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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病夫?|因“《华尔街日报》辱华事件”而引起的一次知识考古

由于2020年的《华尔街日报》事件,我对“东亚病夫”这个词产生了知识考古学的兴趣。


2019-CoVID疫情爆发之后,2020年2月3日《华尔街日报》编辑在替巴德学院(Bard College)教授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的文章所起的标题中使用“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来形容中国。

2月19日,中国宣布以此为由吊销《华尔街日报》三位驻华记者的记者证并驱逐出境

《华尔街日报》称"Sick Man of xx"是英语中惯用词组,该词不含有任何种族歧视的意味,属新闻自由,并曾用于包括英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更指中国官方煽动舆情以转移注意力,掩盖自身处理疫情的问题。

同时还有媒体认为这一行为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对2月18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将五家中国主流官方媒体机构认定为“外国使团”一事做出的回应。

2月20日,《华尔街日报》的53名记者和编辑向高层发出联名信,要求考虑修改标题并道歉。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wearing a protective face mask receives a temperature check in Beijing, Feb. 10. PHOTO: JU PENG/XINHUA/ASSOCIATED PRESS


据自由的维基百科考证:

东亚病夫(Sick man of Asia / East Asia)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民族主义词语之一。最初出自英国人之手,乃是化用英语中的常见表达,用于批评清政府的腐败与无能。后在清末民初的救亡运动之中,经梁启超等人的宣传与曲解,加入“进化论”与民族主义的因素,并往往虚构出于外国人之口,用于指代中国人身体素质低下,以鼓舞同胞,成为激发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典型用词。事实上该词汇主要存在于中文之中,在英文世界缺乏影响力。在2019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有关此词是否涉及种族歧视引起了极大争论。

由来

“东亚病夫”一词最早出现为“东方病夫”,出自当时上海英国人办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1896年10月17日的一篇文章,作者是英国人,批评官僚腐败、风气恶劣的晚清政府。西方人用“Sick Man of ××××”批评很多政府,如19世纪中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波斯,就连强国德国也曾经被批评是欧洲病夫,可能因为德国才刚刚在欧洲列强中崛起。晚清西方世界将中国称作“病夫”,非但与中国人的身体素质毫无关系,而且不存在所谓的“讥讽”、“嘲笑”的意味。

另一篇同样刊于1896年的《万国公报》上的文章〈探本穷源论〉,作者是外国传教士李佳白,将中国比喻成病人,作者则自居为医师,替中国开了不少药方──文章分别以“论弊病之情形”、“论弊病之源流”、“论除弊病之外感”、“论除弊病之根”等为主题,系统讲述作者对改革清政府的吏治、财政、教育等各个方面的意见。

实际上,欧洲人认为中国人卫生习惯不好,批评中国脏乱与医学落后,他们却很少说中国人体质孱弱。相反地,不少外国医师认为,中国人在如此恶劣环境还能生活,表现出强大的免疫力,身体勇健。

晚清鸦片吸食者。“洋人用鸦片毒害国人身体”和“洋人嘲讽国人是东亚病夫”,近当代历史教科书中一直视二者为因果关系。但该逻辑忽略了近代以来中国境内绝大多数鸦片其实是自产而非进口。


演变

1903年前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扩展西方的“中国病夫论”的内涵。梁启超在《新民说》第一次用“病夫”来形容所有的中国人,说:“夫中国一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新民说》一发表,用“病夫”来形容中国精神落后、麻木不仁,也成为舆论界的时髦。1903年,陈天华写作《警世钟》,就说:“外洋人不骂(中国人)为东方病夫,就骂为野蛮贱种。”

1905年,小说《孽海花》出版,其作者曾朴即公开署名“东亚病夫”;此书风行一时,是当时顶尖的畅销书,“东亚病夫”一词也迅速流传开来。事实上,曾朴本人使用“东亚病夫”来自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本人的身体不好。此后,中国人自己将“东亚病夫”与国民体质问题纠缠到一起,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中国人自己扣自己的帽子。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东亚病夫”从来就是外国人对中华儿女的蔑称。许多中国人对“东亚病夫”一词的理解是清末中国人吸鸦片导致身体瘦弱,所以遭外国人轻视,也近似于人们所说的“鸦片烟鬼”;现代也有中国人也将严重二手烟害、空气污染及黑心食品视为东亚病夫再现

曾有这样的故事流传:

在1936年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参加近三十个比赛项目,代表团共140余人。后来在所有的参赛项目中,除撑杆跳选手符保卢进入复赛外,其余的参赛人在初赛就已经被遭淘汰,中国奥运会代表团全军覆没。这些中国运动员在回国途经新加坡时,当地的报刊上发表了一幅外国人讽刺又嘲笑中国人的漫画:在奥运五环旗下,一群头蓄长辫、长袍马褂、形容枯瘦的中国人,用担架扛着一个大鸭蛋,题为“东亚病夫”。

但新华网认为,此故事也有若干可疑之处。第一,至今尚未有人找到1936年中国人在新加坡看见的那幅漫画,所以这个故事只能算是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说。第二,漫画上画着一个“硕大无比”的鸭蛋,但外国人并不会像华人一样用“鸭蛋”来形容“零”字。且除了1896年一篇英国人的文章以及1936年一幅据说是外国人画的漫画以外,没有看到其他外国人用“东方病夫”或“东亚病夫”来侮辱中国人的资料。

《华尔街日报》就一篇评论文章标题的内部辩论,再次揭示了新闻部和评论部之间的紧张关系。 JOHN WISNIEWSKI


普及

日后“东方病夫”成了中国人常用的词汇。1918年的一本《中国体育史》的序言中:“我国右文左武,相沿千载,积弱既形,遂称东方病夫之国。喧腾寰区,耻孰甚焉!近十年来,国民迷梦渐觉,始省重文之习,不足为治,于是结社设会,研究体育。” 1920年代中国流行的一本通俗小说《近代侠义英雄传》描写,一位俄国大力士说:“鄙人在国内的时候,曾听得人说,中国是东方病夫之国,全国的人,都和病夫一般,没有注重体育的。鄙人当时不甚相信,嗣游历欧美各国,所闻大抵如此。及到了中国,细察社会的情形,乃能证明鄙人前此所闻的,确非虚假。”

1956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提出:“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但是,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郭沫若亦有《全运会闭幕》诗云:“中华儿女今舒畅,东亚病夫已健康。”

此词也用在中国反日情绪上。在李小龙电影《精武门》和亚洲电视的《大侠霍元甲》、《精武门》等功夫影视剧,对日本人蔑称中国人“东亚病夫”这一谬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虹口道场的日本人派人来公祭霍元甲,送上“东亚病夫”牌匾。而当时陈真不甘国民被侮辱,瞒着众师兄弟,独自将横额送回虹口道场,以一敌多,以迷踪拳及双节棍打败日本人;并且在公园内凌空踢碎“华人与狗不得进入”的告示牌。但情节却是虚构杜撰。

当在国际运动赛事获胜,中华人民共和国媒体有时也会出现“抛弃了东亚病夫”“把东亚病夫的帽子彻底甩到太平洋里去了!”等字眼,作为对运动员的赞美与爱国心的表现。

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杨瑞松在想像民族耻辱: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东亚病夫”》提出几点解释。首先,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被引介到中国,宣称适者生存的斗争不只存在于个体之间、也存在民族之间,于是个人身体强弱和民族兴衰直接关联上。此外,传教士与改革人士倡议禁绝鸦片与废除缠足,于是中国人的身体问题就和“病夫”一词直接连上。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救亡,不但求助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且也求助于民族主义,创造出“中华民族”的概念,而且还创造出“炎黄子孙”这一“同宗同种”的意象。“东亚病夫”其实是中国人为激发民族主义情绪所做的自我污名化。随着民族主义的日渐高涨,被刻意阐释成西方对中国人体质的侮辱的“东亚病夫”,也终于普及到中国人的内心深处。

此外,2003年,俄罗斯远东地区也曾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国家利益》称为“亚洲病夫”。(The sick man of asia: Russia's endangered Far East. The National Interest. Fall 2003.)

2020年3月20日,春分,周五,11:27完毕于北京野兽爱智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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