不见，惟一人马首是瞻，而一人暝朦，治国无道，为政无方，却弄权有术，遂举国遭罪。百官无所适从，善者只堪支应，想做事而不敢做事，恶者混水摸鱼，不做事却还搅事，甚而火中取栗，遂劣胜优汰，一团乱象矣。

再次，内政治理全面隳颓。由此急转直下，遂表现为下述两方面。一方面，经济下滑已成定势，今年势必雪上加霜，为“风波”以来所未有，将“组织性失序”和“制度性无能”推展至极。至于举国信心下跌、产权恐惧、政学愤懑、社会萎缩、文化出版萧条，惟剩狗屁红歌红剧，以及无耻文痞歌功颂德之肉麻兮兮，早成事实。而最为扼腕之处，则为对于港台形势之误判，尤其是拒不兑现基本法的普选承诺，着着臭棋，致使政治公信力跌至谷底，导致中国最为富庶文明之地的民众之离心离德，令世界看清这一政体的无赖嘴脸。那边厢，中美关系失序，而基于超级大国没有纯粹内政的定律，这是关乎国运之荦荦大端。恰恰在此，当轴颟顸，再加上碰到个大洋国的特没谱，遂一塌糊涂。网议“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想做而没做成的事，却让他做成了，岂只调侃，而实锥心疼痛也哉。另一方面，几年来公权加紧限制与摧毁社会发育，钳口日甚，导致社会预警机制疲弱乃至于丧失，遇有大疫，便从封口而封城，死心复死人矣。因而，不难理解的是，与此相伴而来的，便是政治市侩主义与庸俗实用主义蔓延政治，无以复加，表明作为特殊时段的特殊现象登场的“知青政治”，早已德识俱亡。可以说，上上下下，他们是四十年来最为不堪的一届领导。因而，此时此刻，兑现《宪法》第35条，解除报禁，解除对于网络的特务式管控，实现公民言论自由和良心自由，坐实公民游行示威和包括结社在内的各项自组织权利，尊重全体国民的普遍人权，特别是政治普选的权利，而且，对于病毒的来源、隐瞒疫情的责任人及其体制性根源，启动独立追责机制，才是“战后重建”之大道，也是当务之急也。

复次，内廷政治登场。几年来的集权行动，党政一体之加剧，特别是以党代政，如前所述，几乎将官僚体制瘫痪。动机既靡，尾大不掉，遂以纪检监察为鞭，抽打这个机体卖命，维续其等因奉此，逶迤着拖下去。而因言论自由和现代文官体制阙如，更无所谓“国王忠诚的反对者”在场，鞭子本身亦且不受督约，复以国安委一统辖制下更为严厉之铁腕统领，最后层层归属，上统于一人。而一人肉身凡胎，不敷其用，党国体制下又无分权制衡体制来分责合力，遂聚亲信合议。于是，内廷生焉。说句大白话，就是 “集体领导”分解为“九龙治水”式寡头政制失效、相权衰落之际，领袖之小圈子成为“国中之国”，一个类似于老美感喟的隐形结构。揆诸既往，“1949政体”常态之下，官僚体系负责行政，纵便毛时代亦且容忍周相一亩三分地。“革委会”与“人保组”之出现，打散这一结构，终至不可维持。晚近四十年里，多数时候“君相”大致平衡，党政一体而借行政落实党旨。只是到了这几年，方始出现这一最为封闭无能、阴鸷森森之内廷政治，而彻底堵塞了重建常态政治之可能性也。一旦进路闭锁，彼此皆无退路，则形势紧绷，大家都做不了事，只能眼睁睁看着情形恶化，终至不可收拾之境。置此情形下，经济社会早已遭受重创，风雨飘摇于世俗化进程中的伦理社会不堪托付，市民社会羸弱兮兮，公民社会根本就不存在，至于最高境界的政治社会连个影子都没有，则一旦风吹草动，大灾来临，自救无力，他救受阻，必致祸殃。此番江夏之乱，现象在下，而根子在上，在于这个孜孜于“保江山，坐江山”，而非立定于人民主权、“以文明立国，以自由立国”的体制本身。结果，其情其形，恰如网议之“集中力量办大事”，顿时变成了“集中力量惹大事”。江夏大疫，再次佐证而已矣。

第五，以“大数据极权主义”及其“微信恐怖主义”治国驭民。过往三十多年，在底色不变的前提下，官方意识形态口径经历了从“振兴中华”的民族主义和“四化”的富强追求，到“三个代表”和“新三民主义”，再至“新时代”云云的第次转折。就其品质而言，总体趋势是先升后降，到达“三个代表”抛物线顶端后一路下走，直至走到此刻一意赤裸裸“保江山”的“大数据极权主义”。相应的，看似自毛式极权向威权过渡的趋势，在“奥运”后亦且止住，而反转向毛氏极权回归，尤以晚近六年之加速为甚。因其动用奠立于无度财政汲取的科技手段，这便形成了“1984”式“大数据极权主义”。缘此而来，其“微信恐怖主义”直接针对亿万国民，用纳税人的血汗豢养着海量网警，监控国民的一言一行，堪为这个体制直接对付国民的毒瘤。而动辄停号封号，大面积封群，甚至动用治安武力，导致人人自危，在被迫自我审查之际，为可能降临的莫名处罚担忧。由此窒息了一切公共讨论的思想生机，也扼杀了原本应当存在的社会传播与预警机制。由此，“基于法西斯主义的军功僭主政治”渐次成型，却又日益表现出“组织性失序”和“制度性无能”，其非结构性与解结构性。职是之故，不难理解，面对大疫，无所不能的极权统治在赳赳君临一切的同时，恰恰于国家治理方面居然捉襟见肘，制造大国一时间口罩难求。那江夏城内，鄂省全境，至今尚有无数未曾收治、求医无门、辗转哀嚎的患者，还不知有多少因此而命丧黄泉者，将此无所不能与一无所能，暴露得淋漓尽致。盖因排除社会与民间，斩断一切信息来源，只允许党媒宣传，这个国家永远是跛脚巨人，如果确为巨人的话。

第六，底牌亮出，锁闭一切改良的可能性。换言之，所谓的“改革开放”死翘翘了。从2018年底之“该改的”、“不该改的”与“坚决不改”云云，至去秋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之诸般宣示，可得断言者，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三波“改革开放”，终于寿终正寝。其实，这一死亡过程至少起自六年前，只不过至此算是明示无误而已。回头一望，二十世纪全球史上，但凡右翼极权政治，迫于压力，皆有自我转型的可能性，而无需诉诸大规模流血。纵便是“苏东波”，尤其是东欧共产诸国等红色极权政体，居然亦且和平过渡，令人诧异而欣慰。但吾国刻下，当局既将路径锁闭，则和平过渡是否可能，顿成疑问。若果如此，则“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夫复何言!但愿此番大疫过后，全民反省，举国自觉，看看尚能重启“第四波改革开放”否!?

第七，由此顺流直下，中国再度孤立于世界体系，已成定局。百多年里，对于这个起自近代地中海文明、盛极于大西洋文明的现代世界体系，中国上演了多场“抗拒”与“顺从”的拉锯战，反反复复，跌跌撞撞。晚近三十多年里，痛定思痛，“低头致意”以及“迎头赶上”，乃至于“别开生面”，蔚为主流。惜乎近年再度犯二，犯横，表明“改开”走到头了，左翼极权“退无可退”，无法于和平过渡中完成自我转型，因而，也就怪异于现代世界体系。虽则如此，总体而言，几番拉锯下来，中国以其浩瀚体量与开放性态度，终于再度跻身现代世界体系，成为这个体系的重要博弈者，重新诠释着所谓“中心—边缘”的地缘叙事，也是事实。但是，与国力和时势不相匹配、太过张扬的外向型国策，尤其是内政回头，日益“法西斯化”，引发这个体系中的其他博弈者对于红色帝国崛起的戒慎戒惧，导致在高喊“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际却为共同体所实际拒斥的悲剧，而日呈孤立之势，更是眼面前的事实。事情很复杂而道理却很简单，一个不能善待自己国民的政权，怎能善待世界;一个不肯融入现代政治文明体系中的国族，你让人怎么跟你共同体嘛!故尔，经济层面的交通互存还将继续存在，而文明共同体意义上的孤立却已成事实。此非文化战争，亦非通常所谓“文明冲突”一词所能打发，更非迄今一时间数十个国家对中国实施旅行禁限，以及世界范围的厌华、拒华与贬华氛围之悄悄潮涨这么简单。——在此可得提示者，隐蔽的“黄祸”意识势必顺势冒头，而买单承受歧视与隔离之痛的只会是我华族同胞，而非权贵——毋宁，关乎对于历经磨难方始凝练而成的现代世界普世价值的顺逆从违，而牵扯到置身列国体系的条约秩序之中，吾国吾族如何生存的生命意志及其国族哲学，其取舍，其从违。在此，顺昌逆亡，则所谓孤立者，全球现代政治文明版图上之形单影只、孤家寡人也。扭转这一局面，重建负责任大国形象，担负起应担之责，而首先自良善内政起始，必然且只能皈依人类普世文明大道，特别是要坐实“主权在民”这一立国之本。在此，内政，还是内政，一种“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的良善政体及其有效治理，才是摆脱孤立、自立于世界体系的大经大法，而为国族生存与昌盛之康庄大道也。那时节，顺时应势，中国加入G7 而成G8，亦且并非不可想象者也。

第八，人民已不再恐惧。而说一千道一万，就在于生计多艰、历经忧患的亿万民众，多少年里被折腾得一佛升天二佛出世的“我们人民”，早已不再相信权力的神话，更不会将好不容易获得的那一丝丝市民自由与三餐温饱的底线生计，俯首帖耳地交还给僭主政制，任凭他们生杀予夺。毋宁，尤其是经此大疫，人民怒了，不干了。他们目睹了欺瞒疫情不顾生民安危的刻薄寡恩，他们身受着为了歌舞升平而视民众为刍狗的深重代价，他们更亲历了无数生命在分分钟倒下，却还在封号钳口、开发感动、歌功颂德的无耻荒唐。一句话，“我不相信”，老子不干了。若说人心看不见摸不着，最最无用，似乎经验世界早已对此佐证再三，也不无道理。这不，万民皆曰可杀，他却坐享天年，如那个人人唾骂之李大鸟者，令人感慨天不长眼，天道不公，可实际上，天是苦难本身，与我们一同受罪。但是，假如说人之为人，就在于人人胸腔里跳动着一颗人心，而非狼心狗肺，其因生老病死而悲欣交集，其因祸福义利而恨爱交加，其因落花而落泪、流水而伤怀，则人心所向，披荆斩棘，摧枯拉朽矣!人心丧尽之际，便是末日到来之时!至于脑残与岁月静好婊们，一群乌合之众，历史从来不是他们抒写的，更不因他们而改变奔流的航道，同样证之于史，不予欺也。

第九，败象已现，倒计时开始，立宪时刻将至。戊戌修宪，开启邪恶之门，集权登顶之际，恰恰是情势反转之时。自此一路狂奔倒退，终至败象连连。撇开人心已丧不论，则前文叙及之港台应对失策与中美关系失序，以及经济下滑之不可遏止、全球孤立，表明治理失败，违忤现代政治常识的强人政治事与愿违。大家面对闷局而恐惧其已成僵局，苦思焦虑其开局与再布局，期期于内部生变式与自下而上式之破局犹如水中捞月之时，港台形势发展实已自边缘捅破铁桶，而开辟出一线生机。此种自边缘破局、而渐进于中心的和平过渡之道，或许，将成为中国式大转型的收束进路。此时，吾友所说之“难城”，或为华夏旧邦新命之耶路撒冷。换言之，边缘突破意味着现代中国的立宪时刻再度即将降临。当此关口，天欲晓，将明未明，强权抱残守缺，不肯服膺民意，则崇高之门既已打开，可得预言者，必有大量身影倒毙于黎明前矣。

以上九点，呈诸国民，均为常识。而一再申说，就在于国家治理未入常态政治轨道，国族政治文明有待现代转型，而于积善前行中，期期以“立宪民主，人民共和”收束这波已然延续一个半世纪的文明大转型。正是在此，我们，“我们人民”，岂能“豬一般的苟且，狗一樣的奴媚，蛆蟲似的卑污”?!

行文至此，回瞰身后，戊戌以来，在下因言获罪，降级停职，留校察看，行止困限。此番作文，预感必有新罚降身，抑或竟为笔者此生最后一文，亦未可知。但大疫当前，前有沟壑，则言责在身，不可推诿，无所逃遁。否则，不如杀猪卖肉。是的，义愤，如西哲所言，正是义愤，惟义与愤所在，惟吾土先贤揭橥之仁与义这一 “人心人路”之激荡，令书斋学者成为知识分子，直至把性命搭进去。毕竟，自由，一种超验存在和行动指归，一种最具神性的世界现象，是人之为人的禀赋，华夏儿女不能例外。而世界精神，那个地上的神，不是别的，就是自由理念的绚烂展开。如此，朋友，我的亿万同胞，纵然火湖在前，何所惧哉!

脚下的这片大地啊，你深情而寡恩，少福却多难。你一点点耗尽我们的耐心，你一寸寸斫丧我们的尊严。我不知道该诅咒你，还是必须礼赞你，但我知道，我分明痛切地知道，一提起你，我就止不住泪溢双眼，心揪得痛。是啊，是啊，如诗人所咏，“我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怒斥，怒斥那光明的消逝。”因而，书生无用，一声长叹，只能执笔为剑，讨公道，求正义。置此大疫，睹此乱象，愿我同胞，十四万万兄弟姐妹，我们这些永远无法逃离这片大地的亿万生民，人人向不义咆哮，个个为正义将生命怒燃，刺破夜瘴迎接黎明，齐齐用力、用心、用命，拥抱那终将降临这片大地的自由的太阳!

庚子正月初四初稿，初九定稿，窗外突降大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