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天地人的宏观秩序，达成个人的身心灵整合，活出真善美的精神境界|《野兽爱智慧》

撰文：野兽爱智慧

这是【心灵自由号·写作营】第一期的第二篇作业。

今天下午在朋友圈转发了三篇端传媒的文章：

1.2020年3月2日发布的韩大狗《舆情作为社会「疾病」的隐患——网络生态治理新规背后的逻辑》

2.2020年2月3日发布的文惠时《疫情阴影下，中国放开媒体审查了吗？》

3.2020年1月25日发布的 杨瑾瑜 门悦悦 章寒冰 王筱瑄《疫情与舆情十七年：被瞒报的SARS与被孤立的武汉》

引发了以下这几个回合的对话。

这位朋友是我们微信公号的订阅书友，2018年11月3日加了我微信，2019年1月2日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些自我介绍，她从事高校课程与教学改革的研究，坐标浙江金华，主编过《大学语文与写作》的教材。之后就没有交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看她没有回复我的反问，应该是已经把我拉黑了，回头以看，果然如此。

徐贲先生常说“中国需要公共说理教育和公民理性”，我深以为然。对方还是要教大学生语文与写作的人，都这样。大学的公共说理教育真是堪忧呀。

徐贲老师说：几年前，一位在南京大学当教授的朋友对我说，中国公共理性话语危机已经严重到了非采取行动不可的程度。他觉得需要编一本给大学生用的写作课本，帮助训练他们基本的逻辑说理能力。

在国外，这种训练从初中就开始了，经过高中，再到大学，不断加强，让学生培养与他人交往时必不可少的说理习惯。且不说高中、大学教育，单以加州初中一年级（相当于中国小学六年级）学生使用的英文课本Sharpen Up!为例，就有“逻辑说理”和“提防宣传”的章节，帮助学生了解如何在写和读的过程中，不骗人，也不被人骗。

因此，徐贲专门为大陆读者写了一本《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并且在内地由中信出版社发行了简体中文版。

公共说理不是吵架，吵架越成功，说理越失败。吵架是一种恶性激化人际意见对立的话语行为，而说理的目的则恰恰是要尽量消除人际意见对立，化解分歧。公共说理是要通过交流、说服来达到共识。公共说理是公共文明的成就，也是良好社会关系、民主政治秩序的根本条件。中国的公共说理机制还不健全，提高公共话语理性的自觉性应该成为各阶段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项目。

比如，《中国不高兴》作者们就是中国公共话语理性匮乏的受害者，不是它的始作俑者。他们只是在不知不觉中帮助再生这种缺乏理性的公共话语而已。霸气、含混、反逻辑、少理性的语言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深入公共文化肌理的普遍痼疾。

人们很容易以为，有这样的语言，病因全在于“逻辑”，其实不是这样的。逻辑，尤其是形式逻辑，只是公共说理最表层的部分。当然，由于它处于表层，所以也是最显见的。在初中、高中，乃至大学低年级学生的说理（论证和说服）教学中，逻辑都只占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说理还包括另外两个部分：信誉（ethos）和情绪（pathos）。而说理本身则又离不开社会和政治的整体说理环境。《明亮的对话》同时涉及这些在逻辑和逻辑谬误评估之外的其他说理因素和环境条件(包括公民素质和教养、说理群体共同认可的价值权威，以及民主法治)。要了解公共说理，需要同时兼顾说理的所有主要方面。

乔姆斯基（Norm Chomsky）把语言的能力看成是人的思维的基本能力。例如，一个高小或初中学生就知道主谓宾结构、形容词用来修饰名词、副词用来修饰动词等等。这不是什么特殊的知识，只要会正常运用语言的小孩子都不会弄错。基本的逻辑思维也差不多，大人要说服小孩，也得讲道理，讲道理就得有逻辑，否则就“说不通”。

大人越讲道理，小孩就越有机会学讲道理。小孩懂道理，并不需要特别的逻辑知识。只要思维正常，肯动动脑筋，理由与结论之间的关系一般只要点拨一下就能明白。正是基于人的这种基本能力，一般人只要加以留意，总是可以在不合逻辑的公共语言中看出其中的谬误。逻辑思维因此能够成为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具备的公民常识。

理性话语的价值观是与他人平等、尊重、以说理相待的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不羞辱他人、不欺骗他人、不歧视他人、不伤害他人、不使用任何暴力（包括语言暴力）对待他人。这也是正派社会的价值观。使用非理性话语就是一种对社会理性、真实秩序有严重破坏作用的行为。

逻辑、语言（文字）和思想这三个部分是结合在一起的。逻辑严密的说理语言也会谦和有礼，仔细定义自己所使用的主要概念，不用侮辱性字眼，不带吵架的腔调，尽量少用带有预设情绪的词汇。这样的说理在思想上也会倾向于人的自由、平等、尊严价值，主张包容、尊重他人权利、反对压制不同意见。相反，缺乏逻辑的话语势必会以逻辑之外的手段去支持它的“说理”，如暴戾、武断、威胁、专横的用词，攻击对方人格、谩骂和侮辱，甚至压制对方发言。这种话语在思想上也势必会有排斥性、仇恨情绪和暴力倾向。人应该通过自己的自由思想、独立判断而拥有看法和观点，不因为受到胁迫、欺骗，或感到恐惧而不得不有某种想法或做出有这种想法的样子。

非理性话语不仅仅是个别人话语的弊病，而且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理性话语是民主社会的特征，而非理性话语则常常伴同专制而生。不讲理的话语可能存在于任何社会，但只会在专制社会中大行其道，甚至成为政府的权力话语。学校教育重视学生的理性话语能力，从社会作用来说，是一种帮助维护民主公共生活秩序的公民教育。从公民修养、禀性来说，则是一种提高国民素质的人文教育。

自说自话不是公共说理

一个国家中公共话语的匮乏和病态，是在逐渐的过程中发生的。正如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说，语言环境中的变化和自然环境中的变化一样，“开始都是缓慢地累积，然后突然达到了物理学家所说的临界点。一条被逐渐污染的河流会突然变得有毒，大多数鱼类都灭绝了，游泳成为一种危险。但即使是这样，这条河看上去还是正常的，人们还可以在上面划船。换句话说，即使河里的生命都已经死亡，这条河还是存在的，它的用途也还没有消失，但它的价值大大降低了，并且它恶劣的条件对于周围环境会产生不良的影响”。中国今天的公共语言变质已经达到并超过了这样的临界点。

长期以来，在中国一直没有能够形成明确的、被公众社会普遍运用和遵守的公共说理话语。这首先是因为，人们对公域和私域的话语未能予以清楚的区分。美国大学的说理写作课上一般会向学生特别强调这个区别。

例如，学生在写作文时，教师会告诉学生，从酝酿到成文一般会经过三个阶段。开始时，写作者记下一些自己的想法或观点（往往是在“酝酿”的时候，与别人“聊”出来的），称为“笔记”（notes）。笔记是零零星星、断断续续的想法，不成文，完全是写给自己看的，暂时不必考虑读者是谁、读者会有什么不同看法等等。

笔记是一种私域的写作。一旦有了初步想法，接下来就是草稿。草稿基本上还是写给自己看的，但行文的表述或结构要比笔记完整一些，称为“手记”，手记已经基本连贯成文，可以读了。“手记”与“日记”是同一个词：journal，这是因为，大部分随手所记的文字与日记是同类性质的，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

第三阶段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说理之文” （essay），它是作者写给别人看的，所以必须考虑到它的公共性，必须考虑到别人会要求提供什么论据、可能会有什么不同意见、如何才能有效说服他们等等。这种私域和公域话语区别的意识需要不断地培养，使之成为一种习惯。

在中国，话语的私域和公域区别十分模糊不清，以至于公域话语时常受到私域话语的不当影响。说理必须区分公和私的话语，因为私域话语的“我与我”关系难以顺利转化为公域话语应该具有的“我与你”关系。

例如，从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各级学校教育都号召“学雷锋”，学习的远不只是做好人好事，更是雷锋式思维方式和表达形式，最典型的文本就是《雷锋日记》。小、中学语文教科书里有不少与《雷锋日记》相似话语的文本，教师要求学生的是一种只讲“深刻理解”，不讲“说理评估”的阅读方式。

《雷锋日记》中的话是雷锋写给自己看的，是一种私域写作。雷锋说：“处处听党的话，坚决地、无条件地做党的驯服工具。”他省略的主语是“我”。无论雷锋对自己提什么要求，那都是他自己的事，“我与我”的话语是无须作公共说理的。但是，如果雷锋是对另外一个人说话，说“你”必须这样做，那就成为“我与你”的话语。这时候，他就必须给对方一些充分的理由。给予充分理由，那就是公共说理。

“学雷锋”是一种以非理性的话语机制为基础的行为模仿。它要求的是，雷锋怎么做,你也怎么做; 雷锋怎么想,你也怎么想。除了“雷锋这么做”和“雷锋这么想”之外,你再不需要有其他理由，也再不能问“为什么”。长期用这样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模式来规范社会,必然会取消公共说理的作用，也必然会削弱公众的说理能力。

《雷锋日记》式的语言本身无所谓好或不好，雷锋只受过小学教育，能够写出这样的日记已经很不容易。他心地善良，虽然他做好事会有一些功利的动机（不然就不会有这么多照片和事迹了），但我们不应该用怀疑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态度去对待他做的好人好事。然而，把雷锋日记的语言拔高为公共说理，却是有害无益的。对《雷锋日记》很少有作说理评估的。

例如，有人赞美雷锋语言善于“巧用对比”、“对比套用”、“排比连用”，是青年人应该学习的语言榜样。雷锋说，“我懂得一朵花打扮不出春天来，只有百花齐放才能春色满园的道理。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赞美者评论道：“通俗的比喻，鲜明的对比，形象地说明先进人物要带领大家一道进步的深刻道理。”雷锋只是用了一个比喻，连理都还没说，哪里来什么“深刻道理”？如果硬要把雷锋的话解释为“说理”，那么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逻辑问题，那就是，并没有谁说过“一朵花可以打扮出春天”来啊！先提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错误想法”，然后把它驳倒，这种常见的逻辑谬误叫“稻草人战术”。

说理是一种波兹曼所说的“印刷文字的文化”，虽然它也可以用说话的形式来表达。说理的交流特别得借助于文字。逻辑谬误出现在口头话语中时，一句接一句，往往不可能一下子“听”出来。当然，在文字表述中，如果只是“粗读”，也是读不出来的。所以，说理教育的一项基本的学习和阅读训练就是“细读”。

日记无论写得多好，多么有文采，有学问，都是一种自言自语、自说自话的话语。因此，没有谁会对没有发表的日记提出公共说理的要求。但是，日记（或其他形式的私人写作）一旦发表出版，并且有了开导、影响别人的企图，那它就已经进入了公共话语的领域，因此也必须接受“说理评估”的检验。《中国不高兴》中就有许多经不起“说理评估”检验的自言自语和自说自话。这一现象在中国许多别的出版物中也屡见不鲜，这是学习《雷锋日记》成长起来的那一代读书人潜移默化地学会使用的语言。

高调宣传也不是公共说理

任何话语交际都是由三个关键部分构成的:信息发送者、信息、信息接受者。其中，发送者与接受者的关系特别重要，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交际过程中传送的是什么性质的信息。如果发送者与接受者的关系是自由、平等、相互尊重的，那么，传送的信息是说理。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为了传送说理信息，交际双方之间必须有自由、平等、相互尊重的关系。因此，选择什么样的话语，也就是选择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或者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就有什么样的话语。

长期以来，中国公共语言一直受宣传话语影响和塑造。在宣传话语的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存在的不是一种可以发问和必须对话的平等关系，而是一种“领导”和“群众”（被领导）的等级关系。即使在不同的“领导者”们那里，信息传送也是在“上级”和“下级”的等级关系中进行的。在这种等级关系中形成的话语是“指示”，不是说理。指示有时可能会附带作一些说明，但其目的是为了加强接受，不是接受反方的怀疑、质疑和反驳，并与之进行说理对话。宣传话语是武断下达的，它追求的是简单、直接、容易接受的效果。它有很鲜明的立场，但往往缺乏说明立场的理由。

宣传与“说服”是不同的。朱维特和奥多奈尔的《宣传与说服》正是以这一区别来定义“宣传”的：宣传是单向贯彻信息发送者的意图和需要；而说服则是双向互动的，兼顾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双方的交流需要。宣传居高临下，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随时可能在交流的某些环节上违背真实原则;而说服则必须平等对待对方，诚实地遵守真实原则。宣传往往不容受众发问，因此依靠某种外部强制力维持信息的传递机制;而说服则必须容许、鼓励对方发问，双方都是自由而不受胁迫的自主主体。因此，在宣传和说服之间不只是话语样式的选择，而且是话语制度环境的区别。在某种势力可以为所欲为进行宣传的社会中，一定存在着某种不受节制的胁迫性制度。

宣传在当代话语中往往用来特指某种由组织体制来从事、完成的信息散布。宣传散布的思想、观点，开始是宗教的（17世纪），后来则是政治的和政党的。20世纪是宣传成熟、发展、多样化的时代，不仅用于政党口号、群众动员、思想控制、舆论引导，而且也用于商业广告。现代政党宣传的对象是群众，也是动员和控制群众社会的主要手段之一。正是在20世纪，原先中性词义的“宣传”变成了一个贬义词，获得了虚假、欺骗、蛊惑、玩弄、操控、洗脑这样的含义。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初中教材把逻辑谬误和宣传手法放在一起，用以引起学生们的警觉。

民族主义很容易变成一种宣传，一种很高调的宣传。民族主义后面有一种天然的体制力量，国家和政党组织都常常利用民族主义，即便是在民间，民族主义也不会与国家权力没有关系。“民族”与“个人”之间没有对等的关系，民族永远不会错，错都是在个人，所以代表民族说话的人，永远理直气壮，盛气凌人。民族主义是不好惹的，不管对谁来说，“不爱国”、“汉奸”、“卖国贼”都是很沉重的帽子。

在反驳这种民族主义和指出它的非理性特征时，甚至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理性的民族主义思考根本无法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辩论，因为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不可能有说理这种对话。说理的首要前提是愿意说理。非理性不讲理，不只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讲理，而且是因为根本就不愿意讲理。这种极端强梁、霸道、暴力的非理性，已经超出了民族主义讨论本身的范围。在现实生活中也有这样的情况，讲理的弄不过不讲理的，如果这成为普遍现实，那么社会也就会陷入一种非理性、无是非的可怕状态。

《中国不高兴》给民族主义设下了一个类似的话语圈套，好像辩论是在“民族主义”与“反民族主义”（被贴标签为“自由主义”）之间进行。其实，这是一个谬误的“虚假对立”（false opposition），因为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并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排斥的。

正如《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一书的作者塔米尔指出的那样，民族主义的一些理念本来就包含在自由主义的社会和政治实践之中。彰显这些理念可以使自由主义更易被广为接受。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都通常夸大他们各自立场间的普遍论和特殊论的界限。其实这一界限根本站不住脚，大可不必坚持。

自由主义理念并不像它自以为的那样基于普遍原则。否则，为什么自由民主国家中的公民身份要取决于出生权利和亲属关系，而非个人的国籍选择?为什么自由主义者认为，每个人不应在政治上效忠于世界上某个最公正的国家政府，而只应效忠于他自己的政府（只要这个政府行事公正）?为什么自由民主国家的福利只限于本国公民，而不旁涉他人?自由主义的理念行为其实早就包含了民族主义的某些价值，自由主义在蕴育民族理想的同时，也珍视那些衡量民族理想的其他人道价值，“这个过程的结果便是重新厘清具有正当性的民族理想和追求这些理想的（正当）手段”。

与《中国不高兴》民族主义论调完全不同的是，塔米尔对民族主义的论述所使用的是一种理性的、精细的书面说理文字语言。塔米尔的理性书面说理语言对于只会“聊”和“侃”的《中国不高兴》作者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也是他们必须通过虚心学习才能掌握的。

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对大众文化时代人们因阅读和接受习惯的改变而丧失思想能力充满了忧虑。他认为，就说理而言，写作优于口语，写作的表述方法会对文化有较健康的影响，“印刷文化的认识论在日益衰退，电视文化的认识论在同步壮大。这些都会在大众中产生严重的后果，其中一个后果就是我们将（因思想幼稚而）变得越来越可笑”。皮亚杰的理论是，只有口头语言的人在智力上不及有书面文字的人，而“电视文化”里的人比前两者都表现得智力低下。

说理是一种思想能力，它要求我们尽可能全面、完整地把握讨论的问题，采取一种真实而客观的态度。这就需要说理者随时当心在说话和文字表达过程中的逻辑。同时，说理者还必须能够了解和判断对方的态度和不同立场。

在判断说理可靠性的时候，他要同时做几件事情，“包括把判断推迟到整个观点完成时作出；把问题记在脑中，直到已经决定何时、何地或是否能回答它们;用所有相关的经历作为现有观点的反证。还必须能够舍弃那些同所涉观点无关的知识和经历”。

如果一个社会中有许多人都能够经常地、有意识地这么做，他们就能够帮助提高整个社会的思维、判断、说理能力，也能够在此基础上帮助维持一个理性、开放、多样化的公民社会和民主秩序。这种话语对于人们政治、社会的实际影响作用确实是不容忽视的。

徐贲先生也在他的另一本著作《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中提到：

“国家”是一个由疆域、民族、历史、文化、语言、传统等原初因素形成的单一总体。这样的国家连同它的政府成为国民爱国的“自然”对象。这里的“自然”可以是不假思索的感情自然流露，也可以是由于没有其他可选择对象而不得不然的那种自然而然。这是你的祖国，它的一切，包括可能是很糟糕的政治制度和政府，构成一个与你自然有联系、你不能不接受的认同对象。

爱需要理由，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认同，一个国家之所以值得认同，乃是因为它维护公民社会所共同认可的基本价值（自由、平等），使他们的集体存在有尊严（人权）、有道德目的（正义）、并符合他们认可的公正程序（法治、公正的政治代表机制）。因此，公民的爱国并不表现在一味地顺从国家权力，而在于要求和督促国家权力不要破坏公民群体所共同珍惜的东西，尤其是人的尊严生活所必需的那些民主价值。在特殊情况下，公民爱国甚至可以通过公民不服从来表示。

这样，当你因为批评官员和政府被人喷“不爱国”时你终于能够把道理拎清楚了。

至于明明有那么多不同的声音，为什么我们总是看到一致通过，零票否决呢？

是因为所有的政府都希望能够摆出一种思想统一、团结一致的阵势，但只有极权才能做到这一点，而且也非得做到这一点不可，因为极权统治自称掌握了绝对的真理，对绝对的真理当然不允许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但是，极权统治的最高层的内部权力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纳粹高层的争斗就一直很激烈，所以希特勒不止一次地下达命令：内部争论一定不能外泄。

在历史中有许多我们大多数人被迫要保持沉默的“事件”和“时刻”，很多人看起来都对过去的事情（哪怕是巨大的灾难）都毫不关心、语焉不详，沉默的仿佛失忆。

一般来说，很难精确预测哪些异议特别具有传染力，特别容易扩散，这就像很难预测哪种流行病菌会在哪一年流行一样。一方面，总是会有不止一种异议在悄悄传播，直到某一种突然越过了“临界点”，一下子传染开来，连时时防守者也觉得出乎意料。另一方面，制止一种异议的方法也同制止流行病相仿，无须把异议从每一个人头脑中抹掉，只要能有足够多的人停止散播就可以了，只要有足够多的人不传播病菌就可以了。那些被禁止公开谈论或讨论的历史事件，只要大多数人不再想它，不再去说它，它也就得到了控制。

但是，永远也无法预料，什么时候、在哪里、会因为什么事情、又一下子会出现了多大面积的民众异见。但是无论何时出现这样的情况，扑杀的办法是一样的，那就是，让足够多的人对传播异见心怀恐惧，让足够多的人至少在公开行为中保持顺从和沉默。当大多数人不再公开表示某种异见时，异议的传播也就停止了，所以，让大多数人对某事保持沉默，是让异见从公共话语中消失的有效方法。

在20世纪的极权国家，行政系统一刻也离不开思想控制，宣传因此成为极权统治的基础和核心，或许你认为自己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有政治目的的宣传不那么容易进入你的大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宣传的失败。

宣传的目的并不只是改变和形成人的想法，而更重要的是改变人的公开行为，是使人有正确行为。哪怕一个人的想法没有真正改变，但只要他的公开行为按照所宣传的样子被改变了，宣传就已经成功地达到了目的。这是极权宣传最重要的特点和作用，也是顺民假面生活从极权制度一直延续到后极权或新极权制度，代代相传、延绵不绝的根本原因。

“宣传不再是为了改变人们相信某种原则，而是为了使人非理性地照某个样子行动。宣传不再是引导人去选择，而是引起条件反射，不再是改变想法，而是灌输神话信仰。”

或许你认为自己是拥有知识和判断力的现代人，不会那么轻信宣传，也许事实恰恰相反。

现代人是一个丧失了传统自然群体归属（家族、村落、邻里、同乡、世交等）的孤独存在。他是一个存在于陌生人群体中的原子，与他人只能结成抽象的群体联系（民族、人民、群众）。宣传为这样的原子个体提供与陌生人和遥远地方相联系的事件新闻。介入这些事件能使孤独的个人有一种与他人在一起的共在和参与感，让他觉得与他人拥有同一个生活世界，汇集在同一种情绪或感受之中。宣传瞄准的对象不是单纯的个体，而是置于群体中的孤独个体。

然而即便如此，极权宣传的效果也常常与它的投入不成正比，它有着三种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

极权宣传的第一个内在缺陷是为自己设置了不切实际的目标。不切实际的目标注定只能有自欺欺人的结果。极权宣传自称代表绝对真理，并企图统一所有人的思想，它必须证明极权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的绝对正确等等，并以此为理由要求所有人的绝对服从。绝对的正确必然需要绝对的权力来支撑，而绝对的权力又必然带来绝对的腐败。

极权宣传的第二个内在缺陷是自我评估机制失灵。极权宣传表面越成功，就越无法评估自己实质是多么失败。极权宣传是一种典型的以“正确行为”代替“正确思想”的宣传。它的有效性可以从人们没有公开的不正确行为来评估，却无法从人们没有不正确思想来评估。

极权宣传的第三个内在缺陷是，党逻辑的意识形态无法控制人对经验世界的感受。为什么连宣传干部都难以相信自己所宣传的东西呢？这是因为他们也是生活在经验世界中的人，在这一点上，他们和老百姓并没有太大区别。

民主社会的宣传与极权生活的宣传并不相同。民主社会的“公关”式“宣传”是零碎的，根本不可能有高度组织的政权力量来作后盾。那么正常生活中“说服”和带有欺骗性的“宣传”要如何分辨呢？

宣传是单向贯彻信息发送者的意图和需要；而说服则是双向互动的，兼顾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双方的需要。宣传居高临下，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随时可能在交流的某些环节上违背真实原则；而说服则必须平等对待对方，诚实地遵守真实原则；而说服则必须平等对待对方，诚实地遵守真实原则。宣传往往不容受众发问，因此依靠某种外部强制力维持信息的传递机制；而说服则必须容许、鼓励对方发问，双方都是自由而不受胁迫的自主主体。

因此，在宣传和说服之间不只是话语样式的选择，而是话语制度环境的区别。

武断、粗暴、空洞、蛮不讲理的言论方式，实质是在为愚民政策买单。

长期主导和影响中国公共言论的独语式宣传是造成中国不讲理，非理性公共语言的主要力量。这种宣传语言充斥着在报纸刊物、广播电视、大众传媒、文化产品、教育用书中，成为对民众语言的日常教育，起到了极大的潜移默化作用。它对人们事理认知，说理方式，心理期待，逻辑运用，语言习惯都有深远而持久的负面影响。

细读既是学习并实践公民思想的人文训练，也是一种“自由教育”，至少让思想免受极权雾霾的侵袭。说理的交流特别得借助于文字。逻辑谬误出现在口头话语中，因为一句接一句，往往不可能一下子“听”出来。当然，在文字表述中，如果只是“粗读”，也是读不出来的。所以，说理教育的一项基本的学习和阅读训练就是“细读”。

细读是一种专注的阅读，也是一种开放式的阅读。细读要求读者先搁置自己的立场和想法，从写作者的角度来看他说的是否有道理，评估文本是否能够自圆其说、言之有理、论之有据。逻辑是评估的关键部分，但并非全部。细读还要对文本的内容有所思考和判断的，看它是否符合普遍道义原则，如尊重他人的自由、平等和尊严。说理反对极权宣传的理由不仅是因为极权宣传不逻辑、非理性，而且更是因为极权宣传的目的是帮助维护一种专制、排斥、迫害、不民主、非正义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细读的人不是一个被动的文本阅读者，而是一个以价值判断积极介入公共生活的独立思想者。

要追求真正的好生活，就不能食嗟来之食。苏格拉底说，不经过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去过的，对任何一个有自我意识和自由理智的人来说，真正的好生活应该是他自己选择、自己想过的好生活，照亮他内心洞穴，让他知道什么是好生活的光亮，无论这光亮多么微弱，都应当是他自己见到的光亮。

由英明人物等所发现并强加于人民的好生活，就算确实是好生活，在蔑视人的自由、理智这一点上，仍然与人本主义的好生活背道而驰。拒绝威权的好生活是一种道德价值，而非是功利得失的评估结果：专制集权的好生活给一个人带来再多的物质满足、国家强盛，他也还是因为它不能给他自由，不尊重他的理性而感到不幸福，对于不幸福的他来说，专制极权的好生活就不是好生活。

教育是一个美好的字眼，教育是人类的一种像饮食一样自然的需要。教育是为了让人明白道理，而不是让统治者能更方便，更随心所欲的统治他们。

现代的国民教育当它是民主的公民教育时，可以帮助人民变得更智慧，更有自我治理的能力。然而，当它是专制统治的臣民教育时，它欲使人民变得愚昧，顺从，我们关注国民教育，期待的是公民教育，警惕臣民教育。因为臣民教育是一种有毒害作用的“教育”，它伪装并掩盖了发明者。想要支配和控制人民的权力欲望，而这种权力欲望带来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压迫，奴役，专制。

而对于一个公民而言，最大的威胁就是极权主义思想和制度。尤其要警惕”极权主义杀人三部曲“。

极权主义统治的首要支柱是恐怖和暴力，极权主义的暴力统治当然不是要从肉体上消灭所有的人，但却以下列的“三步程序”消灭真正意义上的人。

其第一步是“杀法权之人”，即剥夺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摧毁人的权利，杀死他这个法权之人，这是全面宰制一个人的前提。”

其第二步是“杀道德之人”，使被杀者“在历史上头一次成不了烈士”。在政治高压下人似乎可以用“良心来作抵抗，良心仍然可以让人宁愿被人害死，也不愿因害人而活”。

但这种良心的抵抗在极端严酷的极权统治下也会被摧毁。良心是一种纯个人的逃脱。“当极权恐怖取得最可怕的成功时，它能顺利堵死道德之人的个人逃脱之路，让良心决定变得极端可疑，模棱两可。当一个人的选择是要么出卖并因此杀害朋友，要么让妻儿送死的时候，当一个人的自杀会立即给家庭带来死亡的时候，他怎么做良心决定呢?他这时候已经不是在善和恶之间作选择，而是在谋杀和谋杀之间作选择。”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下难有道德清白之人，被害者往往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过对他人的加害，因此没有一个人的遭遇能具有烈士本应有的那种道德控诉力量。

其第三步是”杀思想之人“，它杀绝人的个性思想和创造性，最终把人变得象行尸走肉。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人无论受什么残害和凌辱都不反抗，“摧毁人的个性就是摧毁人的自发性，摧毁人靠自己重新开始的能力”。原型的极权主义通常致力于消灭人的个性和创造性，而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之类的演变都以此为前提，尽管后两者看上去不似极权主义原型那么残酷血腥，那是因为极权主义原型早就用暴力和恐惧为其后继形态造就了顺民。

在极权主义原型向后极权主义转变的时候，作为革命暴力和“人性改造实验室”的集中营被放弃了，苏联在“非斯大林化”时期和中国“文革”后的大规模平反和纠正“冤假错案”，就是这一转变最具戏剧性的显示。但这种转变往往只具表象意义。这首先是因为后极权主义始终未放弃以暴力对待任何胆敢公然挑战它权威和统治合法性的人士。其次，极权主义原型的大规模暴力恐怖统治早就成功地改变了人性，在整个社会中造就了一种为极权体制所需要的奴性人格，那种普遍的安分守己、驯服顺从、谨言慎行的人格会在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的环境下不断再生，从而产生一个无法免于恐惧心理的社会。

身边有不少亲友都劝我当好顺民，当公民太危险了。我能理解她们的恐惧，然而，疫情当前，四十不惑，人身不易，因果报应，大家一直用自由换安全，用权利换苟活，等于还在业力法则中轮回，只有遵循德行之道，活出天地人的宏观秩序，达成个人的身心灵整合，活出真善美的精神境界，我们才能真正转向恩宠法则。世界在我心中，我就是世界，我改变了，世界就改变了。在人类社会这个大船上，我们不要再当随波逐流的无力乘客了，我们可以选择当船员，善用自由意志来转化集体业力。

昨天晚上还有一个长久没联系的书友给我打电话，说是因为看到我微信朋友圈的消息，觉得我事先声明我的微信可能会被有关部门封号的行为，会被人利用。然后说自己这几年在研究国际关系，认为海外反华势力一直在用舆论战来搞乱中国，她是一个多年前参加我们线下书友会的朋友，我保持克制倾听着她自以为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看法，实质却全是《环球时报》的“动物庄园”思维，认为国与国之间就是敌我关系，霸权斗争，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最后实在听不下去了，和她说首先我并不认为美国是完美的，我也不在乎美国怎么对中国，我只在于我的国能落实宪法和联合国宪章赋予我们的政治权利，让我们在这片土地上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和权利。退一步讲，落实社会核心价值观也可以，不要让它们只是伪善的遮羞布。

如何在不自由的社会中创造出自由法治人道的秩序，这是我关心的，我也不渴求权力，我也反对暴力革命，我也没和海外势力有任何勾结，我只想做一个公民尽一份微薄之力，为这个社会人道精神的真正落地而努力，有一天我可以面对所有外国人，为我是个关爱本国公民富有人权保障以及法治秩序的中国人而荣耀。

中国的中就是中道精神，公正与效率，自由和责任，个人和集体都能在真善美的背景下得到高阶的动态平衡。如鲁迅先生所期待的，告别上瞒下骗，走向上真下诚。这样我们才算真正回答了梁漱溟先生的大哉问”这个世界会好吗？“到时，我们可以大声第说：是的，因为我们的集体觉醒，理性启蒙和灵性开悟携手，我们这几代人让这个世界真的好了。

2020年3月2日，周一，庚子年正月初九，18：28完毕于北京野兽爱智慧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