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的武汉日记（2020年2月28日—2020年3月2日）

野兽按：网信办2019年12月15日发布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于2020年3月1日起正式实行。此时，新冠肺炎病毒广泛传播、政府控制不力所引发的争议似乎已经让这个国家的很多人意识到信息畅通、讨论公开的重要性；而同一时刻，宣传部门仍然是党内能够高效运转、甚至是唯一可见的仍在疫情中高效运转的部门。此规定的按时执行，当下自然显得格外讽刺。或许，《规定》的按计划实施，象征着一种“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必然性”，它不会因一次疫情所暴露出的问题和所唤醒的公共意识而改变。

韩大狗在3月2日发表于端传媒的《舆情作为社会「疾病」的隐患——网络生态治理新规背后的逻辑》提到：

“在过去的几周里，我们已经多次看到官媒将“舆情”与“疫情”并列为“两个战场”。人民网的舆情频道则表示危机之下舆情风险“更为狡猾”。在湖北，新任省委书记应勇到任刚刚一周，就召开专项会议部署舆论工作。在中央，公安部长赵克志则明确要求防疫工作“要始终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首位”。

如果说中国官方从这次疫情中能够吸取任何教训，恐怕最主要之处仍将聚焦于如何应对舆情风险，“莫让负面舆情带乱节奏”。而此次实行的《规定》中也多次强调其目的在于培育“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

既然舆论是需要应对、调控的，也就意味着公众的舆论本身是不可靠、也不可信的。将民众对各种大小事件的反应皆视为“情况”，实际上是将舆论症候化、病理化。这些症候包括不理性、不冷静、不积极、甚至“谣言”等诸多常被贴在公众舆论上的标签。每当舆情爆发，就意味着舆论这一庞大的社会身体出现了病态症状，亟需调控使其回到既定的“正常”状态。而在这些负面舆情没有出现时，则需要不断监控和评估“舆情风险”，以应对可能出现的不正常症状。

在舆情工作的执行中，政府实际上早已将社会视为随时需要监控、检测，甚至隔离、治疗的病人。而政府高层自己，则自诩为掌握着先进科学技术的医生。这个医生有权力决定什么是健康的标准、什么是治疗的目标，也有权力采取他认为科学的治疗措施。真理只掌握在这位医生一人的手中，如果不是来自这位医生的科学结论，则必然成为“谣言”、或是“不良信息”，而手术刀下的病人，无论已经多么痛苦，都需要“等官方辟谣”、“以官方结论为准”、“坚持正能量”。

而这种科学化的舆论观，在这次实行的《规定》中最为典型的体现，是对于网络信息的三级区分。《规定》将网络信息分为三类，分别是被“鼓励制作、复制、发布”的信息（第五条），“不得制作、复制、发布”的“违法信息”（第六条），以及应当“防范和抵制制作、复制、发布”的“不良信息”（第七条）。

这一区分的做出，首先当然就意味着官方具有替社会决定什么有益于社会、什么是“不良”的理性权威。在这次的《规定》中，受鼓励的内容，总体来说包括两类。

第一是党的宣传，如“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而第二类则可以概括为“正能量”内容，这种“正能量”包括“展示经济社会发展亮点”、“展现中华民族昂扬向上精神风貌”、“有助于引导群众形成共识”、“有助于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等等。换言之，受到鼓励的，一是重复官方已经说过的内容，二则是帮助人们形成一种幸福美好的生活想像。

而与这些“正能量”形成对比的，则是受到“防范和抵制”的“不良信息”，其中包括“炒作绯闻、丑闻、劣迹”、“不当评述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等灾难”等内容。显然，任何可能破坏对生活无限美好的想像的内容，都属于需要防范抵制之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不良”内容，在《规定》中，也被与第六条的“违法”内容予以区分，措辞上显而易见地与第六条中的“损害国家荣誉”、“危害国家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等强硬说法不同。

然而实际操作中，我们很难认为第六条与第七条的区分是否具有任何意义。首先，《规定》中的标准一如既往地模糊。“炒作丑闻”与“损害国家荣誉”的界限在哪里，“不当评述”与“谣言”的区别在哪里， “易使人产生性联想” 与“淫秽色情”的区别又在哪里，这些都很难得到法理层面的解释。

更重要的是，正如很多学者都已经指出的，在过去很多年的实际操作中，下级官员和媒体公司为了使自己免于风险，往往采取比上级要求更严格的审查办法，将哪怕有微小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直接从重处理。而在过去的几年中，也已经有无数个媒体因传播“负能量”（而非“违法内容”）而被处罚、整改、甚至关停的例子。

因此，这三种信息的区分，实际上只意味着一种区分，即“正能量”和“负能量”的区分。正能量将被传播，而负能量将面临随时随地的打击。

《规定》中的区分当然也有迹可循。在201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时就指出，意识形态阵地分为三个区域，分别是“红色”、“灰色”和“黑色”。红色地带需要巩固和扩展，黑色地带需要斗争，而灰色地带则需要“加快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防止其向黑色地带蜕变”。毫无疑问，此次区分出的这三种信息，正对应着这三个地带。而依据习近平的讲话精神，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目标是要最终消除灰色地带。

在这个理想的最终目标下，舆论将会划分为两个泾渭分明的区域，非红即黑。对舆论的评判标准需要高度规范化和统一化，官方的势力将会能够快速地辨认“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占据着红色的道德高地，不断向堕入黑色的人们挥舞大棒。此番将“灰色”界定为“不良”，加以防范和抵制，无疑是消除灰色地带、制造高度规范统一的舆论标准的重要一步。

毫无疑问，防范和抵制意味着随时的舆情监测和舆情评估。如最近的一篇研究指出的，多年以来宣传话语中对“正能量”和“负能量”的区分，其意义就在于，如果不是正能量，就意味着出现“问题”、破坏“积极健康”的可能，而对这些可能，就要扼杀其于摇篮之中，甚至让人们自觉地不去生产“负能量”。虽然《规定》于三月份才开始实行，但它实际上只不过是将延续已久的思路和做法写成白纸黑字而已。正如将李文亮医生等“造谣者”“依法处置”，何尝不是这舆情监测、调控机制的功劳呢。

随着“灰色地带”被辨认、被编码，随着《规定》将“不良信息”收纳入网络治理的地图，官方希望控制整个网络空间、而不仅仅是政治内容的野心也昭然若揭。

在今天的中国，舆情被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处理，它既无所不包，又需要细致入微地考察每一个微生物的作用。哪个明星发了张照片挡住了一只眼睛，哪个偶像在餐厅抽烟，哪个微博用户抱怨食堂不好吃，哪个微信公众号发了庆丰包子起源考，这些内容都有可能成为一场“舆情爆发”的导火索，都需要时刻监控和审查。毕竟，一只蝴蝶在这个生态系统里振动翅膀，是可能引发一场地震的。

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年一月初，中国官方对病毒不慌不忙，却对“造谣”如临大敌；又为什么现在一个人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一则求助信息，就可能被告知自己发布的内容含有激进意识形态或敏感信息。毕竟，对国家而言，个体人的健康仅仅是一个个体的问题，舆论环境的“健康”却是关系到社会生态的“大事”。《规定》的生效或许正标志着这种治理的常态化，一切生活都是政治生活，一切思想都是意识形态。”

这两天发现3月1日和2日的“方方的武汉日记”都被和谐了。我们不确定是微信这个公司做的，还是网信办的命令。但总而言之，官方显然已经讲方方的日记归类于“不当评述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等灾难”的“负能量”。

之前我曾经评论说：方方是用”爱人“的”百姓写作”来平衡“爱事”的“官媒写作”。目前看来，爱人的百姓写作都已经不被允许了，何况自媒的公民写作！原来我还指望自媒的公民写作能制衡官媒的臣民写作，如今看来，在墙内是不可能了。也许还有一个法子，就是吸引过去不爬墙的人开始用梯子爬墙来看看自由世界是什么模样的。

还好还有Matters，还有端传媒，还有中国数字时代，还有独立中文笔会。在这里继续存档。1月25—2月27日的武汉日记见文末关联。方方的武汉日记本身没有配图，这里我给配上了几张新闻图片，作为篇章的区隔，图片来自端传媒，再次真诚推荐阅读郭大狗的这篇《舆情作为社会「疾病」的隐患——网络生态治理新规背后的逻辑》。

二月初六（2月28日）所谓早春，总会有几天这样的日子

依然阴天。有雨。天又冷了起来。连夜晚都来得早些，四点多钟，如果不开灯，屋里光线就显暗。所谓早春，总会有几天这样的日子。

今天看到微博上有人转发当年朱镕基总理在上海作自我介绍的视频。其中有一句话：“我的信条是独立思考。”这句话，我很喜欢。这也是我所想的。大学刚毕业时，我参加一次文学会议，老作家姜弘先生在会上说，我们的脑袋要长在自己的肩上。这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的，我们的脑袋不是长在老师的教导中，也不是长在报纸上，更不是长在会议文件里，它是长在自己的肩上。我们的脑袋要用来独立思考才更有价值。所以，无论极左骂或极右批，都不会改变我自己看这个世界的目光，也不会动摇我对社会和人性的思考。昨天跟易中天学长闲聊，我说极左和极右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他深表同意。之所以说这两个极派一样，乃是因为他们都容不下别人与他们想得不同。用易学长的话说：“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都是容不得多样的生态，只准世界上有一个声音，一种腔调。”

我每天记录一点事情，并在同时加入一点想法和情绪，我觉得很有意思。这是一份纯粹的个人记录，以日记体的方式。它本来就不可能宏大叙事，也不可能记下抗疫中所有的人事，更不可能用文青们热衷的语言。它就是随心所欲式的，把我自己内心的喜怒哀乐写下来而已。不是新闻，更不是小说。而这种喜怒哀乐的情感，不会跟所有人相同，也不会符合每个人的标准。一个人的记录，哪能成为标准化的产品？这不是常识吗？有些人，为了这本日记，花掉那么多的精力来恨我，来骂我，把自己的快乐时间都浪费掉了。可惜。当然，恨我和骂我如果就是他们的快乐，那我就成全他们好了。

今天有文章说，方方不应躲在家里道听途说写作，而应该去到现场。这叫人怎么说？我不是要不要去现场的问题，而是：我就活在现场之中！整个武汉，就是现场。我是900万受害人之一。我的邻居、同学、同事们，所有被封在武汉的人们，他们都是。当他们通过网络跟我讲述自己的经历以及他们的见闻时，我怎么就不能记下？难道一定要到医生工作的医院，一定要到警察执勤之地，一定要去社区干活，才叫现场？我自己身在现场中的所知所闻，如果硬要被说成是道听途说，那也只能随你便。

算了，不扯这些。

昨晚的日记发出后，我在询问，新增的病人到底是哪里来的。很快，我的朋友给我发来一份新增病人在武汉市的分布表。这让我看到，其实他们的分布状况，不是集中，而是散点式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哪个区都不能先行放人出门。今天医生朋友也发信息告诉我，“病毒呈点簇状扩散”，新增病人散布于武汉的十三个行政区内。目前，全国各地都基本控制住了，剩下的只是治疗问题。唯独武汉，疫情仍然没有完全控制，还是要保持警惕。

好消息是，出院人数越来越多。我查了一下官方说法：经监测发现，出院后的新冠肺炎患者，并没有再发现传染给别人的现象。而新增的确诊病人，实际大部分来自疑似患者，这个比例占到百分之八九十。官方的信息，比医生朋友所说要乐观。床位等人的目标已经达到。以前因床位紧张，方舱医院也收入了不少略重的病人。现在方舱医院重症病人清零，全部转至定点医院。医生朋友说，实际上，现在的重症，跟以前相比，也不那么重了。

死亡率明显下跌。网上有很多人传，说因为解剖，发现是痰的问题，针对此况作治疗，所以死亡率下跌一半。医生朋友说：“死亡率下降应该是综合因素。各种医疗资源充沛，医护责任感加强，有能力和精力财力进行更精细化管理等等因素，绝不仅仅是尸体解剖后的发现所起的作用。本来重症感染后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就是大量渗出物进入肺泡，广泛的黏液性痰栓也司空见惯。所以很多情况下一旦气管插管后第一件事就是护士普通吸痰管吸痰或医生气管镜下吸痰，但是这种淤积在细支气管和肺泡内的黏液性分泌物根本吸不出来，这本来就是ARDS的病理表现。也正因为如此，肺的换气功能障碍，即使给予纯氧也不能纠正低氧血症。”这是原话，我只能作囫囵式理解，自然也不知对否。征得医生朋友同意，我原样搬上，也算记录在案。

同样要记录的是刘良教授团队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对新冠肺炎死者尸体进行病理解剖和研究。看到一个对刘良教授的采访视频，知道其中之艰辛，真是相当钦佩。研究的结果，想必能对现在的治疗和未来的防控提供有力支持。尤其感动于那些同意将亲人遗体提供解剖的遗属们，没有他们的无私贡献，也就不会有刘良团队对新冠肺炎认知的突破。无知的边界远远大于有知，而我们的认知每扩大一厘米，都需要人们百般的努力。如我这样的一介文人，所能做的，也就只是尽可能记录了。

目前武汉疑似感染人数还是不少。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呢？在哪感染的呢？有人私信我，说有些是志愿者，还有一些社区工作人员。我想，这个大有可能。志愿者长期在武汉各处奔波服务，社区工作人员在这个非常时期，真的忙坏了。上面什么事都压下来，而下面的一众百姓，什么事又都找他们。其中相当难缠的也大有人在。同各种人等打交道，哪些人会是感染者，并不清楚。他们的防护设备也远不及医护人员那么齐全，有的甚至只戴着口罩。不过，我的一个朋友说，志愿者和社区人员也是早期有感染，现在几乎没有。她还说：“养老院，看守所，精神病院，前期还蛮平稳。因为对弱势群体的关心，全部检测，就有新增。”

武汉人现在似乎很平静，当然，更可能是郁闷。为防交叉感染，团购买菜也不再挤到小区门口。只是人都在家里，总归要吃。好了，他们又发明了另一种方式：每家用一个塑料桶，用绳子将桶从阳台上吊下。再由社区工作人员把菜放进桶里，自己用力将桶拉上去。有的一直拉到六楼。这是个技术活，但大家适应得还不错。我今天看到这样一个两分钟的视频，莫名地有一种心酸感。武汉人的艰难和社区工作者的辛苦，真不是一般的。

【作者简介】方方：原名汪芳，祖籍江西彭泽，生于江苏南京，现居武汉，中国当代女作家，代表作《万箭穿心》《风景》，最新长篇《是无等等》，个人微信公号“方方记录”。

二月初七（2月29日）集体的沉默，这是最可怕的

天又晴了。阴阴晴晴，有点像我的封城日记，开开封封。待在家里时间长了，不知以后出去还习惯否。甚至，还愿意出去否。今天邻居唐小禾老师发了一组东湖的照片，像是无人机所拍，说是近日的。空旷而寂静的东湖，梅花盛开，红白相间，真是美得不得了。转给同事，同事说，看着看着好想哭。唉，一年春事几何空。杏花红。海棠红。看取枝头，无语怨天公。这几句词，倒是与我们现在挺搭。

武汉人有点沉闷，这是我很强烈的感受。连一向活跃的同事们，也都不想讲话。我家里的小群，亦很少有人做声。都在追剧吗？还真愿如此。关门禁足如此之久，是需要很强意志力来承受的。在武汉，人人都有一种莫名的压力，外地人恐怕很难体会。用任何美好的词汇来夸赞武汉人在这次疫情中所作的奉献都不为过。我们还在继续坚持，依然听从和配合政府的所有指令。这已是封城的第38天。

疫情蔓延已经控制，全国各地只有零星的新增病例，只有武汉例外。但武汉的局面似乎看上去也不错。医生朋友告诉我，武汉现在有近四万密切接触者，疑似病例是不是都来自这里呢？如果是，那么，已经确诊的病例，又几乎多来自疑似人群。设若如此，疫情就比较明朗了。只需从这近四万人中筛查即可。从这个角度说，武汉的疫情，也算控制住了。不过医生朋友依然觉得不太乐观，他认为政府发布消息时数据可更详细点。但我已经乐观起来。尽管还有漏网的四类人尚且混迹在九百万人群里，但以现在的筛查力度和筛查方式，相信很快可以找出来。

今天同事转给我一个视频，是山东淄博人民迎接蓝天救援队从武汉返回的场景。队员们平安回到家乡，个个热泪盈眶。我看后同样如此。武汉如果没有大量的外援来此帮忙，其实很难想象，现在的武汉会是什么样子。他们流泪，是因为他们深知在这里工作有多么危险，能全身而退，便是幸运。听人说，在武汉，除了医护人员感染者多，紧跟着的是警察。我有点惊讶，便上网搜索了一下。果然！湖北有近四百民警及辅警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居然有这么多！

于是给一个警察朋友发了信息，询问他们情况。朋友说他们一直都在第一线。而他本人一天都没有休息过。既要保障基本生活运输，又不能让人流车流泛滥，还得认真甄别。好多民警开车帮忙运送病人，仅靠医护人员是忙不过来的。还有，进出城的通道24小时都得要人守控，既要保障防疫支援车辆通行，又要外防输出。此外在医院、隔离点、社区这些地方，要维护治安和交通秩序，防止医患纠纷之类等等。因为接触多了，风险相对大一些！所以，这么多人感染，是不奇怪的。朋友说，你要好好写写警察呀，我们真的没有时间休息。

武汉人喜欢说一句话：忙的忙死，闲的闲死。现在对比，似乎更加鲜明。闲人心理压力大，忙人身体压力大。大家都在咬紧牙关，共同扛着武汉。

这几日，记者们追踪武汉的疫情为何会延误近二十天，越追越猛，线条也越来越清晰。不能不让人佩服。尽管很多优秀记者离开了媒体，但要说，仍然有更优秀的记者尚在努力。有人拉出了时间表，对照着看，便可以清楚知晓，武汉市卫健委因何原因数日无通报。

有记者采访专家，专家说，他们不知情，甚至怀疑有医护人员感染，打电话问之，却被否定。我问医生朋友，听说过有专家给医生打电话吗？医生朋友告诉说，不可能打到医生这里。我说有没有可能给医院领导打过电话呢？医生朋友说不知道。同样问题问另一个医生朋友，回答得很干脆：他们都到医院来过，怎么会不知道？但专家说，医院这么大，我们怎么可能查得到？官员则说，我们是听取专家的意见。我把专家和官员的观点再甩给医生朋友。一位医生朋友说：其实医生们都早知道人传人的事实，也上报了，但仍然没人通知到老百姓，直到钟南山来才说出来。另一位医生朋友说：集体的沉默，这是最可怕的。那么，这个集体，包括哪些人？我没有问，实在不方便给人增加麻烦。毕竟我不是记者。还是网友概括得准：甩锅比赛正式开始。

摘录几段中南医院彭志勇医生对记者访谈时说的话：

“这个病确实传播得很迅速，1月10日，我们ICU准备的16张床位就住满了。我看到形势这么严峻，就跟医院领导讲，一定要上报。医院领导也觉得事态严重，向武汉市卫健委报告了此事。1月12日，武汉市卫健委派了一个专家组3人到中南医院调查。专家组说临床表现和SARS确实有点像，但他们还是在讲诊断的标准那一套东西。我们就反映，诊断标准太苛刻了，按照这个标准，很难有人会被确诊。在这个期间，我们医院领导跟卫健委反映了好几次，我知道别的医院也在反映。”

“此前，国家卫健委派的专家组已经到金银潭医院做了调查，做了一套诊断标准，要有华南海鲜市场的接触史，要有发烧症状，病毒检测呈阳性，这三条标准都达到才能确诊。尤其是第三点，非常苛刻，实际上极少有人能去做病毒检测。”

“根据我做医生的临床经验和知识积累，我判断这个病会是个烈性的传染病，一定要做最高级别的防护。病毒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认为要尊重科学精神，按科学规律办事。在我的要求下，中南医院ICU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我们科室只有两个人感染新冠病毒。截止到1月28日，整个医院医护人员只有40个人感染，和其他医院相比，感染比例是很小的。“

上面三段，可以看出，元月10日，情况就很严峻了。最终，医生自己提高了警惕。即令如此，中南医院仍有40人感染。这还是感染比例很小的。其他医院，人数更多。细想想，这集体沉默的鞭子，也打在了自己人身上。这大概是疫后所有医院必须反思的。

下午跟朋友很长时间聊到孩子问题。一场疫情，让数个家庭支离破碎，比老年人更惨的，就是孩子。这场瘟疫中的遗孤有多少？不知有没有人算过。仅我们所知的几位殉职的医生，就有四个：两个小小孩和两个遗腹子。朋友告诉我说，还有一群小孩子，大概二十多人，有的父母双亡，有的父母被隔离或在住院，还有父母中一人死亡的。现在政府已将他们集中在一起照顾。他们都是未成年人，小的只有四五岁。朋友说，他们害怕穿防护服的人，也害怕戴口罩的人。我想，他们小小年龄，怕是没有办法向人倾诉的。尽管他们现在吃喝不成问题，但是，他们内心一定有伤口。尤其孤儿，为他们遮风挡雨的大树倒了，他们背后的靠山没了，那种无微不至的爱，不会再有。也不知有没有人去为他们化解这种悲痛。用朋友的观点，越早进行心理干预越好。

偶尔听到一个音频，不知道是哪里的孩子在声嘶厉竭的哭喊：妈妈，你不要抛下我，我很喜欢你……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这些做母亲的人总会浑身发冷。

【作者简介】方方：原名汪芳，祖籍江西彭泽，生于江苏南京，现居武汉，中国当代女作家，代表作《万箭穿心》《风景》，最新长篇《是无等等》，个人微信公号“方方记录”。

二月初八（3月1日）我们的眼泪还没有流完

离春节越来越远，从今天起，将日记的农历时间，改为公历时间。

天气阴晴不定。它增加人们心情的压抑。突然发现，今天是星期日。不出门，最大的问题，就根本不记得日期，更不记得周几。什么时候可以出门？什么时候可以开城？现在是大家最关心的。疫情趋势向好，不言自明。全国人民都在帮助武汉渡过难关，这道关，怎么可能过不去？这份自信，武汉人当然有。只是，出门和开城，会是在何时呢？大家私下都在打探。

我小哥说，他已经有42天没出门了。我比他强，我想要出去，还可以在院子里走一走。至少院内是安全的。女儿今天在家庭的小群里，秀出了她自己做的菜。虽然唠叨着做菜太烦人了，但她还是努力让自己的生活保持质量。红烧肉也做得很像那么回事。前一阵说自己瘦了，但这一顿肉吃下，估计又会胖回去。她的父亲，对她一阵猛夸。年轻人的能干，是我们很难想象的。女儿说，已经从网上搜索了好几种菜的做法。看看，这样的事，根本不需要父母去教，他们的办法多得很，他们的高级老师也多得是。

伤心的事，依然会随着时间走来。灾难已让我们伤心得太多。而今人们的泪点也很低。同事给我看一个视频，是她所在小区的。一个老百姓在向社区干部表达谢意，男性的社区干部泪水涟涟。有人在下面议论说：武汉人这一个月流了几十年的泪。这是一句大实话。那些眼泪，不仅仅是悲伤，它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的眼泪。一定要让流着这样眼泪的人去高歌猛进，去意气风发，去向全世界宣告，我们是最大赢家，这也不太可能。因为我们的眼泪还没有流完。

清晨五点，李文亮所在的市中心医院的江学庆主任去世。55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早说过，在武汉，很多人拐个弯就认识。我不认识江主任，但我大学同学的太太跟他很熟。她一早给我留言，说江学庆医生“不是吹哨人，但他却一向温暖，义气。病人相信他，朋友愿意跟他交往。帮我治了无数病人，却总是说，‘小妹交办的事，必须尽心尽力。’那么多病人慕名找他看病、手术，他都是温暖以待……而我宣传他却很少。因为他总说，医生就是看病的，病人的口碑就是最好的肯定！”因为熟悉，同学的太太很难过，她后悔自己以前为江医生做得太少。

医生朋友亦给我留言，说江主任是甲乳领域全国唯一的一个“中国医师奖”获得者。这一次疫情，医护人员的牺牲太惨烈。而江医生之死，我听说背后有着无法言说的故事，这是悲哀的故事。不只是生命逝去的悲哀，更有不准说出来的悲哀。我也不说。

目前武汉的疫情，艰难而缓慢地好转。新增确认和新增疑似患者，仍然高达几百人。医生朋友有点沮丧，由此又作了一个预测：估计质变还要十来天，控制还有一个月，彻底消灭还有两个月。对于我们来说，一个月，或两个月，这个时间，都太太太长了。我希望医生朋友的这个预测是错误的。春光无限，真不舍得将今年的美好春光完全让病毒享用，我们渴望着早日出门。

好多人给我留言，说有一位李跃华医生，非常神，他的中医穴位注射法，可以医治新冠肺炎，并且他在没有任何防护下进行治疗，也不会感染。希望我能写一下他。其实我的记录，只是自己随手而记，并不特别觉得自己要写什么。只是，向我介绍李跃华的人实在太多了，并且转来他治疗病人的视频。看上去真的很神奇。据说，他非常想参与治疗新冠肺炎病人，却不被允许。网上也争得一塌糊涂。我就此向我在中医学院执教的同学请教，他说了三条：

一，李跃华目前是否具有执业医师资格不是重点，重点是他的治疗方法是否有效？有效就要让他出来救人：这应该也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吧？

二，很多民间医生都是被那个医师资格证卡住了：合法行医还是非法行医就看是否有这个证书。据我所知，目前对没有医师资格但确有本事的民间中医师，有“师承”和“确有专长”两个途径可以使这些人获得合法身份去行医。

三，有关部门这样做实际上是罔顾事实进行打压：名义上很是正义，但明眼人都知道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退一步说，李跃华确是非法行医，但如果他的疗法确实对新冠肺炎有效，有关部门就应该特事特办：让他出来救人，其他的证书证件等问题事后再说。现在行政部门紧紧揪住李跃华的行医身份是否合法的问题不放，且要置对方于死地（看那文件似乎要动用行政手段甚至是司法手段了）：表面上程序正义，实际上寒了人心呢。只要李跃华的治疗方法确实有效，目前就不应该纠缠他是否具有行医资格：是否有效他的患者最有发言权，去患者那里调查不难得出结论。

以上是同学原话，看上去也颇有道理。我外行，不加评述。我平时也不信各类游医。有一次找私人中医看脚，花了很多钱，结果，用药后更严重，最后还是西医治好。所以，我看病多以西医为主。只是平时调理身体时，会用中草药。但我也会跟很多人想法一样：既然他声称能治，有什么可争论的？不妨让他试试？邓小平有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套用之，不管中医西医，能治好病人就是好医。看病需要实事求是，尤其紧急关头，人命大于天，为什么不给人家一个机会？哪怕当场戳穿他的牛皮，让真相大白天下，不也挺好？

【作者简介】方方：原名汪芳，祖籍江西彭泽，生于江苏南京，现居武汉，中国当代女作家，代表作《万箭穿心》《风景》，最新长篇《是无等等》，个人微信公号“方方记录”。

二月初九（3月2日）让后人知道，武汉人经历过什么

天又下雨，阴沉得厉害。而且，有点像春节前后的寒冷。同事冒着雨，给我送来馒头花卷等食物。我已在文联大院里居住了三十年。多年来，经常得到邻居和同事的照顾，这是让我觉得倍感幸运的事。今天晚上，就是吃花卷和小米粥。一个人做菜，实在没劲。

每天晚睡晚起，医生朋友的信息，我经常到中午才能看见。与昨日的沮丧不同，今天医生朋友似乎很兴奋。因他了解到，昨天新增确诊病例造成反弹的原因，是来自监狱新增加的233人。事实上，我们也很快看到湖北官方对监狱一众官员的免职处理。快得令人惊愕。而今天的新增确诊首次降到了两百以下，新增疑似也不足百人。医生朋友认为：有望两三天内进入低位运行期（即人数到100以下）。武汉人曙光在望了。这这这……是不是意味着，开城的时间可能提前？900万武汉人，现在最盼望的是这个。晚间，询问朋友，说有可能再等半个月吧。这信息比预计得好，不至于熬到四月。

沉闷，依然是我这几天对武汉人的印象。今天在网上看资料，好几个人，谈及武汉，都用了“悲情城市”四个字。我不知道要怎么说，如果以春节期间的场景，用“悲情”二字，真的太轻，勉强可以配上的是“惨烈”。只要再读一遍常凯的绝命书，即可知何为惨烈。

近日，一篇文章中谈到广东医护人员初到汉口医院的情景。其中一段描述：“我记得大年初二中午我们接手了危重症病人的病房，还没有一两个小时，就有两三个人不行了，晚上又有两个不行了。还有一天，一个病人从急诊推上来，还没到病房人就没了。最初几天病人实在太多了，最高峰时期，发热门诊的日门诊量是1500人到1600人。”这只是一家医院的情况。武汉有多少医院，有多少这样的场面？我觉得，各省驰援武汉的医护人员，在有空的时候，不妨记录一下他们刚来武汉所见的场景以及当时武汉给他们带去了怎样的震惊。相信那一定是他们终生难以忘怀的事。记录下来，让后人们知道，武汉人经历过什么。

由此，也让我想到，那些全力进行疫情复盘的记者，还在深度调查和追踪吗？对武汉人来讲，这才是至关重要的事。现在已是局势向好之时，追查事因，可以提到议事日程上了。不然，时间流逝，伤痛也在随着时间而去。我担心，人们一旦轻松快乐起来，就不会再愿意回想那些曾经的苦难，就会努力让自己忘掉灾难中死掉的常凯们。

想起一件事，不是有人说，疫情后要建纪念碑吗？请在纪念碑上留出一块地方，刻上常凯的绝命书。后人们读到它，才能体会到2020年的武汉，灾难是什么样子。所有的武汉人，包括为抢救生命几乎拼了命的医护人员，我们都应全力支持调查记者继续追踪和查询：是谁们耽误了二十天时间。正是这二十天，让两千多武汉人丧生，让几千武汉人现在仍然躺在病床上，生死未卜，让900万人不能出门，也让500万人不能回家。这件事绝不能松懈。一个锅也不让他们甩出去。

在今天读到的《专家复盘不明原因肺炎上报失灵的背后》一文中，有这样一段：“在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那次经历时，曾光拍着桌子问，‘那时我哪知道还有个李文亮，还有张继先？’” 亲爱的有力量有胆识有良知的记者们，请继续！留守的900万和漂泊在外的500万武汉人在倾听你们的声音。我们所有人都想知道：到底是谁在对我们隐瞒！

四十天闭户，人们的心理承受力会到极限，这是我一直关注的。尽管网上有很多心理专线，但不知道是否可以解决问题。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那篇叫《武汉的九百万种心碎》文章，真是好题目。它讲述诸多武汉人通过网络倾诉自己的痛苦的故事。倾诉和发泄是心理疏导的很好方式，有如我天天写这样的一份日记。但是，一根名为“正能量”大棒却不时挂在发泄者的头上。这是非常名正言顺的大棒，它被很多人手持并高举。如果，你哭了你倾诉了，你就是在制造恐慌，你就是在破坏抗疫，你就是负能量。消灭负能量，是正能量义不容辞的事。唉，人世间的事，如果这样简单地理解和判断，那才真的是白白来到了人世间。正能量如果以这样无知无畏的面目出现，它的“正”又在哪里？谁说哭过了和发泄过了，就不能站起来继续往前走？

近几日，不少记者对我进行访谈。其中有一个问题问得有意思，说在这次疫情中，有哪些人和事被忽略了？回过头来，觉得被忽略的人及事，委实太多了。早期的武汉，仓促封城，就像一个百孔千缝而且连底都没有的大水桶。政府全副精力忙着把底先兜住。桶边的百孔和千缝，却无力顾及。得感谢无数志愿者的出现，这些年轻人太了不起了。是他们见孔便堵，见缝即填。比方，帮助并组织接送金银潭区域医护人员上下班的汪勇；封城一个月中，为六百多居民买药而遭举报的吴悠；还有专程从四川赶来为武汉医院的医护人员做盒饭的刘鲜。很多很多的他们。其实并没有人派他们去做什么，而是他们自己看到没有人管，主动接盘。按说，政府各部门都有管理人员，他们在封城同步，就该各负其责，相应地考虑到诸如此类的问题。糟糕的是，他们不食人间烟火（换一种说法，即管理水平低级），没有看到文件，他们便寸步不行。政府真的应该感谢那些及时为他们补漏填缝的志愿者。没有他们，武汉不知还会有多少糟糕的事。

今天还学到另一个词，叫“次生灾害”。封城固是迫不得已，但是长期封城，不作全盘统筹，毕竟不是个事。此后的副作用将会超出想象。如果官员们不正视民生问题，不实事求是地看到其他健康人将面临的生存窘境，并且不灵活地寻找和思考相应对策，恐怕后续问题也成“病毒”。这些天，很多人在议论这样的事。

昨夜，同学转给我一份在诸多微信群流传的呼吁书，里面便提到农民工的问题。我原文照转。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要以劳动而养家国。应该在战瘟疫的同时，各级部门应该成立《农民工返岗工作组》。现在只要是湖北人，走不出去，外面单位不收，要么就是婉言谢绝，过几天再说。其实应该分区域30天后（刚好两个十四天）解除部分无疫情地段限制，并通过包车政府对接，或是志愿者服务对接，免除到岗后又要隔离十四天的代价。若政府不重视，湖北农民工会被其它地区取代，甚至有可能大部分失业。这是多么大一个后遗症，确实要引起重视。比如偏远山区，山大人稀的地方，目前一例都没有的地区应该政府牵头对接用工单位。今年只要提起湖北人都害怕，真是一场务工和职业危机。湖北政府不及时出台农民工返岗措施，偏远山区，没有疫情发生的地段要面临失业潮，过个年一分不剩，过完年一分未挣，一家老小坐吃山空，怎么办？？？应该加大没有疫情地区的宣传，鼓励接收地大胆放心接受，政府对接，企业出力，包车点对点接送隔离，筛查，再上岗。应该是没有大问题的，再说也不是所有湖北人都病了。政府应该重视疫情的同时注重民生。农民工家里，多数是今天不工作，明天就饿肚子！！！希望湖北省各级政府能重视并提上日程，民生关系你我他，希望大家都转发一下。

上面是呼吁的全文，我帮转了。

【作者简介】方方：原名汪芳，祖籍江西彭泽，生于江苏南京，现居武汉，中国当代女作家，代表作《万箭穿心》《风景》，最新长篇《是无等等》，个人微信公号“方方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