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1 道术将为天下裂：1986、富强胡同6号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分野｜张伦

野兽按：今天听袁莉主持的不明白播客第69期：EP-069 张伦：人们为什么纪念李克强，得知张伦有篇文章《1986、富强胡同6号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分野》，于是找来阅读并分享之。

张伦：道术将为天下裂：1986、富强胡同6号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分野

——— 记八十年代中一次青年学者的会议

（作者说明：此文撰写于2021年夏，因故未能及时截稿，近日略作文字修订成文刊发）

当代中国政治、思想与文化的分化、对垒已是有目共睹之事，其背景、内容是复杂的，有着众多的成因，对当下及未来中国的影响或也将是深刻的，这里暂不做全面的分析。因此题目牵涉甚多事件，人物，文献，本人学力不殆，涉猎不足，且手边也无充分的资料，当下更无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去做梳理，如草草行文，难免不挂一漏万，愧对各方，引生无意义的争议。值此大的变动时代，国内与国际各种事件纷至沓来，众声喧哗，诸多论者态度立场也多有迁变，贸然断论，或也不恰当，故当量力而为。近十年前，笔者便已有一个感觉：由七十年代末文革后肇始的改革开放时代在落幕，我们在面临中国一个新的大的范式转移，现代性文明进程的范式的再调整。近来急速变动的中国的内外政治经济环境，话语，社会心理、文化等方面的转向，都在进一步印证、强化当年这种预感。在前途未明之际，回望来路，清理记忆，至少是能帮助我们想象未来的一种必要的工作，也会对厘清时代之思潮，深化学术思想的底蕴有所助益。

这里，以笔者1986年夏参加的一个会议为例，借此具体事件来从侧面展示一下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分化，以期取引玉之效，能读到更多对那时代以及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变迁的相关描述、分析与讨论。这是一篇多年来就想完成的文字，只是因各种杂务拖延迄今。前一段网上流传的一个信息，也有外媒报道，更触动笔者要完成这篇文章—— 北京“富强胡同六号“将面临拆迁[1]。1986年，当时该地是团中央一个小型的招待所“第二招待所“，之前为胡耀邦居住多年的寓所 ; 1989年后又是赵紫阳遭软禁直到去世的住处。因参加那次会议，笔者与十几位与会者入住此处数日。想到这个承载了许多当代中国特殊历史记忆的四合院有可能就此消失，一种历史的悲凉浸满内心，写就此文，也是为那个时代的记忆做某种留证。

富强胡同六号

1986：一个历史转折之年

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如果有些什么年份值得我们特别记忆，去做些分析的话。在笔者看来，1986年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们都可以说：没有1986是不会有1989；1989是1986的放大版，1986是1989的预演。这里我们不去详尽地分析那年发生的一切，只择取其中与文章主题相关的几件事谈谈那时代的特征、氛围以及其对后来造成的深远影响。

如果我们去翻看那时的官方报章杂志，对比文革时期以及最近几年的宣传，或许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其意识形态教条式话语的某种淡化，这在保守派发起的“反精神污染”运动受挫之后那一段时期尤其如此。1986年初 1月31号, 胡启立,习仲勋,胡乔木等中共领导与 200多名科技文化教育界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座谈，其中甚至有二十二、三岁的弱冠青年。座谈基调就是推动改革开放，鼓励知识分子参与改革，帮助知识分子解决困难。自3月8日始，上一年刚刚调任中宣部长之位不久的朱厚泽先生陆续提出著名的“三宽“（宽厚、宽容、宽松：”对于和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大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于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强调思想文化上的多元以及宽容的必要。——顺便提一句，八七年后被贬官，八九事件后被罢官的朱厚泽先生，后来还提过“反对经济垄断主张市场经济，反对政治垄断主张民主宪政，反对思想垄断主张多元文化”，的“三个反对与三个主张”， 衔接继续深化了他多年前的思想，显示出一个脱离了权位、赢得了精神自由者的新的思想高度[2]。当年“三宽”这种提法，回应了后文革时代人们对思想与文化自由的追求，强化了当时各界的自由表达与讨论的氛围。

但是，那个时代的议题不仅如此，权力的继承问题也因邓及中共元老们年事渐高逐渐浮出，这也是在改革派赢得与毛派的权力博弈胜利、权力得到巩固后政治进一步演变的一种必然趋势：新的权力分配伴随权力继承问题成为新的权力斗争的焦点。对年过八旬的邓来讲，如何保证他的改革事业能得到继续以及维护好他个人的权力及影响，开始成为他政治考量的一个核心问题。同时，席卷亚太的民主浪潮也在以各种方式影响、冲击着中国。那年2月，菲律宾独裁总统马科斯出逃，台湾政治酝酿着重大变动，民主化蓄势待发。前苏联的改革也逐渐展开，4月26日切尔诺比列核电站事故，震惊世界，也将共产体制的僵化与颓塌以极其悲剧的形式展示得一览无遗。世界经几十年的冷战与演变，科技发展，正酝酿新的大的变化。后文革时代中国的朝野精英与社会大众有着强烈的拥抱世界，了解世界的热情，借助日渐增多的电视机，也赖那时相对开放的新闻报道，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年轻一代的大学生，都市阶层对国际事态都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直接感受到某种外界变化热浪的温度。——作为一位在北大读书的学子，当时每晚挤在楼道里的电视机前观看国际新闻时受到的的刺激，感受的那种心绪激荡，迄今回想起来记忆犹新，一如昨日。

那年5 月，继上年实现部分中央领导新老交替后，邓小平与胡耀邦交谈时提及自己准备次年卸下军委主席之职[3]。6月10日，于1980年提出政改时隔多年后，在听取中央负责人工作汇报时邓小平重提政治改革的必要，尽管其中的内含并不清晰，混杂了真正的政治改革与行政改革的诸多内容，但毕竟政治改革作为议题再次浮出水面，“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成为其目标之一，一时引发各界热议。6月28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邓再提政治改革，主张党政分开，提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无法成功“的命题。 8月5日，邓在北戴河会见日本自民党最高顾问二阶堂进时公开提及其退休及改革开放制度的连续性问题。9月2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记者华莱士采访时，提到“废除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的必要，并称次年十三大上会退下[4]。这一系列信息，等于向国内与国际宣布了中国下一步政治改革重要目标。同月，他指示赵紫阳成立负责研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机构。

但与此同时，从各种事实回看，他对自己的权力地位与政治改革的关系并没有思考清楚，影响了他在1986年以及两年后八九时期许多政治抉择的那种权力上的自我循环互证逻辑开始显现——保持改革开放需要保持我（邓）的权力，保持我的权力就是保持改革开放。这种自我论证辩护既是历史上常见的掌权者惯有的习惯性思维，也有那个时代保守与改革派博弈的真实权力格局背景，自然也显现着邓本人观念上的局限。尽管鉴于文革的教训他强调过民主、权力的制度程序约束的重要，但最终他还是没能突破那种旧的权力意识的局限。

这种自我论证只是在“六四”镇压后，在让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且他自己的声望也受到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后，才有了一个相对的终结。邓于1989年6月实施镇压后，彻底下决心退休，9月写信给中央提出退休，让人难免不联想到过去皇帝的那种“罪己诏”，到11月9日也恰是柏林墙倒塌那日才经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形式上最终达成。其实，那时就“政局稳定“的状况这点来看，这个之前被些鼓吹邓留在权位上者拿来说事，某种程度上讲也是邓自己要保留权力的论据事实上很难说就比镇压前好。当然，对邓在退休问题上这种坚持要“恩从己出”，要绝对掌控局面过程心理的理解[5]，是不能离开对中国政治传统、中共政治体制上对权威的认定、体制运作的特点，以及邓个人几上几下波折痛苦经历等诸多因素的认识的。这个问题，是认识那个时代的政治、了解1986，1989事件的一个关键。各种迹象表示，邓对胡耀邦的不满以及因此要撤换他的迹象那之前已经显现，至少从上一年胡耀邦不谨慎地接收陆铿的采访谈及邓及中共权力的政治继承时就已种下，而邓不愿胡抢了他作为中国第一号领袖、改革开明的象征人物的猜忌心结形成的或许比那更早[6]。

1986年春夏，中共中央在准备十二届六中全会将要发表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探讨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尤其是“反精神污染”运动后如何确立中国的文化价值建设方向的问题。今天来看，以一种现代的标准来衡量，那种由权力来主张规定文化与精神价值的建设与发展的做法显然是不符合现代文明的取向的，是旧体制的遗续，但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讲，这种举措还是有其值得肯定的意义的。因为从各方传递披露的相关信息、整体的氛围来看，这决议似乎还是带有要给文化与思想领域以更多的自由空间的意涵，至少是具有向现代转向，告别文革毛式的文化观的意义。8月15日“人民日报”曾刊有万里关于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7月底）的讲话，都进一步刺激了人们对政改、对这精神文明决议，对中国未来文化自由发展的预期。

那年，从八十年代初开始酝酿与发展的“文化热”也达到某种阶段性的高峰，各种从文化角度出发展开的有关传统与现代的讨论比比皆是，占据相当大的思想、文化舆论、学术空间。 “文化热”一方面自然有很重的借文化的瓶装政治的酒，以文化论题展开政治批判的成分；但另一方面，那些近代以来没有很好地解决的深层文化问题，因毛模式的失败，后文革时期出现的各种所谓“精神价值危机”的刺激，再一次浮上台面，推动人们对如何构建中国的现代性进行新的思考。因“解放思想”政策的提出，各种思想禁忌逐渐松懈，对一些理论的探讨逐渐放开，新的思潮开始引介到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文化艺术界空前活跃，新观点，新作品层出。这也是官方要给与反应，做出一个“精神文明决议”的背景。

只是，待到九月底六中全会召开，邓小平会上做出“反自由化，要讲二十年”的讲话，风向突变，最终发表的那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也因此显得与时代氛围格格不入，苍白无力，保守，了无新意，具说教味道了。改革派知识分子甚至整个社会刚从“反精神污染”运动被迫仓促收尾中滋生的欢悦，对未来的期望就此冷却。虽然九月中政改办在内部成立运作，但事实上今天来回顾，政治改革尚未启动已经失去某种动能，不过当时这种事实及后果还需要一段时日才彻底显现。官方发布的改革与保守的信息交错出现，传递的信息开始混乱，强化了社会的焦虑与怀疑，种种不耐的心理在社会蔓延。

这显然也刺激了当时最具有政治参与热情与敏感度的年轻大学生们的情绪，一种不满开始滋生，对保守势力的厌恶进一步加深，一种通过自己的积极行动参与推动改革进展的意愿更加炽烈。这些都为那年年底爆发的学生运动酝酿了氛围，准备了条件。胡耀邦于1987年元月被迫辞职，随之三位著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被开除出党，宣告后文革时代形成的改革阵营的解体，改革政治家与知识分子的联盟崩塌；邓的声望遭受重大的打击，在许多人眼中，“小平你好”的那个邓急剧地转变成为一个恋权，蛮横，保守的象征。尽管后来由赵紫阳主政，维持改革，围绕十三大的报告宣示及人事组成对保守派展开一系列反击，但中国的改革实际上就此进入一种窄化的路径， 中国社会再也没有找回其过去具有的共识，直到两年后更大的悲剧降临。

而那之后由“六四”镇压造成的后八九时代的改革的扭曲与偏狭, “半拉子改革” （周其仁语）模式所内在具有的缺陷的固化，带来的严重后果，直到今日正逐一浮现。我们可以理解因策略与情感某些人因当下各方面恶化的局势所对邓表示的怀恋，赞誉，邓在帮助中国脱离毛的路线上确实也是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从历史的角度看，造成今日这种格局的制度与思想的前因，恰恰是与他当初做出的一系列历史抉择有关，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他为政治后续者否定他，破坏他的事业种下根源，提供了社会氛围与制度基础。如果他能在其宣示的那些政治改革原则上做某些突破，对文革的清算更加彻底，不在1986，1989那样对待两任总书记，自断手臂，为保守力量在党内反扑甚至长久保持影响，积蓄能量创造了条件，中国后文革时代形成的那种人文精神、批判意识的成长如不因八九镇压受到压制与扭曲，中共乃至中国的体制与文化都有可能会发生重要健康的无法逆转的质变，那种毛式的思想与做法也就绝难有今日回潮所展示的这般势能。邓的改革路线事实上是埋下了一些自我毁坏的根芽，条件一到，就会发生。过去一、二十年来，笔者曾多次谈及这样一种看法：中国的真正的出路在于，继承（渐进、自由化的）改革，扬弃（固化片面）改革，完成（全面）改革，升级改革，确定公民的主体性，其享有的权利的完整；否则从长程的历史看，改革最终有失败的可能。现在看来，这种趋势已有明显的征兆；而知识界某些人那类似文革式的言行，无耻与堕落也从一个侧面成为这种趋势的一个表征。改革需要全新、革命性再定义了。

“青年、改革与精神文明研讨会”

在上述政治与文化背景下，1986年夏，在前门大街团中央所在地，由共青团中央下属政研室具体负责，组织召开了三天的一个题为“青年，改革与精神文明”研讨会。作为与团中央有过研究合作的笔者，与一批活跃于那个时代以在北京者为主的青年学者应邀与会。这个会，是那年一系列鼓动改革，文化讨论的会议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探讨的主题及发言，与那些在京及外地召开的同类的会议有许多类似之处，但考虑到作为会议参加者主体的那批年轻学者、政治人物对后来三十多年当代中国的文化、思想、政治的影响，各自的选择与命运、思想的分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会有其特殊之处；从一个侧面映示见证着中国后来政治与文化的变迁，因此有稍加介绍的必要。需要说明的是，去国多年，手边没有资料可供参考，当年的会议组织者也失联，故只凭记忆回顾，疏漏之处，请当年的与会者涵谅，更希望能有所补正。本次会议的发言摘要，中青报后来有过两次选载，前不久，托人查找到并转录成文，作为附件附于文后，感兴趣者可以参考。

会议参加者由四部分人组成，三位学者受邀做主题发言：因出版“首脑论”，主张废除领袖终身制的社科院政治所所长严家其（现名严家祺）；因提出“文学主体论”而名重一时的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刘再复；主张股份制，参与国家经济改革设计的北大经济学教授厉以宁，——那日笔者会议报到后，因团中央要派车去接厉教授，不知其住处，相关人员便请知晓他住处的我陪接待人员返回北大接他。这三位可谓当时知识分子群体政治，文化，经济改革领域最重要的风云人物，故请来做主题发言再恰当不过。刘、厉二人的发言，读者可参见附录摘要，严先生的发言记不清楚了，但对他一上来第一句发言则记忆犹新，他说：“我刚看了一下会议参加者的名单，觉得会是些影响中国未来几十年，下一个世纪的年轻朋友”。作为一个二十出头，还是在校硕士研究生，此次会议最年轻的嘉宾，被安排正式参会发言者的我，当时闻及此言，自然心中有些飘飘然，有些轻狂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得意，或也是因此，对此言记忆甚深。不过今日回头来看，倒也真要佩服严先生确有其不凡的敏锐直感：确实，有些参会者后来在当代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不同的重要角色，发生了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

第二部分与会者，主要是体制内的官员尤以团中央系统的一些人为主，包括当时非常活跃的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贾春风，顺便提一句，那时期的中宣部大概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受知识分子欢迎、最得民心的中宣部，也是为此，后来在北大组织的另一次比较大的改革研讨会会后的聚餐上，我跑去另一桌给几位中宣部来参会的朋友（好几位是年轻人）敬酒，开玩笑说“你们现在不是思想警察，是同道，朋友”。此会，团系统负责人全数出席，如第一书记宋德福，刘延东，李源潮，李克强、刘其葆等，另有一些团中央部门负责人如政研室主任邢魁山，团中央大学部部长袁纯清等。邢魁山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出任中共对台系统重要负责人，袁纯清后曾任西安市委书记，山西省委书记。团中央宣传部的一些干部（令计划时为理论处副处长）以及一些省的团系统政研室的负责人等。许多人全程与会旁听，并未发言，李克强后补做了个书面发言（见附件）。记忆中团系统唯一正式会议发言者为张祖桦，时为由罗干任书记的国家机关党委的党委委员，国家机关团委总书记，团中央常委，其在团中央的办公室与那时刚离任团总书记去贵州任职的胡锦涛比邻。八九年时，他已内定即将出任中共建政以来最年轻的国务院副秘书长，但因他不赞同当局对学运采取的政策，与同事上街声援学生，六四镇压后，本可过关，到丹东任书记，他却绝然主动与体制告别，自谋生计，从事公民社会的建设，是“零八宪章”的主要领导者，起草人之一。出身军队总政系统的宋德福，为人谦和好学，听会期间不断地做笔记，后出任福建省委书记，因癌症早逝。余下各位台面上人物的迁变起伏，多被人所周知，不赘叙。

这里只提及一点：就以笔者与团系统当中一些人私下的交往，了解到的他们的思想、看法来看，相当一些人也是很有那个时代的理想特质，如果没有六四的镇压及后来中国政治的变化，这些人许多会是推动中国向现代政治与文化方向发展的力量中的一员。而六四一枪，不仅彻底打掉中国政治与文化那种健康发展的势头，且将一种赤裸裸的权力，暴力、利益至上的逻辑重新植入中国的官僚政客们的思维与行为模式之中，而这些实际上因对文革的检讨批判本已开始成为受到压制、社会甚至是政界排斥的东西，却从此因六四再渐成主流；刚开始形成的新的政治文化开始扭曲，通向中国今日官场政治黑暗的大门被打开，腐败虚伪狡诈的魔鬼被彻底放出笼子，吞噬从政者的心灵。中共官员中具有干才、理想性、勇于承担，坚持原则的一大批老中青干部或受到清洗，或自我脱离；继续留在体制内者，许多也从此奉自保自利为圭皋，选择了另一种话语与行事风格，且不断地为自己的言行自我论证辩护，直至堕落。中国政治的品质发生蜕变。

那次会议的主角，是时领风骚的大部分为三、四十岁的青年明星学者，会议组织者发给与会者一个参会者名单及会议日程，记得那几乎囊括了所有当时其中知名者，但因时间关系并没有安排所有人发言。记忆中发言者有因写“论言论自由”而享誉民间思想界的北大哲学系研究生毕业的胡平，他因参与著名的1980年北大人民代表竞选与西单民主墙的一些活动，有关部门在其毕业时曾试图将其分配出京，但在其自己的坚持及各方力量的援助下，他最终落在北京社科院做研究人员，他受邀参会本身就显示着那个时代的政治宽容氛围；北大外哲所毕业，在社科院哲学所工作的甘阳，因翻译卡西勒的“人论”，撰写的一些讨论文化与传统的文章如那年2月在“读书”杂志刊载的“传统、时间性与未来”等文一时声名鹊起, 其时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出版；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马克斯. 韦伯的苏国勋；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社科院文革后首批研究生之一研究伦理学的王润生，正在主编后来很有影响的“传统与变革”丛书；北京大学国政系的讲师王燕滨；社科院政治所研究文官制度的助理研究员杨百揆，他曾与北大同学李克强、刘庸安一起翻译过英国丹宁爵士的“法律的正当程序”；时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因撰写有关“中国文革”的博士论文临时回国收集资料而与会的王绍光；从事哲学研究，因激烈批判传统而闻名的黎明；研究现代化理论的北大社会学系讲师孙立平；西北政法学院的曹锡仁；中国青年报主笔陈小川；等等，还有一些记忆中未发言的参会者如人民大学搞法制思想史的梁治平，北京理工大学的杨东平；中央办公厅的吴稼祥，——记得他只是头一天开幕时来参加了一会儿，坐在笔者旁边，不久就因事离开，再未参会。名单上还有些因故未到会者，已记忆不清，但确定者有以研究尼采知名的周国平；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英雄，当时已从科学院生物研究所毕业弃理从文转到社科院青少年所为其研究人员的陈子明，不过事实上他也只在那里挂名，正从事民间研究所、公民社会的构建，还有活跃的民间学者李盛平……。外地参会者除各省团政研室负责人外，记得有上海青少年研究所一位陈姓研究人员。据王润生回忆，王沪宁也是参会者，会议第二天才到会，与他和梁治平在会议住处攀谈良久后因事离去。

像所有那个时代的会议一样，除正式会议外总是有一个丰富的并行的会下会：喝酒“侃山”。会议期间除一晚被招待去看了场演出，大半时间都是在住处各房间串来串去，扎堆，就点花生米，一边喝着酒，海阔天空聊天，涉及各种丛书，会议，研究的谋划，热议着各种指点江山，改造中国的主意。甘阳一手握着酒瓶，一边以他那种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风格高谈即将面世的丛书。今年年初刚刚去世的苏国勋兄总是带着那憨厚宽容的微笑在倾听，偶尔插几句点到为止很合体的评议。胡平手里拿着一本他几个月前出版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哲学思考”，间或就其中的观点与人交谈略作申述，那是一本满篇用了诸多马克思、列宁的引语实际上却是阐述功利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著作，记得似要增送给与会的某人的。黎明比他人年纪稍长，但却无论在会上或是会下那种激烈抨击中国文化传统的言行举止，隔着时空，让人联想起五四时代的某些人物。早饭时，我与杨百揆兄一边喝粥，吃着馒头，一边听他用他那很具其特色的认真风格，介绍他正在搞的关于中国公务员制度改革的设想。……

富强胡同六号，记得是两进院。有一个不大的饭厅。是否是在最后一进那个最大的正房的厅中，也就是赵紫阳被软禁中那张有名的照片后面的那间正厅房已记不清楚。笔者所住的那间是坐西向东的那西厢房，门前是那小院，正房在左手。抬眼望去，东厢房外隔着高墙与胡同，对面不远处有一栋不知因什么缘故盖成的四、五层楼房，灰白色，很丑陋。胡耀邦即便做了总书记，也不想搬离这他住了多年的院子，但据团中央的朋友当时告诉我，迫使他最终接受离开搬进中南海就与这楼有关，因从那里，居高观察富强胡同6号，院子里的活动一览无遗，清晰在目。中央保卫局认为无法保证总书记的安全。也许，经过历次党内残酷斗争，对中国历史、中国的改革之艰难，最高权力斗争的凶险有足够体认的胡耀邦，内心深处对搬去中南海有相当的不安。现在看，他是有先见之明的——他去了中南海，最后却悲剧性地离开。

那前一进院子，据说曾是胡耀邦警卫与工作人员住处，记得有一厨房。六四后，那前院就应该改为赵紫阳的看守们的住所了。富强胡同6号也成为一个有些神秘敏感的地址。那次会议最后一晚，夏日的和风中，在院子里席开数桌为告别晚宴。记得我们那桌有孙立平，黎明、李盛平等，留了一个位置给李克强，席宴已开，他无声地走进来，坐下，跟大家一起喝酒吃饭，其中有些青年学者本就是北大学友或是旧识，自然相谈甚欢。其间，还谈到他因练习英语正在翻译的英文书， 记得还聊到一本国外出版界那时因出版问题闹得沸沸扬扬的书“抓间谍的人”。他当时为团中央排名并不靠前的书记之一，主管团中央一些并不特别重要的部门如中央团校、青年旅行社等。李智力超众，知识面甚广，行事风格低调圆润，该到的场面会到，但不会争抢别人的风头，正如那天的晚宴。后来从西郊进城，到前门的团中央歇歇脚，到过他办公室有几次闲聊。那年年底，因会议很成功，团中央政研室因想出版个关于那个会的后续文集，在团中央再搞过一次小会，在团中央大楼食堂聚餐后，与几位到场的朋友会又到他的办公室攀谈许久。看到今日他身为总理管理国家事务的某些风格，所处的处境，想想那时对他的一些印象，也就没有丝毫的意外。那次聚会吃饭时，袁纯清与我闲聊中的一句话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原话记不太清，大意为：改革开放后受过新的教育的一代官员今后将逐步进入权力各级高层，会从内部改造体制，更替保守势力。但今日观之，其言显然是过于乐观了。事实上，有些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自己今日何尝不成了另一种“保守势力“？饭中，众人还谈及胡平数日后将启程赴美到哈佛读书之事。几天后一晚，胡平离京赴美前两日，我还与文革时受迫害的北大风云人物、邓朴方的难友、时在残疾人基金会任职的樊立勤兄一起，前往在北京钢铁学院的胡平兄家与其告别。四年之隔，柏林墙倒塌后，1990年春，我在东柏林参加一个国际研讨会“柏林墙倒塌后，社会主义未来”时才再与他重逢，而中外历史都已掀过重要的一页。现在看来，胡平的去国，似乎也是某种预示着后来自由知识分子群体命运的象征。

2022年12月5日

来源：中国：历史与未来

张伦：“八九—六四”与当代中国 （上）

（编辑说明：今年是八九天安门事件三十一周年，本网刊发此文，以为纪念，并望有更多讨论，文章观点只代表作者个人，特此说明。）

“八九—六四”是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多年来，已有多种相关的回忆、记录、分析文献问世，对认识此事件，保存历史记忆都有着重要的贡献。尽管受中国当下政治状况的阻碍，相当的一些历史史实仍有待澄清，但我们大体上对该事件也有了远较过去更多的了解。不过，在笔者看来，似乎相关的理论探讨尚嫌薄弱，限制了对该事件及其后续影响的更深入的探讨。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的意涵是需要不断地阐释，才能历久弥新。

不揣寡陋，笔者去岁“八九”三十周年时曾尝试撰文就此略加补充，但因各种杂务缠绕，未能成文。今年本拟利用在美做访问学者的机会，查阅相关资料，写成文字，却因疫情困居居所，无法利用图书馆资料，手边亦无参考书籍，计划又被搁置。临近纪念日，乃决定直陈观点，不做注释，用几天时间草成此文，可视为是一种不成熟的思考笔录，以期抛砖引玉，吸取更多他人的见解，他日修正完善，以便更清晰地认识那段历史与今日中国，探讨中国的未来。

（篇目： 1. “八九” 与“六四”, 2. 理解重大历史事件 3.“八九运动”的产生 4. 过程与诉求，5. “八九运动”的组织、策略与领袖， 6，八九运动：动乱或革命； 7，邓小平、赵紫阳、李鹏与“八九—六四”， 8，后果与影响 : 对当代中国的型塑，9.八九与中国的未来：重建正义与权利共识）

1， “八九” 与“六四”
正如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与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五四”抗议紧密相连，但却不应被完全划等号一样，1989年春夏在北京发生的50多天的 “八九运动”也不该简单地以6月3日到4日夜在北京街道上及天安门附近发生的镇压事件来命名概括。前者是一场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以北京为主全国众多城市成千上万的学生、民众争取民主与自由的自发的请愿、抗议运动，基调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后者是屠杀，官方动用军队在无任何暴乱迹象甚至一般的打砸行为、社会秩序大体恢复正常的情况下对手无寸铁、和平集会的学生与市民进行的武力镇压。“八九运动”或“天安门事件”包括“六四”，但“六四”不能囊括“八九”。这些年，因各种原因，人们的记忆更多被引导集中在“六四”当天所发生的事件，被一种“镇压—抗暴”的叙述所左右，而忽略“八九运动”的复杂组成。做这样的区分，不仅是要展现持续50多天历史的真实过程，也是为了提醒人们注意那历史事件中所包括的丰富的内涵及精神遗产。

2，理解重大历史事件
理解历史事件，一直是历史学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历史上的“事件”一般会有如下特点：它会造成某种历史断裂，但其本身往往又是过往历史连续过程的一种产物，没有一个历史事件不镶嵌在某种历史逻辑之中，具有某种凸显的历史意涵。否则它一定会消失在那种带有重复性的种种现象中而不能获取历史事件的性质。如果中国的读者想明白这个道理，很简单，重新回顾一下近三十年来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有些尽管官方曾用了大量的形容词加以提升强调其重要性（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的……）事实上，因其不具某种历史断裂性及所带来的意义更迭，故也完全称不上历史事件。真正的历史事件往往会因颠覆了某种既存的架构和历史延续性，开启了一种新的范式、一种新的具有明显的不同特质的时期才得以成立。历史事件总是或多或少带有偶然性，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种事物惯性延续的产物；一般来讲，断裂中一定会伴有偶然性，其产生的偶然性和演变过程的偶然性。而这种偶然性往往又成为后来历史进程的某种重要的起始约束条件。

“八九—六四”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它具有偶然性，但又镶嵌在整个当代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尽管具有某种连续性，我们确可将从1978年开始的几十年整体上视为一个时代。但我们确无法忽略1989年“六四”之间与之后的中国的重大差别，无论是精神气质、文化氛围、社会心理、政治力量的结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济状况，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八九”将中国当代改革历史隔成两个时期， 极大地形塑了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历史。对此，许多人或缺乏明确的意识或有意忽视，但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依然生活在“后八九—六四“时代。忽略对“八九—六四”的理解，是无法真正认识当下的中国的。

3，“八九运动”的产生
“八九运动”的产生就思想资源及时代氛围来讲，是以整个八十年代对文革的批判与反思作为背景的。文革的灾难，让民主与法制（或法治，那个时代人们对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十分清楚，但相关指向是一致的）的话语成为主流，不仅在官方或民间都是如此。人的尊严与权利、自由再次成为人们认可的价值。过去时代的乌托邦理想主义已经破灭，但那种精神结构依然在许多人心中存续，只是理想换了内容与方向。混杂了传统的天下兴亡的承担意识与萌芽中的现代公民责任感，众多的知识分子热情地投身改革；后文革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更加勇敢浪漫，对未来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有更理想的憧憬。不断增长的个人权利上的渴望每每与现实制度、陈腐的意识形态说教发生冲撞。如果说对改革的最终目标朝野、社会并没有达成什么明晰的共识，但拒绝什么，不要什么，官方及社会各界精英却是明确的：不希望文革再现。

经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始改善的中美关系，因苏联入侵阿富汗、中美建交，更因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得以强化，进入蜜月期。莫斯科早已不再是灯塔，自我营造的革命圣城北京也已坍塌，华盛顿、东京、巴黎、伦敦……成为构建中国的现代性、新的生活方式的新坐标与参照；传播近代以来以自由为标志的主流文明的思想再次获取某种合法性。从菲律宾腐败的马科斯的仓皇出逃，到台湾解严、南韩的民主化、苏联的“新思维”改革，世界范围的第三波民主化大潮、自由化之浪一波接一波在世界涌动，通过电视广播新闻报导影响着一代渴望了解外界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

初期的市场化尝试，私人企业的出现，南方沿海城市、特区给人提供的新的生活可能，都鼓舞了人们追求自由的勇气。政治上保守势力与改革势力的激烈的较量，从结果上讲，赋予了改革一种动能，也给社会的再生提供了新的日渐扩展的缝隙。毛式极权体制开始出现裂化、转型，国家与社会的分化逐步加大，个体的空间日增。

任何一个重大的抗议事件的产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既有的制度框架不能有效地应对已出现的问题，无法面对新的挑战，赋予新生的社会动能、社会需求以应有的空间，其爆发往往是政治发生某种僵固、滞化的结果。1989年前的中国，因胡耀邦的下台，尽管表面上由于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报告的提出，改革派力量依旧强大，但事实上已遭重挫。邓小平经“反击阶级自由化”一役去胡，自断一臂，露出恋权保位的真面目，不仅在民间中声望急剧下跌，遭到知识分子的批评，在党内也面临保守派强大的压力。改革派知识分子受到批判、胡耀邦下台与知识分子生活水平普遍低下的遭遇，让知识分子与权力之间自后文革时代在对抗毛派分子时形成的联盟毁塌，蜜月彻底结束。各种腐败依托多种经济上的“双轨制”大肆蔓延。经济过热，未经严格论证，因邓小平的指示而仓促上马的价格改革惨遭失败，已经不断上涨的物价更是陡然攀升，引发社会强烈不满，社会对改革的支持度开始下滑，怀疑日增。“治理整顿”政策的出台，给胡耀邦下台后逐渐占据党政各个关键部门的保守势力一个全面反扑的良机，赵紫阳等改革派被处处设障，时时制肘。政治改革方案中“党政分开”等措施的推出，各级党务官僚因怕失去权力，增加了对改革的怀疑、敌意，让保守派阵营有了更多官僚系统的奥援。改革派已难有新的改革创意，象以往那样掌握主动。中国改革事实上已经停摆，而矛盾在日积。

党内党外，一种对陈朽的制度、顽固的政治老人的不耐心理急剧蔓延，文革时代久被压抑的青春能量已迸放出来，需要宣泄的渠道，被改革开放刺激出的自由渴望要求更多空间。经过整整八十年代各次学运锻炼洗礼、散发着理想气息的学生们更少对权威的畏惧，开始成为政治场域里行动者。“八九运动”是后文革时代形成的那种批判精神催生的产物，是整个八十年代自由化大潮孕育的一个果实，是改革僵滞带来的后果，是激荡的时代精神的一种展现。

4，过程与诉求
八九年的运动持续50多天，其间各种诉求以及官方的应对、行动者扮演的角色都发生过重要的变化。重温一下这些诉求的内容及变化，可以帮助我们对运动有一个更清晰准确的认识。
运动前期的诉求，基本上是以悼念胡耀邦及提出一些相应的改革诉求为主。4月19日王丹等归纳提出的七点要求很好地概括了这些前期诉求：
1）重新评价胡耀邦，肯定其主张的民主、自由、宽容、和谐的观点。
2）彻底否定“清楚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3）国家领导人及家属公开收入及财产，反对腐败。
4）允许民间办报，实行言论自由。
5）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
6）取消北京市关于禁止游行的十条规定。
7）领导人为政策失误道歉，民主选举领导人。

4月23日胡耀邦追悼会后，诉求开始变化。从西郊长途跋涉到天安门，在春寒中静坐一夜一天，忍着饥渴，不被允许参加胡耀邦遗体告别，连以下跪的方式都无法让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出面接下学生的一纸请愿书，而当悲愤的学生折返西郊校园的过程中，又是迎面而来长长的载满受命进城准备对付学生的士兵的军车。……这一切极大地刺激了学生。学生开始罢课，进行自我组织并争取其合法性。

依据邓小平的指示形成的“四二六”社论出台后，整个运动的诉求重心转为要求取消运动“动乱”的定性。尽管有成功的“四二七”大游行，“五四”大游行，赵紫阳的“亚行”讲话所带来的和平终结抗议的希望，但因李鹏等保守派的破坏及邓小平对“动乱”定性的坚持，最终学生的诉求未得进展，进而激出5月13日大规模的广场绝食。绝食诉求只有两个：“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真诚平等对话”。5月19日官方宣布戒严后，这两个诉求基本落空。被“反对军管”“反对戒严”“李鹏下台”等诉求替代。

5， “八九运动”的组织、策略与领袖
中共当局保守派在运动爆发后便认定运动是“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的行动，“六四”镇压后也曾长期以此作为说辞，对镇压进行辩护。但事实上，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迄今，笔者在多种场合与文章中就此问题谈及的一个看法是：“八九运动”之所以最终成为一民族的悲剧，恰恰是因为运动“没组织、没预谋、没计划”。如果运动具有良好的组织、很好的谋划，运动是绝对不会演变到那最后的结局。“八九运动”有所有社会学意义上讲的自发的大众运动的共同特征，并不特殊、例外。如果说有什么值得提及的特点的话，那倒可能是一个需要特别加以肯定的现象——学生及市民能在那么多天，基本上是在没有组织约束协调下，在如此巨大的一个城市里保持理性、平和、克制，不发生打砸抢骚乱，对比世界上诸多国家的各类抗议，这不能不说是现代抗议史上一个值得赞颂的奇迹，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如果说运动中有人有预谋的话，从现在各种资料来看，可能恰恰是指责学生有预谋的以李鹏为主将的中共上层保守势力。他们发现这可能是一个绝佳之机，有计划地激化了矛盾，利用了年迈的邓小平的私心、猜忌、好面子、固执的心理状况，诱导其采取强硬的政策，最终达到清除瓦解改革派的目的。

这种“无计划、无组织、无预谋”的抗议状况之所以产生，根源在中共的极权体制：它消除一切非党控制的组织，扼杀一切非体制的有代表性的领袖人物的产生。从极权体制的逻辑讲，这是必要的；但对一个现代社会来讲，这又极其糟糕，会带来严重后果。现代社会是一个利益不断分化的社会，是需要各种不同的组织来代表不同的利益诉求，以便进行社会沟通、谈判，达成社会的和解与共识。而极权逻辑造成的悖论是：平日社会显得稳定平静，一旦被掩饰压制的矛盾浮出水面，爆发事变，需要进行某种社会协商、谈判时，权力又会突然发现它找不到所需要的具有足够权威、代表性的谈判对手，面对的是一个散化的不易协调、容易被激情挟裹的大众，它为解决问题采取的措施的选择空间变得狭小单一，往往就易走到采取代价高昂、大范围压制的极端解决方式上去。

绝食后李鹏与学生代表乌尔开希等在人民大会堂对话的一幕，很具象征性地说明了这一点——当着李鹏气急败坏地询问乌尔开希“广场上你们谁说了算？”而乌尔开希答“广场上有任何一个绝食同学不走，我们都不能走”。 在无具有权威性的组织与领袖的大众运动中，往往少数激进的声音最能获取影响，挟裹大多数，赋予代表这种声音的人物一种正当性，而获取了这种正当性的人物又不容易摆脱让自己脱颖而出的情感、主张与做法，只能继续扮演其角色。这是在所有大众运动中都容易出现的现象。避免这种局面的一种有效途径，就是允许合法的独立的社会组织的存在，允许非体制性的公众代表人物以具有合法途径出现并获得足够的权威。前期不存在，一旦抗议发生，官方应该乐见有权威、声望的组织与人物出现，甚至帮助其出现而不是相反禁止打压，如此，才能在危机出现时官方与民间找到对话的代表，比较容易地找出理性的并被大众可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如果象中共那样将所谓“要把各种非法组织扼杀在萌芽状态”作为处理＂八九运动＂的经验教训，实可谓本末倒置，愚蠢至极，如此在未来一旦再出现类似的群众抗议时显然就可能重蹈覆辙。

“八九运动”抗议者中的学生领袖本就是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其中一些过去组织过校园民主活动，参加过1989年以前的学生抗议，略多一些联络网络与活动经验；另外一些只是本次运动中才浮现，整体上年纪尚轻，他们对中国政治复杂性的认识、对运动以及组织的操作与掌控能力都欠缺应有的知识与经验。至于那些后来被中共定性为“三朝元老”（四五运动、西单民主墙、八零年校区民主选举）以陈子明、王军涛为代表的民主派“黑手”们，事实上因中共对历史真相的封杀，也并不为大多数学生所熟知，被某些学生领袖所认可。虽然过去的声望与当时所积聚的资源与形成的组织形态，有助于该团队进行了一些重要协调工作，但就整体来讲，能起到的作用也是有相当的局限。至于其他的知识界领袖因各种历史的原因要么选择没有深度介入（如方励之先生，可能是鉴于他当时被中共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刚被开除党籍者，担心给官方以有人操纵学生运动的把柄，不利运动）要么并不具有组织运动的能力，只具有一些象征性的资源，与学生略显疏离，故也无法组织协调学生。以陈一咨先生为代表的“三所一会”青年改革派也有所介入，因其毕竟属于官方系统，其道义上的选择值得敬佩，但对学生运动的影响几乎微乎其微。而作为新兴的商界精英代表的万润南先生及所属的“四通公司”的一些努力，也同样未能获得什么重要的协调结果。坦白讲，“八九运动”中这些人士的介入，除了陈、王团队还取得了成立“首都各界联席会议”这样一个松散的协调性组织的有限成果外，其他的协调努力与其说起到了什么实质性的作用话，更不如说是这些人士自身的一种道德见证，在一个大事件来临时他们所持的良知立场、对国家民族的真正的责任感。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们能放弃自己的位置与优渥的生活条件，锦绣前程而做出自己的选择，值得人们牢记并礼赞。

从这些角度，我们再来检讨“八九运动“中的一些策略的制定与落实，就很容易理解其中一些问题，策略的制定难免不显得事出仓促，执行起来也是有各种问题与阻碍——且不讲运动策略本身是否恰当，即便是制定了最佳目标，如果缺乏有效的组织协调和领导力，也很难落实，让运动能做到收发进退自如。至于从官方的角度讲，处理运动的策略选择从一开始就被一种权力斗争的逻辑所绑架，邓小平为自己的权力、以李鹏为主将的保守派出于各自的利益，选择了强硬的立场，使得本来按另外一种思路，也就是赵紫阳的“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思路无法贯彻，最终导致悲剧。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以一种事后回溯的逻辑，许多人认为学生要求对话与民主是一种浪漫、幼稚的举措。我们或许永远可以从这种事后逻辑来评论历史上发生的所有事件。但回到历史的情境中去了解的话，这种提法与诉求是有时代背景的，也是官方当时的重要主张。或许许多人早已忘记，民主、协商、对话等，都是十三大报告、当时官方宣传中的一些重要关键词，是官方声明要提倡、推动建设的制度。学生们提出这些，即便是从官方的角度讲，也是合法合理的，而如果官方当时因势利导，良好地回应，利用这种热情，今日中国的民主建设当早已会是另一番局面。

此外，事后有些人认为运动来的不合时宜，或许静等数年，政治老人凋零，中国的事情就会顺利展开。这确实是一种可能，但也只是一种可能，问题是历史从来也有另外的可能，不是只有这一种可能。真正处于历史中的行动者多半也只是按照自己当时所处的环境、面对的问题、自己的情感感受与认知，在某种条件下展开行动。如果对胡耀邦这样一个开明、人道的领导人，为改革开放、为那么多人平反冤假错案做出贡献，却被邓小平、保守派以学潮为借口逐出政治舞台而含冤去世了，学生竟无任何反应，冷漠待之，后人会不会又要为此感到遗憾、失望甚至是愤怒，要给与谴责呢？就这一点来讲，那个时代学生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对公正所抱有的强烈的意识，依然是他们那一代的骄傲，那个时代的光彩，也是这个民族值得铭记的宝贵一页。不管那一代人如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今天的年轻人又怎样以他们现在的个人生活与追求为是，对父辈的做法不以为然，他们应该记得他们的父辈曾经为正义与自由所做出的担当、努力与牺牲，那是绝对不会在历史中消失的，会被将来的人们牢记并赞颂的。

6，　八九运动：动乱或革命
在中共官方的文献里，过去一直将“八九运动”定义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但事实上，无论从当时的信息收集到从事后的清查，官方也知道那不是事实，所以逐渐调整到一个比较中性的“一场风波”的说法。在西方的某些文献里，有的时候却相反，把运动从另一角度拔高，有些想当然地称之为一场争民主的“革命”（revolution） 甚至是学生的“反叛”(insurrection)。但事实上，八九运动是一场改革运动，一场以和平的方式争取更多的自由空间与民主权利的运动。

　不过也正因此，从另一个角度讲，也确实是一场“革命性”的运动：因为，无论是从其主张，还是其达成这种诉求的政治抗争形式来讲，这场运动与传统中国历史上习惯性的以暴力达成政治诉求的方式都是有本质的区别的。这是一场无论是诉求内容还是抗议形式，除去那些个别的“下跪”请求接受情愿书的行止外，整体上都是真正属于现代的运动。这种试图以和平的、改革的方式、循某种秩序渐进地完成政治的改进，从中国的政治文化的再造角度讲，完全是革命性的。虽然从某些行为、组织、语言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中共多年革命文化、革命斗争宣传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但运动宣示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旨及行动，以甘地为楷模等，已极大地告别了那种革命文化。那是整个八十年代强调“宽容”“人道”文化观念上结出的果实。令人遗憾的是，经过“六四”暴力镇压，以及过去多年的强力维稳压制，这种现代政治文化的发育过程被中断，假如有一天人们再次因不满走上街头抗议，会再有那样的理性、文明的举止吗？

　再以运动的诉求来看，尽管戒严后因激愤出现“打倒邓、李、杨”“推翻专制“等口号，运动早期如4月20日新华门前有个别学生因被武警殴打喊出”打倒共产党“，从整体看，整个运动的诉求都基本是平和理性的，并没有以立刻推翻现有体制为诉求，这恰显出抗议者的现实感与理性态度。至于以自残的方式大规模地进行数天的绝食（不仅当时，许多人步入中老年后都会为此付出健康上的代价），那更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如此规模以和平发方式表达政治见解（不是为某一牵涉到个人或集体利益的诉求）的行动。如果说，八九运动中有什么人希望稳定，不出“动乱”，那首先就是学生。因为如果出现动乱，那既不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会引发官方的镇压，对他们不利，也不是他们的初衷，所以他们才对官方的“动乱”定性那么反感。对他们来讲，最希望的是改革能继续，打破沉滞，继续向前深化，那是国家的希望，也是他们的希望所在。改革已经获得阶段性的成果，学生赞同改革，也相信改革，但希望有更多的改革出台，完善改革，以消除腐败，给人民更多的自由。

　学生绝食后几天，中共几位领导人曾短暂到医院看被送去抢救的学生，电视上其中一位与胡启立所说的几句话给笔者留下很深印象：“如果党中央明天宣布真正地反腐败，我就申请加入共产党”。尽管我们也很难说该学生的言辞就代表绝大多数的绝食学生，但至少说明，那一代的学生是改革的获益者，相当多的人还是对中共继续推动改革抱有希望。中共加诸在他们身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名也是很难一概而论的。他们肯定是不喜欢厌恶那个掌控一切、压制自由的党，党的腐败官员，但对那些承认错误，接受批评，戮力改革，积极进取的改革派代表的中共还是接受甚至是支持的；他们对那个计划经济、穷过渡造成灾难，人们毫无尊严与自由的“社会主义”的幻想已经破灭，但对创造一个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依旧抱有憧憬。所以，那些理性的运动诉求的提出，不仅是从力量对比的策略考量的结果，也相当大一部分是学生们发自内心的认知。

因此，说学生制造动乱不仅逻辑上说不通，历史上也不是事实。如果是制造动乱，那抗议一定就不会是如此和平，从一开始早就会伴随各种打砸抢行为；假如是革命，也一定早就冲击大会堂，中南海了，而不会是学生组织各种纠察队维护天安门广场甚至保护大会堂，包括北京市的秩序。北京市政府别有用心地撤掉警力后，是依靠学生与市民的自我约束维系了整个北京市的秩序，当时有小偷都“罢偷＂之说，诺大一京城，甚少刑事案件。如果说真正有些烧砸的行为，那只是发生在军队开始进城屠杀后，而且基本指向也只是街道上的军事设施装备和某些政府部分。当着军队开枪杀人后，北京城里学生与市民除愤怒外，最常见的就是悲伤难过的眼泪，因为他们无论如何无法理解，如此长时间的和平请愿，努力维护秩序，竟换来的是“人民军队”的枪弹。

历史的真实是，是李鹏等“极少数人试图制造混乱”，破坏稳定，火中取栗，达成目的。也正因此，心理学上常见到的一种现象再次展现：恰恰是因对自己的一些不良举止、犯罪有难言的罪感，一些犯罪者才最易制造这些罪名嫁祸他人，以图为自己找到某种心理平衡，犯罪的正当性借口。我们无法知道李鹏等保守派人这些人是否有这样的心理，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他们只要攫取权力，其他的对他们都不重要。对习惯了极权与老人政治运作方式的元老们，心里就从未有过人民是国家主人的意识。对他们来讲，任何不符合他们的看法的行为与言论，都是具有反叛性质的。八十年代中笔者在北大读研时有一位熟识的研究生朋友，其女友的父亲为一骨科名医，曾受邀去为薄一波疗伤，为答谢该医生高超的医技，薄设家宴款待，席间曾聊及八六年学潮官方的态度与措施，薄言：“共产党打学生，就是父亲打儿子，没什么不对的”。两年半后，这“父亲”就不仅打儿子，还杀起儿子了。在他（们）的眼里，或许也是没什么错的。＂八九＂诉求所揭示的理念与“六四”镇压的逻辑背后，是两种政治文化与观念的冲突。

7，邓小平、赵紫阳、李鹏与“八九—六四”

　　 邓小平　

从政治权力角度看，八九事件中有三个最主要的人物：邓小平、赵紫阳与李鹏。邓是最主要的决策者。八九的悲剧，相当大程度上是要由邓来负主要责任的；这个悲剧的最直接的原因是邓小平为一己之私，保权所造成的。
邓是一个具有内在矛盾的人，精明务实，能力超众，举重若轻，经历丰富，有魄力，意志顽强，富远见及洞察力，是一个难得的大政治家、领袖人物。但其人的缺点也明显，心胸狭隘，有可能便睚眦必报。他因早年的经历，对外部世界有远较他的同代更深刻的体认，也因此更加开放；但因其革命经历，所受的共产主义教育，中国积弱所遭受的不公，又一直对西方世界抱有怀疑。他因自己的努力，也应时运而生，在后毛时代推动或者更准确地讲鼓励了改革开放的展开，对中国脱离毛体制，中国人脱离贫困，有重大的贡献，但对中国依旧没有彻底挣脱毛体制，他又有首要的责任。他因毛而受害，但也因毛的青睐而得势；毛从没将其视为死敌，彻底放弃；他也投怀抱李，大权在握后为集团也为自己没有完全弃毛。他是体制的受害者，对体制的弊端有很深的体认，因此想改造体制；但他又是体制的得益者，权力的持有者，因此又是体制的坚定捍卫者。
他的内在性格与认识上的矛盾，在战争年代两军对垒的形势下容易得到解决，但在其成为主要决策者后就成为一个严重的缺陷，是那时代政策的内在矛盾、冲突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发生摇摆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经验主义认识论，使他没有那么多意识形态羁绊，但也是他的认识缺乏超越性，根据习惯判断问题的一个原因——就对八九运动的认知来讲，当年他暗中鼓动一些高干子弟参与1976年天安门四·五反“四人帮”运动（杨尚昆日记有此说），是否也是他暮年当天安门再次发生运动时影响他对事件判断的记忆？我们从各种迹象来看，这个不读书、好打牌的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承认自己“说不清楚” （这本身事实上就已经说清楚了原来的社会主义定义不再成立），对是否坚持所谓的“社会主义”有过阶段性的犹疑（有多次关于这个问题“我反复想过”的描述），但对以“社会主义”招牌来掌控权力却极其敏感，毫不犹豫的坚持。这除了与他对他参与建立的政权有着本能的维护意愿外，老年掌权者那种对死亡与对失去权力的恐惧相互叠加，儿子因其失势遭斗终身残疾的可怕遭遇，都可能极大地影响到他的决策判断。他确实因文革被打入底层的遭遇对民间疾苦有更多的感受，对改善中国人的生活状况有很多期许，将改革开放视为达成这种目标的唯一途径，自己毕生的事业。为此，他可以坚定不移，但在与保权的坚定不移之间一旦发生冲突，他会选择后者，即便是对前者造成损害也在所不惜。他与保守派的妥协、牺牲胡、赵左膀右臂的举措，说到底只能从这个逻辑理解，而不能全然归于保守势力的压力。最终，他还是被他的认识局限在旧的世界与时代里，没有彻底领悟，那个他所坚持的改革开放所需要的自由，最终是要与他绝不分享权力这一点发生矛盾的。
历史地看人物，推动脱离毛的路线，邓有大功；从镇压八九、清洗赵等改革势力，邓有大罪。他的声望成于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败于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功勋成于改革开放，也可能因改革开放的不彻底，发生逆转，最终归于失败，而遭历史的谴责。多年来，笔者不断撰文提及一个观点：尽管从过去三、四十年改革开放造成的发展来讲，中国的改革算成功；但从历史的长远看，因不开放权力，不能回应社会提出的新的要求，只进行一种权力垄断下的市场改革，最终这种改革可能会失败甚至会引发灾难的。这种例子世界近代史比比皆是。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改善，或许会让人们一时又再认可邓的路线，忘记屠杀，为邓欢呼；但当经济下滑，社会不公、不满发展到一个程度那天，人们会再记起当年的镇压及其久远的后果。“六四”镇压，为个人或一个集团的权力可以对自己的人民大开杀戒，是邓留下的一个极其负面的遗产。
因为屠杀造成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精明的邓最后又做出一个以下“罪己诏”退位的方式，来显示自己并不是为自己的权私而杀人 ，为自己挽回些名声，为子孙留些后路。并以隔代指定的方式，确保政策的延续。尽管我们可以肯定，由此造成二十多年的权力有序更迭是一个进步，但是在付出如此惨痛的血的代价之后，在满足了一种愚妄的“恩从己出”的心理后，才决定退出历史舞台，这不仅对他个人、对中国、对历史都是一个巨大遗憾——如果仅仅早两年，在胡耀邦赞同他退休时不因此恼羞成怒，将胡赶下台；在1989年不破坏基本的党的规章制度，下决心让赵来全权处理一切，那岂不成就他中国的华盛顿的千古伟人之地位？1992年风烛残年之际，邓拼将最后一把力气南巡，扭转那他自己造就对改革全面清算的被动局面，为自己再赢得些掌声，为改革再续命，但那之后的改革已经不再是八九前的改革，无论其造成怎样的繁华，已是一个扭曲的改革，我们正在和还将要为此付出代价。历史对邓的最终评价还没有做出，那取决于改革最终的结局，而有一点可以确定，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绕过对“六四”造成的后果的评估。

　　　赵紫阳

作为八十年代中国改革的主将之一，赵紫阳的悲剧是中国革命与中国改革的悲剧的一个缩影。尽管后来贵为总理、总书记，气质上似乎与北京权贵圈子的氛围总有些隔膜。那也许是他长期在广东工作的结果，或许也是与作为富裕地主家庭聪慧的子弟，早年接受家庭的教育，以及在开封与武汉系统地接受的初高中教育的有关。相信这些也是在文革后，在改革开放时代，让他能迅速接受外界文明的原因。笔者清楚地记得，当八十年代初，他初进京城，出现在大会堂的电视镜头上时，给人的是一位身着白色衬衫，精明干练但依显有些土气的共产党地方大员、实干家的形象。仅仅几年后，他的姿态仪表谈吐，绅士风度，已不逊于任何一个那时代的西方政治家，也不是任何当时乃至于今天中共的政治家堪比。显然，那不是延安保育院，苏联和中国的十七年教育所能培育的。而这一切，也一定是促使他后来八九做出那种选择，且无怨无悔，坚拒检讨及高位诱惑，在一种即使不是说很糟糕但也绝对不算良好的环境中度完他十五年余生的精神动因。
他是中共最后的理想主义政治家。他的权力来源来自邓的赏识、推荐、支持，但当他试图按照自己的认知、道义原则做他自己的选择时，他发现自己的无力。他毕竟是在中共运动与体制中成长起来的，而对百姓的牵念，让他很难做出那种让他个人良心不安的所谓放手一搏的决择，那是无道德底线不以生灵涂炭为念的乱世枭雄的逻辑，真如此，他还会是那个四川搞改革“要吃粮，找紫阳”的政治家？他是出色的改革家，而不是造反者。很难说他和邓之间没有权力斗争的因素，历史演变从来都是伴随权力斗争，但我们无论如何要承认，从对历史事实的认知（不是动乱，学生是和平爱国的）、道义立场（不能镇压）还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民主与法制）赵都是对的。他有失误、误判，早年也有过左倾的时候，八九时维持去朝鲜访问，低估了邓对他的敌意与镇压的决心，他也有为他的政治利益或是自保而违心批评胡耀邦的不很光彩的言论，但他后来能自责、对过去进行真诚的自我检省。他是失败者，但很难说他又不是胜利者：从他晚年的照片看，那是一个彻底恢复了人性、内心光明的人。他在软禁中不断地反思，思想得到升华；他失去自由，却心灵获得解放，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人，伟人。他关于用“民主与法制”的方式解决社会冲突，构建社会安定的思想将是那时代的一个最重要的遗产，穿越时空，获得久远的生命。而邓的一些观念，却注定要随时代随风遁去了。
　　　

李鹏

　 “八九—六四”最大的赢家是李鹏。即便那些他身后的保守派元老们，在与邓、赵的博弈中，所获也是有限，尤其是无可奈何花落去，随着他们年纪日增，是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了。而李鹏，这位既无才无德、又没人格魅力的官僚气十足的人物，在任何开放的国家都毫无希望混迹政坛一天者，也不闻任何出色政绩，竟然在那个时代脱颖而出，获取总理大位， 显然是那个转型初期的体制，元老政治仍然举足轻重、传统意识形态依旧还有重要影响时代的产物。如果说，有什么具体的社会心理因素影响了八九的产生及进程的话，对与特权相连的腐败官倒、门阀政治的反感，对老人政治的厌恶与不耐肯定是最重要的。而李鹏恰是这样一个典型的集这许多现象于一身的第一代太子代表。——１９８８年李鹏两会后记者招待会上那种语无伦次，机械重复的表现（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数度重复同样一句“我们现在的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前进中的困难”来回答不同记者的问题）给笔者留下极深印象，乃至没有耐心看完直播便离去。稍后一位看了几眼直播的朋友就李鹏的表现也曾摇头评议到“惨不忍睹”。因此，当八九期间人们看到他在电视上出现时那种反感甚至是愤怒，大概是后代历史学家很难想象，很难理解的了。也是为此，“六四”屠杀后，李鹏对此似有察觉，人们发现他很快换了一副眼镜，似乎要修饰他那被人们认定的粗鲁、蛮横、无能、机械的印象。
但要清楚的是，直到今天，中共的体制都具有这种特点：在治国和应付外部世界上无才无能的人，却很可能精通权谋，在体制中如鱼得水，依靠父荫终获大位。整个八九期间，李鹏扮演了最重要的推波助澜，激化事态的角色，如4月25日迅速传达邓小平关于“动乱”的讲话，造成既成事实，充分展现了他的权谋长才。即便李鹏最后未能登上总书记的位置，但从历史看，他所代表的权贵通过“六四”屠杀，成功地保住了权益。李鹏自己的努力也得到最佳的回报：一直是中国二号人物，而儿子贵为省部长，女儿垄断中国的电力行业掌管成千上万亿的资产成为“电力一姐”，却以政协委员身份建议“国家要给每个人建立道德档案”，以便人民“知耻”！——后八九时代，权贵的贪婪及其道德状态，如此可见一斑，李鹏一家是最好例证。这是李鹏八九所捍卫的、所要达成的一切的自然结果。

来源：民主中国

张伦：”八九—六四”与当代中国 （下）

8，后果与影响：对当代中国的型塑

　“八九—六四”以及后来不久发生的苏联解体，深刻地改变了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轨迹。八九年下半年东欧的剧变是与中国发生的事件息息相关的。许多东欧人后来提及中国的八九都抱有一种感激之情，他们认为，是“八九—六四”的牺牲，为东欧的转型避免遭到镇压得以和平展开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我们无法设想如果镇压发生在其他一个东欧国家，中国的运动在各国发生转变之后再发生会是一个什么结局。历史可能有诸多的假如，“八九—六四”亦如此。傅高义先生在他的“邓小平时代”一书中谈及“八九—六四”时就用了以“假如”为名的一节来谈论“八九—六四”的多种可能。但毕竟历史只有那一种事实上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后来又引发许多其他的结果。这里，我们逐一略作分析，因为这些不仅决定了当代三十年中国的历史演变轨迹，当下中国的现状与困境，也会是影响未来中国命运的远因。

1）元老政治的衰微与权力板块的解体、移动与重组

理解八十年代中国政治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博弈，以及其中贯穿纠缠的与元老政治相关的权力斗争。对这些保守派来讲，不仅是他们信奉的计划主义教条、他们怀恋，视为黄金时代的文革前的十七年模式在经济改革的大潮冲击下可能永远一去不返，而且对那些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的元老来讲，他们也担心这种自由化为导向的改革最终会损害到他们及子女的权益，加之来日无多，那种对死亡的恐惧，对自己年龄病态的敏感，害怕失去自己的地位，对不熟悉的新鲜事物的怀疑，担心自己参加创设的体制被改变，这种种都纠结在一起，本能地让他们对稍年轻一代以胡、赵为代表的改革势力反感，警惕，甚至敌视。一有机会便会集结反扑。八九是他们发动的一次总攻击，以他们的胜利告终。但历史往往是这样，这场胜利如同他们大多数人的身体一样，也已是强弩之末，八九耗尽了他们的能量，在那稍后几年，经八九和“苏东波”的冲击，邓小平退休，南巡，在安排好各自儿女政治上接班、经济上发财后，元老们退出舞台，让中国付出极大代价的元老政治走进历史。

　“保守——改革”的政治结构因“六四”后改革派遭受全面清洗，彻底解体。但因形势所迫，保守派至此也明白，如果不给与中国人更多的自由与富裕，他们将永无宁日，权位不保。因此，他们也转向接受“改革”。“六四”后的政治格局就此形成——所有人都成为经济改革意义上的改革派，但同时所有人也都成为政治改革上的保守派。八十年代的那种两极动态不复存在。从一种政治动力学和历史的角度来回视八九的政治较量，事实上，党内的改革派包括民间的民主派等都是在这种巨大的两军对垒的力量博弈中被消耗、牺牲掉了，他们的牺牲换来一种力量格局的重组，历史踏在他们的白骨之上，进入一个新时期。

经济改革政治上再无阻力，政治改革经济上再无动因。中国的改革至此单腿前进，经济上国家与市场双引擎高速启动，效果耀眼，但就此也逐渐造成严重的失衡。政治人才选拔上逆向淘汰，八十年代那种在老、中、青各年龄层都有的理想主义政治家已成绝响，具个性、胆识，开拓进取精神不再是受到赏识提拔的标准，以改革为名“招商引资”，当官牟利成为许多官僚的为官之道。官方也有意放纵官员贪腐，以强化、巩固权力集团的内部团结。权贵出身的门阀政治在所谓“还是自己的子弟可靠”（陈云）的考量下成为一种堂而皇之的政治正确，政治可靠、对党（上级）忠诚再度成为一种选拔干部的最重要的标准。没有六四，象习近平这样的人，尽管四十年前就开始漫长的接班准备，但显然不见得能最终出线成为最高领导人，以其才能或知识，最多在某一省市的领导位置上终其政治生涯。“太子党”不加掩饰赤裸裸地谋取权力与私利，将江山社稷视为禁脔已成常态，权贵结构成型。

　　在江泽民执政后期，曾展示出企图调整政治结构的某些迹象，但后八九时期，依靠赎买分赃笼络精英、换取元老及子弟支持权力得以巩固的江，本身是权贵结构生成的主要推手，显然也很难将有深度的政治改革真正推行下去，改变这种他自己一手打造的权贵结构。至于到胡的时代，本人根基有限，且在众多太子党眼中不外是临时的管家代理，最终也只是满足于一种“做好人，保江山”“不折腾”到点下班的保守政策，权贵结构进一步固化。所积累下的社会不公，各种问题，为习近平这类人物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2）意识形态的困境

　整个八十年代伴随权力之争有关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争论就不绝于耳，然而八九的巨大冲击和苏联的解体，让这种争论失去正当性。八九前当听到有日本专家不解遗憾中国“为什么把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也当意识形态的问题争论不休，什么时候才解决实际的重大问题……会给国家与民族带来重大损失”的时候，赵紫阳只能慨叹“这是我们的一个大问题呀。”（见陈一咨回忆录）。这大问题在“八九—六四”后，在邓南巡的背景下才得以“不争论”的方式解决。中国进入一个不讲意识形态为特征的意识形态时期。

　世纪初“三个代表”的提出，是中共给意识形态灌注些新内容的企图，但总体讲，因其含糊其辞，流于空泛，无法挣脱旧的意识形态巢臼，最终并没有也不可能完成意识形态再造的任务，只是给江泽民构建精英联盟、吸纳社会精英尤其是新兴的经济精英来扩大权力基础做了些理论论证。江泽民时代意识形态上唯一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发展是“依法治国”的提出以及“人权入宪”，但因不愿直面权力的约束及合法性再造的问题，这方面最终很难说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只是局部上为中国的法治建设与人权改善提供了事实上非常不牢固、暂时性的一些条件。

　胡锦涛时代的意识形态构建围绕所谓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做文章，试图在矫正畸形的发展模式及降低社会矛盾方面有所进展，但“六四”后所形成的基本权力结构和指导思想不做根本性的调整下，拒绝对制度进行深刻的改造，所有这些提法就只能沦为漂亮的说辞，和谐很快成为“河蟹”便足以说明这些尝试的破产。至于对外关系上“和平崛起”的提法确有新意，但因自身制度的专制特点，鉴于历史教训，最终也是无法在外界取信与人。胡锦涛时代思想意识形态上真正具有意义的事件不是官方这些新说辞的推出，而是官方没有禁止、默许的“公民社会”话语的发展。遗憾的是，随习近平的主政，不仅胡时代这些非官方的提法被压制，即便是那些正式的官方说辞也逐渐消失了。

　后“六四”时代确立的改革与发展的国家实用主义哲学的泛滥，经济至上的政治目标，为中国的经济大潮扫平了思想上的道路，但也为后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民粹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崛起甚至是毛主义的回归埋下了伏笔。一个幽灵，新法西斯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大地上飘荡。

3）国家与社会的疏离

　“六四”镇压造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组，一方面，国家局部回应社会的诉求，给社会让渡出更大的空间，国家用让渡的空间与资源赎买社会，九十年代后社会的自由空间加大，但另一方面，国家与社会也出现新的紧张，国家的合法性几乎全部依赖资源的增长，但资源的分配制度上的建设却远远落后。以往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一个上下良性互动的结果，中国的改革史从来就不只是上层就改革的政策与方向博弈的一部权力斗争史，更是千千万万中国的普通农民、市民、商人、干部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冒着各种风险、付出代价争取权利的历史。但“六四”镇压后，这种上下互动的改革模式基本终结，进入一种上层主导，带有强制性的改革阶段，国家对社会时时抱有怀疑、警惕甚至敌意。这种改革当然也可能在一时具有效率，但鉴于近代历史上许多国家类似的教训，这类上层强势主导、缺乏社会互动的改革，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看，往往是要让国家与社会付出各种形式的代价。

九十年代市场化的进展，让体制内外的精英、元老们的子弟都在不同层次获取得了好处。在某些八九的参与者来看，八九的诉求似乎因自由空间的增大也得到某种程度的实现。资源的增长带来流动性加大，赋予社会中下层精英某种希望。国家有意识地采取精英收买的政策，向体制内外的精英进行大规模的利益倾斜，一种精英联盟得以确立，同时，牺牲农村，将资源向沿海、都市民众倾斜，加上严格的控制手段，使得官方得以成功缓解了后天安门时代因镇压带来的紧张，维系了后来的稳定。

但随后权贵结构日益刚性化，造成对资源的垄断与掠夺，社会流动渠道开始固化与窄化，社会矛盾持续增加，乃有“维稳”的制度化、系统化出现，延续至今。这种“维稳政策”日渐强化本身说明，后“六四”时代开始形成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开始面临瓶颈，重心开始向“大棒”倾斜，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契约需要重新调整，一旦“胡萝卜”产量发生哪怕是相对的递减，政权能支配的资源开始短缺，“大棒”的作用即便重要但效果可能也将受到限制。中国亟待完成一种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义。

　 4）后八九时代的经济发展与稳定

　“没有稳定就没有经济增长”既是中共为“六四”镇压也是多年来为维稳体制进行辩护的主要论据，也成功地让相当一些中外各界人士接受了这种说辞。经济增长与稳定确有关系，但关键是什么样的稳定，怎么达成稳定。而就“八九学运”与稳定的问题，前述我们已经有过说明，这里再强调一次：八九时期，恰恰不是学生要“动乱”，才特别反感官方的定性；学生要的正是稳定，只是这种稳定与官方的稳定有所区别，学生希望消除不稳定的因素，让中国通过制度建设达成长久的真正的稳定。绝大多数的学生没有幼稚到要求改革一步到位，也没有要颠覆国家框架的企图，整个运动的氛围是浪漫富有激情的，但诉求基本上却是温和，有节制的。一些激烈的行为得出现，也是政府拒不回应学生与市民的正当要求，激化矛盾的产物。“六四”镇压后的这种稳定是真正的稳定吗？如此，为何还需要维稳？那岂不是自相矛盾，多此一举。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牵涉到诸多内外因素，如因地利之便利用了东亚的产业转移，全球化新的一波浪潮，与经济水平初始低相关的增长高速，中国人口红利，经济体制改革释放的能量，城市化，教育水准的提升等等，我们很难看出，不镇压这些条件怎么就会消失，唯一的理由就是我们上述提及的事实上不成立的稳定。那些重要的经济决策，“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国际大循环”， 市场化导向的具体措施设想，比如股市的推出，股份制改革、制定“企业法”，劳动力流动等等，八九前赵主政时代就都已着手落实。江、朱时代，很难说有什么大的创意。至于加入世贸，我们现在知晓，如果不是“六四”镇压，中国会远早于２００１年加入世贸前的十年就会加入其前身“世贸关税总协定”（ＧＡＴＴ）了。江、朱时代靠大棒强制进行的改制导致几千万工人下岗，且不讲是否符合正义原则，给多少家庭带来的痛苦，即便就形式讲，也难认说非如此就不能找出其他更合理的解决机制，很好地处理经济的合理化问题。更何况那改制当中出现的大规模侵吞集体与国家财产的现象，强化了中国经济的权贵化趋势。如此众多的人员被迫下岗失业没有造成大规模的动荡，其实为侥幸，因正逢经济高增长期，有效地吸纳了相当一部分的人再就业，但中国绝难再有那样的高速增长的机缘，因此如再面临大规模失业，避免社会动荡的机制又何在？至于那时期同时实行的所谓“抓大放小”的政策，给后来出现的“国进民退”铺平了道路，是中国今天经济结构不合理、权贵结构固化的一个重要根源。这样说并不是全部否定江、朱时代推动经济发展、融入世界经济的一些努力，只是要说明，没有镇压，许多本就可以做到。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许多在过去二、三十年经济发展中获益的成功人士或许需要明了一件事情：他们后来所享有的经济自由空间，也是八九的抗争、“六四”流血的一个结果，是官方在大规模镇压后为缓解社会压力所做出的妥协而让渡出来的。他们没有权利象某些人那样因为自己获取的利益反过来为“六四”镇压唱赞歌，那不仅是道义上的堕落，也是某种病态的失忆健忘。要知道，如果中国不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迈出关键的一步，象八九学运中的诉求所希望的那样，他们也只能在官僚的淫威下委屈周旋，而所有积累的财富也都可能因社会不公导致的动荡或是权力政策的朝令夕改而瞬间化为乌有。而在达成民主与法治的道路上，是需要抗争的，那么如果自己不去争取，支持，但至少不要向勇者唾液，他们也是在为你们奋斗。可喜的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明了，中国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实现，是绝对与民主法治的进展分不开的。

　 没有人否认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问题是这种发展的代价与是否可持续，就本文讨论的题目来讲，是经济的发展与“六四镇压”的关系问题。我们实在看不出，不进行镇压，经济就不能发展的道理何在；相反，或许我们也可设想一个没有“六四”镇压，一个速度与结构更合理，更稳健，更有持续性，社会也更加平和的发展。“六四”镇压一方面就中共后来让渡的空间来讲，是从一种负面后果的角度，给经济发展提供了正面条件；但同时，也因为镇压造成的扭曲，也使得这种发展模式内含了相当多的问题，是现在经济面临困境，结构不合理，质量无法提升的一个根本原因。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相当大程度上借鉴了东亚的经济增长模式，但有所不同的是，日韩台等社会，即便是威权时期，也依然保有些工会、社会团体、司法上的相对独立，新闻上的有限空间，政党也没有宣称要“永续执政”，后来更是逐步政治上开放，回应社会多元化的要求，搭建了制度协调框架，有效地遏制了腐败，执政者通过选举也完成合法性的再造，进入一个相对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阶段。而中国呢？是否会象那些国家一样（从拉美到亚洲、非洲，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当年的伊朗、印尼、再到近些年的阿拉伯之春的一些国家），都经历过一阶段的高速增长但最终因腐败、权力肆虐不受约束而导致人们反抗，社会进入动荡，长期的停滞、衰退，还是将东亚模式走到底，进行政治调整，这将是未来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关键了。须知，用二三十年的荣光成就来判断历史、评价某种模式是很难成立的，说明不了多少问题：当初苏联辉煌的时代，有多少人想到那只是历史长程中的昙花一现？时人也曾有多少用当时的所谓成就来推论其体制的长久和优越，最终却徒留笑柄？伊朗巴列维、突尼斯的本·阿里在看着因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的繁华是想到过数年后自己要仓皇出逃，客死他乡？政治的问题用经济来解决是不可能持续的；政治的问题最终只能用政治方式来解决。用某些国家转型后出现的麻烦来证明不该转型，可谓是最愚蠢的讳疾忌医，鸵鸟之举。事实上，所有造成后来转型不畅，困难重重的原因，大部分都在植根于转型之前而不是因转型本身。越早启动改革越主动，越晚越被动。梁启超曾言满清九年宪改不如期实现，则九十年中国政治也难见清明，可谓一语成谶。是脓终究要冒，只是什么方式而已，这是显见的道理。以这二三十年“六四”后的经济发展来论证镇压的正确，可谓言之过早了。历史会揭晓一个最终的回答的。

5）超越性的文化诉求丧失

八九前中国的改革与社会、文化的发展是带有一种超越性目标指向的。比如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有关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文化热与“河殇”，旨在推动改革的同时，对中国的文明走向与制度基础，进行批判性的探索。“六四”镇压后的三十年，就官方主张的改革以及文化发展来讲，这种面向基本消失或很薄弱，所谓“民族复兴”成为最重要的标准。在“六四”镇压的背景下展开的，笔者１９９３年在台湾“经济日报”的一次座谈里称之为“经济文化大革命”，造成扭曲的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诞生，不仅只是涉及年轻人，也是中老年人中普遍的现象；八十年代出现的那种争取个人权利与对社会责任承担之间的某种平衡消失。

我们当然不能绝对地一概而论，仍然可对这个古老民族深藏的那种在危难时候会焕发的担当精神抱有期望，但不能不承认，经“六四”屠杀及物欲至上流俗的泛滥刺激，中国的道德溃颓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人类历史上发生大屠杀后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犬儒现象的普遍化与道德的崩塌，三十年来中国也不例外。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价值在官方的鼓动宣传下，对一些失去价值参照、面临严重的认同危机的人们来讲，成了解脱心灵困境，寻找心理平衡的一种速效药。支撑上世纪三十年代世界上几个国家出现大规模的法西斯主义思潮的社会心理已在中国略见端倪，不能不高度警惕。中国需要再次确立具有超越性的、富人文价值的政治与文化发展目标，以避免坠入深渊。

6）“六四”与中国的国际关系

　　“八九—六四”不仅对中国自身发展，也对中国的国际关系，世界历史产生深远影响。首先，它给已经衰颓不堪的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及体制最后的致命一击。在残酷的血腥镇压的场面面前，那个体制最后的一点道德色彩也脱落殆尽。文革后所披露的事实，已经让全世界的毛式左派受到沉重打击，从拉美到欧洲，从非洲亚洲，八九镇压让他们彻底丧失对中国的幻想也失去其在各自社会里的道义合法性，从五十年代就开始形成的那种中国革命神话终结。中共后来所试图重建的影响力，说穿了完全不再是依托先前的乌托邦平均主义的天堂模式，世界革命论述，而是靠放弃这些，重新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的经验所取得的发展绩效。不是共产主义、“有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及其赢得的资源，才是北京后来重建其世界影响力的基础。当邓小平还念兹在兹，兴奋不已地精心准备，将八九年他与戈尔巴乔夫的会面、中苏两党恢复关系当作他人生另一个伟大时刻，最重要的成就时（关于这一点，各种相关回忆都有披露），他或许没想到，他对八九运动的镇压决定，直接、间接地推动了东欧、苏联的剧变，也让那两党双边关系的正常化意义归零，两国关系的改善显得微不足道——体制改变、冷战结束后的俄国，显然不会再继续前苏联对中国的政策。

　“六四”后西方对中国的谴责与制裁，尽管美、日某种意义上踩了刹车，但依然让中国付出沉重代价。只是后来中国经济市场化再起，让西方又看到中国和平转型的希望，加之利益的诱惑，制裁才缓和下来，但迄今有些制裁措施依旧存在，如欧美在“六四”镇压后制定的对中国的武器禁售主体部分依旧没有解除。多少年过去，中共领导人以为西方或这个世界已经淡忘“六四”，事实上那只是假象，记忆仍然深埋在那里，只要一天“八九—六四”没有得到符合正义的对待，它就依然会在那里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北京政权的性质。即便那些臭名昭著的独裁者如卡达非之流也没有忘记：当利比亚群众开始抗议时，他第一个想到的主意就是要将群众抗议的广场制造成大流血的“叙利亚天安门＂！如果不是“９１１＂后一波世界性的恐怖主义浪潮以及伊拉克战争，中国恰当地表态站队，或许美国与西方与中国的关系就早已不会再有后来本世纪前一段的发展。

　　“六四”镇压造成的世界性反弹以及稍后的东欧剧变，让邓受到巨大的压力（请注意已公开披露的有关他在东欧剧变苏联跨台后一些表现，“思考良久”等等……）他“六四”镇压前可以自信地下决心镇压，告知他人不必担心“外国人会回来的”，他说对了，图利的商人们是回来了，但他没说对的是——那是要有某种内外部条件和前提的：中国要显示要继续改革，要融入世界与尊重基本的法律秩序，权力要逐渐透明，保护私人产权，不搞永远的国家垄断……对外，不与西方为敌，不想压垮美国争世界第一，还有，就是在战略上存在另一个直接威胁西方的对手，中国的合作就显得具有价值，等等。当邓说那句话时，他可能预见到美国为对付依旧存在的苏联，为大局着眼，是不会彻底抛弃中美关系当时的架构，尤其中国如果把“改革再干起来”（“六四”镇压后邓不断强调的观点）的话。但苏联的垮台或许让他意识到，中国的地缘战略价值不复以往，必须做出更大的调整才能取信美国，靠经济增长拉回外国人了。这或许是他没有对外明言的促使他南巡的另一个考量。

尽管有新一波对外更大的开放，包括因镇压晚了十年最终通过艰苦努力加入了世贸，也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但自“六四”后开始强化的反西方，反“和平演变”的教育与宣传一直以各种方式依据形势时强时弱地延续着，担心出现苏东的局面，一直象一个噩梦挥之不去，萦绕在中共领导人的脑际。虽然对那些毛左—民族主义分子的极端反西方说法也有所压抑，但整体上，“中国可以说不”之类的话语、“抗日神剧”开始泛滥，受到官方的鼓励，反西方的各种民间斗士、愤青、小粉红们层出不穷，以爱国名义获取某种政治正确性及自我的心理满足，挟持、影响着中国在涉外问题上的社会舆论。至习近平主政后，这种反西方的民粹、民族主义话语日渐与官方主流话语合流。这当然与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发生重大调整有关，但回顾三十年后“六四”的演变，其中也还是有其清晰的脉络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国要怎样对待世界，世界又会怎样看待中国？

6) 台、港、藏关系的转折

　　“八九—六四”对香港、台湾、西藏问题的处理来讲影响深巨，如何估计都不过分。“八九运动”有正面作用，促进、强化了人们对大陆、内地的关注，作为中国人的认同感，甚至是自豪感，让一些人燃起新的希望，对未来的回归、统一的恐惧与拒斥降低；但最后的“六四”镇压后果却是灾难性，永远无法弥补的。就西藏问题来讲，因对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派推动的民族政策抱有好感，流亡的达赖与北京之间关于达赖回藏的谈判紧锣密鼓，后因胡耀邦下台，计划流产，但如果继续当时的其他改革政策，给与胡耀邦恰当的肯定，即便胡不在其位了，达赖在某一时刻回到西藏是完全可以期望的。八九年春北京爆发抗议前一个月西藏发生的藏人抗议，受到镇压，为那年后来学运爆发后北京、成都等地的镇压开了先河。之后在全球对“六四”的抗议声中，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中共政治上的强硬立场也日益体现在一系列对待少数民族问题的政策上，更加强化了青年藏人激进抗争路线的正当性，让达赖的中道路线受到削弱，西藏问题解决遥遥无期，且不容乐观。

　香港自中英声明签署后，作为香港居民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过去逃离中共统治来港定居者，他们对中共怀有深刻切肤的不信任，面对“九七大限”，准备离开香港。是因中共当时一系列真诚的承诺，特别是改革开放的进展，让人们重燃希望，增添了信心。——中国都在向香港的生活方式靠拢，我们又何必担心北京的接管？（邓小平当初所谓香港“五十年后就更没有变的必要”，他的真实想法是因为到那时中国更象香港，还是香港更象中国呢？）作为总理赵紫阳给香港学生的亲笔回信，就回归后香港人民民主选举权利、逐步落实直选做出保证，也给香港人以极大的信心。而这一切，都随“六四”枪声彻底改变！

香港人对中共政权的恐惧与反感再次被唤起。防止香港成为“反共基地”成为北京对香港“基本法”起草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考量，后来有关设立控制香港的所谓国家安全的法律的设想，相信从那个时代就开始可能就成为北京的一个设想。北京与香港社会的互信因“六四”而瓦解。八九运动间“民主歌声献中华”（从这名称上也可看出：对那时的港人，热爱中华与民主是相连在一起的）五、六百万人口的城市５月２８日世界华人大游行声援北京学生时竟有破纪录的一百五十万人上街！这些都显示出，香港人将“八九”与他们的命运、与香港这个城市的命运联系起来。从那时起，他们对香港命运的关注与他们对中国民主的发展连接，三十一年来年年维园“六四”纪念的烛光之海，已成为世界政治图景上一个独特感人的风景。后来那些被北京称为“西方的走狗”，“反中”的民主派人士，事实上过去都是亲中派（如司徒华、前些日子因参与民主运动遭港府逮捕的大律师李柱铭都曾是北京信任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成员）是在“六四”的血腥镇压后，因道义做出抉择，站到反对批评北京一方，成为“港支联”的组织者，领导者。从香港前些年“占中运动”到去年的“反送中”，作为主体的年轻抗争者，都是在纪念八九的记忆里完成他们这一代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成为新时代的行动者。而他们本既没有什么“港独”的说法，也无这种意识与行动，但在北京一次次令他们绝望的拒绝与打压后，因官方歪曲报道而产生的大陆人对香港人维护自由的抗争的误解让港人感到情感受伤后，香港的独特认同一步步得到强化，让香港人与大陆日渐疏远。虽然九七后北京本可有机会真正兑现“一国两制”的诺言，赋予香港高度自治的权利，但走到今天制定“国安法”让自由的香港消亡的这一步，我们不能不说“六四”是最重要的一个历史肇因，一个趋势从八九年开始就埋下。

　至于两岸关系，或许今天的年轻人完全不知，“和平统一”曾经是邓参与定下的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美国建交，１９８６年台湾开放探亲，为两岸关系的解冻，热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让大陆在国际上赢得很大声望，加之在美犯下的“江南案”，给台湾国民党当局造成极大的压力，成为他们决定开放党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要让台湾以政治开放再次赢得国际的好感与支持。八九前，陆续有台湾各界人士包括记者访问大陆，对大陆的贫困感到震惊，但又对因改革开放所造就的活力对中国充满希望。八九运动期间，台湾朝野国民党与民进党都对大陆民运声援支持。“六四”一枪，不仅打碎了很多人因中共改革对中国燃起的希望，也唤醒了与国民党长期反共、恐共教育相连的民众对大陆的反感与恐惧。 看看两岸今日之紧张情形，读马英九去年“六四”三十年时写于脸书上的这段话，岂不让人感慨万千：“令人感触的是当年民众曾经那么关心大陆，双方的心理距离一度贴近，如今却日渐疏离。这固然是因为两岸制度巨大差异的关系，但……３０年前那场民运的处理方式，是两岸民心渐行渐远的转折点”。

　9，八九与中国的未来：重建正义与权利共识

　　八九已经远去，但八九依旧活在今天，这不仅是指八九留下诸多问题如如何对待死难者与伤残者，还他们应有的正义，也包括八九提出的诉求依然是当今中国绕不过去的基本课题：看看当初提出的那七点要求，除提高教育经费等不再是当务之急，哪一条不依然是中国当下所需要急迫认真面对的？就讲官员及家属的财产公开问题，这几乎是所有世界上文明国家所都有的惯例，而仅为这一条，最近这些年又有多少中国公民因为提出这方面的要求而被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锒铛下狱？象中外历史上有过的许多经历一样，中国要走向未来，某种意义上讲首先就需要回到过去，回到某一个承载着历史不公的记忆原点，象履行一个真正的葬礼仪式那样，回应死者和幸存者的诉求，安顿冤屈的亡灵，再出发，重建社会的共识，完成历史的转型。

一个人与一个社会都需要超越性的价值目标，死亡与再生是人类恒久的主题。１９８９年中国那场屠杀造成不公正的死亡，只要一天对那些死亡者、那些受到权力的伤害者不还以正义，中国就无法完成一种道德的重建，就掀不开新的历史一页。是的，所有人都感到，邓开辟经江、胡承续的时代已经落幕。有人遗憾、惋惜，有人高兴、欢心。各持各的理由。这种局面显示，“六四”以后破碎的有关改革与国家发展的共识不仅不复存在，且更加分裂。随着社会的分化，利益的多元，旧式的共识可能永远一去不返。如何重建一种新的让社会共享的基本价值，这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极其重大的问题。

以邓为标志的时代的终结的原因，植根邓路线本身，是邓时代自身的缺陷所造成的。这其中，最关键问题就是正义原则的弱化或缺失。公民，没有被视为一个完整的主体，其权利是不完整的。正义取决于权力。事实上，当邓自己推动告别毛时代时，他自己所赞同或参与的最重要的事就是重建正义——平反冤假错案就是最直接的体现。是在那样一个重建正义的时代氛围里，中国人才充满希望地开始了新的现代化征程。但邓自己后来却忽视或者说背叛了这一点，在他的哲学里，人最重要的或许只是物质生活的改善，党与国家的官员，也仍然只是他属下的家臣。“八九”成为“六四”的结局是与此息息相关的。

“六四”开启的时代本身就是扭曲的、不平衡的，注定要在发展的同时累积诸多严重的问题，需要新的政治领袖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批判地去继承邓，超越邓，最终也是完成邓——完成改革。但另一种可能是，累积的问题为一种混杂着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路线的登台做好了铺垫。遗憾的是，我们看到习近平恰做了这种选择，他用重拾毛时代的做法来修改邓时代的问题。邓的时代，人享有的自由是局部的，公民的权利是不完整的，带来诸多严重弊端，但这种不完整、局部的自由毕竟较毛时代对人的自由与权利的全部剥夺更具进步意义，也因此是造就中国过去几十年发展的根本所在。但习近平以削减自由来因消除局部自由所带来的问题，用本质上是反改革的措施来纠正因改革不彻底带来的问题，最终只会造成更大的问题。面对习对改革的反动，出于策略性考虑，赞扬邓提及邓改革的功绩及路线来抗拒习近平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忘记，习的出现说到底也是邓的路线做的铺垫，是邓的不彻底的改革路线，不仅造成“六四”的悲剧，某种程度上讲，也为习近平新毛主义的内政外交路线的形成准备了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土壤。中国要找到未来真正的出路，就必须检讨、批判、超越邓的改革路线，突破邓的框架，才能真正抵制习的路线，让中国获得新生。

　　造就过去三十年发展的诸多条件都已一一不复存在，今后的三十年前途模糊不明，充满不确定性。但观察这个国家能否新生，能否重建希望其实也很简单——端视人们与精英层都能否重新正视八九的诉求与遗产，以八九宣示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精神，用“民主与法制—治”的方式解决面临的问题，建立一种权利意义上的共识，一种宪政意义上的共识，容纳多种不同利益的诉求，在法律赋予的权利范围内尊重每个公民的价值选择。让重建正义与尊重权利成为新时代的民族共识基础。舍此，如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去作为构建新的共识将是极其危险的。世界范围内，民主正经历一些严重的危机与挑战，不平衡的全球化刺激了各个国家与地区的民粹与民族主义、威权主义，但中国人或许该清醒地认识到：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制度能比自由民主制度更好地解决政权合法性问题。也没有任何比自由民主制度更好的纠错机制，尤其是针对最高领导人、执政集团的纠错，更没有其他制度能比自由民主制度更好地允许公民的意见表达，提供公民权利的保护。人类不存在完美的理想制度，而恰恰是自由民主制度是唯一以承认人性的不完美而设立的制度，因此也是最具有现实性的不理想的理想制度。威权体制会消减人民一时因种种问题、危机引发的恐惧，但威权体制也注定会造成更大的恐惧与危机。

追求自由与尊严，是现代人的生活与命运，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亦是如此。三十年前北京的学生与市民们所作的努力、牺牲，成功与失败，也是这长长的故事中的一页，这故事没完，会有新的篇章。只是祈望，那篇章里不要再有更多的眼泪与鲜血，有更多的欢笑与人性的光芒。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