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今天小山美眉还推荐了一部纪录片，是她的老师和彭小莲一起拍的关于胡风事件的纪录片。

彭小莲（1953年6月26日－2019年6月19日）是中国大陆第五代电影导演，编剧和作家。她所指导的电影《上海纪事》荣获第五届华表奖“最佳故事片”奖，而她本人也凭借电影《美丽上海》获得第2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她的作品大多以女性為主角， 細膩入微地傳達女性內心情感的變化，並能反映出時代面貌和社會問題，多部作品都在海內外得到殊榮，其中《假裝沒感覺》曾獲零三年意大利都靈國際婦女電影節 最佳故事片、最佳導演獎。

想起多年前我家贝壳曾经专访过彭小莲，于是谷歌了一下。找到了该篇专访文章。发现是2007年10月做的专访，文章还是我2008年转发到豆瓣上的存档。那时候贝壳还在中国青年报的子报青年时讯做文化记者。

彭小莲 自我选择的理想

野兽爱智慧 (北京) 2008-04-18 04:57:23

[青年时讯]彭小莲 自我选择的理想

http://www.youth.cn 2007-10-23 16:00:00 中青网

和其他82届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黄金一代”不同，彭小莲低调、边缘。她拍的片子也一如她的为人，几乎不可能和那些商业大片出现在同一排货架上。即使她说的故事是发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跳着伦巴的旧上海，镜头里穿梭的华丽旗袍不过是婉玉和阿川故事的微小注脚。

拍的不是商业大片，但彭小莲的电影语言很美，有细节、有氛围。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看过彭小莲的《女人的故事》(1988年)说：“我看了一部漂亮的电影，也看到了一个漂亮的女导演。”他把《女人的故事》的录像带一边放一边告诉彭小莲哪里好、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经过他的启发，彭小莲创作影片《假装没感觉》(2002年)、《美丽上海》(2004年)时，她将本能转化为自觉的意识。小川绅介生前说：“她会成为一位大导演。”

正因如此，1992年小川绅介病逝后，他的妻子洋子请彭小莲完成了小川绅介的遗作《满山红柿》。之后，该片成为2001年的“日本十佳纪录片”。完成片子的过程也是彭小莲了解小川绅介以及他的电影团队的过程，但结果却并不如她完成片子一般一目了然。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困惑！

小川绅介身后留下了包括“三里冢系列”(1968年~1973年)、《日本国古屋敷村》(1982年)、《牧野村千年物语》(1987年)在内的18部优秀的纪录片以及亚洲唯一的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他与另一名曾是他的团队一员的纪录片导演土本典昭并称为“日本战后纪录片领域的两座丰碑”。小川绅介用公社式的拍摄方法拍摄纪录片。他与团队成员集体参与到乡间生活，耗费几年的时间，一切只为了让记录的主题有生活原本的体温和质感。

但就是这样一个令人骄傲的理想主义群体，在维持了8年后，竟然溃散了！“小川是个为理想献身的人，他支撑着这个工作室，制作出一流的电影，他一人挑着众人的担子，难道大家不应该和他一样为理想献身吗？”

事隔6年，彭小莲回忆往事，情感在笔端蔓延。她在这部试图解读小川绅介的书的扉页写道:“小川导演,请允许我,献上我们对您全部的热爱和迷惘……”

▲▲▲小川绅介的理想主义

《青年时讯》(以下简用问)：小川绅介的团队一直在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在您完成他的遗作《满山红柿》时，也是这样。工作条件、物质条件和理想之间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吗？还是说，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理想、实现理想更加难能可贵？

彭小莲(以下简用答)：你提的问题，是想问我物质和精神的东西是否可以调和？当不能调和的时候，是否精神的东西，会变得更加可贵和有价值？我这样理解对吗？

实际上，我越来越感受到的是，生命的体验是主观的，就像对快乐的感受一样。只有你自己体验到了快乐，它才会变得快乐，别人的理解是帮不了你的。

所以物质和理想之间无所谓调和不调和，是你自己选择的，你在做的时候，感受就是抽象的。所谓理想的实现也是抽象的，在别人看来是实现了，你可能觉得决然不是那么一回事，在别人看来，遥不可及的时候，你却觉得自己达到了理想的境界。关键是，对你自己做的事情，你有多少热爱。我至今回想起当初在山形剪片子的日子，更多的是留念，每天就像见角说的，“很充实。”我们在剪接机前是快乐的；买了食物回来，自己做饭，吃得就特别香。这里对我们，没有什么可贵而言，只有快乐的回忆和感受。当生命走过这个阶段的时候，这份快乐就会变得很珍贵。

问：小川绅介的团队成员渐渐以各种理由离去，其中不乏因为现实的因素。在书的序言里，钱满素也写道：“时过境迁，现代化促进了经济发展，日本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他们不再反抗，小川绅介的工作变得困难，因为日本人的理想改变了。”

小川绅介的“理想主义”是不是一种特定时代的“理想”？这个“理想”与时代的语境息息相关。一旦语境变了，“理想”也没有了？在这个物质化、追求效率的时代里，小川绅介的“理想主义”是不是显得很奢侈？

答：不是什么语境变了，是理想主义这个追求和行为，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奢侈的！因为它超越了世俗的愿望，它更多的是一种精神需求。

问：您写了不少小川绅介拍片子的细节。比如：等一年的时间为了拍稻子授粉、拍火焰时的忘我……从对电影、对艺术、对事业的热爱的角度来看，这个意义层面的“理想主义”是不是也在逐渐消逝？

答：其实，你说的这种等待的消失，是在我们国家逐渐在消失。在国外还是有很多人在那里慢慢地磨自己的作品。我认识的第一个美国纪录片导演，叫朱莉·古斯塔夫逊(Julie Gustafson)，她为了拍一个关于十几岁孩子怀孕的纪录片，从纽约搬到了新奥尔良，因为那里黑人比较多，生活穷困，很多黑人女孩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做了母亲。他们那里的宗教习俗使得她们不能流产。她整整拍了十年，慢慢地跟踪这些女孩子，从她们恋爱到做单亲母亲，面对社会的压力，最后怎么培养孩子，走上独立或者是比较艰辛的生活道路的故事。

我跟她谈话的时候，知道片子参加了很多电影节，得了很多奖。但是，这一切跟她十年的付出相比，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她这样做，是她的选择，这其中她经历了很多困难的阶段，但是她是在这个困难里面，体验人生的。

问：较之其他类型的影片，纪录片本身是否就是“理想主义”的体现？因为看纪录片的观众是小众，而且纪录片几乎不具备商业特性。

答：不能说纪录片本身是“理想主义”的体现，也是有人从功利的角度出发开始做纪录片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一个单纯的说法。但是，纪录片确实很难给人带来太多的功利的实际价值的东西，至少说很难！首先，拍纪录片需要有一份耐心，需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住等待。时间在纪录片中，是价值的体现。现今这么急功近利的时代，又有多少人能耐住这份等待和寂寞？

另外，拍纪录片的人，常常对社会有更多的责任感，他们的付出，从世俗的角度看，往往变得得到的太少了。

这几年国外的商业院线也开始放纪录片，但是纪录片的商业价值，是远远不能和故事片比的。这倒不是大众小众的区别，而是故事片是商业行为，商业行为一定是要商业回报和效益的；而纪录片更多关心的是社会、文化和人类的问题。这些东西是进入知识分子的思考范畴，所以很难有大的商业回报。那么就更难得到一些功利上的实际收益。

▲▲▲他们的“理想主义”

问：您的母亲一直都出现在您的作品里，《他们的岁月》里，您写到彼此间的争执，到《理想主义的困惑》她对你向小川绅介表示支持，电影《美丽上海》里的老母亲，她对您在哪些方面有深刻的影响？

答：不要说什么老母亲，对我来说，母亲永远是年轻的。因为，我们都是和母亲一起成长、变老。而任何人的影响，都会是在你年轻的时候接受，而对你一生产生效果，所以母亲对我来说，永远是一个年轻的形象。

你看过我的《他们的岁月》，所以你知道我母亲经历的时代和历届的政治运动。我看见了她一生的艰辛，从小就是受她的影响。她喜欢把自己确定为知识分子，她说知识分子有什么？就是什么都没有，没有权力，没有金钱。知识分子具有的全部，就是自由思考！

所以她一直要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一个女人首先要学会自立，要有一个生存的本事；然后你才有自由的本钱。她还会对我说，不论成名或者挣多少钱，都不能从本质上让你快乐，如果不能由自己来把握住命运的话。做一个人，不能依靠任何人；特别是不能依靠男人，命运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不然你不会感受到生命的快乐。因为你要看别人的脸色，祈求来的快乐是有限的；没有自己的空间，任何快乐都会变成一分压抑。

母亲留给我最大的财产是，她让我养成了读书的习惯。走到哪里，都知道怎么买到一本有意义的书。但是，她也让我变得跟她一样，不喜欢看报纸，从来不看电视。

问：由《理想主义的困惑》小川绅介的故事联系到之前您写的《他们的岁月》里父辈们的故事，对于“理想主义”的思考，两本书之间有隐约的联系。

从父辈们写到小川绅介，您心里的“困惑”似乎有了答案，这是否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谅解、原谅？对“理想主义”的原谅，对它给人们带来的狂热和崇拜的原谅。

答：我没有、也不可能对任何人的“理想主义”有所原谅。这是每一代都会有人去选择和诞生的生存状态，从过去到现在，也到将来。这是每一个人自己的选择，这里面没有错和对的问题。就像我的父母，他们的选择，是他们自己的决定。也许，有些选择，在今天看来是一分荒谬，在这分理想主义里面，同时还具有了更多的讽刺和鲜血。但是，对于一个个人来说，选择本身是有意义的，他是对自己负责的一个行为。在大浪淘沙的岁月，在变化的年代里，每一个对社会具有责任感的年轻人，都要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做出一个选择。

于是，再荒诞的岁月，也会因为你自己的选择，而对于你个人来说具备了意义。

▲▲▲游历在边缘的自由与清醒

问：当年和您一起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的同学，成为大腕的不在少数。您却始终在边缘游离，这种“游历”是不是让您对电影内容的把握保持了一分清醒？为什么您做这样的选择？

答：我觉得你确定我是边缘的状态，比较准确。实际上，很多东西是不由你个人来选择的，你一步一步往前走，各种因素偶然和必然的，都会牵着你走，最后常常就改变了你理性的选择。更多时候，在这里面还是有一种宿命的东西，不管你主观上是否愿意接受这种说法，走到那一步的时候，就会身不由己。年轻时候的选择和年纪大的选择总是不一样的，生命里的基因也在发生变化，于是你只能服从天命的安排。

在边缘有它的好处，就是你说的会保持一分清醒，更重要的是有一分自由。这对一个像我这样散漫的人来说，会比较合适。你做个体，自由职业、没有单位，最大的优越是，你再也不用去开会、听报告，看人脸色。但是，自由职业也很尴尬，收入没保障，生活并不安定，再加这个边缘一定会使你不合群，左右都不是。这样你也会失去很多机会，你明知道自己是不合理性的行为，改变和不改变，都让人觉得不自然。所以，最终就把自己设定在一个矛盾的位置上。从利益上看，常常会失去一些东西。因为我边缘，我就不可能彻底，所以在世俗的东西受到损失的时候，同样就会很头痛。

问：2006年第3期《收获》杂志上收录了一篇您和田壮壮导演的谈话：“电影人的尴尬”。这个“尴尬”是因为中国电影努力试图与国际接轨导致的吗？您如何看待中国电影、中国导演在国际电影节上的频频获奖？

答：尴尬是各种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体制也会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我就不可能简单地把它归类到什么原因里去，这就是一个现实。即使找明白了因素，我们也是很渺小的，要改变，又谈何容易？

我想，中国电影和导演在国际电影节上频频得奖，是一个好事情。这可以清楚地看见，世界是真正开始关注中国，对中国的理解也一点一点走到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他们的好奇，再也不是仅仅停留在什么小脚女人、小老婆，这一类对西方人来说神秘的东西上。

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也开始走向一个人文的关怀。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青年时讯记者 钟蓓/文)

个人简历·

彭小莲，1953年6月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从事导演工作。1989年赴纽约大学电影研究院学习，获硕士学位。1996年后，回国担任独立电影制片人兼导演工作。 主要电影作品包括：《我和我的同学们》(1986年)、《女人的故事》(1988年)、《上海纪事》(1998年)，纪录片《满山红柿》(2001年)，“上海三部曲”《假装没感觉》(2002年)、《美丽上海》(2004年)和《上海伦巴》(2006年)。剧本《艰难的真话》获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剧本奖。 小说《阿冰顿广场》、《燃烧的联系》、《流放者的归来》、《被磨蚀的渴望》等，纪实文学《他们的故事》、《理想主义的困惑：寻找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部分作品已被译成多国文字介绍到海外。

彭小莲（1953年6月26日－2019年6月19日），湖南茶陵人，中国大陆女性电影导演、编剧和作家。她所指导的电影《上海纪事》荣获第五届华表奖“最佳故事片”奖，而她本人也凭借电影《美丽上海》获得第2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6]

早年生活

彭小莲于1953年6月26日出生于中国湖南省湘潭地区的茶陵县（现属株洲市），她是她父母最小的女儿。[7]

彭小莲的父亲是彭柏山，曾是诗人和小说家，后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参加中国共产党；1938年参军并官至新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24军副政委；1953年接替夏衍成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1955年被批判为“胡风份子”，从此陷入无休止的批斗和监禁中；1968年4月，他被殴打致死。[7]而她的母亲则是朱微明，曾是新四军《先锋报》主编，后调任为《大公报》记者；解放后在上海电影译制厂工作。[7]

由于受到其父亲案件的牵连，彭小莲和她的兄姐们在1969年或被抓捕、或被发配到其他省份，而彭小莲则被派往江西省插队。[7]

1978年，返回上海的彭小莲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并和陈凯歌、田壮壮、李少红等人成为当年导演本科班的学院。在毕业后，彭小莲也和陈凯歌、张艺谋等人被归类为中国第五代导演。[8][9][10]

职业生涯

初出茅庐

1982年，彭小莲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并分配至上海电影制片厂，并在那里从事场记的工作。[11][12]1986年，彭小莲完成了她的导演处女作，一部儿童电影——《我和我的同学们》。这部电影让彭小莲获得了“童牛奖”优秀儿童少年故事片奖和优秀故事片导演奖，以及“金鸡奖”最佳儿童故事片奖。[13]

随后，彭小莲的第二部电影作品《女人的故事》在1988年上映。这是一部讲述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三个从未离开过家乡农村妇女决定离乡外出挣钱的故事。电影因彭小莲的强烈女性主体思想和对当时社会根源问题的批判而获得赞誉，并走出国门在8个国际电影节放映，还荣获了12届法国国际妇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夏威夷国际电影节观众评选最佳影片奖。[14]同时因为这部电影，彭小莲与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结缘。[14]

美国进修

1989年，获得洛克菲勒奖学金的彭小莲前往纽约大学电影学院进修艺术创作硕士学位课程，并于1996年毕业。[12]

在美国进修的这段时间里，彭小莲并没有独立完成一部电影。但是她所创作的剧本《艰难的谎言》却获得了鹿特丹电影节最佳剧本。[12]期间彭小莲曾经尝试拍摄一部纪录片——《我的日本梦》——来作为她的硕士毕业作品。[7]但是这个纪录片的拍摄计划因为主要支持者小川绅介的去世而搁浅。[15]1992年，因小川绅介遗孀的请求，彭小莲替小川绅介完成其遗作《满山红柿（上山 柿と人とのゆきかい）》的后期工作。[14]

尽管在美国纽约的日子里，彭小莲没有拍摄电影，但是这段经历却对她有着深刻的影响。她将这段日子的经历写成了小说，而这些作品收录在她的小说集《回家路上》。[16]

再返上海

1996年，彭小莲毕业之后返回上海。再返上海之后，她成为一位签约导演，游离于当时中国影视制作的体制之外。[12]同时，她也在尝试一些独立电影的制片工作。[14]同年，彭小莲参与改编的电影《我也有爸爸》上映，获得极大成功。同年，她与朱斌联合执导的悬疑题材电影《犬杀》上映。[14]

1998年，为纪念上海解放50周年，彭小莲拍摄了电影《上海纪事》，这部电影获得了次年的华表奖最佳故事片奖。[14]

2002年，受到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获奖作品《站在十几岁的尾巴上》的启发，彭小莲拍摄了电影《假装没感觉》，[14]这部作品开启了彭小莲“上海三部曲”的序幕。[17]2004年，彭小莲拍摄了“上海三部曲”的第二部《美丽上海》。这部作品为她赢得了金鸡奖最佳导演。[18]2006年，“上海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上海伦巴》上映。这部电影是基于赵丹和他的妻子黄宗英的故事所改编。[17]

2018年，彭小莲最后一部电影《请你记住我》上映。[14]

再返上海之后，彭小莲除了拍摄剧情片之外，也致力于纪录片的拍摄。受其父母的影响，彭小莲从1996年开始筹拍有关受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牵连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批斗人士的纪录片《红日风暴》。该片从2003年开始拍摄，直至2009年完成剪辑。[7]在彭小莲去世前，她曾想过拍摄一部纪录片，但最后没有开机。[19]

这段时期彭小莲除了参与电影的拍摄和制作之外，也继续创作文学作品。2017年，《胶片的温度》获“上海文学奖”，《书斋外的学者》获“钟山文学奖”。[17]

马信芳：彭小莲走了，让我们记住她

惊悉导演彭小莲6月19日上午在沪辞世，享年66岁。

彭小莲1953年6月出生于湖南省茶陵县。曾在江西插队9年，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从事导演工作。其作品在国内外获得多项嘉奖，代表作品有《女人的故事》《上海纪事》《假装没感觉》《美丽上海》《上海伦巴》《我坚强的小船》《请你记住我》等，其中《上海纪事》曾获华表奖最佳故事片，彭小莲本人凭《美丽上海》获第24届金鸡奖最佳导演。

电影承载了彭小莲太多的情怀与思考。2018年，她的最后一部电影《请你记住我》上映，在这部影片里，她让当时92岁的黄宗英如愿再度登上银幕。为此，她还专门撰写了《领衔主演：黄宗英》一文记叙了当时情景（点我阅读：彭小莲：我终于完成了黄宗英的愿望）。

彭小莲导演的作品总是离不开上海这个元素。她曾对我们记者说：“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我对上海特别特别地熟悉，那一幢幢房子里的人及它背后的故事，体现着她的文化和历史，值得大写大拍。”特此重刊《彭小莲与她的上海情结》一文，以志纪念。

2002年，一部由吕丽萍和孙海英主演的电影上映了，那就是导演彭小莲筹划的“上海三部曲”的第一部《假装没感觉》。透过上海一个普通市民家庭里发生的故事，表现出她对女性情感和女性独立自主意识的文化关怀。当时虽未在国内取得轰动效应，却被誉为是少见的一部拍出上海城市韵味的影片。而当其改名《上海家族》移师日本上映后，却迎来如潮好评。

两年后，带着淡淡的忧愁、讲述上海一个大家庭中母亲与她的4个子女之间复杂悱恻的情感纠葛的《美丽上海》问世，在第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一举斩获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4项大奖，这在金爵奖史上前所未有。一部影片一夜绽放，随后又登陆央视和本地的电影频道，让更多观众通过电视机欣赏到了这部折射出上海人情感的作品。

次年，彭小莲开拍“上海三部曲”的第三部《上海伦巴》。时值中国电影百年，她巧妙地以老一辈艺术家赵丹与黄宗英之恋为原型，用电影说电影的形式向中国老电影人致敬。老上海的浪漫在“伦巴”中尽情发挥，虽然与《美丽上海》等片的写实风格有所差异，但业界都知道，彭小莲此为是圆她长久以来的一个梦。

或许，这就是我们这位女导演，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深深情结——弄堂角落里的吴侬软语，细说着家长里短；精致的别墅花园里，铺满了秋天的红叶；“上海”的含蓄和“伦巴”的奔放交织缠绕，就像演员在台上与台下的光影轮转之中。彭小莲把上海分解成了一幅幅油画，而每一笔都透着这个城市中特有的人情冷暖。

和其他82届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黄金一代”不同，这位“第五代导演”低调、边缘。她拍的片子也一如她的为人，几乎不可能和那些商业大片出现在同一排货架上。即使她说的故事是发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跳着伦巴的旧上海，镜头里穿梭的华丽旗袍不过是当时人故事里的微小注脚，但它确是上海味道老浓的故事片，有别于王家卫那种在香港搁浅的上海记忆。

独立导演到访问学者

文革后，彭小莲获得了报考大学的机会。因为她是和妈妈一起在电影厂长大的，电影早就溶入她的生命，她毫不犹豫选择了北京电影学院，并跨进了导演系。这一班出了一批出类拔萃的人物，并形成了令世界影坛瞩目的中国第五代导演群。彭小莲跻身其中。从这点说，她又是幸运的，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

彭小莲没有想到，自己学的电影竟是烧钱的艺术，而她偏偏不擅长去搞钱，自然就无法选择自己钟爱的题材去创作。就这样，她只得用另一种方式搞艺术。她不放过每个拍片机会，往往将别人不敢接手或不屑一顾的题材接过来，利用极有限的资金，极尽全力发挥自己和剧组成员的想象力、创造力，同时将此做到极致。所以，她对每部得来不易的影片，倾注了她的追求，每部都有她别出心裁的创造，因而都能出奇制胜。

1986年彭小莲导演《我和我的同学们》。影片生动真实地反映了当代中学生的生活，塑造了蓬勃向上、个性鲜明的中学生群像，总体构思完整，镜头运用、画面构图和节奏的掌握都自然流畅，展示出她的专业技巧和艺术才华。影片获得第二届“童牛奖”优秀儿童少年故事片奖和导演奖，接着又荣获第七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儿童故事片奖。

第二年，彭小莲执导《女人的故事》。此片讲述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三个从未出过门的农村妇女毅然离乡挣钱的故事。影片融入了彭小莲对社会和女性的深深思考，细腻入微地传达出女性内心情感的变化，触及到相关的社会根源性问题。影片一上映，就受到专家和观众的肯定。不久，受到国外电影界的关注，先后在8个国际电影节上放映，并获12届法国国际妇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夏威夷国际电影节观众评选最佳影片奖。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生前看了这部影片后，认为彭小莲的电影语言极其漂亮，懂得如何把握细节和营造氛围，给予了很高评价。1992年，小川因病去世，留下尚未完成的纪录大片《满山红柿》，其遗孀据此找到彭小莲，希望她接手完成小川的遗作。经彭小莲后期制作，《满山红柿》后来成为日本十佳纪录片之一。

当她事业处于上升期时，1989年彭小莲收到了去纽约大学电影研究院当访问学者的通知，同时洛克菲勒基金会给予两万美元的奖学金。然而，面对这极好机会，她却纠结起来：一是暂时要告别中国影坛；二是妈妈病得很重。她难以启齿啊。还是妈妈最知女儿心，那天，妈妈看着彭小莲，对她说：“你有机会出去读书，见世面，这是我和你父亲渴望了一辈子的事情。你父亲在九泉之下都会笑出声音来的。”

“那你？”

“你别牵挂，妈妈什么都经历过了，这算什么。你去吧，到了那里，就把这里的一切都忘记……好好学习！”妈妈嘱咐女儿。

“这怎么可能呢？我离中国越远，那份思念就越深，所有的记忆像放电影一样越来越清晰。”彭小莲回忆说，“所以，我一拿到学位，马上就回国了。”

回国后，彭小莲除继续从事导演工作外，开始担任独立电影制片人。1996年她参与改编的影片《我也有爸爸》获得极大成功。同时，她独立执导了《犬杀》，该片通过一起狗咬主人致死的离奇事件，引发出一桩扑朔迷离的谋杀案，情节曲折，引人入胜。1998年，为纪念上海解放50周年，她又执导影片《上海纪事》。该片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了“上海解放”这一重要历史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接管特大都市时采取的一系列有力措施。彭小莲以熟练的电影表现手法使影片艺术地再现了这段难忘的历史。该片获得了1998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故事片奖。

“上海味道”浓郁的三部曲

如果说，从大学毕业到独立执导影片，这15年对电影这门艺术还属从初识到认知阶段，那进入新世纪后，她对电影语言的运用已日趋成熟，小川绅介大师生前称彭小莲一定会成为优秀导演的预言开始兑现。

2000年彭小莲无意间看到《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打头的一篇就是一等奖获得者徐敏霞的《站在十几岁的尾巴上》。彭小莲说，“我似乎看见了一扇窗口，一个压抑的家庭，一个女孩子的难以表达清楚的困惑。顺着她的情感的变化，我渐渐看见了跟我们这代人不同的东西。选择拍它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这篇作文给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电影元素，就是它的行为线。在她们不断地搬家、寻找房子的过程中，我看见了一对感情上没有归宿、没有安全感的母女。”

于是，她很快找到原作者据此改编成电影《假装没感觉》。影片通过石库门里一个普通市民家庭里发生的故事，从生活、婚姻、爱情等方面展现了三代女性处理问题的不同方式，折射出时代的变迁。彭小莲大学时代的朋友吕丽萍，不仅自己加盟《假装没感觉》，还把孙海英也带进了该片，两人的精彩表演为影片大大增色添彩。这是彭小莲筹划的“上海三部曲”第一部，她悄然揭开“大上海”繁华的面纱，把普通人的生活展现给观众。看来温馨而亲切，却给人以无尽的遐思：女人，究竟该怎样生活？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假装没感觉》还感动了已经7年没拍电影的著名制作人徐枫女士。徐枫的汤臣电影公司拍摄过《五个女人和一根绳子》《滚滚红尘》等名片，更凭借电影《霸王别姬》获得过第4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在徐枫看来，彭小莲的才华，尤其是对上海精神气质的准确把握不可小视，于是她决定为彭小莲的下一部电影《美丽上海》投入巨资。

徐枫还为之请来了王祖贤和顾美华，当她们与凭借电影《城南旧事》赢得无数赞誉的郑振瑶、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赵有亮和北京人艺的冯远征等一起，演绎花园洋房中分散在世界各地的4个子女回家看望母亲的故事时，旧日恩怨矛盾暗起，但人与人之间的宽容和理解却又绽放出它的美丽，浓郁的上海风情在老洋房中展现。

《美丽上海》赢得了上海人，且把专家们征服了。2004年9月，在第2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选中，一举囊括了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四大奖项。香港导演吴思远在宣读评委会的评语时说：导演彭小莲在《美丽上海》中整体把握得当，叙事流畅，细节处理真实、细腻，人物个性刻画生动，对历史有较为准确的认识和把握。

彭小莲对上海一往情深，她原计划拍摄的“上海三部曲”，并以房子为特征。《假装没感觉》，讲的是石库门中的故事；《美丽上海》，讲的是花园洋房中的故事；第三部是发生在高级公寓里的故事，里面的知识分子、干部，当年去延安寻找理想，现在他们的儿女要去西方寻找理想……然而，“高级公寓”没来，《上海伦巴》却“捷足先登”了。

《美丽上海》中彭小莲（中）为演员说戏

于是一个凄美的老上海爱情故事正逢电影诞生百年登场了。因为是以老上海电影圈为背景，因为剧中出现的《乌鸦与麻雀》，于是，赵丹和黄宗英的爱情故事成了《上海伦巴》的原型之一，抑或就是依据那段风花雪月却故意隐去主角的名字。不管怎样，含蓄内敛的情感表达永远都是老上海爱情的既定模式，所以就连原型生活和电影剧本之间的界限也被处理得模糊不清。这是一段在镁光灯前后之间流淌的爱情，一个游走于高光与阴影边界之上的传奇，戏中有戏的叙事结构让整部电影充满了蒙太奇式的神秘。

彭小莲说，很多人都喜欢写上海的黑帮、风花雪月……但对我来说，一直想表现的是老上海的左翼，带理想主义的很美好的艺术家的东西，当年很多很好的艺术家都是从那里走出来的。

影片完成后，彭小莲带着《上海伦巴》去华东医院看望黄宗英，她称她阿姨。宗英阿姨连晚饭也顾不上吃，直至看完。彭小莲问，“拍得像你们当初拍《乌鸦与麻雀》状态吗？”

“像！”黄宗英轻轻地却毫不犹豫地回答，“片场挺感动，让我想起很多事情……”

彭小莲说，她说得那么轻，可是那么深情，我几乎想哭。我知道，这里不光是因为她会想到阿丹叔叔，他那么坎坷的一生；还有他们那么热爱的郑君里导演，无端地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她的好朋友上官云珠，也是在“文革”里，在造反派残酷逼问之后，凌晨跳楼自杀；吴茵在1957年的时候，被打成了右派……

彭小莲告诉我：“带着人文情感，找到不一样的视角，捉住那些蕴含人与生活本质联系的细节，把故事片拍出纪录片的毛边感，把空气也拍到电影里去。”——这是她从小川绅介大师那里悟到的电影哲学。因为小川身体力行地告诉她：好作品跟思想的诞生一样，需要闲暇、空间和沉淀。

她还说，如福克纳所言：“我写一本书，就要把我这个豆腐干大小的地方写尽。”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我对上海特别特别地熟悉，那一幢幢房子里的人及它背后的故事，体现着她的文化和历史，值得大写大拍。可惜现在没有投资。如有，我一定将它拍个够。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