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从刘宾雁到胡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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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总共有74篇文章被隐藏。今天开始，把这74篇翻出来。站友们，我又要开始刷屏了。

33.许知远：从刘宾雁到胡舒立

作者：陈寿文 提交日期：2009-12-17 11:49:00 | 分类:生活 | 访问量：1260

许知远：从刘宾雁到胡舒立

作者：许知远 发布时间：2009-11-27

胡舒立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

犹记二零零一年七月，我拿着一册《商业周刊》在北京东北三环的一间写字楼里疾走，向着每个经过身边的同事说，你看“亚洲最危险的女人”。

这一期《商业周刊》的评选出他们认定的五十位“亚洲之星”。其中六位来自中国大陆，四位是企业界——民生银行的经叔平、联想集团的杨元庆、中国银行的刘明康、中石油的黄炎，一位经济高官——证监会主席周小川，胡舒立则是舆论影响者，她是创办不过三年的《财经》杂志的主编。

我二十五岁，在一份刚刚创刊三个月的报纸中工作。这份报纸的大部分同事都像我一样年轻，没什么工作经验，却都胸怀一种莫名的冲动——我们要办一份伟大的媒体。但至于“伟大”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谁也说不清楚。但一些现成的例证摆在眼前，我们的阅报室里摆满了《泰晤士报》、《纽约时报》、《财富》、《时代》，它们的寿命最长的一位要上溯到十八世纪末，它这样报道过拿破仑：“波拿巴中等身材，相当瘦削，面色黄褐，面貌无甚特别，但他有一双无比锐利的黑眼睛，总是习惯性地看着地面”。即使最年轻的《财富》和《商业周刊》也是一九二九年创办的，它们记录了大萧条以来的岁月。我们也着迷于他们的调查能力、写作方式，当然更渴望它们巨大的影响力。我们都记得亨利·卢斯在世时对《时代》驻外记者的要求——你是另一位美国大使。

这一切都令我们的现实暗淡无光。你怎么能想象，中国有一份报道过乾隆皇帝，如今仍在继续发行的报纸，更不能想象中国的媒体能轻易采访到全球最显要的人物，为世界舆论设定议题。或许在内心里，我们还有一丝不愿承认的地位焦虑。《纽约时报》的北京记者，可以见到中国总理，进入中国政商阶层，而从未听说过中国的记者们能在西方主流社会自由出入，我们从来没有体验过“无冕之王”的美妙滋味。我们迷恋甚至迷信这些媒体，对他们的标准坚信不疑。商业与政治人物进入亚洲之星的榜单在意料之中，中国正变得日益强大，影响力迅速上升，他们代表的是机构与组织的力量。但如果胡舒立是亚洲之星，对于我们这些年轻记者来说，是一种巨大的鼓舞，这是个人的胜利，是某种信念的胜利。中国的媒体人既可以赢得西方同行的尊敬，也可以与国内的要人比肩而立。

二零零一年之后的两年是中国商业媒体的蓬勃时期。我工作的《经济观察报》和它的竞争对手《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以超出创办者们预料的速度迅速兴起。那是个洋溢着希望的岁月。中国经济没有毁于国有企业的纷纷倒闭，反因私营经济的兴起而站在另一个高速增长的入口；外部世界也是让人憧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化被视作新的乌托邦，中国不会再退回到自己的过去了；甚至一向僵化的政治体制都露出松动的痕迹，党的总书记在公开讲话中邀请私营企业主入党，一年后的十六大则是政权的第一次顺利接交，没有拖延到不得不交的最后一刻，没有被废黜的接班人，在历史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这似乎还是第一次，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调整能力，让人充满期待。一种单纯的信念在支持着人们的乐观——市场经济最终不可避免地带来政治开放与社会进步。我们这些新闻记者，将是整个过程的记录者、监督人。

我们将美国进步年代的新闻记者视作自己的同代人，我们也将帮助这个生机勃勃、问题丛生的大国变得更成熟、健康，我们自己也坚信可以让未来一代的中国更富有朝气和自信。倘若中国的企业家们借助的是股份制、流程管理、市场营销这些外来理念，从一片国有化的废墟上塑造起中国当代商业世界的萌芽，那么我们这些新闻记者要借助的则是5W原则、深入调查、揭露黑暗的勇气——这些西方新闻界的已成传统，在被长期意识形态、宣传话语、公然的谎语所围绕的新闻纸上，创造出新的生命力，值得倾听和信赖的声音。

我记得同事们在阅读到关于胡舒立短短的报道时的由衷喜悦，他们感觉到未来的无穷可能性。在这种喜悦不到一个月后，《财经》传来更振奋的消息。这本杂志一名二十五岁的记者发现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的银广夏存在严重的业绩造假，在这之前，它是资本市场的宠儿，两年股价涨幅超过百分之一千，它也被视作中国经济蓬勃的象征之一，高级领导人都曾访问与赞扬过它。但这则报道则表明，奇迹背后是个无尽的陷阱。这则报道将《财经》推到了声誉的第一个高峰，倘若再结合它之前关于琼民源、基金黑幕的报道，《财经》最鲜明的形象业已形成——它是黑暗和陷阱的揭露者，不仅充满了正直与勇气，还具有让同行们仰视的专业精神，他们可以读懂那些可怕的财务报表，能在无穷枯燥的数字构成的海关记录中发现被隐藏的欺骗……它甚至影响了整个商业新闻报道的方向和谈话方式，记者们纷纷试图能理解财务分析，而人们不用“商业报道”这个词，而说“财经报道”。

但是这种过分鲜明的形象，经常有意无意遮蔽了《财经》更宽阔的抱负。它真正的兴趣是如何推进中国更深入的改革，促进中国和世界的相互理解。胡舒立经历过邓小平初期的改革岁月，知道一旦给予自由，中国人的能量将怎样喷发，她也游历过西方，知道中国的距离有多么遥远。她当然也有那一代人普遍特性，对政治权力的高度敏感、有时甚至是迷恋。在他们成长的最初岁月里，政治权力进入生活的每一个空间。而当他们试图反抗这种压迫时，任何行为都是一种政治行为。穿上牛仔裤，第一次听到摇滚乐，甚至说出一句真话，写出一篇没有假话与空话的新闻稿，都变成了某种政治宣言，一种政治改革。而他们的个人经历则表明，来自最高层的理性决策，才是推动中国的决定性动力，中国的变革是自上而下的。

当胡舒立在一九九八年创办《财经》杂志时，股票市场、金融业、经济政策，似乎正成为推动中国变革的新杠杆。距离天安门事件已将近十年，人人都已默许了政治改革的停滞。但是商业蓬勃又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经济自由将导致政治开放和社会进步吗？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估计，倘若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兴起，他们遵循理性和契约的精神，倘若亿万股民们能因为股票不仅分享到增长的财富，也能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与国家改革直接相关，这将是多么重大的变革力量。“增量改革”、“渐进改革”正是热门话题。眼见俄罗斯与东欧休克疗法的阵痛与萧条，中国一部分头脑敏锐、富有责任感的精英们，相信自己能探索出一条中国道路。这多少像是另一种农村包围城市，我们暂且不去理会政治体制，我们去建立一家好公司、建立一个良性的股票市场、在非政治领域尽量说真话，迟早有一天这些良性的力量将逼迫权力核心的改变。况且，这权力核心看起来也并非铁板一块。此时，一个革命性的政党似乎彻底脱去了革命的外衣。一个技术官僚的年代已经到来，新一代官僚们有很多令人充满希望，他们在西方接受教育，知道世界的模样，再没兴趣谈论意识形态，他们将把自己的教育和经历转化成变革的动力吗？

当胡舒立和王波明最终坐在一起时，一切看起来正是如此。他们都是革命之子。当少年时代响彻云霄的“东风压倒西风”，“亚非拉兄弟”的口号之后，他们都在美国找到了方向。胡舒立想创办一份具有美国水准的杂志，而王波明则忘不了自己在纽约金融市场的经验，要和他的朋友们在中国建立对应物。

他们的合作几乎立刻大获成功。给《工人日报》撰写过社会变化的稿件，去美国进修过，为《中华工商时报》报道华尔街，经历过从“文化大革命”到“反自由化”，参与创办过《资本》杂志，胡舒立所有的经验和知识储备，在这一刻发生作用。她成熟的个人信念、对新闻业的深入理解、技术能力、对政治的敏感，在得到新的支持之后，喷涌而出。而这喷涌又恰好发生在既重要又相对自由的领域——商业与金融。它不直接涉及政治，却又与政治相关，它既可以唤起公众强烈的认同，又有改良派官僚的默认与支持，它也得到国际资本与舆论的关注，《财经》像是个令他们无比渴望、又迷惘不堪的中国市场的小型探照灯，它用他们能理解的语言说话，帮助他们分清虚与实……

“黑幕与陷阱”式报道的巨大成功，表明真相与信任，在中国是多么可怕的稀缺。但揭露从来不是胡舒立的全部兴趣，或许也不是她最终的兴趣。她想创造一个新共识，一个关于改革的新共识。她要让孤立的思想和行动连接在一起，让它们变成推动中国进步的理性力量。

就在胡舒立的前景无比灿烂时，刘宾雁在二零零五年底的美国新泽西孤独的离去。中国的年轻一代记者中，很少知道这个名字了，更少人曾读过他的作品。刘宾雁去世的第二天傍晚，《中国青年报》的卢跃刚在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一堂讲座上问在座的研究生，你们知道刘宾雁吗？在一片哑然后，有人小声说知道，卢跃刚继续追问刘宾雁的代表作时，台下又是一片寂静。

这一切令卢跃刚感慨不已。自从刘宾雁一九八八年离开中国后，不过十七年时间，历史就把他忘得干干净净。在八十年代，他是中国最有名的记者，你甚至可以说他是中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他的影响力或许只有方励之能与作比。他是《人民日报》的记者，撰写揭露官僚黑暗与社会现状的报道。在中国国内他是“社会的良心”，而在中国之外，他则是这个国家最值得尊敬的人物。“中国最好的调查性记者，或许也是全世界最好的”，写过《长征》一书的哈里兹伯格这样说。“他在中国的地位和东欧知识分子相似，比如哈维尔式对于捷克，他没有权力，却对社会具有深刻的影响”，Merle Goldman在《纽约书评》上这样评价。迷恋英文媒体的年轻一代或许偶尔在二零零三年的一期《时代》上看到Liu Binyan这个名字，它出现在“亚洲英雄”的名单里。但很少会真正留心，他太陌生了，也太老了，那期杂志的封面是周星驰——他才是这个时代的英雄。

我没有资格嘲笑新闻学院的研究生。一直到两个月前，我在剑桥大学图书馆里第一次读到刘宾雁的书。这真是莫名其妙的相遇，这本书既不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人妖之间》或《第二种忠诚》，而是他一本讲演集，用英文出版。演讲集有这样一个标题《中国的危机，中国的希望》，除去“非常的八十年代”，我再找不到更好的形容。

一九八八年秋天，刘宾雁受邀在哈佛大学讲演。倘若不是一年前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这次美国之行或许还要推后。这已是他第二次被开除党籍，上一次发生在一九五七年。他因撰写两篇报道而被打成右派，开始了二十二年的半流放生涯。

像他那一代的很多人一样，他曾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但与其说这是一种深思熟虑的选择，不如说它出于一个年轻人的单纯与狂热，和一种强烈的民族情绪。“中国的苦难实在是太深重了，中国人对于改变自己奴隶地位的愿望实在是太强烈了”，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因而越是主张激烈、彻底、变革的思想，便越是富于吸引力。”在他开始为中国共产党组织进行地下工作的一九四三年，他仍会在看到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时热泪盈眶，并冒险收听重庆电台。国民党是抵抗运动的象征，但比起共产党，它始终缺乏“一个纲领，一套口号使青年人热血沸腾”。他日后感动中国的才能和给他带来个人灾难的性格，在青少年时期，已展现无疑。他有能力发表激情澎湃的演讲，牢牢吸引听众的注意力；他也是个“嘴上不设岗”的人，坦诚的说出所思所想；他对自由的渴望从未减弱，本能性地反抗僵化和教条。

一九五一年，他加入了《中国青年报》。但他的才华却没得到展现。此刻的中国仍沉浸在一个新政权建立的欢乐之中。一种未经思考、却被本能接受的观念仍占据着大多数人的心——“中国土地上的一切污垢和伤痕，似乎都是国民党制造的；中国共产党则一尘不染，两袖清风，是正义、真理和光明的化身”，“中国共产党是以充满自信，以百年来第一个赶走外国侵略者，和二十世纪以来第一个统一了庞大而复杂的中国的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人民面前”，它将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

但对于敏感的刘宾雁来说，另一种现实也已经出现。事实上，他早在一九四四年，他就第一次在共产党小组织中，感觉到对曾经的同志的处置是多么无情，而朋友间的同情也被视作“资产阶级感情”。而当他一九四六年回到哈尔滨时，发现延安到来的共产党干部正在此地推行“思想、生活方式和作风的一律化”，他看到土改工作组将地主的所有财产都分发、并实行肉刑时，他也感到不适。到了一九五一年批判《武训传》时，他的不安更强烈了，他熟悉的价值世界，如今都要被挤进“阶级斗争”的教条中，而到处是“把个人叫给党”、“把一切献给党”、“一切听从党安排”的口号，他的记者工作也与他曾经期待的相去甚远——报纸版面上充斥着好消息，除去党和社会主义取得的成绩，各种先进人物的英雄事迹，再也看不到别的东西。唯一的消极的报道，也来自对群众的“错误思想”的批判。私人生活也变得越发紧张，刘宾雁和他的妻子不得不为怀孕问题焦虑不安——新中国不允许节育，不提供避孕工具。似乎是对这枯燥现实的反抗，刘宾雁总是穿一件红色衬衣，下意识哼着歌曲，试图去报道一些与众不同的故事。

不过，他从来没真正怀疑过共产党的合法性与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他的激情甚至在一九五六年达到了一个顶峰。这一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农业合作社全面展开，之前的中国军队在朝鲜的胜利，则激发了普遍的民族骄傲，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似乎即将建成。甚至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了松动的迹象。这一年春天他在苏联与波兰旅行，感受到一种更自由的空气，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谴责，给社会主义阵营，带来了某种奇妙的变化。对于刘宾雁个人也是如此，他的两篇报道《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它们探讨了年轻的社会主义日益严重的官僚化倾向，不管是建造一座桥还是写作一篇新闻，主管官员都对现实视而不见，也对于下级的建议毫不理会，它只听从于更高一级官员的命令。在服从党性的名义下，官僚系统漠视人民的利益和需求，由于党性过于抽象，“服从党性”则又变成了“服从上级”，从而党组织本身的威信也被他们的行为破坏。这两篇报道触动了整个时代的神经，三十一岁的刘宾雁成了文坛名人。他甚至还升了级，成为了十三级干部，不仅可以乘坐“软卧”，抽高级香烟，还有资格阅读仍属秘密的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的报告——这真是令人震惊的体验，斯大林本人和他的政策被严酷的谴责。这一年他在中国南方的采访中，对这个新生政权的主要问题再次确认——党对权力的垄断，造就了一个庞大、迟缓、傲慢的官僚阶层，他们造就了不公、低效、物资短缺和社会普遍的情绪低沉。但他没有对党和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并相信新闻报道的公开，将有助于党的自我批评和改造，而且他的两篇作品的发表，毛泽东提倡的“百花齐放”，他在全国各地演讲的广受欢迎，不正表明这新到来的自由空气的到来，党组织正接受批评。

但幻灭却随之到来。一九五七年，“百花齐放”变成了反右运动，在没完没了、毫无逻辑的批判之后，刘宾雁成为超过一百万的右派中的一员，而且是“极右派”，毛泽东钦点的右派。这或许也是刘宾雁第一次清晰感受到，中国人的独立思想和品格，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已被多大程度地摧毁，当同事对他进行残酷、毫无根据的批判时，似乎平日的和气相处都只是假象，下面一直隐藏着深深的仇恨。

接下来的二十二年，仅仅是这希望与幻灭的不断重演。当他下放到山东与山西乡村时，看到了农业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当《人民日报》上洋溢着大炼钢铁、赶英超美的宏论时，刘宾雁却发现农民陷入了绝望，农村则变成了“鬼城”。当中国社会刚刚从大饥荒中摆脱出来时，一场更宏大的政治运动再次到来。他刚被摘下的右派帽子又重新戴上，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最终也侵入最亲密的家庭系统，他十三岁的儿子不忍心批斗父亲，却不得不在家门口贴上这样的纸条：“刘宾雁，你必须老老实实，按时上班回家，不许乱说乱动”。

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刘宾雁才有机会开始自己的生活，再一次拿起笔来描述他眼中的世界。他已经五十八岁了，但二十二年的不幸遭遇没有摧毁他的意志，反而激发起更强烈的冲动，抢回这丢失的时光，去探究这一切悲剧的源头。

人们已经很难想象他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在一九七九年引发的反响。《人民文学》的发行量是一百零四万册，而刊载这篇文章的九月号更是造就这样的现象——无论图书馆和个人订阅，都被借走，连续传阅，每次几个小时计，在一些工厂和学校，众人下班与放学后聚集在一起，由一人朗读。

借由对当时最大的贪污犯王守信的报道，刘宾雁探索了一个人人困惑的问题——这个新政权建立了三十年，经过了无数次政治运动，高喊了无数响亮道德口号，腐败的官员却似乎享有了更大的自由，而那些正直的人，却无一有好下场。

一九七九年的中国，面临的不仅是经济的破产、政治的破产，也是道德和信念的破产。经过多年意识形态洗礼的人，已经不知道如何描述、分析与理解这种破产。人们有强烈的感受，却不知怎样表达，也仍不敢将问题归咎于共产党组织。而《人妖之间》不仅触及到这一切，还把矛头指向了共产党组织的内在困境——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而且，他描述的不是小说，而是现实中已经发生的事。

在接下来的八年时间里，刘宾雁成为了“中国社会的良心”，一名英雄式的新闻记者。他成了人们对这个新时代的期待——用开放来暴露黑暗，用真实来揭穿虚伪，用个人的正直对抗社会的异化。在很多方面，他仍是那个一九四四年加入共产党的那个年轻人。当初，他加入革命是为了解放自我、实现自我——尽管这种自我是模糊的，但它与自由紧密相联。如今仍是如此，他写作、演讲，为那些被侮辱与损害的人和被长期扭曲的人性大声疾呼，从中他寻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倘若《人妖之间》描述的不受监督的权力如何不可避免的造就了腐败和人的异化，那么他一九八五年出版的《第二种忠诚》则是他对那些拒绝异化的人致敬。两位主人公一位是哈尔滨工人业余大学的教师陈世忠，另一个是上海海运学院的图书管理员倪育贤，他们似乎都是这样一种人——即使在最残酷的现实面前，都拒绝放弃独立的思想与判断，并恪守自己的信念。

他们的际遇引发了刘宾雁强烈的共鸣，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他创造了让整个中国社会为之激动难安的三种忠诚：

“勤勤恳恳，谦虚谨慎，老实听话，从无异议，这是一种忠诚。怀有这种忠诚的人，本人在个人利益上也须做出或大或小的牺牲，但比较安全，顺当，一般不致招灾惹祸。由于在上级眼里可爱，仕途往往可以步步高升。

第二种忠诚，像陈世忠、倪育贤身体力行的这种，就不大招人喜欢了，直至不久以前，往往还要付出从自由、幸福直至生命这样昂贵的代价。

很多年来，前一种忠诚，由于受到格外的爱护栽培，不断灌溉、施肥，便生长得茁壮而茂密了，相比之下，在我们的政治田野里，第二种忠诚就贫弱而稀疏了。在干旱而贫瘠的土地里，它们能够生存下来而未绝种，已近乎奇迹。

危险的是又有第三种忠诚作为第一种忠诚的变种生长起来。只要是上级的旨意，明知错误而有害，也认真执行，甚至还要做过头，以博得上级赏识；遇到重大是非争议，分外谦虚谨慎，不置可否，明哲保身，把责任上交或下放；善观风向，顺风转舵，随时可以反戈一击，另换效忠的对象。这种忠诚娇嫩欲滴，妩媚诱人，可爱度又胜过第一种忠诚一筹，只不过它结出的果子却是苦涩的，甚至有毒。”

倘若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无孔不入的个人崇拜与伪道德社会，你难以理解这三种忠诚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多大的戏剧性冲击。人们看到、听到、经历了在“忠诚”的名义下的种种灾难，却又说不清这一切错误根源到底是什么。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道德社会，“私”总是在“公”面前黯然失色，普通人则在雷锋、王进喜这样的榜样面前自愧，而党与国家不正代表“公”，个人只能跟随与服从它。但刘宾雁却清晰第说出来，还有第二种忠诚，它要忠诚于自己的判断。在一个个人判断集体性丧失了三十年的社会里，人们渴望再次寻找到它。

在很多方面，刘宾雁都是这“第二种忠诚”的象征。他的天才式的讲演、翩翩的风度、宽厚的性格，人们对于印刷文字的本能性崇拜，都增加了他的感召力。在一个旧道德崩溃的时代里，他成为了某种新道德的代表。他甚至成为了新权力的象征，每到一处采访，人们总是围着他一直讲话，他在《人民日报》的家中，总是拥挤着各种访客，其中很多满含冤屈。人们找不到正常渠道来释放自己满腹的辛酸，刘宾雁则成了他们唯一的希望……

一九八八年在哈佛的演讲中，刘宾雁仍对中国的未来抱有希望。尽管在过去一年中，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正包围着他自己，也包围着整个中国社会。很长时间以来，刘宾雁都被视作政治变化的温度计。每一次写作都像是一次对政治容忍度的试探。一些时候，他胜利了，另一些时候则失败了，稿件压在自己的书桌上。中国的政治气氛逃离了毛时代彻底的严酷，却也并没有迎来真正的春天。对于新闻业来说，基本的常识远未恢复。报纸是党的喉舌，还是人民的喉舌，仍处于争论之中，而揭露性的报道经常被认定是破坏安定团结——尽管谁也定义不清到底什么是“安定团结”。

政治运动不再席卷整个社会，却仍不断侵扰文化领域。“外界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其他所有执政共产党的一个特点”，刘宾雁后来总结说，“中共对于意识形态的重视和对于人民思想的控制，比其它国家的共产党要强烈得多，也有效得多。”一九八一批判《苦恋》，一九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污染”，一九八七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开放与封闭，不断彼此交替。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就像一九七九年的两种力量的彼此交战，有时候“改革开放”占了上风，有时候自由又必须臣服于“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日后困扰中国的悖论已经显现——共产党政权能在推行经济自由与社会开放的情况下，保持对政治权力的绝对垄断吗？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都经常成为这种较量的首要牺牲品，似乎危害国家未来的不是恶化的现实，而是一些大胆说出了这些现实的人。

刘宾雁当然了解，他暂获的自由，与最高权力之间的制衡相关，也与领导人的个人风格紧密相关。胡耀邦的开明态度，一直是他的重要保护力量，他的成功既幸运又脆弱。这种危巢之下的自由，在一九八七年走到了尽头。这一年，胡耀邦被免除了总书记的职位，而刘宾雁与两位著名的知识分子方励之与王若望被以一种极为戏剧性的方式开除党籍——中央电视台与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直播。这两个事件，直接表明了政治改革来到了另一个十字路口，党内的自我批评与纠正机制，似乎不再能发挥作用。再加上经济改革从乡村拓展到城市时的挫折，一种幻灭情绪开始蔓延。很多人相信一个勃列日涅夫年代正在来临——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陷入漫长的停滞。

但在这短暂的幻灭之后，又是一种急速的亢奋。接替胡耀邦的赵紫阳似乎无意终止改革，更让刘宾雁兴奋的是，社会正在觉醒，人们不再听令于宣传机器，他们有了更自主的意识。与一九五七年的遭遇不同，他没有被疏离、冷落，反而赢得了更广泛的爱戴。《人民日报》一位老工人的行动再好不过地显露出这种情绪，他在路上拉住刚刚公布被开除党籍的刘宾雁说：恭喜您，他们让您成为了完人。对于这种变化，刘宾雁在一九八八年夏天写道：“一个自发的、未经党的领导倡导的争取和获得更多自由的过程正在加速”，他相信“中国人民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觉醒”。

但在这种信心背后，是另一种预感——重大的事将在中国发生，它将震惊世界。预感既来自于他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的经验，也源于他在美国之行中的感受。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们仍沉浸在对改革开放的赞颂之中，而对中国内部越来越严重的矛盾视而不见——或许也经常主动忘记，这个政党与政权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它只是暂时让步与收敛。

五次演讲集中在刘宾雁最关注的领域——官僚的腐败与知识分子的责任。在很多方面，出生于一九二五年的刘宾雁仍是个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你甚至可以说他仍是一个最好的儒家传统的产物。尽管他具有那一代人中少见的宽阔视野和经历，他懂俄语与英语，五十年代到苏联与东欧广泛游历，贪婪阅读各种书籍。他的整个壮年则是在一片打倒儒家、消除传统的气氛中度过的。但他的世界观和表达方式在本质上仍是再传统不过的了。那是道德的视角与道德的语言。在一个伪道德与坏道德盛行的年代，他的真道德振聋发聩。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权的边界总是混淆的，他们批评权力、警告权力，却难以在权力之外寻找到自己的独立空间。他们希望为“人民”说话，但“人民”从来不是抽象的，他们是不同的群体组成，追求不同的利益，他们甚至也不仅仅是“被侮辱与损害的”，他们也经常是这种“侮辱与损害”过程的积极参与者。

五次演讲中的最后一次发生在一九八九年的四月十三日。两天后，胡耀邦去世。刘宾雁之前的预感得到了印证，死亡将紧张、混杂、喧闹的社会情绪凝结在一起，集中爆发出来。而刘宾雁无法预料，自己从此走上流亡之路。

我在网络上找到刘宾雁的主要作品。它们给我带来的阅读体验，远逊于他的回忆录。不管是《本报内部消息》还是《第二种忠诚》，它们只能在特定时代阅读。他参与开创的“报告文学”形态，是新闻与文学的融合结果，一些时候它还有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色彩。文章试图客观描述真实，但作者又经常介入其中，这介入不仅是对作者观察与内心的描述，还经常“想象”出作者无法亲眼看见与听到的场景与对话，并直接加入评价。在很多方面，文章语言也仍是典型“革命时期”的语言，缺少五四传统的清新与典雅，它力图打破宣传文学的语言死板与思维平面化，但新的个性与思考，却远未成熟，它只能尴尬地停留在路途中间。不过，它们的确具有一种浓重的时代气氛——那是个丧失了思考与情感能力的时代，充满着公然的压迫和愚蠢的年代，任何稍不寻常的探索，都成为惊人之语。

那也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年代。刘宾雁和他的知识分子朋友们，不管其中有多少分歧，却仍有着基本的共识。这个国家困难重重，但人们想象的解决方案却不复杂——腐败的官僚系统是最明确的敌人。对于刘宾雁来说，言论自由是他心中最直接的方案，只要给予媒体足够的监督权，很多问题将得到化解。至于更长远的未来和更深入的思想准备，他们都尚未开始。当他前往香港时，香港的研究者发现，他对于民主、自由的理解，是本能性的、实践性的。一直到一九八四年，他才对共产党的自我改造彻底失去了希望，但直到一九八九年，他仍对社会主义怀有信心，他相信只是因为错误的执政党才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他没有能像东欧知识分子一样，彻底深入解析这种制度深层的矛盾。

这或许太过苛责刘宾雁这一代了，他们从未有时间与机会，更系统化理解这一切。他们对中国的理解，是通过流放、饥饿、死亡、背叛，这些活生生的体验来完成的。即使如此，他在回忆录里，仍表现出比同代人更深入的洞察力。他发现一次次整风运动、意识形态教育，本质从来不是真去让人民相信共产主义，而是要人民丧失独立思考能力，放弃个人内心世界。

以这五次讲演为基础的《中国的危机，中国的希望》一书在一九九零年出版时，他仍乐观地相信，新的时代即将到来，这个政党与政权已经耗尽了它所有的合法性和活力。但历史充满了意外的苦涩，当刘宾雁二零零五年离去时，全世界都在大谈“中国的奇迹”、“中国的崛起”。他则被遗忘了。十七年以来，中国的媒体再没出现过他的名字，《中国青年报》的几位经历过八十年代、风骨残存的编辑为了向他致敬，试图刊登关于他的简短讣告，但在最后一刻还是被审稿人撤下了。他早已苍老，被青年一代遗忘，但他仍是“国家的敌人”，似乎他以任何方式回到中国，都意味着某种新的危险。或许是他代表的气质——对真实的呈现、道德勇气——依旧是这个官僚机构首要的敌人。但仅仅是对真实的呈现早不足够，即使他能够回来，也会看到一个更加扑朔迷离的中国，二十年前的分析方式仍旧重要，却不足够……

二零零三年春天，我第一次见到胡舒立。先是在一个如计划体制活化石的红砖楼小院里，然后一起去爬香山，最后在西四环旁的一家餐厅吃饭。我想问她对中国改革的看法。十六大刚刚结束，改革经过了正好四分之一世纪，很多人相信，中国正迎来又一次思想解放，未来之路越来越宽阔。

这是一次奇怪的采访。一路上，她一直在打电话，问一个人该如何找到另一个人，在把这个人的号码告诉那个人。我领教了她的旺盛精力，能够一面爬山，一面用如此的语速讲个不停。我抓不住她谈话的节奏，而且她的回答也与我想象的不同，它是碎片的、即兴的。有时，她又突然问我有没有女朋友，“中国最危险的女人”摇身一变成了热心肠的大姐。

“改革是个日益复杂的过程”，在她冒出一句又一句之后，这句话留在我的脑海里。她说对几年前的中国新闻界来说，勇气与努力是最值得珍视的品质，但如今仅此不够了，同样重要的是判断力——在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中做出准确的判断。

我觉得她说的很有道理，却说不清道理何在。在我头脑中，或许在当时很多人的头脑里，改革仍像是个线性的、不可避免的过程。开放将取代封闭、市场经济战胜计划体制，匮乏变成丰富，黑箱操作变得透明，多元思想替代单一价值，从混乱到法治……一本叫《制高点》的书正在流行，两位历史学家将二十世纪的历史，视作两种观念的斗争——计划与市场。这本书充满了美国冷战获胜后的喜悦，欢呼市场体制的获胜，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专门作序推荐。作者的叙述流畅而雄辩，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市场”与“计划”似乎变成了两个抽象的力量，是某种魔咒，不同国家选择了不同的咒语，就通向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它丝毫没有分析和叙述，一种经济体制到底是怎样运转的，将受到政治制度与社会心理的何种影响。中国也是这一连串的市场胜利中的一环吗？

那次见面后不久，北京迎来了或许是它自一九八九年来的最大一场危机，SARS爆发了。我第一次感到恐惧与无力。而政权之前给予人们的乐观，一下子凝固了。倘若不是蒋彦永的大胆出面，恐怕疫情还会隐藏更久。官僚系统依旧是老样子——它公然说谎、反应迟钝、对生命冷漠至极。但人们仍旧抱有希望——新闻媒体的采访不是更大胆与深入了吗？或许这也是一次变革的良机——中国的变化不都是由危机推动的吗？新的领导人，总是给予人们新的希望。《财经》采访深入、写作冷静、追问也更为彻底。所有的问题都并非孤立，股票市场的丑闻与医疗系统的失败，它们都蕴涵着类似的逻辑，都最终指向这个国家的深层困境。SARS也变成某种隐喻，它不仅是生理上的疾病，更是制度上的疾病。

中国媒体的内在悲剧暴露无疑——当蒋彦永试图呈现真相时，他只能求助于境外媒体，《时代》最先刊登了他的观点，中国人随后才了解他的存在。中国媒体看似日益开放，但当涉及到核心问题时，一切仍在严格的审查之下。尽管如此，《财经》的表现仍旧令人侧目，它第一个刊登了关于蒋彦永的特写报道，并发表了吴敬涟与他的对话。这真是个意味深长、令人感慨不已的对话。两个同年出生（１９３０年）、同年入党（１９５２年）的老知识分子，象征了中国社会最后残存的正直人格，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以人品、孤独，或许还有经常的无奈，对抗着正在塌陷的周边环境。

二零零三年的中国新闻界，充满了鼓舞。政治制度、官僚系统依旧庞大、傲慢，但它们似乎正在松动。SARS危机迫使政府主动公开信息，而《南方都市报》对于发生在广州的孙志刚案的报道，则迫使政府废除了相关法规。中国的新闻报道是对权力容忍边界的不断试探，这一次你突破了，就意味着下一次你赢得了更广泛的空间。而另一个事件则为中国媒体拓展另一个崭新的空间。这一年的十二月十七日，中国人寿在纽约成功上市，它的股票认购率达到了一百六十八倍，创造了当年全球资本市场的纪录。在以制造业闻名多年之后，中国似乎开始在全球金融领域拥有了一席之地。这也是“中国概念”兴起之时，全世界都开始谈论中国，中国媒体又该怎样加入这场谈论？

我忘记了我在二零零一年时的乐观是如何一点点消退的。它既与中国的社会气氛相关，也与我所在报社的内部环境相联，必定也受到我内心的变化的影响。

我记得二零零四年夏天“郎顾之争”给我思想上带来的混乱。一开始，经济学家郎咸平指责广东一位标志性企业家顾雏军，用种种欺骗手段，侵吞国有资产，并为这个事件创造了一个“国退民进”的标签。随后，它演变成了一场更大范围的公共讨论。它既是两派经济学家间的争论，支持市场经济、产权改革的吴敬琏、周其仁、张维迎为顾雏军做出某种辩护，而另一派经济学家杨帆、左大培声援朗咸平，则相信这种产权改革只是让某些企业家占有了公共财富。朗咸平煽动性的措辞——他既会创造“七大板斧”的理论，又会使用“小保姆”的比喻——在众中引发了巨大的回响，普通人对于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公、腐败问题心生不满，顾雏军这样的“公然的掠夺者”可以轻易变成他们愤怒矛头的所指。互联网的传播效应给予每个人以参与机会，对产权问题的严肃分析与争论，被裹挟到大众情绪中。这一争论很快就从某种半学术角度，堕落到公然的谩骂。互联网上是极端情绪的发泄场，这些情绪不仅停留在网络世界，它随即转而影响报纸与电视。一种新的传播模式也初具苗头——不再是印刷媒体信息与观点影响网络，而是网络事件与情绪情绪牵引媒体的报道。

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一事件。很多种感想杂乱无章混合在一起。在情感与理智上，我更偏向吴敬琏、周其仁一方，甚至多少有点同情素不相识的顾雏军。中国的私营企业家大多有一种暴发户式的粗鄙、嚣张和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就是这个时代的英雄，很少自我检讨或有更长远的目光。

比起从前那种傲慢和低效得令人绝望的国有企业，我宁可选择他们。有时我也颇为费解，为什么人们对于“国有”的概念仍如此迷恋，“国有”的东西从来都与我们的人民没什么关系，它只是国家权力代理人的财产。人们似乎宁可容忍一家国有企业在一个愚蠢的党委书记的领导下每天都浪费巨大，也不愿意看到它转到一个私营企业家手中。这个过程当然会发生无数的不公，但消除这种不公的方式，显然不是终止这种产权改革的过程，而是要提高转变过程中的透明度和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普通人的内心积郁对这种不公的愤怒，但是该选择寻找一个替罪羊释放这种愤怒，还是该探寻其更深的原因？

在探讨进入更深层次时，又不得不面临着更根本的问题——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间的矛盾。这是人人都知的禁区，人们不得不绕道而行。而当思想与语言，总是在核心问题周边绕来绕去时，核心问题反而被暂时遗忘了，它被包裹进一个语言的毛线球，毛线一层层地缠绕，以至于人们最终忘记了它的中心到底是什么。真实的问题退隐了，语言的泡沫就占据中央。一个扭曲的公共讨论空间也随之形成。

也是这一次公开的讨论，让我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公众情绪的力量。中国社会开始明显被一种极端情绪所左右，一个问题出现时，不管它的情况有多么复杂，人们都必须选择一个简单的立场。我感觉到另一种压抑，这种压抑不是来自于传统的政治压力和审查，而是来自于公众情绪。一种新的社会现实似乎到来了。

我想起了胡舒立所说的更为关键的“判断力”。当我面对更直接的商业新闻时，这种判断力的缺乏更是触目惊心。几年以来，我只是在抽象谈论中国与世界，一点也不了解现实的中国。我记得二零零四年初，我仍兴致勃勃飞到上海去专访德隆的董事长唐万里。而此刻，业界资深记者们都知道这家集团问题丛生，或许即将倒闭。而在访谈里，我没有触及任何关键问题，想生硬地把唐万里套进在《哈佛商业评论》读到的关于领导风格和管理模式的理论里。今天想来，这真愚蠢得让人心惊肉跳。

我也感到了来自报社内部的压力。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我和很多同事都感觉到，随着报纸的成功，最初的实验、自由精神迅速消退。它成了另一个平庸的官僚组织，人们不继续拓展未来，而是要分享既有成果，让自己得到最大的那一份。贫穷年代的同志友谊，变成了富足时代的利益争夺。青年人的热情、创造力，让位于人际关系、组织原则。我第一次清晰地体验到中国社会的“早衰文化”。在一个人、一个组织成熟之前，就已经衰老。人们普遍认定，一个记者在四十岁之前，至少要成为部门主任，如果再继续采访写作，就是个显然的失败。而机构的寿命，更短得可怕，昨天还荣耀一时的企业，今天就已灰飞烟灭。新闻业更是如此，除去企业的正常困境，它更面临来自审查部门的压力。作为半市场化媒体，你不再被称作“党的喉舌”，没有直接的禁令，但压力无处不在。你很难具体描述这种压力。你很清楚哪些问题是敏感的、要主动放弃的，你甚至还学会了和审查部门的游戏方式。你甚至可能很自然地去想，只要不触碰这些敏感，你仍享有极大的自由。但是我们经常忽略了，这种主动放弃，在多大程度上窒息我们的想象力和勇气。新闻记者最大的奖赏，从来不是来自物质，而是某种道德与信念上的胜利。他认为自己呈现了真相，倡导了正义，代表了理性。当这种奖赏总是被剥夺后，我们失去了自尊。在青春时的梦想和激情很快释放之后，他们不可避免变得玩世不恭、自我欺骗。这不正是新闻业的普遍困境吗？

二零零五年夏天，我和几个同事离开了工作的报纸，也离开了商业新闻领域。或许那个时刻，我对于胡舒立的尊敬又多了一分。不是作为新闻记者、而是作为机构领导者的胡舒立。这本杂志仍旧生机勃勃，它的记者仍被某种理想主义影响。它也成功地把影响力转化成更大范围的社会进步。这本杂志和它衍生的网站、会议，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公共平台。随着中国卷入世界的程度日益加深，它几乎又成为了能够参与这场全球对话的唯一的中国媒体。她开创的《财经》奖学金，已成为中国记者最重要的专业培训项目。一个良性循环已经产生，《财经》用自己的经验和价值观，塑造行业标准，影响舆论与政策，培养人才。

这并非说它毫无问题。你既可以说它具有专业精神，也可以说技术理性的胜利。这本杂志经常是令人阅读厌倦。而整个杂志的胜利，似乎也是开明专制加上技术官僚的胜利。你感受不到一本知识分子杂志的人文情怀。但是，即使你再抱怨它的写作风格，对公共政策的过度迷恋，一旦重要新闻发生，《财经》仍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你知道，关于中国的新闻，没有任何的媒体——包括西方媒体——会比它的报道更详实与值得信赖。

它报道领域不断拓宽。从经济领域进入到公共卫生、环境、科技、甚至社会新闻领域。它在很多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它追问松花江污染的源头，它警告股票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它评估中国崛起，它报道鲁能公司的奇特交易，它探讨人民币汇率，它调查四川地震坍塌的教学楼的事故原因，它也报道气候变暖，它还不断强调中国改革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它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组织中国经济讨论会……倘若你追踪胡舒立每期撰写的编辑言论，《财经》的两个角色日益清晰：一方面，它在中国社会扮演的改革推进者。改革的共识已经破碎，中国正可能面临两种危险——官僚系统陷入惰性，因为担心出现新的问题，就索性停滞不前，而只能坐等更大的危险到来。最初的市场改革没有预见到的权贵资本主义已经形成，利益集团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它们不仅将权力资源转变成经济资源，并通过经济能力进一步巩固原有官僚权力；《财经》的另一个角色则是充当新的全球对话的中国代表。这是个荣耀却又孤单的角色。当中国的商品与中国移民涌向全世界，能源战略从非洲到南美洲，所有世界机构急切地想听到中国的声音，全球媒体上充斥着对中国的报道时，中国媒体却保持着惊人的沉默，似乎对于自己的未来命运毫不关心，对于自己给其他人造成的影响惊人的迟钝。《财经》是唯一一家加入这场谈论的中国媒体，而且令人信赖。如果中国真的具有什么软实力的话，《财经》肯定是其中重要的组成。

在哈佛的演讲中，刘宾雁提到了他在审查制度下，如何进行批评性报道。他要先表扬现状，然后把文章引向要报道的事实，然后再以表扬结束。所有的媒体都属于国家，党垄断了一切，他必须在这一块铁板中创造出小小的空隙。他也必须得到某位领导人的幕后支持。社会的矛盾也相对简单，它是官僚系统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倘若一名记者说出了真相，它会赢得人民几乎一致性的欢呼。

胡舒立则面对另一个时代。市场化已经催生出大众媒体，党报不再是唯一的选择。市场给予新闻记者新的空间，也提供了更错综的挑战。一名新闻记者不仅面对着政治权力的限制，也面临着金钱的诱惑。很多时刻，诱惑比限制更能摧毁新闻业的品格。而真相似乎变得更扑朔迷离，它隐藏在一个经过种种技术手段造就的新的谎言系统中。

刘宾雁依靠的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品格与才华，胡舒立则寻求的是专业能力与机构的力量，她要建立一家能将她的价值观传播到更广泛、更深入的机构。而正是这样一家又一家具有独立价值观的机构，构成了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它们给予不同的公民群体提供了表达的空间，给予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鼓舞了不同价值系统的生长，它们也分担了政府面临的社会压力，它们是社会真正的稳定器。

在很多方面，胡舒立与刘宾雁分享着类似的传统。他们继承了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焦虑，倘若刘宾雁的焦虑表现在他对中国问题富有情感性的呼吁，那么胡舒立的焦虑流露在她对于美国新闻标准偏执性的追逐——她追逐它，不是因为它是“美国的”，而是因为它是最好的新闻标准。而她要让她的杂志，或许还有中国新闻业，靠近并终有一日超过它。

他们既是改革的产物，又是改革的推动者，但最终又是改革困境的牺牲者。他们都是这个政治系统内部忠诚的反对派。胡舒立不止一次把《财经》比作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

一九八七年的刘宾雁与二零零九年的胡舒立，或许都标志着各自年代改革的停滞。刘宾雁直接来自于政治的压力和宣告，而胡舒立在十一月九日的辞职，则来自于一些更隐晦的力量，你可以将它理解成一名主编和资本方的矛盾，或是两个个性都过分突出的人的个人雄心的冲突，更可以把它理解成独立意志的媒体理想和日益稳固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解雇她的资本方不过是这个更大的利益集团的一部分。这个利益集团成功地将市场力量与政治权力裹在一起。在媒体理想能够帮助它赢得更大的市场回报、赢得国际上的赞誉时，它可以暂时容忍它的存在。但当这种理想日益强大，要触及到它的防线时，合作的机制瓦解了。

不管你创造多少绚目的新名词，中国的新闻界仍生活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运动和一九七九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界限之内。跳舞的空间增大了，镣铐上盖了一层柔软的棉布，但它从来没有消失。

我们可以这样自我安慰。一九八七年的刘宾雁比一九五七年的刘宾雁要幸运得多，他不需要再被批斗、下放，他甚至还可以出国。而二零零九年的胡舒立则比刘宾雁幸运，她可以去大学当院长，创办新的杂志。

但一代代中国人的才华与热情，就这样被轻易的浪费掉了。我们总是这样一次次重新开始，然后一次次被迫放弃，到最后被遗忘，类似于自我毁灭式的不断重复。中国历史的循环色彩，再好不过地反映在这些个人命运的起伏上。而每一代新人都难以顺利衔接上一代的传统，汲取他们的养分，并在此基础上将我们自身与这个国家提升到它本应的位置。

面对现实，不意味着悲观地接受现实。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最光辉的时刻，也正是他们与这种看似不可抗拒的历史力量较量的时刻。在八十年的生命里，只有八年时间，刘宾雁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华，但这八年的光彩，可能在意外时刻与地点，以意外的方式照亮了另一个人的心。而胡舒立在五年前说，中国有很多故事等待讲述，它是任何一个新闻记者都梦寐以求之地。而胡舒立和他《财经》的同事们的经历表明，这些故事可以被讲得多么扣人心弦。

陈炯：胡舒立与《财经》传奇

作者：陈炯 发布时间：2009-11-19

“它与你在中国见到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经济学家谢国忠说，“它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奇迹。”这里的“它”指的是谢国忠为之撰写专栏的《财经》，随着2009年10月传出人事动荡新闻，《财经》成为海内外媒体报道热点，相关搜索达到百万。没有任何一本杂志可以引发这样的关注度，这甚至让人难以相信它本来只是每期卖出22.5万本、致力于报道财经领域的刊物，

这一切都是因为胡舒立—《财经》的一手缔造人，中国财经新闻“女教父”，《纽约客》笔下中国媒体“梦游”状态的挑战者—11月9日她正式辞职，200多人团队里有140多人集体离开，宣告了曾经针砭时弊、揭黑反腐、被誉为“中国媒体良心”的传奇告一段落，然而正如《财经》资深员工所说：“没人不尊敬《财经》，除了它的敌人，甚至有些敌人也尊敬它。”

好莱坞版诞生故事

胡舒立与她的《财经》，有一个类似好莱坞传奇的开端。

一段见诸James McGregor所著的《十亿消费者》的描述中，1953年出生的胡舒立在19岁时敲响了一扇影响她日后一生的门—江苏阜宁图书馆管理员、中国著名战地记者恽逸群的房门，在“文革”中被贬的恽逸群“像快要淹死的人突然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欢迎胡舒立，不仅倾囊而授自己多年的知识，还把对中国政治、官僚系统的了解详细解释给她，为困惑的胡舒立指引方向。

即使没有这段神奇拜师经历，胡舒立与传媒的渊源依然很深。她的大外公是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愈之，中国新闻出版界的开拓者；外公胡仲持也是新闻出版的老前辈，母亲是《工人日报》编辑，世家背景下胡舒立高考首选志愿却是北大中文系，当糊里糊涂被人大新闻系录取时，她还非常失望，跑去找大外公胡愈之说不想学新闻，胡愈之笑着答道：“这个专业很好啊，你应该去学。现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新闻将会再次重要起来，等着看吧。”

“既然做新闻这一行，只好把它做好。反正我一生只能做一件事。”胡舒立从体制内的《工人日报》开始职业征程，敢拼、勤奋、有耐性是贯穿始终的品性。因一系列揭露性报道被“外放”厦门后，她不仅面见了政府部门每一个人，包括和市长打桥牌，还顺便去厦大学习了英语；跑金融时为了接近吴敬琏，她开着吉普车送他去机场，坚持许久终于打动了吴敬琏；在第一份全国性商业报纸《中华工商时报》担任国际版编辑后，她“决定采访中国所有的顶级金融家”，其中也包括一批在西方经济制度下接受训练后回国推动证券市场的中国人，如高西庆、周小川、王岐山，以及和胡舒立命运产生重要交集的王波明。

王波明，父亲王炳南曾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兄长王东明是中信证券董事长。王波明身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首批留学生之一，在成为纽约证交所的经济学家后，他选择回国和上述同为高干子弟的经济人才一起组建了“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SEEC即联办），该机构是一家类似政府智库的机构，任务是帮助建立中国股票市场，创办行业刊物如《证券市场周刊》。1998年王波明决意创建一个更面向大众的财经媒体，他找到了当时被誉为中国最好的财经记者的胡舒立，后者提出了直至今日都是中国媒体环境下的超前要求—每年近两百万元的记者工资以确保记者诚实，全权负责所有内容，采编独立不受广告经营影响。王波明以罕见的气度全部答应。

《财经》，这个最初创刊名叫《Money》的杂志就此诞生。

“女教父”和“工作狂”家族

“我只能与朋友一起工作，因为我不谙世故，也需要别人对我怀以善意。”胡舒立的个人强烈风格烙印在整套杂志团队上，尤其是在早期二三十人的核心队伍时，《财经》编辑部里是没人叫她“胡老师”或者“胡总”的，都叫她“舒立”。

《财经》特约作者、资深媒体人钱钢描述胡舒立在工作时的节奏“就像一阵风般突然和迅速”，这也是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数位曾在《财经》工作的资深记者的共同记忆：“行事像阵风，说话像阵风，英文相当流利，非常干练，对新事物接收快，是个工作狂人。”胡舒立是个不折不扣的新闻理想主义者，并将这理想贯彻到媒体实践中，在《财经》可以做其他媒体不能做的题材，又可以接受《财经》新闻训练，因此吸引大批媒体人，“当时内部流行一句话，主编到《财经》来做资深编辑，主任到《财经》来做普通记者，所有来的人都降一或两级。”据说还有某杂志的副主编，跑来《财经》做实习生的。

“身材小、健谈、好斗的胡舒立—她手下的一名记者在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觉得她就像一位‘女教父’。”今年7月份的《纽约客》中EVANOSNOS关于胡舒立的报道里这样写道，此说法得到各种各样的故事印证。胡舒立的健谈是出名的，尤其在讨论业务时，某高层曾亲眼见一个记者用手机和电话那边的胡舒立聊选题聊了两个小时，直至记者电话被烧坏；胡舒立盯下属盯得很紧，有一次某记者从国外培训回来，深夜到北京的家，行李还没拆包，胡舒立的电话就打过来，开始布置第二天的选题；在“女教父”的率领下，《财经》成了工作狂家族，一位曾在杂志工作一年左右的记者感叹道：“有女记者大着肚子还坚持做调查报道，产假没休够就回来上班了；记者于宁，你给她当官她都不当，一心一意抢采访，可能财经的确是钻进去会上瘾的行业吧，在挖出背后真相的过程中很有乐趣。”

《财经》由上到下都注重培养人才。胡舒立对自己的人脉关系从不吝啬，《纽约客》中描述她可以把新人带到方风雷面前说“这是我的接班人，以后你要多照顾”。一位曾经在《21世纪经济报道》和《财经》做过的记者，对《财经》的集体氛围感触最深：“《21世纪经济报道》里是个人多劳多得，但只有你单打独斗；《财经》讲究群体协同，我一来，编辑就把我所跑的线相关的上千个联络电话打包发给我；每做一个选题，还会至少再帮你找十几个采访对象。这种资源上的分享对记者提升非常重要。”一篇稿件下来，往往由最初的2万字至5万字采访汇总和资料，浓缩到3千至5千字的终稿，而这终稿还常由职业素养深厚、文笔精准的编辑来重新修改一遍。

为了保持高素质的团队与报道，胡舒立从不吝惜花钱。那些真正被胡舒立一手带起来的记者，以被内部戏称为“四朵金花”的主力女记者为代表，年薪可达20万以上，年底还有分红。普通一篇报道花一万多是很正常的，封面报道可以花费五六万去做。有趣的是，胡舒立并不是胡乱花钱的人，有时候她还会变得很抠门，有一个段子是在员工出差订飞机票后，胡舒立上网查了票价，然后打电话去“骂”员工为什么订的不是最便宜的一个航班。

“女教父”并不总是强悍的一面，前《财经》员工回忆胡舒立也有八卦的时候，“有一回聚餐，她像个孩子似的让我们看她手机上存的一张据说是某大案女主角的照片，然后和我们一起为这个绯闻门里的女人打分。”在另一次年会上，有一个节目是领导扮演年度新闻事件串烧，让该记者吓一跳的是，轮到胡舒立时，“这个身材瘦小的小老太太竟然纵身一跃，在地上连做十个俯卧撑，以影射那年月最流行的新词‘俯卧撑’。”

“危险女人”的危险报道

胡舒立曾说“记者的天性，就是探索和报道真相”，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真相都那样容易被暴露，在这方面本着“独立，独到，独家”的办报方针，《财经》创办的11年里作出一系列推动改革、引发社会公义的重磅报道，胡舒立在2005年对《纽约时报》记者这样描述自己的心得：“我知道如何把握报道的界限，我接近界限，甚至推动它，但我绝不会跨越它。”

胡舒立被《商业周刊》称为中国证券界“最危险的女人”，源于2000年10月《财经》杂志发表的《基金黑幕》，这篇把矛头直指中国几乎所有的基金管理公司的文章，揭露了许多基金界腐败现象，引得十家基金公司在《中国证券报》等三大报上联合发表严正声明，还有人扯起“基金是改革开放新生事物”的旗号给《财经》施加巨大压力，胡舒立的反应是用义正辞严的《批评权、知情权和新基金使命》一文指出“公开、公正、公平”才是基金行业里最高道理，这篇报道直接触发了持续一年多的股市大讨论和监管当局一系列严厉措施的出台。

2001年8月的《银广夏陷阱》始于一位《财经》记者在浏览海关记录时发现，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银广夏股份在网上发布了一则伪造的8700万美元利润单据。这则报道的政治风险很高，因为当时这家公司的股价正在直线上升，江泽民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刚刚访问并高度赞扬，公司的CEO甚至想要收购《财经》杂志以阻止报道，王波明第一次在出刊前给他的老朋友、时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的王岐山打电话，后者问：“这则报道是真实的吗？如果是真的，那就出吧。”报道刊出几小时后，银广夏的股票被停牌，公司高管们先后被送进了监狱。

为《财经》赢来“年度杰出国际调查新闻奖”荣誉提名奖的是SARS系列报道，这也是胡舒立所带来的《财经》第一次跨出单纯的财经市场关注公共领域事件。2003年初，在卫生部要求下，内地媒体对SARS的蔓延普遍选择沉默，记者曹海丽却从香港火车站上几乎每个人都戴口罩的情形敏锐地觉察到情况的严重，胡舒立判断：“如果这事不是被绝对禁止的，那我们就要做。”于是4月份《财经》最早详尽报道了SARS事件，同时也是最早进入疫区实地报道，并推出每周一期的SARS特刊。

2007年1月的《谁的鲁能》，是值得胡舒立和所有《财经》人骄傲的报道，尽管他们为此受到很大的处罚。这篇报道讲述了山东的超大型国有企业鲁能集团借“转制”之名悄然落入私人手中，超过七百亿人民币的某些势力在此事件里的主导与博弈，引发从高层到民间的强烈反响。结果，这篇文章迅速在网络被封杀，上摊的杂志被人有组织地大批收购，国内几家主要门户网站事后透露的确“受到压力”不得不撤下相关文章，《纽约客》中描述“《财经》上海记者站的员工被要求用手撕掉杂志……每个人都觉得被羞辱了”。

这“危险女人”的一系列“危险报道”，一以贯之的是如展江所概括的“欧美新闻气质”，钱钢接受本报采访时评价《财经》：“在中国是最好的媒体，代表了中国新闻界对未来的一种探索”。

舒立文化

一个原《财经》资深员工描述：“《财经》本质上没有企业文化，如果说有，就是所谓的‘舒立文化’。一个人影响力足够大，她的方向就是企业的方向，她的性格就是企业的性格，甚至她的文风就是杂志的文风。”在中国，或许某一时段某一领导对一个媒体产生很大影响，但像胡舒立这样11年人刊合一的，绝无仅有。“舒立文化”的影响，已经超越了《财经》本体，她让人知道还有这样的记者可以做，还有这样的刊物可以办，还有这样的杂志可以读。

《十亿消费者》里以西方特有的修辞手法写道“一当人们听说胡舒立要开办一本新的杂志，全中国的记者都发来了应聘邮件。”事实是，《财经》努力为全中国培养更高规范的财经报道人才。从1998年创刊起，《财经》联合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每年选拔10名国内优秀记者进行“财经新闻”方向的3个月脱产培训，《财经》负责所有费用，包括教学、住宿、生活费等。至2008年，这个被命名为“《财经》杂志奖学金”的项目受惠者累计达100人，多数培训后成为各媒体机构的中坚，他们聚会时的对联成为此项目宗旨的最好阐述—“十年财经、谈股论金、激浊扬清、每有佳篇惊天下；百人聚首、笃学求实、铁肩铮骨、常怀壮志报神州。”

《财经》所坚持的内容与经营独立分开的准则，曾极大挑战中国媒体的运营规则，在大多数媒体的采编屈从于广告经营、甚至出现拿负面报道“扎钱”的做法时，《财经》严格地抗拒着广告对内容的干涉，《财经》记者何华峰曾对媒体透露，当年农行投一个现金20多万的广告，唯一要求是能否将一篇批评农行的稿件推后，胡舒立的回应是“广告不要算了”。在联办的雄厚财力支持下，熬过早年亏损的《财经》，迎来了品牌强势时期，每年广告额达2亿，能够在《财经》上登广告是一家企业有实力的表现，《财经》经营甚至可以强势到指定客户几点来，如果客户早到，很可能会被“指责”影响了休息，所以据说有一年《财经》总经理的会议发言是“我们今年要改变呀，以后不能再欺负客户了”。

办了11年，《财经》也没有变成大众流行读物，相对艰深的内容、专业的选题、精准而略显枯燥的表述，使得它多半出现在各行各业决策人、分析家、学者的案头，或被依赖《财经》自觉获取知情权的读者买走，可它散发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财经》学术顾问汪丁丁在为《财经》十年所著文章中写道：“《财经》乃民间社会一株小草，它与民间力量一起成长。它相信，只有民间力量的成长，能够有效地遏制‘大政府’与‘大公司’的垄断倾向。也是基于对民间力量的信任和对公共空间的渴求。”用胡舒立的话说，《财经》是一只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

树还在生长，啄木鸟却飞走了。2009年11月胡舒立及其团队的大辞职，为持续近两月的《财经》人事纷扰画下句号。尽管联办与胡舒立团队的分手根源只有当事人最了解，但在网络曝光的联办文件、一份7月17日下发的对《财经》管理方针文件中，对采编独立权的全面收回，无疑触及了胡舒立的底线。胡舒立曾说，是因为没有一个好平台，所以她才出来办《财经》，所以当良好平台不在时，她选择了离开。

与此同时，财经网上被统一冠以“综合专稿”的更新稿件，标志进入“后财经”时代，不过关心胡舒立及其团队的人仍能从胡舒立11月15日财经网最后一篇博文里（她的博客与其他辞职的记者博客很快被关闭）看到希望，这篇名叫《我走了，再见》的博文中这样写道：“好在我们坚信这是个充满机会的时代。机会意谓着希望，也意谓着压力。没有理由放弃，就是因为机会总在那里。”

（本报记者宋阳标对本文亦有贡献）

江艺平：《财经》是南方报业莫逆之交

胡舒立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更倾向于把所有的竞争对手看成是一种同盟的关系，因为我感觉真正做新闻的人有时候会很孤独，传媒人是需要互相温暖的。”没有人知道选择离开自己一手创立的《财经》时，胡舒立真正的心境是什么，那140多人的患难与共是否可以让她感受到一些温暖。

不过，在本报进行相关采访时，切实感受到那种无言的支持，很多人都出于对胡舒立及其团队的保护，选择了在敏感时期保持沉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财经》资深员工解释道，“凡是在《财经》呆过的人，都会对这份杂志眷念，并以与之奋斗过为荣。”

几乎所有受采访对象都将《财经》与《南方周末》并提。《南方周末》前主编、现南方报业南方传媒研究负责人江艺平，这位与胡舒立齐名的中国传媒女杰，独家对本报发表了对胡舒立及其《财经》团队的致敬和祝福：

在中国，没有哪一家媒体能够像《财经》那样，那么深地烙下一位主编的印记。

因为胡舒立，《财经》从创刊伊始就绽放异彩，且持续多年。她和这本杂志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我们作为读者，一并从中受益。

因为《财经》，胡舒立也充分展示了传媒领袖的气质。在树立传媒业的行业规范、行为准则、专业标准等方面，她和这本杂志所作的贡献，无人能出其右。

作为南方报业的一员，我和许多同事一样，素以景仰之心注视胡舒立，注视《财经》。尤其在经历了“南都案”以后，这种景仰不仅仅基于对其坚定的新闻理想和精湛的新闻专业的钦佩，更是被其侠肝义胆所折服。《财经》是第一个公开呼吁公正处理“南都案”的媒体；《财经》可谓是南方报业的莫逆之交。

《财经》是中国传媒中的“这一个”。南方报业也是中国传媒中的“这一个”。有着独立个性、坚持职业操守、追求真实报道的媒体逐渐增多，这是时代的必然。在这个意义上说，胡舒立和《财经》，开启了一个更加多元、也更加开放的传媒时代。

江艺平，《南方周末》前主编、南方报业集团副总编。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09-12-17 14:17

胡舒立：批评权、知情权，还有“新基金”使命

摘要：媒体的批评权与公众的知情权作为公开性的保证，其重要地位必然地优于市场上某一利益集团自赋或他赋的“历史使命”。

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中，任何道理都不可能凌驾于市场“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之上，而在三“公”之中，“公开”居于首位。在10月份的中国财经界，众说纷纭、而且持续至今仍为舆论重大热点的事件，竟是本刊10月号的封面文章《基金黑幕》。这是笔者事前不曾逆料的。由于各种议论中屡屡议及《财经》该不该刊登这样的报道，事涉公众有没有权利知道已经被某项研究证明的事实，就有一些看法需要谈一谈。

这牵涉到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亦即在金融市场上媒体的批评权和公众的知情权究竟应当被置于何种地位。

一种相当普遍的、似乎也算“善意”的看法认为，报道披露的事实在业内当然存在，“黑幕”比起真实情况还不算很黑，但中国的市场现实只能如此，《财经》硬将之揭出来又有什么用呢？而且，基金毕竟是市场上的新生力量，于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有诸多进步意义，其纵使有缺点也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至多不过是“三七开”，为什么发表这样的报道使之“信誉扫地”呢？

还有一种看法与上述有相似之处，但更尖锐更决绝，是坚定地认为基金业成就昭然、不容否定亦不容“误导”的。由此推理，《财经》的报道自然就是恶意之至了。

这样的说法乍听来相当铿锵，因为其立论的基础都是在谈基金于中国证券业健康成长之大局。但认真推想，却又发现并不很通顺。比如，基金业的出现和发展固然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就像证券市场本身的存在和发展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有什么理由认为，媒体之于市场的批评权、公众之于市场的知情权就是相对次要的事情呢？而且，就算已揭示的黑幕还不算很黑，或按另一种极端的说法，基金业成就昭然，为什么媒体就不能让公众得知一份研究报告所披露的、或许让人不愉快的重大事实呢？--重复一遍，这份报告出自专业人员之手，其内容是对22家新基金在上海交易所大宗交易行为半年跟踪研究的定量分析。

人们常说，世界上有大道理也有小道理，大道理可以管住小道理。这可能就是《财经》有关基金的报道刊出后，一些反对的看法大言炎炎，拼命想讲出一些大道理的原因。其实，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中，任何道理都不可能凌驾于市场“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之上，而在三“公”之中，“公开”居于首位。由于资本市场上信息不对称性的特点，公开性的实现即使在成熟市场环境中也相当困难。因此，公开性这一最基本的原则，本是不可动摇的。媒体的批评权与公众的知情权作为公开性的保证，其重要地位必然地优于市场上某一利益集团自赋或他赋的“历史使命”。如果一定要援引国际惯例或“公理”，这才是无可置疑的公理。

今年是中国证券市场成立十周年，《财经》已经陆续刊登了一批第一代证券人回首当年的文章。从这些第一手的材料中，我们可以很深刻地体会到中国证券市场的创业艰辛，也可以进一步理解这个新生市场上种种缺陷很难以避免。然而，十年的里程并不算短暂，在急速转型的中国尤其如此。如果说十年来的市场成长本来就伴随着媒体监督的强化过程，那么在市场已经相对成熟的今天，就更没有理由对于媒体的批评权提出任何质疑。

读10月中证监会主席周小川接受三大证券报记者采访的实录，注意到周主席站在监管层的角度，也在进行各种比较。周主席认为监管层对于融资者和投资者，保护投资者更为重要；对于大投资者和中小投资者，保护中小投资者更为重要。基于此，周主席再次强调了舆论监督的作用。

无论如何，管理层这种鲜明的看法对于媒体行使自身的批评权、维护公众的知情权，是一种很大的支持。可以想知，《财经》的《基金黑幕》其实只是走出了必要的一步。在未来的日子里，随着市场的成长与成熟，中国的证券记者们在新闻监督方面定会有更多更大的作为。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09-12-17 14:30

胡舒立周五赴中山大学上任 就职演讲一票难求

2009年12月17日 02:58 金羊网-新快报

胡舒立于明日与中大学子见面。（资料图片）

中大校内网上，很多中大学生都将签名改成了：欢迎胡院长。新快报记者宁彪/摄

明日将正式出任中山大学传设学院院长

■新快报记者 陈红艳

《财经》杂志创始人、原主编胡舒立，明日将正式就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她将在第一时间与自己的学生举行见面会。昨日，中大传设学院各班级的Q群都贴出通知，告知胡院长将到任，“鉴于胡院长极高的呼声，请欲参加的同学速报名”。据了解，昨晚学子“抢票”活动已如火如荼，堪称一票难求。

学子改签名欢迎院长

“各位同学注意啦！本周五胡舒立院长将正式到任，为了第一时间与同学们见面，胡院长将于当天下午3时50分在学院小礼堂，举行她与我院学子的第一次见面会。届时，胡院长将有精彩的演讲奉献给大家。”昨日，中大传设学院各班级的Q群都贴出了这一“喜讯”。在校内网，中大BBS上，很多中大学生都将签名改成了：欢迎胡院长。

该通知还称，“为保证每个班级的同学都有机会参与，学院决定先在各个班内部预报名，欲报从速！”传设学院对胡舒立的期盼，由此通知已可见一斑。

“一看到通知，我们宿舍四个人全都报名啦！对财经新闻界的‘老大’，我们很景仰，也很好奇，当然不愿放弃这个一睹真容的机会！”传设学院大四学生cindy显得很激动。大四学生小江说，自己已报名，很想去现场问胡舒立一个问题：“您是真的想来中大做学问、带学生，还是如外界传言所说只是拿中大当跳板，随后再去办杂志呢？”

该院大三学生小雨说，希望胡舒立就任院长后，可以给学院带来新的思维和更好的资源，以改变传设学院目前状况。

《财经》离职备受关注

胡舒立于11月9日正式从《财经》杂志离职，她的去向一直为业界关注。12月7日，胡舒立的“胡舒立·我们网”正式上线，从网站地址可以看出“胡舒立·我们网”是挂在中山大学网站的域名下，而网站首页首屏的“胡舒立简介”一栏显示，胡舒立是“现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我们网”的栏目设置包括业界动态、舒立博文、我们的博客等。

目前，这个网站上的首页是直击哥本哈根专题”。12月4日，胡舒立受邀出席丹麦哥本哈根名为Copen- hagen Key to Climate Investing的国际会议，并发表演讲。“我们网”的报道称“这也是本次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的诸项活动中，惟一邀请中国新闻界人士进行演讲的会议。”

胡舒立简介：

1953年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98年创办《财经》杂志，由于《财经》“独立、独家、独到”的办刊方针，发表的报道又锋芒毕露，从而引发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大地震，胡舒立因此被《商业周刊》冠以证券界“中国最危险的女人”。2009年11月胡舒立辞去《财经》杂志主编，现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