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炜：旧游时节好花天——那个年代的爱乐琐忆

野兽按：读到苏炜的这篇文章，是在《万象》杂志2006年7月刊，记得1997年之后冒出了不少很好的人文思想杂志，《书屋》《博览群书》《万象》《开放时代》《战略与管理》《随笔》《炎黄春秋》等等，当然还有老牌的《读书》，盛况一直延续到2008年，然后就嘎然而止了。

苏 炜：旧游时节好花天——那个年代的爱乐琐忆

旧游时节好花天——那个年代的爱乐琐忆

作者：苏 炜

“像回忆‘五四’一样回忆八十年代。”这是近期海那边的大陆文化知识界流行的一句熟语。没有想到，我们这一辈人遭逢的上一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与老辈人同在上一个世纪身历的“五四”时代，二者都同在一个历史的关节点上开启了全民族、全社会的生机，如今都一统被称为“经典年代”了。于是，各方编辑先生的约稿坐言起行，打头的就是这个“西方音乐与八十年代”的话题，朋友们软硬兼施的，又是寄刊物又是发电邮，非要我说出一点自己的子丑寅卯来。来而不往非礼也，看来，这既隔洋又隔行甚且隔了“热”的“爱乐”稿债，是非提起笔来还不可了。

先说这“隔了热”。曾经或许是京城某个圈子里排得上号的古典音乐“发烧友”之一，这大概是编辑先生没有把我忘记的原因。但这么些年下来，出洋、海归、再出洋的，人生不知打了多少个转转，说“沧桑”还真挺“沧桑”的，那种为了淘一张新到的限量唱片发着烧下着雨还要从京西双榆树蹬车一个半小时跑到东单跟店家泡蘑菇的“烧”劲儿，想想都觉得奢侈，早和“青春期躁动”的回忆搅扰不清了。音乐倒仍旧是爱着好着，但也并非独沽西洋古典一味——迷过一段民乐尤其是古琴（没法子，那是“出门人”的乡愁解药），现在还在发誓要写一篇跟古琴有关的不朽文字；流行音乐则一直从崔健、罗大佑听到赛门与戈芬科尔、约翰·丹佛和“后街少年”，有时可以跟女儿一起听着同一张热门片子而手舞足蹈却也毫不为耻；人声作品和西洋歌剧呢，仍然是最大的沉迷，但好几回，也被百老汇音乐剧的片片断断感动得泓然欲泪……总之，爱乐还是爱乐，却爱得不够以前热烈、纯粹、专一和煽情了。

但是说句自我安慰的话，这个隔洋隔行与隔热之“隔”，还是有一点好处——就是距离感造成的一种观照上的独特视野。不独看社会、看人生如此，看文学、看艺术、品评音乐也如此，时间上、地理上的距离感，有助于我们拉开、扩展对某一沉迷之物在情感上、心理上的观照纬度，反而就有助于我们更贴近历史的真实、人生的真实与情感的真实了。这样想着，也就犯上了近年来大为流行的“中老年症候群”——“怀旧病”了。或许，追溯一下我们文革成长的这一代“爱乐人”的来路，会是一件有意思也有一点意义的事情？天晓得呢，反正柿子拣软的捏，既然“隔”之众多，先从这容易下笔的回忆追溯入手，至少是偿还稿债的易行之路吧。

“如歌的行板”：“中国式的西洋经典”

这个题目也可以是：“西洋式的中国经典”。有许多西洋作品，在中国如雷贯耳、妇孺皆知，在西洋本土产地却默默无闻或者无人问津。这种例子在文学上尤其多，以致上海陈思和教授曾在一次研讨会上指出：有许多中国人熟知的西洋文学名著，与其算“西洋经典”倒不如算“中国经典”——它成为中国几代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却是西方本国、本土文坛的“陌路人”。比如，被包括笔者在内的几代中国人几乎作为人生启蒙书的英国小说《牛虻》、 法国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牛虻》及其作者伏尼契女士，当今的英国人完全一问三不知。法国的罗曼·罗兰稍好，大概也只有文学行当中人才略知其名。几乎被上一世纪四十、五十、六十年代的几代中国人视为年青人的圣经的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别说今天的法国年青人完全不识不知，对于一般西方弄文学的人也几乎是子虚乌有之物。同样的例子，其实也发生在“西洋式的中国经典”上。前不久耶鲁大学一次中国古典诗词的研讨会上，唐代诗僧寒山曾在其中占了相当重要的讨论篇幅。“寒山”是谁？相信今天一般中国人莫名所以，在西方，这可是几乎与“李白”、“王维”齐名的中国古代诗人的伟大代表（“王维”在西方的诗名也远比在中国为大）。我曾在上述研讨会上举出了《牛虻》等西洋小说与“寒山现象”作有趣的比照——这是中西作品在各自“经典化”过程中，由语码转换和文化误读造成的一种值得研究的有趣现象。

我的话题扯远了。引出这个话题，是因为我想起一个自己的西洋古典音乐的启蒙作品——柴科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我相信直到今天，《如歌的行板》的旋律都是中国年轻爱乐者们的“经典记忆”。它曾为王蒙一部中篇小说的题目，也足资证明此曲在几代人的音乐记忆中的分量。可是，一九八二年我头一次出洋留学，曾花了一两年时间淘唱片店而遍寻老柴的《如歌的行板》不着。问遍店家、行家，用英文翻译曲题证明是无效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张口哼唱老柴的旋律，但这一旋律在美国并不算为人熟知。我是折腾了好一段时间才发现，这段在中国的音乐天空如泣如诉历久不衰的《如歌的行板》，原来很不显眼的藏在老柴一个并不流行的早期弦乐四重奏作品里面。当年在中国乐迷心目中紧跟“老贝”（贝多芬）后面的“老柴”，连同他的那个弦乐作品片断，在西方乐坛的地位也完全是一般中国爱乐者的想象之外的。好多年前李欧梵教授就跟我开过玩笑：一谈西方古典音乐，你们大陆作家就要跟我谈《如歌的行板》，开始听得我一头雾水！

大概是一九七八年的早春，那时我们文革后第一批进入大学的“七七级”学生才刚刚入校不久。记得有一天早晨，我在自己平日用来听学英语节目的半导体收音机里，听到了这段老柴的《如歌的行板》，电台播的好像还是六十年代初期由俞丽娜领衔的上海四重奏小组演奏的录音。刚刚从“雄赳赳、气昂昂”的样板戏和革命进行曲的多年浸淫里醒过闷儿来，这样忧郁隽美的旋律，实在有着勾魂掠魄的力量。那种不是纯粹来自听觉的兴奋，而仿佛轻轻拨动你的灵魂之弦、潜入你的冥想深处的音乐感受，是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柴科夫斯基的名字，自然早就从文革中偷听的《天鹅湖》里知道的，但《如歌的行板》给我掀开的西方古典音乐的全新帷幕，却让我忽然生出一种渴望：渴望一种“全新”的音乐，能够穿透自己灵魂上结起的硬壳，可以不断享受那一种穿出悠长的黑暗隧道而世界为之豁然一亮、一变的奇妙感觉。我就是从《如歌的行板》启蒙，发誓要一探西方古典音乐的堂奥，从而开始成为改革年代中国大陆最早的一批“爱乐”发烧友的。

我所就读的广州中山大学地处南国，紧邻港澳，多年来一直是改革开放得风气之先的前沿地带。因为家里有不少海外关系，我大概是当时同辈人中最早拥有卡带式录音机（一九七八年夏），并随后在一九七九年春天拥有属于自己的Hi-Fi立体音响的人。我的第一批古典音乐的收藏，是从香港《文汇报》前总编辑金尧如的大公子金渡江手中获得的、从立体声密纹胶木唱片上翻录下来的卡带——贝五《命运》、贝六《田园》、贝九《合唱交响曲》和比才的《卡门组曲》、老柴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悲怆》交响曲，等等。那时候，我自告奋勇担当了大学中文系首创的业余音乐欣赏讲座的主持人，第一次给同学开讲的欣赏曲目，中国曲子选用的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因为余丽娜的老版本录音太旧，用的还是日本西崎松子演奏的版本；西洋的曲子呢，用的就是老柴的《如歌的行板》。当时还有一个由上海译制片厂一批著名配音员录制的、描写柴科夫斯基和梅克夫人“高尚纯洁的爱情故事”（至少当时是这么介绍的）的广播剧，在大学里非常流行。我放响着《如歌的行板》，把围绕曲子的许多传说连同广播剧里真真假假的浪漫故事说了一遍，说到老托尔斯泰在首演现场时听到《如歌的行板》时老泪纵横的段子，我自己被自己感动，同学则被旋律所感动，我那盘效果可怜兼可疑的《如歌的行板》卡带录音，后来不知被多少同学转录过。说来“惨烈”，那时还没有双卡转录机，开始甚至还未掌握对机线录的技术，所谓“转录”，不过就是两部录音机的喇叭口相对，还得关起门来把同学赶出宿舍以避杂音，其伟大效果则就可想而知——这一代人的“爱乐”生涯，就是从这样音效磕磕巴巴的《如歌的行板》开始的！

爱乐烦恼：“党小组长找你谈话”

我的真正爱乐“发烧”生涯，其实是从我在一九七九年春天，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高保真”（当时的说法）Hi-Fi立体声音响设备才开始的。我那时是有着十年农垦知青工龄的“带薪”大学生。带着三四十块钱的月薪上学，无疑使我成为班上的“大财主”之一——出门掏钱请同学吃冰棍永远是我的事情，我的自行车和半导体收音机，也一直是七七级同学的“公产”，这里不细表。虽然平素对钱很少上心，但我当时却暗暗攒着钱，一门心思，是要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高级立体音响——当时的时髦年轻人最牛逼、喜欢提着招摇过市的“四个喇叭立体声”收录机，早已不能满足我的已经被训练得挑剔起来的听觉。一九七八年冬天，我和同宿舍同学顶着寒风蹬车一个多小时赶到广州友谊剧院听过一场“高保真音响”现场播放示范音乐会，那种“先锋”、“山水”牌子的让我们匪夷所思的“比现场更现场的音响效果”，让我当下就赌了誓、发了愿：不拥有自己的音响组合，誓不罢休！借助于神通广大的二哥的帮助，我终于以五六百元人民币的积蓄加上二哥的贴补，从一位马上要出国的侨眷手上，买到一套八成新的二手音响组合。从此，广州家中我那个狭小黑暗的房间，才真正成为我和我的朋友们可以痴迷沉醉的音乐天国了。

今天已成为一方名家的大学同学陈平原和杨煦生（李泽厚入室弟子），是我们这个非正式的“爱乐小组”的三个铁杆成员。有那么一段时间，每天中午吃饭，他们二位排队打了饭，就会跑到我的宿舍兼学生文学杂志《红豆》编辑部报到——我那时兼任《红豆》主编，有一点小特权，和另一同学合住楼道厕所隔壁的渗水单间（一般学生宿舍至少住七个人），那就不必担心我们的“爱乐”初恋，太打搅别人了。那是我们每天中午雷打不动的一小时，属于我们几位的午饭兼西方古典音乐的补课欣赏时间。近几期《爱乐》随刊赠送的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那些今天耳熟能详的著名曲子，我们最早就是在滴滴答答渗着水的宿舍，啃着“东四食堂”的清水白菜，以我那台砖头小收录机，津津有味地听过来的。听完还喜欢发发议论，“这个作品太抽象，听不懂”，“莫扎特太贵族气”，“贝多芬比较大气”，诸如此类。——受当时的“宏大叙事”之流风影响，我们那时候几乎完全听不进莫扎特而独尊贝多芬；“老柴”的容易偏于甜腻，倒是从一开始就感受到的。这样的“午饭音乐欣赏”当然只是预习，真正的高潮戏，是周末相约坐轮渡，再蹬车半小时回到我家的那个幽暗小间——那是我们自己的“音乐城堡”，关起门，调暗灯光，我们的“王国”渐次浮现——我喜欢把那套杂牌“高级音响”的音量调到可能的最大，以享用我们自己的“比现场效果更现场效果”的音乐盛宴。一般每次的起首曲，我都喜欢选老柴的《一八一二年序曲》，因为旋律有起伏、富戏剧性，更有炮声和人声合唱，可以充分显示那套组合音响精微俱现的效果。（那年代流行的《一八一二年序曲》版本都有人声合唱，特别是以合唱作为开场和结尾终曲，近些年的各种演奏好像都喜欢把人声拿掉，变成纯器乐曲，听起来反而不过瘾了。）有了这样的音响设备，我们才真正开始稍稍有计划地安排自己的“西方古典补课”，开始一个个作品完整地听，从一个个作家到一个个时期，再分开一种种器乐、人声的不同音响类型的作品，听完了再大发一通自以为高深、从音乐而宏论天下的高论，并在同学面前暗暗制造出一种“不迷邓丽君而迷交响乐”的优越感。兴之所致，是享受完“音乐盛宴”以后蹬车出去找“解馋盛宴”。今天我们三人的青春记忆里都有一个“狗肉宴三结义”的故事——那是在那时刚刚兴起的珠江边一溜个体户“大排档”上，还记得那个档口叫“阳光餐室”，我们三人一边蹲着吃狗肉火锅，一边很“阳光”的放言畅谈着音乐与人生理想，从此结成莫逆。

这样的“音乐聚会”渐渐就不只限于我们三人，甚至聚会的成员，也超出了七七级。更加上我自己热心肠、“人来疯”的天性，我的家常常就成为了同学好友们的校外聚会点，每次聚会，自然又必然是以听我的“发烧音响”贯穿始终的。于是，便开始隐隐听到各种耳语和流言，终于有一天，“党小组长”找我谈话来了。记忆还很清晰：那是一九八一年暮春发生的故事。从小就是乖孩子出身，班干部、“三道杠”（少先队大队干部）的当过来，养成了听话、驯顺的个性，所以从当知青到上大学，我一直都是“组织上”的重点培养对象，只是因为“出身问题”（父亲是“民主人士”），“入党”一直成为自己一个遥远的梦想。万万没想到，这个梦想，却因为我的“爱乐发烧”发生问题了。“党小组长”开门见山地问我：“听说你这个春节，请同学到你家里听音乐、包饺子？”“是呀，”我一愣，有点警惕起来，“这有什么问题吗？”每年春节，班上都有一些家境贫寒的外省、本省的来自农村的同学，因为没有回家的路费，留在学校宿舍过年。我自己因为家在广州，便常常请他们到我家来一起包饺子，听音乐，聊解年节的寂寥。“党小组长”的下一个问题，激得我几乎整个跳了起来：

“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对同学这么好？总是请同学到你家里听音乐、包饺子？”我冷冷问他：“你说这是为什么吧？”小组长倒是心直口快，话说得“一针见血”：“——你这是跟党争取群众！已经有同学向组织反映了，你对同学好，用西方音乐拉拢群众，出发点有问题！”我一听就火了：“你这是代表组织找我谈话吗？对同学好不行，难道要对同学不好，才是出发点正确吗？！我告诉你，你这不是共产党，你这是农民党！封建狭隘、小生产农民意识……”双方随后冲口而出的重话狠话，这里不宜细表，总之，他拍了桌子，我也拍了桌子。他给我上“资产阶级腐朽音乐”的纲，我给他上“小农经济小生产意识”的线，那次谈话最后不欢而散。我的“遥远梦想”，也因之从此夭折、破碎。现在想来真有点玄乎——有一句流行的话说：爱音乐的孩子不会学坏。我呢，在那以前，倒真是一个不敢有什么叛逆、出格、异端的“乖孩子”，就是因为那一场“爱乐”麻烦，哈，却让我从此“学坏”啦！

时代的进步有时候是不动声色的。今天有幸享用着豪华精美的《爱乐》杂志的年青人，会觉得此乃理所当然，笔者这样的“爱乐”麻烦，听来似乎有点匪夷所思。其实在日后，我曾跟一些年长朋友聊起这个“听音乐、包饺子”惹麻烦的故事，他们都嗤笑我：你这算什么“麻烦”？毕竟是改革开放的年头，既不伤筋又不动骨的，若是放在早两年——文革中或者文革前，你这种邀朋友回家听西洋音乐的行止，本身就构成“非组织小集团活动”，说不定要坐班房、掉脑袋呢！——郭沫若的一个儿子，就是为这个死的！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

LP狂热：UCLA的“三剑客”、“四大天王”与“五大金刚”

前面的烦恼故事里，还来不及述说当时“爱乐发烧”的最大烦恼：在一九八○年代初年，尽管拥有自己的组合音响已经实属“举世罕见”，但最稀罕难得的，却是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而不是限时刻、限条件辗转借来的LP—33转立体声密纹胶木唱片。那时候，要么是有钱没地方买，要么是有地方买却没钱。当时各个外文书店非常有限的进口西方古典音乐唱片，完全是天价——记得买一张要一百多块人民币，普通人两三个月的工资！我是连一张都买不起，仅有的十几张原版的“心血珍藏”，都是厚着脸皮千恳万求，先后托香港亲友偷偷“走私”夹带进来的（唱片那时属文化宣传品，根本不许带过海关）。所以可以想见，任何在唱片上留下的划痕，都一如划在我心上的刀痕，创痛滴血，恒久不止。

于是，就可以想象，当我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放洋留学的自费生，在一九八二年春天“七七级”甫一毕业就踏出国门，成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一名研究生的时候，骤然面对在眼前铺展开来的广阔无边的爱乐世界的那种狂喜——大学音乐厅里那一场场原汁原味的免费或低收费的现场音乐会，西林区（Westwood）那几家不时抛出各种“出血减价”的唱片店，曲目版本浩如烟海，是怎么样一下子让我这个痴迷古典音乐的穷学生着魔，疯狂，迷醉沉溺，寝食不安。“君子固穷”，但用打工、当“住家男佣”和吃隔夜“便当”（台湾话——饭盒）千辛万苦省下来的钱，每月要泡几次西林区的“塔儿”（Tower）唱片店淘LP，还是“消费”得起的。除了盯准了特别的大减价日子，我一般是选择每个周五下午，把一周所有的上课、打工全部打发了以后，优哉游哉，自己一个人陷身到西林区那三家唱片店里淘金。反正“东方不亮西方亮”，同一个公司版本的唱片只要货比三家，总能找出一家最低的“出血”价位来。那时候，一般每张LP的新货价是美元九点九九，也就是十块钱，那是我打死也没花过的价钱——除了一两张死不降价的音乐剧唱片以外（如“Cats”猫）；中位正常价是$6.99或$7.99，那就是我们穷学生的“奢侈价”了；我们的基本“目标价”呢，是$4.99；“狂欢价”则是$3.99。除了二手片子或者杂牌货，$2.99以下的价钱从来没出现过。杂牌货我们当时是从来不买的（其实那是听“版本”的耳朵段数还不够的原因），于是专录西洋古典唱片的那几家大公司的招牌——什么DG呀，RCA呀，EMI呀，TELARC呀，DECCA呀等等，我们都盯得死紧，它们的录音个性、大师和乐团组合甚至价格策略，我们都耳熟能详，我们爱乐发烧的“版本学”耳朵，其实最早就是从认唱片公司的牌子开始的。

我已经听见读者诸君发笑了：怎么说了半天“爱乐发烧”，没见你谈音乐却专谈价钱和公司招牌呀？——看官，这才是“发烧”的本意所在哩！对于爱乐者（还不仅仅是穷学生），所谓淘唱片之乐，永远是——首先是：“淘价钱”之乐。能以最低的价位，得到最心仪的版本，那才是最可以“牛逼”的赏心乐事。手头相对宽绰如大教授李欧梵者，那一年听我说普林斯顿有一家“全美第二大”的旧唱片店，可以花$0.99就买到一张二手的LP或CD，乐得手舞足蹈的，两人结伴逃会去狂淘一气的样子，至今想来仍觉莞尔。须知，古典音乐世界，基本上已经是固态的：大师就那些大师，曲目就那些曲目，指挥家、演奏家和乐团的类型素质，也大体是眉目清明的。对于我们这些音乐消费者，区别的，只是公司的牌子和价钱。至于“淘版本”之乐——不同版本的演绎之间的微妙差别及趣味异同，除了特殊需要以外，那常常是真正的“发烧”阶段过去了以后的事情。从我自己的经验历程看，“发烧”阶段，是古典音乐的入门初恋，惊喜辨识的阶段。到了“淘版本”阶段，已经是进入彼此会心欣赏、可以谈婚论嫁，洞房花烛夜的蜜月阶段了。而现在呢，坐拥曲目甚至版本的金山银山，音乐反而听得无欲无求、无章无法，有一搭没一搭的，则就是老夫老妻，相濡以沫，老伴老伴，老来作伴的阶段了。

言归正传，我就是在每个周五下午课后淘唱片的“独乐乐”时光，发现自己“吾道不孤”的——原来跟我一样发烧的“老中”大有人在！中国大陆人的异乡见同乡，一般是两部曲：先是彼此戒备、保持距离，冷瞄一眼，便矜持十分地仰脸侧走；一旦看对了眼呢，放下身段点头打个招呼，马上就一竿子插到底，一下子俨如前世故人，交情急速升温，恨不得马上搂肩搭背、掏心掏肺的肝胆相照。这中间可以完全没有过渡。第一步如果破不了冰，则就永远形同陌路，一旦化冻，则立见红霞满脸，万紫千红。我们UCLA“老中”圈子里几位在唱片店相遇相交的爱乐发烧友，就是这样成为深交至今的终生好友；并且，很快就从“哥俩好”变成“三剑客”，又从“四大天王”变成“五大金刚”的。这样一来，每次周五的淘唱片之旅，就变得浩浩荡荡招摇过市，既有团队观念还同时渗进了竞争意识，不但要比试发烧的手眼胆识，更要比试耳朵段数，最后则要比试腰包实力了。我们这一伙住廉价学生宿舍的“老中”，那时候都没有条件在音响器材上玩发烧。真正烧着的，其实是耳朵——在廉价的音响组合上练出来的对乐音质地的耳朵辨识功夫。那时候，同一个曲目版本，只要放上个五分八分钟，我们都能很轻易地就听出究竟是卡拉扬、卡尔·伯姆、尤金·奥曼迪、伯恩斯坦，或者小泽征尔指挥的，并且哪怕从来没有听过的版本，也大体能从乐队风格、曲式处理、节奏与力度、弦乐部、管乐部和打击乐的细微组织变化等等方面，大体猜出个谱儿来。我们曾为此做过互相的测试，竟然几乎是“一说一个准儿”，连我们自己都啧啧惊奇。当然，我也发现，这种“听力段数”的发烧需要有一个“感应场”。一旦烧退了，这种能力就会急骤退化。若干年后我和其中一两位发烧“天王”相遇，我们曾重新玩这种“版本辨识”游戏，发觉时过境迁，大家都已经武功尽废，功力不再了。这让我想起，在海南岛当知青的年头，练就的一身只要抬头看天色，辨别落日流霞，马上就可以准确预测一两天内以至一周内气象天候的本领，其准无比。这些年在水泥森林里呼吸人工废气，离了气象预报就不知明天该穿什么衣服，这样“看天吃饭”的本领，早就不知退化到哪里去了。

我想，从听音乐的具体感受看，恐怕那是一般爱乐者“发烧”的几个基本台阶？——从柴科夫斯基开始进入，然后是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勃拉姆斯，再是一整个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品——从肖邦、李斯特、舒曼到柏辽兹、德沃夏克、拉赫曼尼诺夫等等；听进去了瓦格纳以后才可能进入马勒；能够欣赏《春之祭》和《火鸟》，就可以试试进入勋伯格、格什温了；先听器乐曲，进而人声、合唱、艺术歌曲，再到弥撒曲、清唱剧、歌剧；器乐曲则先从交响乐、协奏曲再最后落到室内乐、独奏音乐。对乐器音色的偏好呢，则从小提琴开始，继而钢琴，再到大提琴，木管、铜管等等。总之，上面所言，大致是跟我同辈的爱乐者共通的“发烧台阶”，我们UCLA的爱乐“五大金刚”，就这样互相攀比互相激励并互相提携着，在LP狂热中，跨过了这么几个台阶的。

最早的激光唱片CD盘在美国商店露面，大概是一九八三八四年。那时每张至少$15.99的天价，我们穷学生根本不敢问津，同时也对那种似乎毫无杂音却异常冰冷的声音，生出一种本能的排拒。所以，我们当时的心思一仍聚焦在LP的发烧上。以LP库存量计，我这位开始的发烧“老大”很快就退了位，谭琳、薛志雄、陈羽、王光宇四位，要么早爬了头，要么和我不相伯仲。几年下来，每个人都至少积攒了有两三千张LP的储存量，为“王”者如谭琳，无论LP 或CD，今天则都有过万的储量了。发烧后期的一段时间，用什么方式编写我们各自的唱片目录（那时候还没有电脑），就成了我们UCLA的爱乐发烧“五大金刚”（也叫“五虎将”）最新研习的功课。顺及，从某一种意义上说，“现代化”即意味着“便利化”。虽然我至今坚持认为，平均而论，LP（密纹胶木唱片）的音色，比CD（激光唱片）要来得温暖、饱满、层次丰富，所以家中存有的两三千张LP我至今不愿放弃，不时还捣腾出几张来过过干瘾，但是，CD唱盘的便利，一旦上盘开机就可以“颐养天年”，还是最终嘲笑了我的偏执守旧的耳朵，把我“手工操作”的、仿佛一如日本茶道似的仪式化的LP听碟习惯，彻底打破了——此乃后话。

北京时光：爱乐的流金岁月

一九八六年底，我在取得加州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又到哈佛费正清东亚中心熬了两年“研究”以后，自己独自浪游一圈欧洲，然后“学成归国”，选择在北京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落脚任职。如果说“海龟（归）”，我大概是全中国最早的几只驮着硬壳儿横渡重洋的大海龟之一了。在当时，那是一个“逆潮流而动”的举止：“出国潮”正是方兴未艾，我的回国——彼时确是满怀在改革年代回国大干一场的热血豪情，在京中朋友们中间，引起了持久的惊诧和震动。而最“震”人的话题之一，则是：这小子，竟然动用海运集装箱，带了两三千张LP回国，再劳师动众地把如山如海的唱片，从广州运进北京！

一时之间，我似乎成了京城中第一LP大户，有一个说法我一直无以核实：据说，连中央音乐学院当时的资料馆，都没有我一个人的LP收藏底气足。朱伟兄从我手中借去据说是当时全北京唯一的一套瓦格纳歌剧《指环》全集转录（记得是索尔弟指挥的费城爱乐版），后来听说，中央音院的资料室，好像也从这个“唯一”里转录了一套。我就是在这样牛屁轰轰的传闻中，和当时北京爱乐圈子里最牛气，也档次最高的“赵越胜沙龙”相遇的。

“赵越胜沙龙”？什么古怪东东？今天北京的爱乐年轻人，大概一定闻所未闻了。可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北京文化圈子里，“赵越胜沙龙”却是一个文化符码——一个不见经传却人人口耳相传，圈子外遥相闻问而圈子内如雷贯耳的门槛极高的处所。当年以写改革年代的长篇小说《新星》轰动一时的作家柯云路，其《新星》续篇，就花了一个专章的篇幅，去描写这个当时的“京城最高文化沙龙”，而且成为全书中几乎最有意思的一段。——这么说吧，若要“像回忆五四一样回忆八十年代”，要讲起“八十年代的故事”，在北京，你就绝对绕不开这个“赵越胜沙龙”。

“赵越胜”何许人也？前中国社科院哲学所“青年研究群体”的主力之一，专业研究的是西方当代哲学，主攻马尔库塞。气质、长相十足像个河北农民，却是地道的“高干子弟”——父母是副部级高干，住独家四合院，却偏偏视权势、地位之类如粪土；秉性个性乃天生的“住家男人”，却是公认的“最后的精神贵族”——妻子当时在外国留学，独自带着女儿买菜做饭的，却把日子过得有条不紊且有滋有味；人长得其貌不扬，却绝对地以“貌”取人——不凭名气也不凭学历，但非得在气质、趣味上让他看对了眼，才会把你请进家门，进入这个“往来无白丁”的沙龙圈子。咱们还是曲话直说吧——当时北京的人文知识界有三个以“丛书”为基础的文化圈子：以金观涛、刘青峰夫妇为主导的强调科学主义的“走向未来丛书”，以李泽厚、庞朴、乐黛云等人为代表的强调传统国学的“中国文化书院”，以及以甘阳、赵越胜、陈嘉映、周国平、徐友渔、苏国勋、梁治平等等为核心的高举人文主义旗帜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这三大圈子都有一个中心舞台——就是当时北京的《读书》杂志。在这三大圈子中，“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以移译西方现、当代经典学术名著为主业，以社科院哲学所的年轻研究人员为主体，同时集中了当时京中以及全国各院校刚冒头的一批最优秀的年青人文学术骨干。今天坊间依然流行的几十部西方现、当代大部头的学术经典，就是他们当时组织人力、给予相对严格的审稿，而由北京、上海两家三联书店通力合作下推出的。

所谓“赵越胜沙龙”，就是以这一丛书的编委班底为中心组成的。“为中心”者，则就因为上面说的“以貌取人”了——不是凡编委都被欢迎踏进赵氏沙龙的门槛的，一切以赵越胜对某人的格调、趣味、气质的评估而定。据周国平兄一篇短文的回忆，当初京中某位小有名气（今天更大有名气）的“江南才子”，有一回喝醉酒，就因为被“赵越胜沙龙”拒之门外而大哭过一通鼻子。所以，鄙人虽不算他们的丛书编委，却敢号称是“赵越胜沙龙”的中坚分子之一，正是因为在友人的引见下，与赵越胜臭味相投，一见如故，而成为深交至今的知己莫逆的。应该说，这个每月至少聚会一次、每次聚会都必定设有专题并且有备而来的“赵越胜沙龙”，其最引人注目之处，并不是它的“爱乐”，反而是它鼓吹的人文主义色彩浓郁的“为学术而学术”、“非政治的政治”的主张，在引领当时京中整个“打开眼睛看世界”的文化思潮上所显现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自然，在一识“赵荆州”以后，一听他的爱乐谈吐，就知道他至少是“业余九段”的量级；再听说了我有如此数量惊人的LP古典音乐收藏，两位仁兄，更就是激动得抓耳挠腮的相见恨晚啦！

确实，赵越胜，是我认识的所有爱乐“发烧友”中，除李欧梵以外，另一位非音乐行当却品位“段数”极高的“异人”。听音乐，读音乐（他有时会根据可以找到的谱子、剧本和歌词，边听边读），和朋友谈音乐，然后先后陪伴两个女儿习音乐（钢琴），不但是他每日生活的必需，简直就成了他打通世俗生活和灵性生活的桥梁通道及其轴心内容。这里强调的打通“世俗生活”与“灵性生活”，我以为正是所谓“赵越胜沙龙”最特出的特征：在煮饭买菜、迎来送往的“世俗”里饱蓄灵魂心性的需求；在音乐文学、哲学宗教的精神灵性世界里，又浸润着豪饮放歌、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世俗。比方，赵越胜两三年前在《爱乐》上发表的《论卡拉斯》等音乐欣赏文字，其实是为十多年前“赵氏沙龙”的哥们儿谋划着要办而后来夭折的人文杂志《精神》而写的，早在手稿阶段就在朋友们中间流传并受到激赏；他在当年《读书》杂志上连发的“精神漫游”哲学札记系列，和我同时在《读书》上连发的“关于现代艺术的胡言乱语”随笔系列，在当时都有不错的社会反响，就是在这样呼朋引类、吃吃喝喝、听乐论文、品评文藻的沙龙气氛里完成的。

那是一个大家尚在青春年华而青春勃发的年代。我当时还是单身汉，赵越胜则是带着女儿当“留守丈夫”的“准单身”，两人又同在社科院上不用坐班的班，所以便有许多可以聚头一起听LP、侃版本，蹬着车子穿街过巷去淘唱片的机会和时间。作为单身和准单身，赵越胜在东三环上的两居室公寓和我在双榆树的“鸳鸯楼”公寓，在当时都算稀罕之物。两人又都爱朋友、好热闹，所以，“赵越胜沙龙”，开始先在他们家的“副部级四合院”、后在他的两居室公寓；以后，便陆续在我们两家的公寓轮流举行。两家都有的一流好音乐，便常常成为这种聚会上“热场子”的最好媒介；而朋友们中间两位最受欢迎的音乐专业人士——同是中央音院受业背景的作曲家丽达和男高音范竞马（后来还加上中央乐团的梁和平），一个伴奏一个放歌，则就更成为聚会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了。北京音乐厅当时为数不多的一流演出我们更是每场必到，为吕思清、范竞马的独奏、独唱音乐会，为作曲家瞿小松的最新作品发表会，为舞蹈学院刚刚起步的野心勃勃的现代舞作品的彩排，这一伙人更是四出张罗，跑跑颠颠，能量四溢。遇到春夏之际的晴好天气，大家伙便结伴出城郊游。浩浩荡荡的二十来人，在残破的古长城上渡夜放歌，在河北老乡的土炕上胡侃达旦，在黄松裕水库、密云水库的碧波间纵情横渡、戏水裸泳……清空下月华如水，湖山若璧，范竞马站在船头上和火车小站上高歌的一曲《我的太阳》，玉振金声而响遏行云，成为朋友们多少年后依然留连沉醉的“经典记忆”。

永远的“兰花花”

“赵越胜沙龙”的“爱乐”高潮，是一九八八年底在越胜家为范竞马出国留学举行的小型独唱音乐会。范竞马，这位来自四川凉山、获过一九八七年英国“卡迪富世界声乐比赛”水晶杯奖（男声组第一名）等多项国际大奖的传奇歌者——他的经历本身就足够写出另一本书，是北京最早的“北漂族”，从四川音院停薪留职北上求学，当时正是中央音院名教授沈湘的高足，住在一处租来的大杂院防震棚里，随时都处在真正饥寒交迫的窘困状态。他的进入“赵越胜沙龙”，是因为沙龙里另一位能干人物——自称“狗腿子”的诗人阿坚兄弟的引介。在范竞马，那有一种找到一个“家”的感觉（至今，赵越胜在巴黎的家和我在美国的家，都仍然可以算是他另外的“家”），在我们大家，则有一种在星空下簇拥着一枚宝钻的惊为天人之感——那么纯正的意大利美声Bel Canto，那么坚硬如金属又柔软如丝绒的声音的质地，那么历尽千山万水千沟万壑而纹理繁复、章法井然的气息与情感处理，使我们随时都忍不住要把他的声音和贝尔冈奇、卡莱里、毕约林、帕瓦罗蒂等等这些大师相比较。在我后来更熟悉了他的演唱风格的海外生涯中，范竞马这种用生命来歌唱，用声音来塑造情感、形象的非凡能力，倒让我常常想起卡拉斯。范竞马的幸运与不幸，也许都在这里——他的歌声太多内涵、太经得起推敲了，太受这些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的知音赏识了，反而就少了一点平民气而受累于贵族气了，此乃题外话。越胜前几年写的一篇评述范竞马演唱的文字，重现了多年前那个“今夜无人安睡”的盛况：在美酒、美食的醉意发酵下，当晚由丽达钢琴伴奏，范竞马从最难唱的巴罗克歌曲——博诺奇尼的《多么幸福能赞美你》起唱，到《卡门》里的大咏叹调《花之歌》，再到所有人都可以琅琅上口的意大利民歌《重归苏莲托》，电影《翠堤春晓》的插曲《当我们年轻时》，以至咏叹加拿大流浪汉的英语俚歌小调……总之，借着离情和酒兴，范竞马用他变化多端的嗓音，把丽达那里有谱子没谱子、朋友们想得到想不到的古今中外曲子，都给大家痛快唱了个够。深夜，有人提议要竞马唱中国民歌，越胜点的是陕北民歌《兰花花》。第一句“青线线呀那个蓝线线，蓝个英英的彩”，就把所有人震慑住了。范竞马声音丕变，用的是一种逼狭的尖砺高腔，在美声的共鸣里揉进了嘶吼，一下子把那种“生下一个兰花花，实实在在爱死人”的拼死恋情，从牙缝里、唇舌尖间喷吐出来爆发出来，勾魂刀、剜心剑似的闪飞起来！“你要那个死来你早早地死，前晌你死来，后晌我兰花花走……”好多人那晚都被范竞马的《兰花花》唱出了盈眶的泪水。多少年过去，时光可以淘洗尽所有往事细节，礁岩一样立在记忆河岸上的，就是这首永远的《兰花花》。

谁也没有想到，范竞马那晚的小型演唱会，竟然成为“赵越胜沙龙”曲终人散的“天鹅之歌”了。八十年代末的那场风波，很快就把我们的“少年不知愁滋味”席卷而去，朋友们星散四方。赵越胜随后携女赴法国探亲，转行从商，寓居巴黎至今已经十多年。他在巴黎远郊的家曾是我的新婚洞房，他是我的证婚人和主婚人；他一仍那样爱书爱音乐，爱美食爱朋友，同时仍旧爱精神灵性方面的思考和讨论。他的家有专门的范竞马单间，一仍常常有朋友聚会，成为海内外各方声气相通的友人们一个包容广大的海外驿站和港湾。更奇妙的是，我辈的爱乐发烧，也许早退了烧，废了武功，赵越胜却始终是爱乐队伍里永不退烧、更永不退役的一员老员工、老士兵、老顽童。

前年夏天，他托造访的耶鲁友人为我带来一段专门拍摄的录像，想让我见识一下他在家里为自己亲手打造的音乐间。荧屏上的音乐一响起来就让我陡然大惊——即便是大打折扣的录像录音，都以其音效的清晰层次、丰富的空间质感，令我惊艳不已。他在越洋电话里得意地告我：这是他特意请的设计巴黎巴士底歌剧院的音响专家朋友，为他专门设计、建造的个人音乐欣赏单间，从材料的音响力学原理到器材、机位的配置需求，都绝对是专业一流水平的。——从硬件到软件，爱乐的发烧“专业”至此，在我的阅历中，或许只有作家阿城，可以稍稍“望其项背”了。

我自己呢，这些年浪迹天涯，虽然爱乐“退了烧”，唯一可以告慰的是，由于命运的眷顾，如今日常工作、生活的耶鲁大学校园，有着全美排名最前列的音乐学院和戏剧学院，常常有机会免费或者低费，看到大量世界一流水平的、《纽约时报》艺术版会给予评论关注的演出和“大师观摩”。——我是音乐学院各种“大师教学班”的常客，以至“常”得在他们的教研室里挂了号，会给我定期发送他们各种大师班的内部讯息。只是，日日身在宝山，“识宝”却难以“惜缘”——每日每时，不仅仅是音乐，耶鲁校园内值得投注心力时间去关注、参与的艺术、文化、学术活动，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每每有无以暇及之感，自己则常常为这种“奢侈的遗憾”，不但抱愧，简直有“暴殄天物”的负罪感了。

二○○二年的十月金秋，我和朋友们专程开了七八个小时车，从美东新英格兰赶往首都华盛顿，出席肯尼迪艺术中心为范竞马举办的独唱音乐会。华盛顿肯尼迪中心与纽约林肯中心齐名，是西方最顶尖的几个艺术殿堂之一，专门为一位中国歌唱家举办独唱音乐会，据说是破天荒之举。他们开始对似乎“名不见经传”的范竞马的演出上座率不太上心（也许是政治都市的艺术冷感，上座率不足历来是肯尼迪中心的心病，多少名家大师都曾在这里认栽），中心的停车场好像都没有全部开放。结果当晚，潮涌而至的听众车辆让工作人员好一通手忙脚乱，以致演唱会必须延时开场。范竞马以一曲亨德尔歌剧《薛西斯》的咏叹调《绿叶青葱》开唱，广板的辽阔弛缓，一如春风拂遍剧场，三层坐得满登登的珠光宝气的观众席，整个儿震惊了，沸腾了。那晚竞马的状态极佳，声音饱满干净，华丽而润泽，配着管弦乐队的伴奏，把他最拿手的几个大歌剧咏叹调——从普契尼的《星光灿烂》、唐尼采蒂的《爱的甘醇》到柴科夫斯基的《连斯基咏叹调》，连同驾轻就熟的意大利艺术歌曲，唱得自信、松弛，深情而诚恳，唱出了一种自娱娱人的“游于艺”的境界，唱出了满场的惊呼和沉醉。下半场，一曲《兰花花》，又是那样从逼狭中骤起的撕裂高腔，仿佛一支飘着红缨的梭镖从遥远的黄土清空抛来，穿云裂石，直直掷向席上每一位已经被范竞马唱得胸口滚烫的观众心口——爬上这道坡，走上这道梁，范竞马和他的《兰花花》，站到了高高的世界艺术殿堂上，当晚，完全被观众一再起立的惊叫欢呼和安哥鼓噪的大潮淹没了。“手提上那个羊肉，怀里揣着糕，冒上那个性命，我往哥哥家里跑……”在这美国首善之区的最高艺术殿堂，听着黄土地上那个生死相恋的久远歌音从远古飘来，多少往事尘烟被重新唤醒，我的眼角湿润起来……

草毕于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星期日

于北美耶鲁衮雪山房

独自面对——散文集《独自面对》后记

作者：苏炜

编完这个集子，说一句酸话，有一种走过一段浓缩人生的感觉。这是自己最近十几年来写的散文随笔的一本结集。集子里的文字，从几十年前的旧事，一直写到晚近的经验感受。加上这套丛书对图片的特别要求（使图片成为文本的一部分），便有一种照影自惊之感。虽不算自传体的言述，却也仿佛把自己前半段人生，根根节节的摊开来清点了一遍。这样一来，要定一个书题也就颇费周章了。好像是要为小半生“一锤定音”似的，几经踌躇，落到书页封面的还是它－－独自面对。 

“独自面对”。这四个字，已经追了我十好几年了。这些天梳理旧稿，就从十几年前的稿页上看到“独自面对之X”一类的字眼，想起乃是当初几次夭折未成的一个书题。这一回，终于又让它头角峥嵘的挤出来了。看来，文字，实在是心魂的符码，常常孕蕴着不可逆也不可测的“天机”吧。俗所谓“敬惜字纸”，所谓“文章千古事”，所谓“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其实说的都是一件事情：文字之神、之魅、之惑、之咒。都说咱们汉语的开山老祖宗仓颉造字的当时，是“天雨粟，鬼夜哭”呢，可见平躺在龟甲钟鼎、竹简丝绢、纸张平面（现在还有了立体荧屏）上的那些黑抹八道、不言不语的家伙，其实最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东西。文字一旦成型，它就是历史本身，存在实体本身了。这样的“文字之谶”其实我一直是耿耿于怀的－－若干年前在北京出的平生第一本小说集曰《远行人》，二度去国前在京中发表的最后一篇文字题为《永远的异乡人》，不料，都“谶”成了自己当下的“存在本体”。这一回，心里自然犯怵：这“独自面对”，莫非又要成为自己人生的另一段宿命么？或者，它本身，早就是自己人生来路上一道挥不去、摆不脱的烙痕和印辙？

一

平素个性乐天外向，好热闹，爱朋友，人来疯。熟悉我的朋友可能很难想象，我在清理这些文稿、图片的当儿，竟是一阵阵陈年的孤独感袭上心头。 

曾经有过一个孤独而充实的童年。孤独，除了因为生长在一个多子女的大家庭，父爱母爱似乎尚无暇光顾便已文革劫难临头以外；也因为，自己自小就好像显得比同龄的孩子老成，有更多早熟的历练，所以常常不容易在同龄人中找到对话的伙伴。

充实呢，则是因为很忙。儿时的记忆里，童趣不多，但是－－忙。从小就是个“乖乖牌”，小学三年级加入少先队以后就一直戴着“三道杠”（“大队干部”）忙乎校里校外的各种社会活动。大概又为着对语言敏感（道地南方人却能说一口标准普通话），从四年级下学期开始，我成为当时草创初期的广东电视台少年儿童节目的主持人之一，每个星期六都要到电视台和一位阿姨一起主持一个小时的少儿节目（有游戏、讲故事、表演等等）。虽然广东电视台据说是全国最早建立的电视台，但在当时，连机关单位有黑白电视机的都寥寥无几，更别说普通家庭了。家人为了要看我主持节目都必得跑到单位去，并且是雪花、波流抖颤的画面，看了几次也就兴致索然了。所以，那时候并没有什么“追星族”，我也没有变成所谓的“童星”，倒是由此经常要成为许多公众场合抛头露面的角色。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六四年初冬，在广州烈士陵园举行规模空前的“誓做红色革命接班人”营火晚会，在几千人面前代表广州少年儿童从市长曾生手上接过“革命火炬”并引燃篝火的，正是敝人。可以想见，这样一个忙得煞有介事的“小大人”样的孩子，在同龄朋友中一定是显得相当无趣的。另一方面，家里因为孩子多而境况拮据，我从来就是破衣烂衫的上学，甚至上电视台主持节目都要向同学借衣服穿，所以又有着许多可以被同伴取笑的臭事。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四年，正是跨越“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年间，对于我，上电视台主持节目的最大吸引力，不是今天一般理解的虚荣光彩，而是每个星期六傍晚一定能吃上一顿带肉的好饭。每周六下午放学后，我自己一个人坐电车到电视台主持节目，深夜里由电视台的车子送回到家里，全家人早就睡了。有一回刮台风断电，播报节目中断，别的参加表演的同学家长接到通知都慌忙跑到台里来接走孩子，我无人过问，折腾到半夜才自己回到家里，见全家人呼呼大睡，没有谁把这个台风夜出门在外的老七放在心上。记得当时，年幼的心里升起的，就是一缕早熟的－－“孤愤”。这样一个在外头风光却蓬头垢面、独来独往的孩子，一副“爹不疼娘不爱”的样子，以至在学校和少年宫里，都有老师这样问我：你是不是你妈妈生的？问得我泪流满面。成年后，自己那种外向合群却又喜欢独处、习惯独行的个性，大概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生长形成的。

十二岁开始离家到远地上住宿中学，只有每年寒暑假才能回家，我的“远行人”生涯于焉开始。十五岁“上山下乡”到海南岛，别人下乡哭天抢地的，我虽说不上兴高采烈，却有一种解放感－－文革浪潮当头，一家十几口中有两个关了正经监狱，四个关了牛棚。家里被挖地三尺的抄了六、七次，“探监送饭”这种老戏里的故事成了我和妹妹的日常功课。所以那时未到“法定年龄”我就主动报名下乡，并且拒绝随姐姐一起走，只想孤身一人，走得离家越远越好。背着抄家劫余的两大木箱父亲的旧书，我在当年苏东坡被贬谪流放的海南儋州乡下，和那些各怀心思的知青同辈的相处经验并不愉快。按秉性，我本来可以归入“好学听话”一类，但因为出身太“黑”，知道“入党进步”之类的事轮不上自己，却也不愿意总是偷鸡摸狗磨洋工的过日子，便只有埋头干活、埋头读书的一途，于是便容易遭到一些年长同伴的莫名嫉恨。告发我专看“黄书”的有之，撬箱子偷看日记、偷毁图书的有之；因为不愿“听招呼”和“埋堆”（“扎堆儿”），几位知青大佬便开始设法“孤立”我。家门遭祸，我正守持“沉默是金”的信条（曾有过在日记里“监督”自己一个星期不发一声一言的记录），便乐得少与他人打交道。这样，便又开始了另一段独来独往、我行我素的日子。

白天上工，除了锄头砍刀，随身挎包里总要揣上书本，工间休息别人玩闹，我独自看书；傍晚下工，放下饭盆我就钻进老班长洪德江的小屋里。他知道我被一些喜欢恶作剧的人欺负，便让我把桌子搬到他狭小的家里，在我的大油灯边上再添一盏小油灯，夜夜陪我读书（我曾在好几篇文章里提到过这位乡下“守护神”的故事，每次提起都让我感念不已）。说“千山独行”有点做作，但独自面对茫茫山野，苦行式的劳作和读书确实支撑起我青春时代的整个寂寞的天空。因为这个“独”－－“茕茕独立，形影相吊”（《文选·李令伯陈情表》）的独，反而把我从人群和世事中抽离出来，和纷扰的现实拉开了一点距离，敏感的心智便像高精度雷达一样充分敞开着，去细细摄取，去点滴吮吸，尽可能强化和享用每一书本字行、每一偶然听闻中能够获取的最大信息量与最大营养量。一如花冠芽苗上的娇嫩的绒毛，敏感于每一点雨雪风露的滋味，往往一本凡俗小书，也能让我读得兴味盎然，一句平常话语，也会让我悟出受益无穷的微言大义。今天我向许多友伴、长辈提起当初他们某些从根本上影响我人生走向的言谈话语，他们每每会大吃一惊：他们万万不会想到，自己一句偶然无意之语，一本无名随意之书，会这样充实、滋润、点亮了一个饥渴稚嫩的心灵。这一段独处的生活留给我今天最大的“遗产”有二：一是我至今仍能保有任何文字阅读、艺术欣赏中那种饱满盈盈的新鲜感和“受用感”。只要读完一篇好文章、看完一部好作品（无论文字的、图像的），都会长久“受用”－－浸润其中，细细品尝，而生出风露华滋入襟怀之感。二呢，则是保有可能在我现在的年龄里算是相当难得的体力和耐力。去年（2002）夏天，我花了两天时间帮助我的耶鲁同事、诗人郑愁予先生在他家后院挖了一个其大无比的鱼池，其土方量大约等于下乡时挖橡胶树穴的一天半工作量（那时一天的指标是5个，我最高挖过8个）。郑老师吃惊、感慨不已：毛泽东真厉害，能把你这样道地的文弱书生，打造成这样有能耐的“蓝领”！

记得，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的那个著名的“人生三段论”，曾在当时被我工工整整抄录在几个笔记本的扉页，陪伴我走过知青时代那一段孤独、沉默而晦暗的岁月。虽然今天它已成坊间熟语，作为青春的印辙，在这里，不妨再抄录一遍：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经历三种之阶级：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阶级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阶级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阶级也。未有不经历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身入第三阶级者，文学亦然。”

二

乡下十年（1968－1978），有过许多幸运与不幸的遭遇，这些，集子里的文字已大体言及了。1977年恢复高考，我那时已被上调到农垦机关作“笔杆子”，便和几位同为“笔杆子”的知青好友（如今天大家熟悉的黄子平等）一起报名、复习，参加高考。几个月后放榜，朋友们全都金榜题名了，当时自卑而低调的黄子平，喜出望外的被第一志愿的北京大学录取。我的落榜，据说是因为我的数学考试100分里只得了5分或0分（因为我只会初一学过的那两道方程式题，还不知是否做对了）。

我把黄子平等一众好友欢天喜地的送回广州，送上北上列车，自己孤身一人回到海南岛，四顾茫茫，“荷戟独彷徨”。那时候，城市下乡知青们能走的、该走的，都差不多走光光了；知己好友，更是走得一个不剩。我曾有过多次被推荐、借调进广州、北京各种文学、电影培训班的机会而被当地领导紧扣不放，如今又高考无门，我觉得自己成了历史的人质，便想到一个譬喻（我后来在一篇小说中借用过这个譬喻）：我是知青上山下乡这艘沉船的船长，大概要等到所有人都上岸了，获救了，我才能最后一个离船，或者随着沉船一起沉下海底去。当时我写给黄子平一首赠别诗，题目叫作：“埋下头来，走”。在海岛的孤灯长夜，我接到黄子平寄自北京的步原韵回赠诗，题目叫作：“我又在长安街上走”。他的越是意气风发、深挚叮咛，我便越是有一种“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感觉。“念我独兮，忧心殷殷”（《诗经.小雅》）这种时候，少年时代的“孤愤”变成了一种“孤奋”，尽管“独自面对”于我，几乎带着“乌云压城城欲摧”的架势，也只能埋下头前行，再伺机杀出一条血路来。我又开始安排自己新的读书计划（因为刚刚从广州搬了一堆解禁的经典大部头回来），甚至开始了一部后来夭折的长篇的起笔……。却不曾料想，乌云的缝隙，正悄然漏下缕缕阳光来——

读过集子篇首的《诗人之矛》，读者可能会惊诧于我的漂流历练中匪夷所思的幸运经历。其实，改变我整个人生的最大一段幸运经历，我却至今无缘言及：1978年暮春，一个骄阳当空的午后，广州中山大学派出两位教授专程飞到海南岛，要对我这位“落选考生”重新进行面试，然后决定破格录取。这是我人生经历过的最大一次狂喜：“漫卷诗书喜欲狂”，“青春作伴好还乡”。－－我清楚记得，那是1978年5月4日，海天万里澄碧，我登上海口至广州的“红卫”号海轮（正是我当年渡海下乡到海南岛坐的同一艘海轮），赶赴中山大学中文系报到。在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七七级）已经开学几个月后，我成为当时全省仅有的两、三个“破格录取生”之一，坐进了满堂闪烁惊诧目光的课室里。其中的过程跌宕有趣：原来，大半个月前，当时已在各级报刊发表过“文学作品”的几位年青作者的高考落选在省作协内（当时还叫“省创作室”）引起议论，历来像母亲样善待作者的好编辑郭茜菲老师听在耳里，便回到家里向他的先生、中山大学著名文艺理论教授楼栖言及……于是，便出现了前面大喜过望的一幕。

多少年来，我时时心存感激：尽管常年四海游荡，孤身独行，每在人生关键处，冥冥中似乎总有“贵人”相帮、“保护神”相佑。命运的猝不及防的善意每每让我受宠若惊，更让我时时铭切深记：独行，不是要背向人群，俯视他人；反而要用更大的善意回报他人，以更宽厚的心怀面对世界。记得，每当我向郭、楼二位长辈老师表达我的刻骨铭心的谢忱，他们总是淡然笑道：我们没做什么，是你自己的努力所应该得到的。这些年来，我对这“应该”二字，一直诚惶诚恐。不，不是“应该”的，命运的天平向你倾斜纯属偶然，绝不是必然地“应该”的。正像造物主让人类在宇宙独享优越其实纯属偶然一样，自然对人的赐予并非是天经地义的，反而人对自然赐予（包括冥冥中的那个“它”－－上帝？命运？偶然？）的善意回报，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英文里说的“Take for granted”（视之当然），已经成为今天一切利益攫取者的招牌标签，人性的贪婪，在其中显出一种大刺刺的“征服者的傲慢”。这里面，其实深蕴了文明的某种悲剧宿命。我在《诗人之矛》、《佛拾》与《打捞愿望》诸文里曾对此有所探究：人，对人生、对宇宙、对自然，多带一点临深履薄的谦卑敬畏，在你志满意得的时候才不会忘形忘性，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反而会多一点无言的依傍。这种谦卑，与其说是一种宗教情怀，不如说是一种良知底线。学会感激，其实是守护人性良知底线的第一道关卡。认识自我、一己的有限性，对世事人生常存敬畏之心，我们才可能在康德所言的“头上的星空”与“心底的道德律”之间，找到自己渺小而尊严的位置，从而最终把握自己的命运。

三

自十二岁离家出门上寄宿中学开始，从粤地乡间到海南岛山寨，我是一次走得比一次更远。大学四年，是“远行人”成年后终于可以回家、傍在父母身边的仅有日子。却万没想到，人生中真正的“远行”，这才于焉起步了。

一九七七、七八、七九三届大学生的院校生活，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下，恐怕可以配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一句大话。解冻年头乏善可陈的课程设置，和禁锢深久蓦然释放的知识饥渴与救世激情，把我们这一群年龄上参差不齐（父母辈和儿女辈共处一室）、知识上先天不足（大多数无以完成中学教育）而使命感上自视过高且能量四溢的时代宠儿们，薰灼成一片片缺薪少柴却呼哧哧滚烫的沸汤，不敲不碰也恨不得隆隆作响的大鼓。在我，今天敢坦白说，四年上课，全是在混（因为当初算班上最好成绩的几位“人物”之一，拿过两门文学主科考试的满分100而破了学校记录，我一直被师长同学视为是“用功读书”的），几乎所有精力，都投注在课外的各种社会活动上了：办杂志，和一众同学发起了文学刊物《红豆》并被推为主编，因为神通广大的北京同学找来正在广州养病的周扬题词而使《红豆》倍受各方重视，成为当时全国所有民办刊物中仅有的铅印本杂志（一般都是手刻油印本，《今天》的打字油印加印刷封面，已是当时异数）。演话剧，自己亲自兼任编剧、导演和舞美（请姐夫协助）的五幕话剧《同辈人》在大学礼堂“隆重推出”，然后再张罗一个“中大学运史大型诗歌朗诵”，争回一个全省高校会演的优胜奖。办舞会，则是在当时开放伊始，年青人“憋”舞欲舞却舞之无名的古怪情状中，官方不鼓励，学生会、校团委不敢出头，鄙人便以《红豆》杂志社的名义，领着几位热心同学找到外系几位胆子大的女生当领头舞伴，在学校“东四大食堂”举行了文革后大学里第一场破天荒的男女共舞的大型舞会，一时，举校骚然。随即，这种过剩精力和参与热情，又溢泄到社会上去了。带同学上北京，和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等十三所大学的学生编辑相会合，发起全国性的学生文学杂志《这一代》（刊名是我起的，黄子平写的发刊词）。结果在“团中央支持，陈荒煤约见”的一片光明前景中忽然风云突变，便又在查禁的风声中，赶在“有关方面”找我谈话以前，领着同学们站在广州街头，在一天之内把刚刚从武汉抢着印出、寄到的缺页《这一代》全部发售完毕，令得迟来的“查封”不了了之。广州号称南大门，本来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开各种风气之先。但79、80年的文坛艺坛却显得保守沉闷，令我们这些院校文学青年觉得憋气得不行。于是，便又联络广州其他几家大学的文科学生，和广州的青年作家一道筹组“广州青年文学会”。发宣言，办演讲，定期聚集，开各种作品研讨会，并开始在报刊上推出各种探索性的创作与批评特辑。那时候，我们是涉世太浅，初生牛犊不怕虎，又凭着一腔对改革年代的天真期待与热情，并不知道世道的险恶与陷阱密布。自《这一代》被禁之后，随着各种收紧的风声，各种民刊与高校文科学生刊物都被强令叫停。《红豆》因为有“周扬题词”作挡箭牌，勉力撑到１９８１年春，终于无以为继了。有好心朋友悄悄告诉我，你已经上了什么什么的名单，并且在什么什么的会议上被点过名，同时又因为有什么什么的人物为你作保，今后好歹应该什么什么的了……。

我的感受其实颇复杂。一方面，这时候才蓦地明白，自己是裸身暴露在一片四面通透的旷野台地上。以当时的年少轻狂，既自以为有“独步天下，谁与为偶”（《后汉书·戴良传》）之雄，迎受各方风梭雨箭，便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在这一点上，我其实倒反而颇为认命。但更触动我的是另一方面，我第一次清醒意识到：以世界之大，自以为“独步天下”，其实只是憋闷在一个看似开阔却四壁密封的透明壳子里，自以为能量无限、力大无边，其实是视野狭窄孱弱不堪的一只软爪小鸡子，如此井底称雄，实在太无知太可笑了。校园之外有社会，广州之外有北京中国，中国之外呢？……除了神秘的外部世界、个人的野心雄心之疆域外，还有，那片无垠的灵魂世界的疆域呢？……

恰在这时，新识了一位最早一批到大学作“访问学者”的美国年轻教授，他的一句今天看来很普通的话，呼啦啦点燃了我的本来就异常敏感的好奇心。记得我问他：你觉得中国年青人和美国年青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他一愣，大概是一时还不习惯回答这么笼而统之、一言定千秋式的大问题。不过认真想一想后，他还是回答了我，曰：我想，最大的区别可能在这里，中国年青人很容易就有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判断，美国年青人的判断上有太多的标准，不能轻易说出“对”和“错”。

——他一点儿也不会想到，这样的在今天已经成为“多元主义”ＡＢＣ的话题，在我当时心中，引起的却是石破天惊的震撼：噢噢噢，原来外面还有一个“判断上有太多的标准”的世界吗？……从那一刻起，那个突破了、模糊了、扩展了“对”、“错”疆域的外部世界的存在，是那样魅惑了我也改变了我。我真真正正开始明白，这个所谓“对”、“错”，是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大问题。“解放全人类”很容易，“解放自己”却很难。不能认识世界的多维与真面，再多的豪言壮语都是架空的、虚假的。

一九八二年初，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渡口，又一个早晨》在《花城》上连载刊发，《酒娘》等短篇获奖。恰逢七七级本科毕业，在大家为毕业分配绷紧神经的时刻，我出其不意的向全班同学宣布：我决定到美国去留学，已经被洛杉矶加州大学研究生院录取。所有同学、亲友都瞪大了眼睛，诘问连连：你你，你在文学圈子里刚刚开始打开局面，为什么……？你的英语完全是一张白纸，为什么……？你这个学中文的跑到西方去，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其实我也在反复问自己。

步出国门前夜，我这样告诉送行的朋友：

我想出去看看世界，先把自己打碎了，再重新拼接回来。

——如果打碎了，再也拼接不回来呢？

——那活该。

四 

碎得不轻。

崔健曾经把文革成长的一代人称为“红旗下的蛋”。如今这个“蛋”，是结结实实撞到一天到晚喊着“Independent！”“Independent！”（独立）的西方个体主义至上的文化石头之上了。我发现，原来号称在“革命大风大浪”里“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自己，其实只是生活在一个被“党啊妈妈”保护着的体制壳子里，一被拎出“壳”外，这个“蛋”马上出彩现形。我曾在多年前写的一本小书《西洋镜语》里详述过我初到异国受到的诸种“文化震撼”（Culture Shock），其中最大的震撼，就是这个“独”字。小则找房子、办保险、入学注册、修课选课，大则生存饭碗、打工求职、争取奖学金、完成学期论文，一切的一切，真真全要你独自操持，独自面对。

离开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离开了“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你自己，真的就是独楞楞、孤伶伶的自己，捉襟露肘、凄凄惶惶的自己。你只能在刹那间自由得让人轻飘飘无所依傍的空气里独来独往，却必须放弃母语优势像一个呀呀学语的稚童一样在东西文化的边缘夹缝中独言独语。几乎每一个瞬间你都要独自面对类别纷繁的诸般选择，选择之后则必须独自承担从到女友背叛到求职失败的全部后果与责任。如是者，从加州大学“独”到哈佛大学，从太平洋西岸“独”到大西洋东岸，走得连滚带爬磕磕碰碰，却也渐渐走出了脸上不再僵硬的微笑，走出了“常青藤”讲坛上嗓门偏大手势偏多的侃侃而谈，走进朋友堆子中间重新成为“人来疯”的中心，走向灰狗巴士纽约地铁爱荷华“五月花”公寓大峡谷和幽思美地的丛山……

然而，真正触使我思考“独自面对”的内在意义的，其实是赴美留学几年后读到已故台湾旅美学者唐文标先生的一段话。已经记不得是在哪一篇文章里，唐教授说：他的一位美国学生某一天告诉他，他想一个人到加州西北部的沙漠上去渡一个长周末。他很惊讶：“为什么是一个人？还要到沙漠上？”学生说，因为他需要一段独自面对自己的时间。唐文标为此深深感慨：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是群体意识、群体生活的动物，从来很少个体灵魂的位置，更不知道独立个体的精神价值为何物。这样一种独自面对自己，同时独自面对自然、独自面对世界向生命发问的需要及其能力，我们实在是睽违久远了。这里复述的是记忆中的大意。我记得，正是这一段话的触动，成为我早早开始规划一个人的“欧洲流浪”之旅的具体动因（在八０年代的欧洲，持中国护照的私人旅行几乎绝无仅有，光是办五、六国签证，我就几乎花了一年的时间）。它使我蓦然惊觉：所谓自由，是由个体独立的精神价值为主轴的。

它无须依附于任何功用实利，它本身就是价值，就是目的。古人所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其核心内涵，就是个体自由造就的个体生命的丰富。我想在结束美国学旅归国之时，通过这一段横跨欧亚大陆的只身万里行，在独自面对世界的同时独自面对自己，把这个“自己”作为一个“他者”加以观照和叩问，去清理、拼接“自己”身上已然粉粉碎的各种碎片，以重新确立自己生命的坐标和存在的依据。同时，我也想把这个已然在一个陌生异域里滚爬过来的“自己”，重新扔回到另一个意义的“大陌生”里，看“一切将会怎么发生？”－－也许在人生的极限处、临界点，你会骤然获得灵魂的救赎与顿悟？……当然，这一切都是“事后之言”了。我在书中诸文中对欧行中发生的各种奇思奇遇有所记述，更对二度去国后独自面对的种种有所涉猎，所有言述都只能算是自己生命感悟中的片言只语，但，这样一种认识在其中是明晰的：人，只有真正把自己放到真实的大世界上，才可能认识一个真实的“自己”；“自己”，却又是一个独立的宇宙，至少应该是一个让“大世界”充盈其中的宇宙，让真生命、真灵魂注入其中的宇宙。这样，在任何情境、任何际遇里的“独自面对”，才不至于“失魂落魄”了。

五

这篇后记已经不短。本来没打算这样铺陈着写，一开头便收不住笔了。也好，就算逼自己再作一次人生的“盘点”吧。

自美归国，京城蜗居。恰赶上八十年代中后期的诸种“热点”、“新潮”，亲历亲灸了当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的跌宕与激变，又不期然地卷进时代狂涛之中而二度去国远行。这些，书中着墨不多，恐怕是需要另一番心情另一种篇幅，方可能尽述的吧。古人云：以三尺之孤，托百里之命。转瞬之间，70年代的烽烟未褪，80年代的热潮尚温，90年代的“话题”刚落，又蓦地“跨世纪”作“隔世”之言－－人生，则已从“而立”、“不惑”忽而步向“知天命”与“耳顺”之年了！也许是因为岁月的淘洗，说“秋水静，寒潭清”也好，说“平常心”、“平常是福”也好，近年来自己日常最享受、最沉迷的一种生存样式，反而是独自面对某种空无、空白与停顿。在纷繁的一周工作之后，在柴米油盐、“五子登科”（房子、车子、妻子、孩子、平常日子）的世俗时序链条之中，设法给自己掰出一段独处的时光，辟出一角虚静的天地，或者关掉电视走进书房面对山积林立的书本，随便抽出那么一本、两三本，拧亮灯（冬天点着壁炉更好），在灯下漫无目的的读，不为“知识”也不为“上进”的读，充分享受在静静的阅读中眼前、心中弥散开来的那片虚茫溟朦的空泛空白，让自己浸入一种莫名以言的冥想状态；或者带上大狗出门上路，走进林荫道上的人声市声，走向山边水涯的沟沟壑壑，静静听着人与狗的踏踏蹄步，坐看水中鱼儿的悠然起落。于是，心思反因空无而饱满，无目的本身就成了目的，无意义反而就生出了意义。我渐渐发觉，从孤独童年、孤身上路，到逐渐在独自承担中形成个人的独立品格，再在独自面对世界中澄滤混杂骚乱的“自己”碎片，走到于今这一步，“独自面对”，才又是另一种文本、另一番语境的长程伊始了。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在这个地球村、全球化、信息资讯充斥、图像宰制而消费挂帅的时代，独自面对，首先面对的是选择的困局（以往，则更多是面对无以选择的困局）。作为一个思想的知识者，守得住这个“独自”已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敢于去“面对”：面对真实。面对蜕变。面对“颠覆”。面对不同于“上一个世纪”的世界格局与思维向度，面对人类基本价值的守持和多元化的包容，面对当下世界诸种社会转型中的真问题和假问题，面对各种回避、矫饰及其眩目光环后面其实不敢面对的事理常识及其基本命题；当然，不仅仅只是面对外在社会、世态时潮的浮沉、兴亡，也要面对自身灵魂的一次次质疑与肯定，再生与死亡……，等等等等。明人吕坤在他的语体笔记《呻吟语》中曾言：“广所依不如择所依，择所依不如无所依。无所依者，依天也。依天者，有独知之契，虽独立宇宙之内而不谓孤，众倾之、众毁之而不为动，此之谓男子。”（吕坤《呻吟语·内篇》）每在白雪飘飘的长路，星空朗朗的清夜，倾听来自内心另一个遥远纬度的声音，享受采拮精神之果的愉悦，那就是“独自面对”最大的福报啊。

末了，这本小书，算是我睽别故园多年后向乡亲父老献上的一瓣心香。年前，曾在登程赋归前夜，戏步辛稼轩旧韵，写下几句旧体歌行，明知音脚有瑕，“辞章久疏料理”，在此也不妨献哂，以纪行迹吧。

金缕曲——远归感赋

万里归来矣。算平生，兰襟素袖，几多知己。酒绂清愁花消怨，一醉宁泯旧耻；千岩外，山月还似。谁问舟上行歌者，知倦未，倦也犹飞去。无人解，沧浪意。

孤人三尺命百里。感天悯，憨愚若我，雷霆平地。秋信久违秦楼雁，红叶何时题字；毋言起，渔樵心事。雪霁闻琴芳辰近，对乡关，有泪如倾耳。知我者，独苏子。

2003年4月23日 仲春于耶鲁衮雪山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